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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看见》，让柴静的火焰燃烧出了电视。
不管《看见》被读成小说、新闻采写教科书，还是心灵鸡汤，也不管有多少人喜欢柴静，有多少人讨厌柴静，在眼下的中国，没有一个记者比柴静更红。
2001年，我从湖南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我进评论部的时候，是它真正璀璨的时候。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那时评论部刚刚改革，最有光华，加上陈虻、时间这些天才式电视人物云集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天天被践踏，却也是成长最快的时期。后来，很多人问我如果没有遇到陈虻、白岩松，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为此，我是否感到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我很难去做这种假设，这个自省会存在，但人从一个枝条抽出来，长到另一个方向就是另外一种姿态了，这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就像一棵树，如果一开始长在什么阻力都没有的地方，然后风调雨顺，会长得很好，却没力，因为它没有跟外界斗争。如果长在密林里面，中年之前，它只能往上长，等它开始往外长树冠的时候，它没劲儿了，姿态也就不够雄壮。所以像橡树一样长在沙土层，既在跟暴风雨搏斗，又要在地里面大，根伸进去吸各种水分和营养，这种树长出来以后，它的姿态就有种壮阔的力量，土壤很重要。
对我来说，现实生活是必然的样子，喜欢什么、憧憬什么，是不能认知的结果。我以前总认为有一种在高处的生活，只要不断地憧憬，它总存在。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一些事，这种想法落在了地上。我去了纽约，去了罗马，去了莫斯科，去了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根本没有“人类”这个概念，也没有我想像中别处的生活，世世代代，都是相似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身边的那几个人。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电视采访记者。曾经有一度我很恐慌，美国知名新闻人丹·拉瑟在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离开工作24年的新闻主播台，因为他在关于小布什服兵役这件事情上做了完全错误的报道。他出道时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而知名，后来对老布什采访的时候几乎演变为一场揪斗，这种战斗快感会成为一个新闻人极大的诱惑。曾经一度，我很恐慌。
我被认为“欲望过胜，咄咄逼人”。丹·拉瑟说他自己对于权势人物有一种好斗的倾向，正是这个倾向，让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前辈，在已近暮年，在将要成功隐退的时候犯了致命错误。我想过，他是主持人，我也是主持人，为什么出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丹·拉瑟要辞职？既然有审片人，有制片人，有主编，为什么是他？公平吗？但是美国同行说了一句话，如果这条新闻得“普利策新闻奖”，领奖者也是丹·拉瑟。我明白，我所做的事，就是“看见”，除了自己，还有别人。
我 不习惯把时间当成一个坐标，也很少想某个时间点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没有习惯做年度总结，但是会做每件具体事情的总结，我的坐标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
从新疆地震开始、非典、汶川地震、艾滋病、强拆、同性恋、网瘾做的节目里，这些点我能轻而易举地抓出来。这些节目播出后，从内容、形式到我的采访表现，受到的争议很大，比如，我关注的点太小众，我的采访形式太感性和自我。
理不清头绪时，我去请教了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做完重庆土地拍卖陈坤志案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钱钢回信：“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2012、2022，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不要急着下结论，清水里泡泡，血水里滚滚，然后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
十年里，我前部分时间经常总结，有意模仿。我跟深层次的另一个我，像是有感知的两个人。第一个阶段，我靠本能和直觉做，很好，因为它真，不是靠教科书的概念死板地去执行。一个阶段后，当我将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我需要制约我的情绪，克制自己才能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这个阶段需要训练。再后来，我可以对一个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知道它们各方的诉求。我们本身都生活在蒙昧中，只是不自知。每方的欲望交织形成一个社会结构，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钱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因此，做到后来，我甚至去做唐山大地震。我的博客里经常有人留言，“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不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崔永元也被问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2008年，崔永元离开了新闻，彻底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走之前，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然后，他去听人讲历史了。
谁都有认识的局限，尤其是年轻时。我听人说“不能因为一件东西死去而神话它”，也听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记者”。我在采访中的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着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立面。钱钢送我一本书叫《旧闻记者》，十年后，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前两天我把《看见》寄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来来回回十年了，可我还是没有一个结论，但我心里有个判断，真还是不真。二十七岁做节目，我有一个动作或者情绪，作为二十七岁的人来讲，只要是真的，能够接受。到了三十七岁，我不能那么做了，情绪和感情都不能违真，在这种反复流动之间有种生命的意趣在里面。
从 小孩开始，我就喜欢看书，近视眼就这么得的。有句话说，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不是概括，是真实。我基本上是困而求知，有困惑了才去看。我喜欢胡适，不光在思想上，在性情上也特别喜欢。《胡适晚年谈话录》里提到过，当年有个大学者的孙子去拜访他，引用了一句中国文化人常用的话，我们的使命是为生灵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胡适说，你祖父是天文学家，再也不要说这些大而不当的词了，这些词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真正领会它的人不会说出来。 《看见》我写了三年，一次次给做《读库》的六哥看，一点点改。我、六哥，还有别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十几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受到冷落了我会不安，罗永浩也是。
罗永浩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大家一起坐，他决不允许有人被冷落，他可以调侃每个人，永远看得到那个被冷落的人。我比较笨拙，不会像他那样令人如沐春风，讲完话恨不得每个人想交给他十块钱。我一开口想让对方说话，往往会说一些大的问题。问完后，六哥皱着眉头，柴姑娘，以后可别再这么问了，一上来就谈人生、死亡，别这样，说话越具体越好。在我心中，这就是朋友。他横竖一句话，即使我出于善的本意，我的那股拧巴劲儿让他看不过去。我就轻轻地调。
我很喜欢看李娟的书，李娟从来不往高处攀登，她向下潜，她写《冬牧场》，写哈萨克人在牧场生活，她可能就写了三个人在三个月里的生活，什么传奇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事件发生。她写这本书，不会让你看更多的东西，但会让你看更深的东西，我也希望出一本书能看得更深一些。没有什么不朽，艺术本身也不是不朽，看看罗马斗兽场就知道了，石块终将崩塌，刻在上面的名字烟消云散，不要有大雄心，能留下一点点亲切的特质，让看到的人看到之后觉得我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就已经很好了。
有一次和《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聊天，她对我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左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有到达。”
[对话柴静］
单一是伪的世界
记者：什么是真实？
柴静：什么叫真实，真实是无穷无尽的。今天问一个人，他会告诉你此时此地的状态，明天又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就跟拉弓射箭一样，箭要射出，弓本身是一定要紧张的，要有一定的张力，有了这个紧张之后，射出之后才会有自由，工作本来和生活就是分不开的，那样太累了，打扮了半天就是为了去工作，就没意思了。工作是个玩得来劲的事，有人给我发工资，这就更开心了。
记者：被当作明星看，你愿意吗？
柴静：我没有这样的感受。《看见》在北京西单签售，几千人，那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一般这种情况有两类，一类是明星，会来一个年龄阶段的粉丝，看到偶像会尖叫，会激动，会打标语。另一类是百家讲坛，大爷大妈来得比较多。我那天来的几千人，基本上人手一本书，拿着在看，有的没有买到书，就在那背单词。以前我羡慕过《读库》的读者，非常羡慕六哥能有那样的读者。我去主持他的发布会，几百人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到了之后既没有搭讪，也不低头刷微博，人手一本书，沉默得像一砣金子，这是什么素养，没有人把六哥当成是偶像，也没有人自居是粉丝。在我的读者当中是有粉丝心态的，我一般就只有一句话，你辛苦了。他们站了四五个小时，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敬重。
记者：网上有段子说你是央视唯一没有买房的名嘴？
柴静：它只是段子。有这个传闻的时候和这个传闻被解读的时候，这个事都和我没有关系。我作为当事人，消息源不是我放出去的，就和我无关。我觉得所谓的贫和富用这样的形容词意义不太大，对于我“被”跟谁比较，体系是什么？坐标是什么？诉求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什么都是孤立的，没有意义，没有新闻价值，只是被大家消费，但也没关系，反正我活得挺舒服。
记者：从当初置身事外到现在，体制对你还是一种束缚吗？
柴静：陈虻老骂我，你们总抱怨，谁限制了你们的思想，我请问，你们有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思想吗？其实他最捶打在我心里的就是这句话了。当一个人不独立时，才会把责任推为外界，爸妈不给我一个好的环境，老师伤害了我，专业不如意，选择工作时家境好的同学不用努力种种这些，其实就是把内心的重量，秤砣般地放在外界，进而让自己失衡。独立就是把这些重量压下来，我不向你索求，不索求理解，不发牢骚抱怨。我不说别人，我只做自己，我有自己的天然局限，我从一个起点做起，我只能做到一个程度。
记者：见证了那么多灾难，你怎么看待它另一边的温暖面？
柴静：世界从存在以来，灾难和温暖、善和恶就天然存在，也是因为这两面之间不断地平衡和律动才保证了世界的完整，只有单一的恶或是只有单一的善，都会很麻烦，那是一个伪的世界。所以记者要如实地面对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人，看到他们经受的苦，心里会有承担。其实，采访多多少少是件傲慢的事情，咱俩本来不认识，但我们坐在这，我要问你内心最隐秘的事。我以前不觉得，我少年时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是上天赋予的权利，有人期待着我。但是很冷，有点冷酷在里面。现在我会觉得这么问别人，本身就可能含有冒犯，那怎么办呢？不如诚实地说，我很抱歉，我要问你这些问题，假如我能分担，我愿意跟你一起。
不管《看见》被读成小说、新闻采写教科书，还是心灵鸡汤，也不管有多少人喜欢柴静，有多少人讨厌柴静，在眼下的中国，没有一个记者比柴静更红。
2001年，我从湖南台到了中央电视台。我进评论部的时候，是它真正璀璨的时候。崔永元、白岩松、水均益、敬一丹，那时评论部刚刚改革，最有光华，加上陈虻、时间这些天才式电视人物云集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天天被践踏，却也是成长最快的时期。后来，很多人问我如果没有遇到陈虻、白岩松，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为此，我是否感到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我很难去做这种假设，这个自省会存在，但人从一个枝条抽出来，长到另一个方向就是另外一种姿态了，这里面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就像一棵树，如果一开始长在什么阻力都没有的地方，然后风调雨顺，会长得很好，却没力，因为它没有跟外界斗争。如果长在密林里面，中年之前，它只能往上长，等它开始往外长树冠的时候，它没劲儿了，姿态也就不够雄壮。所以像橡树一样长在沙土层，既在跟暴风雨搏斗，又要在地里面大，根伸进去吸各种水分和营养，这种树长出来以后，它的姿态就有种壮阔的力量，土壤很重要。
对我来说，现实生活是必然的样子，喜欢什么、憧憬什么，是不能认知的结果。我以前总认为有一种在高处的生活，只要不断地憧憬，它总存在。到了一定年龄，经历了一些事，这种想法落在了地上。我去了纽约，去了罗马，去了莫斯科，去了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根本没有“人类”这个概念，也没有我想像中别处的生活，世世代代，都是相似的生活，最重要的是身边的那几个人。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电视采访记者。曾经有一度我很恐慌，美国知名新闻人丹·拉瑟在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离开工作24年的新闻主播台，因为他在关于小布什服兵役这件事情上做了完全错误的报道。他出道时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而知名，后来对老布什采访的时候几乎演变为一场揪斗，这种战斗快感会成为一个新闻人极大的诱惑。曾经一度，我很恐慌。
我被认为“欲望过胜，咄咄逼人”。丹·拉瑟说他自己对于权势人物有一种好斗的倾向，正是这个倾向，让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前辈，在已近暮年，在将要成功隐退的时候犯了致命错误。我想过，他是主持人，我也是主持人，为什么出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丹·拉瑟要辞职？既然有审片人，有制片人，有主编，为什么是他？公平吗？但是美国同行说了一句话，如果这条新闻得“普利策新闻奖”，领奖者也是丹·拉瑟。我明白，我所做的事，就是“看见”，除了自己，还有别人。
我 不习惯把时间当成一个坐标，也很少想某个时间点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没有习惯做年度总结，但是会做每件具体事情的总结，我的坐标系是一件一件的事情。
从新疆地震开始、非典、汶川地震、艾滋病、强拆、同性恋、网瘾做的节目里，这些点我能轻而易举地抓出来。这些节目播出后，从内容、形式到我的采访表现，受到的争议很大，比如，我关注的点太小众，我的采访形式太感性和自我。
理不清头绪时，我去请教了香港大学的钱钢老师。做完重庆土地拍卖陈坤志案时，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物直接发表评论。”钱钢回信：“追求真相的人，不要被任何东西胁迫，包括民意。我们要站在2012、2022，甚至更远的地方来看我们自己。”信的最后，他说：“不要太爱惜你的羽毛不要急着下结论，清水里泡泡，血水里滚滚，然后十年之后我们再来聊。”
十年里，我前部分时间经常总结，有意模仿。我跟深层次的另一个我，像是有感知的两个人。第一个阶段，我靠本能和直觉做，很好，因为它真，不是靠教科书的概念死板地去执行。一个阶段后，当我将真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我需要制约我的情绪，克制自己才能不带偏见地去认识事物，这个阶段需要训练。再后来，我可以对一个事件中的每一方都投入感受，知道它们各方的诉求。我们本身都生活在蒙昧中，只是不自知。每方的欲望交织形成一个社会结构，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钱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因此，做到后来，我甚至去做唐山大地震。我的博客里经常有人留言，“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不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崔永元也被问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2008年，崔永元离开了新闻，彻底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走之前，他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然后，他去听人讲历史了。
谁都有认识的局限，尤其是年轻时。我听人说“不能因为一件东西死去而神话它”，也听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记者”。我在采访中的泪水和愤怒是人之常情，但我慢慢觉得公众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要求是揭示这个世界，不是挥舞着拳头站在什么东西的对立面。钱钢送我一本书叫《旧闻记者》，十年后，我明白他当年让我读历史的原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
前两天我把《看见》寄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来来回回十年了，可我还是没有一个结论，但我心里有个判断，真还是不真。二十七岁做节目，我有一个动作或者情绪，作为二十七岁的人来讲，只要是真的，能够接受。到了三十七岁，我不能那么做了，情绪和感情都不能违真，在这种反复流动之间有种生命的意趣在里面。
从 小孩开始，我就喜欢看书，近视眼就这么得的。有句话说，三日不读书，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句话不是概括，是真实。我基本上是困而求知，有困惑了才去看。我喜欢胡适，不光在思想上，在性情上也特别喜欢。《胡适晚年谈话录》里提到过，当年有个大学者的孙子去拜访他，引用了一句中国文化人常用的话，我们的使命是为生灵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胡适说，你祖父是天文学家，再也不要说这些大而不当的词了，这些词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真正领会它的人不会说出来。 《看见》我写了三年，一次次给做《读库》的六哥看，一点点改。我、六哥，还有别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十几个人，如果有一个人受到冷落了我会不安，罗永浩也是。
罗永浩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大家一起坐，他决不允许有人被冷落，他可以调侃每个人，永远看得到那个被冷落的人。我比较笨拙，不会像他那样令人如沐春风，讲完话恨不得每个人想交给他十块钱。我一开口想让对方说话，往往会说一些大的问题。问完后，六哥皱着眉头，柴姑娘，以后可别再这么问了，一上来就谈人生、死亡，别这样，说话越具体越好。在我心中，这就是朋友。他横竖一句话，即使我出于善的本意，我的那股拧巴劲儿让他看不过去。我就轻轻地调。
我很喜欢看李娟的书，李娟从来不往高处攀登，她向下潜，她写《冬牧场》，写哈萨克人在牧场生活，她可能就写了三个人在三个月里的生活，什么传奇都没有发生，也没有事件发生。她写这本书，不会让你看更多的东西，但会让你看更深的东西，我也希望出一本书能看得更深一些。没有什么不朽，艺术本身也不是不朽，看看罗马斗兽场就知道了，石块终将崩塌，刻在上面的名字烟消云散，不要有大雄心，能留下一点点亲切的特质，让看到的人看到之后觉得我也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就已经很好了。
有一次和《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聊天，她对我说：“阿甘是看见了什么，就走过去。别的人，是看见一个目标，先订一个作战计划，然后匍匐前进，往左闪，往左躲，再弄个掩体一辈子就看他闪转腾挪活得那叫一个花哨，最后哪儿也没有到达。”
[对话柴静］
单一是伪的世界
记者：什么是真实？
柴静：什么叫真实，真实是无穷无尽的。今天问一个人，他会告诉你此时此地的状态，明天又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就跟拉弓射箭一样，箭要射出，弓本身是一定要紧张的，要有一定的张力，有了这个紧张之后，射出之后才会有自由，工作本来和生活就是分不开的，那样太累了，打扮了半天就是为了去工作，就没意思了。工作是个玩得来劲的事，有人给我发工资，这就更开心了。
记者：被当作明星看，你愿意吗？
柴静：我没有这样的感受。《看见》在北京西单签售，几千人，那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说，一般这种情况有两类，一类是明星，会来一个年龄阶段的粉丝，看到偶像会尖叫，会激动，会打标语。另一类是百家讲坛，大爷大妈来得比较多。我那天来的几千人，基本上人手一本书，拿着在看，有的没有买到书，就在那背单词。以前我羡慕过《读库》的读者，非常羡慕六哥能有那样的读者。我去主持他的发布会，几百人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到了之后既没有搭讪，也不低头刷微博，人手一本书，沉默得像一砣金子，这是什么素养，没有人把六哥当成是偶像，也没有人自居是粉丝。在我的读者当中是有粉丝心态的，我一般就只有一句话，你辛苦了。他们站了四五个小时，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敬重。
记者：网上有段子说你是央视唯一没有买房的名嘴？
柴静：它只是段子。有这个传闻的时候和这个传闻被解读的时候，这个事都和我没有关系。我作为当事人，消息源不是我放出去的，就和我无关。我觉得所谓的贫和富用这样的形容词意义不太大，对于我“被”跟谁比较，体系是什么？坐标是什么？诉求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什么都是孤立的，没有意义，没有新闻价值，只是被大家消费，但也没关系，反正我活得挺舒服。
记者：从当初置身事外到现在，体制对你还是一种束缚吗？
柴静：陈虻老骂我，你们总抱怨，谁限制了你们的思想，我请问，你们有思想吗？让你表达，你有思想吗？其实他最捶打在我心里的就是这句话了。当一个人不独立时，才会把责任推为外界，爸妈不给我一个好的环境，老师伤害了我，专业不如意，选择工作时家境好的同学不用努力种种这些，其实就是把内心的重量，秤砣般地放在外界，进而让自己失衡。独立就是把这些重量压下来，我不向你索求，不索求理解，不发牢骚抱怨。我不说别人，我只做自己，我有自己的天然局限，我从一个起点做起，我只能做到一个程度。
记者：见证了那么多灾难，你怎么看待它另一边的温暖面？
柴静：世界从存在以来，灾难和温暖、善和恶就天然存在，也是因为这两面之间不断地平衡和律动才保证了世界的完整，只有单一的恶或是只有单一的善，都会很麻烦，那是一个伪的世界。所以记者要如实地面对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人，看到他们经受的苦，心里会有承担。其实，采访多多少少是件傲慢的事情，咱俩本来不认识，但我们坐在这，我要问你内心最隐秘的事。我以前不觉得，我少年时期觉得这是自然的事，是上天赋予的权利，有人期待着我。但是很冷，有点冷酷在里面。现在我会觉得这么问别人，本身就可能含有冒犯，那怎么办呢？不如诚实地说，我很抱歉，我要问你这些问题，假如我能分担，我愿意跟你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