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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孩子的孩子
“见到客人要说什么？”吴杨微笑着提示。
“客人好！”教室里响起学员们参差不齐地问好声，那种孩子般拖长的尾音会令人错觉来到了幼儿园。
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像孩子，有的需要喂饭，有的会便溺到裤子里，其中大多数人至今不知道如何用钱。但他们并不是孩子，最小的17岁，最大的40岁，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这里是为他们提供托养、教育、康复、培训等综合性服务的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道阳光之家”，吴杨是这里的管理员，也叫园长，学员们叫她“吴校长”。
“伊博识弹琴，亮亮，你们几个唱首歌吧。”吴校长发了话，几个残疾程度较轻的学员很乖巧地站成一排，手拉着手唱歌，但似乎不是每个表演者都能完整唱下来。一个小眼睛男生坐在后排弹电子琴，吴杨告诉我，那是个高功能孤独症患者，钢琴十级，擅长画画，但刻板行为严重，不喜欢下雨和冷天，甚至可能因为天气变化而情绪失控。另一个患先天愚型的男孩比较外向，他和另外两个学员主动表演了舞蹈，只是他的动作跟不上《最炫民族风》的节拍。
吴杨一直坐在他们对面，笑着为他们打拍子，脑后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发尾垂在背上，那里有一块异常的隆起。吴杨，也是个残疾人。1978年，她出生在沈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6岁时，她被确诊为脊柱侧弯，虽然后来做了矫正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可这并不妨碍她当好“吴校长”。每个节目表演完，吴杨都不忘鼓掌、表扬。“他们比常人更喜欢听好话，有时会特意帮老师们拿水杯，就为了听一句‘谢谢’。及时鼓励会让他们保持情绪稳定。”吴杨说。
今天一共有15个学员上学，有的在角落里和老师下跳棋，有的在绣十字绣，一个男老师拿出足球组织大家轮流练习带球。这个午后似乎闲散而又平静，吴杨和老师们却一刻也不敢放松。“有学员的房间就必须有老师，说不上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自伤甚至伤人。老师们会特别留意学员的眼神，一旦目露凶光就很可能会出现激烈行为。”吴杨说。
在阳光之家当园长5年有余，吴杨已经掌握了不少经验。
消防队长
重工街道阳光之家成立于2009年2月，那时吴杨刚成为重工街道残疾人专职干事不到两年，“领导说，你去阳光之家兼任几天管理员。结果，这一来就没离开过。”
占地面积281平方米，内设生活模拟训练室、职业康复室等7个功能室，阳光之家的硬件比较齐备，软件则相对较弱，“除了我，其他4位老师都是社区公益岗位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专业人士，没有可以参照的模式，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
起步时，园里只有5个学员。“我们教他们念课文、画画，可有的学员上过特殊教育学校，嫌简单，有的又学不会。我们才意识到，同为智障学员，他们的智力水平差距也是很大的，决不能一刀切，需要进行针对性地培训。”
于是念课文改成了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因为朗朗上口的文字容易记，学员会有成就感，还能学道理；美术课改成了分别教学，有的画、有的描、有的涂颜色，这样大家都能参与。家长们最关心生活能力的培养，希望孩子能学会怎么用钱，课堂上教，学不会，吴杨就带他们去菜市场，“每次买菜带一个，现场教学，现在菜场的人都认识我了。”吴杨笑说。
教这样一批学员，每一件事都要重复无数次，哪怕教的内容是洗手，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经常会有学员发脾气，尤其是孤独症学员，他们砸东西、打人、咬自己。”吴杨说，一个叫美婷的学员曾经最让她头疼，“在家里可以吃饭，可以交谈，可是只要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就失去了吃饭、上厕所、说话的能力，如果没人管她，她就呆坐一天，不吃不动，便在裤子里，都是老师们帮忙换洗。”
吴杨用消防队来形容院里的老师，“我就是消防队长，随时可能起火，随时就得去救。”因为无数次率先冲上去安抚暴躁学员，吴杨不知挨了多少打，而很多时候，她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触怒了那些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孤独症学员。
幸好，园里两个老师是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从她们那里，吴杨了解到强化物等概念。“强化物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最喜欢的事情，食品、音乐、玩具等。孤独症学员在强化物出现时会全身心地投入，情绪稳定。”可是每个人的强化物都不一样，要找到并不容易，“很多家长在长期的绝望中，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孩子，甚至干脆认为孩子没有喜欢的事物，我们就只能在生活中细心观察。”
经过几年的摸索，吴杨和老师们终于找到了和几个孤独症学员相处的技巧，“许焱佳喜欢写字和卡片，可以用抄课文和拼图来稳定情绪；伊博识最爱计算机，可以培养使用电脑的能力；洪森泉不爱学习时，拿小食品鼓励他很管用。”
美婷选择性缄默的情况更特殊。在老师们喂了她一年饭之后，吴杨把一张光盘摆在她面前，告诉她，这是摄录学员们在园里活动的光盘，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要是她想要，就得自己吃饭。“第一天没吃，第二天让她妈妈来说情，我没给，到午饭时，我又拿出光盘，她实在很想要，看着光盘，委委屈屈地拿起勺子吃了一口。”这一口已经让老师们激动得鼓起掌来，这难得的进步意味着就算将来亲人不在了，她起码有自己吃饭的能力。家长乐得直说，这是跟别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一样的喜事。
有时，吴杨也会略施小惩。有一回，孤独症学员小宇喝水时弄湿了裤子，他嚷着：“湿了，湿了！”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裤子都褪到脚踝，教室里还有好几个女学员。小宇个头高大，几个女老师几乎按不住他，一时之间人仰马翻，总是爱笑的吴杨绷起了脸，“必须得让他明白不能随便脱衣服，我告诉他，你要是不自己穿上裤子，你的苹果就要被没收。”小宇磨蹭半天，终于自己穿好了裤子。
没收、留堂、推迟午饭，吴杨经常在园里扮演“坏人”的角色，用对付小孩的方法惩戒学员，学员们却十分依恋她。小宇每天放学后都要给她打电话；重度智障学员吴晶有时会口齿不清地误称她为“妈妈”；吴杨自行车没气了，总有学员帮她打气；听说吴杨失眠，轻度智障学员贾维明几次告诉她，睡前喝瓶老雪花啤酒，管用…… 为他们做点事
教室里又响起学员的歌声，吴杨说，这是她最放松的时候，“阳光明媚的午后，听孩子们唱着歌，心里会觉得特别安静。”尽管大部分学员并不比她年纪小多少，但吴杨习惯叫他们“孩子”，她说：“这些孩子教给我的更多。”
“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挺不幸的。”从6岁开始，求医就是吴杨主要的生活，她清楚地记得，母亲曾在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旅社里，抱着她偷偷哭了一夜。小时候，脊柱压迫内脏，为了控制病情，她要穿一种硬质的矫形背心，上身无法活动，如果不慎摔倒，就得打着滚找到合适的位置才能爬起来。
“我曾无数次希望，睡一觉醒来，我就能变成一个健康的女孩，可以穿着花裙子漂漂亮亮的，走在街上，每个人经过都回头多看我一眼。”可现实里没有魔法，手术植入钢板也没能彻底拯救她。“我想，大概这是上天在考验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于是，吴杨告诉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她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好干部，哪怕是体育也没比别人差一点，中考体育加试，她是满分通过的。
高考时，母亲劝她学会计，以后就算不出门也可以帮人代账，吴杨不愿意，“我说，凭什么我就得天天瞅账呢？那些年，我从不承认我是残疾人，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也能。”
可现实有时很残酷。吴杨在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取得经济学和法学两个学位，可是，却很难找到工作，“每次进行面试，招聘单位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一切就结束了。”好几年的时间里，吴杨一直在做全职家教，收入不算低，可吴杨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
2007年，残联招聘街道残疾人专职干事，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残疾程度轻微。吴杨去面试，考官问她，拿着两个学位却来当收入不高的专干，不屈吗？吴杨答：“没什么屈的。残疾人不容易，对我来说，能真正为这个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7年后，吴杨证明了她的价值，在她的努力下，重工街道残联各项工作都走在市区前列，重工街道阳光之家也被评为“沈阳市优秀阳光之家”，成了很多残疾人家长托关系、找门路也想挤进来的地方。吴杨自己则更快乐了，“这些孩子的简单、直接会让你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复杂，人生可以看淡一点。”
怕教不对
说起这些“孩子”的乐事，吴杨的脸上会不自觉地挂上笑容。“有一回，洪森泉带来一个计算器，并用它干扰其他学员学习，被我没收了。结果他跟在我后面背《弟子规》：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我当时就绷不住笑了，真没想到他不仅学会了，还知道怎么用。”
洪森泉是个孤独症学员，人们把这样的孩子称为“星星的孩子”。对吴杨来说，园里的孩子都是她的星星。
“贾维明有一次非要在一个大雪天去百货大楼修手机，谁都拉不住，他撒腿就跑。我下班回家后正在担心他，忽然听到有人喊吴校长。我推窗一看，是贾维明。他不知道我家的具体住址，竟然一路喊着找到我家，就为了向我认错，说他以后不这样了。”
“中度智力障碍学员刘冠喜欢把创可贴当戒指紧紧缠在手指上，缠到淤血，家长管不了，只有到园里，老师才能给他拿掉，手指都被他缠黑了。”
“伊博识最受不了我散头发，有时他不听话，我把头发披下来，他就肯改了。”
……
这样的故事，吴杨可以讲上一箩筐，对她来说，“孩子们不管病症轻重，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她担心的是自己，“怕我们教的方法不对。”
缺乏专业指导一直是吴杨的心病。“以前我们看到孤独症学员爱前后晃身体，我们总是去当毛病扳，后来听了一个台湾讲座才知道，那是他们表达快乐的一种方式。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专业知识。”
尽管已经身兼二职，吴杨又给自己加了码，她自费报考了辽宁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我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随着视野的开阔，吴杨对阳光之家的办园理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只要他们能无害、自护、快乐，一些所谓毛病，并不是毛病，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价值观去衡量他们。病症轻的能融入社会，重的能生活自理，就够了。”
现在，一些轻度的学员已经学会了十字绣、立体绣等手工工艺，几个重症学员也有很大进步。吴杨又有了新的想法，“其实，家里有个病孩子，最痛苦的是家长。几乎每个妈妈都有过抱着孩子去跳河的想法。如果组织一个家长互助组，大家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W责编/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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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客人要说什么？”吴杨微笑着提示。
“客人好！”教室里响起学员们参差不齐地问好声，那种孩子般拖长的尾音会令人错觉来到了幼儿园。
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像孩子，有的需要喂饭，有的会便溺到裤子里，其中大多数人至今不知道如何用钱。但他们并不是孩子，最小的17岁，最大的40岁，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智力障碍的残疾人，这里是为他们提供托养、教育、康复、培训等综合性服务的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道阳光之家”，吴杨是这里的管理员，也叫园长，学员们叫她“吴校长”。
“伊博识弹琴，亮亮，你们几个唱首歌吧。”吴校长发了话，几个残疾程度较轻的学员很乖巧地站成一排，手拉着手唱歌，但似乎不是每个表演者都能完整唱下来。一个小眼睛男生坐在后排弹电子琴，吴杨告诉我，那是个高功能孤独症患者，钢琴十级，擅长画画，但刻板行为严重，不喜欢下雨和冷天，甚至可能因为天气变化而情绪失控。另一个患先天愚型的男孩比较外向，他和另外两个学员主动表演了舞蹈，只是他的动作跟不上《最炫民族风》的节拍。
吴杨一直坐在他们对面，笑着为他们打拍子，脑后的马尾辫左右摇摆，发尾垂在背上，那里有一块异常的隆起。吴杨，也是个残疾人。1978年，她出生在沈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6岁时，她被确诊为脊柱侧弯，虽然后来做了矫正手术，但效果并不理想。可这并不妨碍她当好“吴校长”。每个节目表演完，吴杨都不忘鼓掌、表扬。“他们比常人更喜欢听好话，有时会特意帮老师们拿水杯，就为了听一句‘谢谢’。及时鼓励会让他们保持情绪稳定。”吴杨说。
今天一共有15个学员上学，有的在角落里和老师下跳棋，有的在绣十字绣，一个男老师拿出足球组织大家轮流练习带球。这个午后似乎闲散而又平静，吴杨和老师们却一刻也不敢放松。“有学员的房间就必须有老师，说不上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自伤甚至伤人。老师们会特别留意学员的眼神，一旦目露凶光就很可能会出现激烈行为。”吴杨说。
在阳光之家当园长5年有余，吴杨已经掌握了不少经验。
消防队长
重工街道阳光之家成立于2009年2月，那时吴杨刚成为重工街道残疾人专职干事不到两年，“领导说，你去阳光之家兼任几天管理员。结果，这一来就没离开过。”
占地面积281平方米，内设生活模拟训练室、职业康复室等7个功能室，阳光之家的硬件比较齐备，软件则相对较弱，“除了我，其他4位老师都是社区公益岗位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专业人士，没有可以参照的模式，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该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
起步时，园里只有5个学员。“我们教他们念课文、画画，可有的学员上过特殊教育学校，嫌简单，有的又学不会。我们才意识到，同为智障学员，他们的智力水平差距也是很大的，决不能一刀切，需要进行针对性地培训。”
于是念课文改成了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因为朗朗上口的文字容易记，学员会有成就感，还能学道理；美术课改成了分别教学，有的画、有的描、有的涂颜色，这样大家都能参与。家长们最关心生活能力的培养，希望孩子能学会怎么用钱，课堂上教，学不会，吴杨就带他们去菜市场，“每次买菜带一个，现场教学，现在菜场的人都认识我了。”吴杨笑说。
教这样一批学员，每一件事都要重复无数次，哪怕教的内容是洗手，但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经常会有学员发脾气，尤其是孤独症学员，他们砸东西、打人、咬自己。”吴杨说，一个叫美婷的学员曾经最让她头疼，“在家里可以吃饭，可以交谈，可是只要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就失去了吃饭、上厕所、说话的能力，如果没人管她，她就呆坐一天，不吃不动，便在裤子里，都是老师们帮忙换洗。”
吴杨用消防队来形容院里的老师，“我就是消防队长，随时可能起火，随时就得去救。”因为无数次率先冲上去安抚暴躁学员，吴杨不知挨了多少打，而很多时候，她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触怒了那些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孤独症学员。
幸好，园里两个老师是孤独症孩子的母亲，从她们那里，吴杨了解到强化物等概念。“强化物可以理解为一个人最喜欢的事情，食品、音乐、玩具等。孤独症学员在强化物出现时会全身心地投入，情绪稳定。”可是每个人的强化物都不一样，要找到并不容易，“很多家长在长期的绝望中，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孩子，甚至干脆认为孩子没有喜欢的事物，我们就只能在生活中细心观察。”
经过几年的摸索，吴杨和老师们终于找到了和几个孤独症学员相处的技巧，“许焱佳喜欢写字和卡片，可以用抄课文和拼图来稳定情绪；伊博识最爱计算机，可以培养使用电脑的能力；洪森泉不爱学习时，拿小食品鼓励他很管用。”
美婷选择性缄默的情况更特殊。在老师们喂了她一年饭之后，吴杨把一张光盘摆在她面前，告诉她，这是摄录学员们在园里活动的光盘，每个人的都不一样，要是她想要，就得自己吃饭。“第一天没吃，第二天让她妈妈来说情，我没给，到午饭时，我又拿出光盘，她实在很想要，看着光盘，委委屈屈地拿起勺子吃了一口。”这一口已经让老师们激动得鼓起掌来，这难得的进步意味着就算将来亲人不在了，她起码有自己吃饭的能力。家长乐得直说，这是跟别人家孩子考上大学一样的喜事。
有时，吴杨也会略施小惩。有一回，孤独症学员小宇喝水时弄湿了裤子，他嚷着：“湿了，湿了！”就一下子把所有的裤子都褪到脚踝，教室里还有好几个女学员。小宇个头高大，几个女老师几乎按不住他，一时之间人仰马翻，总是爱笑的吴杨绷起了脸，“必须得让他明白不能随便脱衣服，我告诉他，你要是不自己穿上裤子，你的苹果就要被没收。”小宇磨蹭半天，终于自己穿好了裤子。
没收、留堂、推迟午饭，吴杨经常在园里扮演“坏人”的角色，用对付小孩的方法惩戒学员，学员们却十分依恋她。小宇每天放学后都要给她打电话；重度智障学员吴晶有时会口齿不清地误称她为“妈妈”；吴杨自行车没气了，总有学员帮她打气；听说吴杨失眠，轻度智障学员贾维明几次告诉她，睡前喝瓶老雪花啤酒，管用…… 为他们做点事
教室里又响起学员的歌声，吴杨说，这是她最放松的时候，“阳光明媚的午后，听孩子们唱着歌，心里会觉得特别安静。”尽管大部分学员并不比她年纪小多少，但吴杨习惯叫他们“孩子”，她说：“这些孩子教给我的更多。”
“以前一直觉得自己挺不幸的。”从6岁开始，求医就是吴杨主要的生活，她清楚地记得，母亲曾在北京一家医院附近的小旅社里，抱着她偷偷哭了一夜。小时候，脊柱压迫内脏，为了控制病情，她要穿一种硬质的矫形背心，上身无法活动，如果不慎摔倒，就得打着滚找到合适的位置才能爬起来。
“我曾无数次希望，睡一觉醒来，我就能变成一个健康的女孩，可以穿着花裙子漂漂亮亮的，走在街上，每个人经过都回头多看我一眼。”可现实里没有魔法，手术植入钢板也没能彻底拯救她。“我想，大概这是上天在考验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于是，吴杨告诉自己，要比别人更努力。她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好干部，哪怕是体育也没比别人差一点，中考体育加试，她是满分通过的。
高考时，母亲劝她学会计，以后就算不出门也可以帮人代账，吴杨不愿意，“我说，凭什么我就得天天瞅账呢？那些年，我从不承认我是残疾人，我觉得别人能做的我也能。”
可现实有时很残酷。吴杨在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发表过两篇学术论文，取得经济学和法学两个学位，可是，却很难找到工作，“每次进行面试，招聘单位知道了我的身体情况，一切就结束了。”好几年的时间里，吴杨一直在做全职家教，收入不算低，可吴杨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
2007年，残联招聘街道残疾人专职干事，要求高中以上学历，残疾程度轻微。吴杨去面试，考官问她，拿着两个学位却来当收入不高的专干，不屈吗？吴杨答：“没什么屈的。残疾人不容易，对我来说，能真正为这个群体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7年后，吴杨证明了她的价值，在她的努力下，重工街道残联各项工作都走在市区前列，重工街道阳光之家也被评为“沈阳市优秀阳光之家”，成了很多残疾人家长托关系、找门路也想挤进来的地方。吴杨自己则更快乐了，“这些孩子的简单、直接会让你觉得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那么复杂，人生可以看淡一点。”
怕教不对
说起这些“孩子”的乐事，吴杨的脸上会不自觉地挂上笑容。“有一回，洪森泉带来一个计算器，并用它干扰其他学员学习，被我没收了。结果他跟在我后面背《弟子规》：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我当时就绷不住笑了，真没想到他不仅学会了，还知道怎么用。”
洪森泉是个孤独症学员，人们把这样的孩子称为“星星的孩子”。对吴杨来说，园里的孩子都是她的星星。
“贾维明有一次非要在一个大雪天去百货大楼修手机，谁都拉不住，他撒腿就跑。我下班回家后正在担心他，忽然听到有人喊吴校长。我推窗一看，是贾维明。他不知道我家的具体住址，竟然一路喊着找到我家，就为了向我认错，说他以后不这样了。”
“中度智力障碍学员刘冠喜欢把创可贴当戒指紧紧缠在手指上，缠到淤血，家长管不了，只有到园里，老师才能给他拿掉，手指都被他缠黑了。”
“伊博识最受不了我散头发，有时他不听话，我把头发披下来，他就肯改了。”
……
这样的故事，吴杨可以讲上一箩筐，对她来说，“孩子们不管病症轻重，都有自己的可爱之处。”她担心的是自己，“怕我们教的方法不对。”
缺乏专业指导一直是吴杨的心病。“以前我们看到孤独症学员爱前后晃身体，我们总是去当毛病扳，后来听了一个台湾讲座才知道，那是他们表达快乐的一种方式。越来越意识到，我们需要专业知识。”
尽管已经身兼二职，吴杨又给自己加了码，她自费报考了辽宁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生，“我就是想多学点东西。”
随着视野的开阔，吴杨对阳光之家的办园理念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只要他们能无害、自护、快乐，一些所谓毛病，并不是毛病，我们不能用普通人的价值观去衡量他们。病症轻的能融入社会，重的能生活自理，就够了。”
现在，一些轻度的学员已经学会了十字绣、立体绣等手工工艺，几个重症学员也有很大进步。吴杨又有了新的想法，“其实，家里有个病孩子，最痛苦的是家长。几乎每个妈妈都有过抱着孩子去跳河的想法。如果组织一个家长互助组，大家拧成一股绳，互相支持，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W责编/王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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