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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是中小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这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不难预料，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将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基本的、长期的和经常性作用的因素。必须从需求和供给的诸多方面思考和设计中国的资源战略，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技术再选择”和“重化工业再布局”，而且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新的源技术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彻底变革，二是解决人类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另一个思路是把重化工业尽可能布局在沿海，并作大作强，是中国解决资源短缺进而走向经济大国所不可回避的选择。这一点，应该向日本学习。
〔关键词〕大国崛起；源技术再选择；重化工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08）02-0017-04
一、“新时代”指的是什么？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或者说是超大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按照逻辑推理，下面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是中小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1]。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是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史。正如西蒙•库兹涅茨所述：“现代经济增长源于欧洲小国并波及欧洲大部及其海外后裔，而人口众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处于不发达状态。因此，尽管现代工业体系的扩展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尽管人口增加在发达国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至今现代经济增长潜力的成功开拓，仍然局限在世界经济人口的很小一部分。”[2]它们当中最大的国家是美国，然而，美国在1820年还是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小国，美国人口突破1亿和2亿的年份分别是1915年和1968年。
西蒙•库兹涅茨把1750年确定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转折点。那时，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为22%，但这个“22%”分为十几个国家。今天的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22%。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联想到印度经济的动向，提出人类正面临超大型国家经济崛起的新时代这样的命题不会过分，也可以把中国的崛起理解为第二轮世界“22%”人群的兴起。有理由预测，超大型国家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二、“新时代”的资源约束与中国人的觉醒
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的发展受到资源约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世界新一轮（占世界总人口的）“22%”的崛起的资源条件非常有限，与上一轮“22%”人群实现经济起飞时比较差别极大。那时可以说是“太少的人口和太多的资源”。1750年（现代经济的起始年，库兹涅茨）世界人口只有7.3亿人，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州）即前一轮“22%”只有1.6亿人。先行者居住的空间几倍于我国的国土面积，矿产资源的丰裕度就更不消说了，煤、铁、石油……到处都是待开发的处女地。那还嫌不够，到处发动侵略战争，实行殖民掠夺。与此相反，中国的崛起是在“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资源”之下展开的。我国虽然习惯上也号称“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各类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1/3，水：1/4，森林：1/6，草地：1/3，矿产：1/2。 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144个国家中的排序是： 土地面积：110位， 耕地面积：126位，草地面积：76位，森林面积：107位，淡水资源：55位，45种矿产潜在价值：80位[3]。2003年，中国消费了全世界36%的钢铁、30%的煤炭、55%的水泥！[4]外国惊呼中国是资源黑洞，鲸吞原材料，引起全球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外电报道说，目前在海洋上航行的铁矿石船中，每4艘船中就有1艘是开往中国的，造成租船难，海运费用急剧攀升。2004年2月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30%—50%，并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短期内消失。[5]此类报道，多少有些渲染，但中国不要忙于“批驳”，不要过于敏感，不要政治化。因为总体上符合实际。
不难预料，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将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基本的、长期的和经常性作用的因素。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方针必须和只能建立在这一基本国情之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应该 “增加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缓解国内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拓展同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合作”。[6]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人对本国国情的再认识，是中华民族从 “地大物博” 的幻觉中走出的伟大觉醒。
三、中国的时代性挑战：源技术再选择和重化工业再布局
中国怎样克服资源瓶颈？让我们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一下。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节约乃至节欲。二是改变消费结构，比如有人提倡自行车社会、公交车社会。从供给方面看无非是三条：一是进一步挖掘国内潜力，提高国内自给能力。二是尽可能地多进口，弥补国内不足。三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有个技术路线选择的问题，那就是旨在节省，还是旨在从根本上加以替代？比如，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零排放”，还是“非内燃”？后者就属于我们所要讲的“源技术再选择”问题。
毫无疑问，必须从需求和供给的诸多方面思考和设计中国的资源战略，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技术再选择”和“尽可能多地进口”，而后者将与中国的重化工业再布局相联系。采用新技术似乎与发展重化工业是矛盾的，但是，只有把重化工业在沿海布局，才能赢得新技术选择的时间，因此，这两个战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吉林大学赵儒煜教授主持并撰写的一项研究对此颇有见地。该项研究结果认为，源技术是一个产业技术体系构成框架的核心和出发点，在历次产业革命过程中都起到了开天辟地、引发主干技术、旁支技术，统帅全局的作用。如何选择源技术作为突破口，意义十分重大。
源技术的选择是对当前重化工业产业技术系统的本质批判。因此，新的源技术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彻底变革，二是解决人类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
就当前重化工业技术系统而言，其源技术是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由此带动了钢铁、石油化学和以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为主干技术的发展，形成了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科学技术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的源技术——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的地位依旧。而这是引发世界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因此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电能已成为较为清洁而应用最为广泛的能源形式，因而是有生命力的。问题不是出自能源的形态上，而是能源生产上。电能是二次能源，作为电能的来源的一次能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能源经历了由木材向煤炭、再向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煤炭为辅的能源结构转变的历程。而这些化石燃料都是不可持续的，是行将枯竭的。因此，人类必须解决以非化石燃料发电的问题。科学家普遍看好的是太阳能、光能、风能、水能以及核能，等等。
〔关键词〕大国崛起；源技术再选择；重化工业布局
中图分类号：F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08）02-0017-04
一、“新时代”指的是什么？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新的时代——大国经济崛起的时代，或者说是超大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按照逻辑推理，下面的命题也是成立的：迄今为止的世界经济是中小型国家经济起飞和发展的时代[1]。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近现代世界经济史，是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史。正如西蒙•库兹涅茨所述：“现代经济增长源于欧洲小国并波及欧洲大部及其海外后裔，而人口众多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则处于不发达状态。因此，尽管现代工业体系的扩展意味着发达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加，尽管人口增加在发达国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至今现代经济增长潜力的成功开拓，仍然局限在世界经济人口的很小一部分。”[2]它们当中最大的国家是美国，然而，美国在1820年还是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万的小国，美国人口突破1亿和2亿的年份分别是1915年和1968年。
西蒙•库兹涅茨把1750年确定为“现代经济增长”的转折点。那时，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为22%，但这个“22%”分为十几个国家。今天的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22%。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联想到印度经济的动向，提出人类正面临超大型国家经济崛起的新时代这样的命题不会过分，也可以把中国的崛起理解为第二轮世界“22%”人群的兴起。有理由预测，超大型国家经济时代的到来，必将对经济学、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格局、国际经济秩序等领域带来一系列的深刻变革。
二、“新时代”的资源约束与中国人的觉醒
像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的发展受到资源约束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世界新一轮（占世界总人口的）“22%”的崛起的资源条件非常有限，与上一轮“22%”人群实现经济起飞时比较差别极大。那时可以说是“太少的人口和太多的资源”。1750年（现代经济的起始年，库兹涅茨）世界人口只有7.3亿人，欧洲人及其后裔居住地区（即欧洲、北美洲和大洋州）即前一轮“22%”只有1.6亿人。先行者居住的空间几倍于我国的国土面积，矿产资源的丰裕度就更不消说了，煤、铁、石油……到处都是待开发的处女地。那还嫌不够，到处发动侵略战争，实行殖民掠夺。与此相反，中国的崛起是在“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资源”之下展开的。我国虽然习惯上也号称“资源大国”，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各类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1/3，水：1/4，森林：1/6，草地：1/3，矿产：1/2。 主要资源人均占有量在世界144个国家中的排序是： 土地面积：110位， 耕地面积：126位，草地面积：76位，森林面积：107位，淡水资源：55位，45种矿产潜在价值：80位[3]。2003年，中国消费了全世界36%的钢铁、30%的煤炭、55%的水泥！[4]外国惊呼中国是资源黑洞，鲸吞原材料，引起全球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外电报道说，目前在海洋上航行的铁矿石船中，每4艘船中就有1艘是开往中国的，造成租船难，海运费用急剧攀升。2004年2月国际市场上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30%—50%，并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短期内消失。[5]此类报道，多少有些渲染，但中国不要忙于“批驳”，不要过于敏感，不要政治化。因为总体上符合实际。
不难预料，自然资源条件的约束，将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基本的、长期的和经常性作用的因素。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外交方针必须和只能建立在这一基本国情之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那样,“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因此，中国应该 “增加国内短缺资源的进口，缓解国内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拓展同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合作”。[6]可以认为，这是中国人对本国国情的再认识，是中华民族从 “地大物博” 的幻觉中走出的伟大觉醒。
三、中国的时代性挑战：源技术再选择和重化工业再布局
中国怎样克服资源瓶颈？让我们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分析一下。
从需求方面看，一是节约乃至节欲。二是改变消费结构，比如有人提倡自行车社会、公交车社会。从供给方面看无非是三条：一是进一步挖掘国内潜力，提高国内自给能力。二是尽可能地多进口，弥补国内不足。三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有个技术路线选择的问题，那就是旨在节省，还是旨在从根本上加以替代？比如，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路线选择是“零排放”，还是“非内燃”？后者就属于我们所要讲的“源技术再选择”问题。
毫无疑问，必须从需求和供给的诸多方面思考和设计中国的资源战略，但我们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源技术再选择”和“尽可能多地进口”，而后者将与中国的重化工业再布局相联系。采用新技术似乎与发展重化工业是矛盾的，但是，只有把重化工业在沿海布局，才能赢得新技术选择的时间，因此，这两个战略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吉林大学赵儒煜教授主持并撰写的一项研究对此颇有见地。该项研究结果认为，源技术是一个产业技术体系构成框架的核心和出发点，在历次产业革命过程中都起到了开天辟地、引发主干技术、旁支技术，统帅全局的作用。如何选择源技术作为突破口，意义十分重大。
源技术的选择是对当前重化工业产业技术系统的本质批判。因此，新的源技术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彻底变革，二是解决人类发展不可持续的问题。
就当前重化工业技术系统而言，其源技术是电力技术和内燃机，由此带动了钢铁、石油化学和以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工业为主干技术的发展，形成了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的科学技术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重化工业技术体系的源技术——电力技术和内燃机技术的地位依旧。而这是引发世界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源。因此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电能已成为较为清洁而应用最为广泛的能源形式，因而是有生命力的。问题不是出自能源的形态上，而是能源生产上。电能是二次能源，作为电能的来源的一次能源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主要经济能源经历了由木材向煤炭、再向以石油、天然气为主、煤炭为辅的能源结构转变的历程。而这些化石燃料都是不可持续的，是行将枯竭的。因此，人类必须解决以非化石燃料发电的问题。科学家普遍看好的是太阳能、光能、风能、水能以及核能，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