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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归纳推论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做出较多的归纳推论，而较少做出演绎推论，但这种社会推论倾向亦受到了文化及语言的影响。本研究目的是检验该现象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表现。采用Maass等人提出的研究范式，在一个实验中同时引发被试做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推论，使用特别选取的特质形容词和相应的行为信息，用录音呈现实验材料。因变量为：(1)正确再认实际呈现过的材料；(2)正确拒绝没有呈现过的材料；(3)虚报没有呈现过的材料；(4)从已呈现的材料中做出推论的数量。统计被试做出各类反应的次数及反应时间。结果表明，中国被试并没有表现出对归纳推论的偏向，研究讨论了这一现象的文化影响。
关键词 归纳推论，演绎推论，社会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他人，并预测他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反应，以便更好地与人共处和合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的了解一般是通过个体的自我介绍、别人的描述以及自己的观察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零散、不完整的。因此，如果要对他人做整体评价或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就涉及到推论，即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未知信息的过程。Maass将推论分为两种形式：归纳推论和演绎推论。归纳推论是以个体具体行为信息为基础对其人格特质进行的推论，又称特质推论；演绎推论是以个体的人格特质为基础对其具体行为表现进行的推论，又称行为推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归纳推论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相关的研究范式可参见朱新秤、焦书兰和廖全明、黄希庭的论述。相对于归纳推论，很少有研究关注人们是如何及何时做出演绎推论。
Maass等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通过实验设计，在同一个实验中引发被试做出两种推论过程，结果发现被试做出归纳推论的数量显著多于演绎推论，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归纳推论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induction-deduction asymmetry)。
无论是归纳推论还是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现的，以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为研究对象。但有研究指出，东方文化(如中国、韩国等)中的个体对背景信息更为敏感，且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中的个体理解个人行为时会更多的考虑社会环境因素，而具体行为比特质词包含更多关于行为的背景信息。Masuda等人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倾向于加工背景信息，容易对背景做出自发推论，对背景信息的记忆更准确，更倾向于将个体与背景联结起来，表现出很强的场依存性，Nisbett等人甚至认为，即使是最为基本的认知过程，如注意和记忆等，在不同文化下都有着不同的表现。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中的个体在归纳推论和演绎推论上的表现不同于西方。Maass等人发现日本被试并没有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下发现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相对于意大利被试，日本被试在描述其它个体或群体时更倾向于使用具体行为信息，而较少使用特质词。中国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在归纳一演绎推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出下列假设：(1)中国人并不会表现出Maass等人所提出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2)对具体行为信息的反应正确性要优于特质词。同时还将检验中国人是否也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使用Maass等人在2001年所使用的反应时研究范式，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新乡医学院学生62名，其中男性30人，女性32人，平均年龄20.7岁。
2.2 实验材料
从王登峰所编中国人人格特质词表中选取正性词和负性词各15个，然后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词与词之间的相似程度，具体要求为：评定每个词之间的相似程度，如果它们在意义上非常相似(如诚实和诚恳)，即评为2分，如果两个词在意义上恰好相反(如诚实和虚伪)，即评为一2分，计算三名评定者的评定结果，选取得分靠近O的词，并在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了正性词12个，负性词8个。
由研究者为每个特质词编写3～5个行为表现，编写原则为具备某特质的个体最有可能表现出的行为。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每个行为表现说明相应特质词的程度，如“冲进火场中抢救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勇敢”这一特质，在五点量表上评分，从1(一点都没有)到5(完全表明)。选择得分接近5分的行为表现，为每一个特质词确定一种行为表现。最后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某一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其它特质，如“冲进火场中抢救儿童”最能说明下列特质中的哪一个：聪明、守信、勇敢。结果表明所选行为信息均较好地说明了相应的特质词，而与其它特质词关联很小。
将实验材料分成三组：A，B，C。A组包括5个特质词和相应的行为表现，B组包括5种行为表现，没有特质词，C组包括5个特质词，但没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实验材料的呈现原则如下：A组始终最先呈现，B、C两组顺序平衡。各组中正性词和负性词、正性行为表现和负性行为表现的呈现顺序平衡，包括不同的特质词组合。根据Maass的实验设计，在实验材料呈现后，要求被试对实验材料再认。根据实验的目的和要求，再认材料中除包括录音中呈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以及可以从实验材料中推论出的行为信息和特质词，还包括五个全新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即录音中既没有出现过这些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也不能从相应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中推论出来。
2.3 实验程序
采用DMDX软件编制程序，进行个体施测。
实验材料以录音形式呈现，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认真听录音，听完录音后，被试参与一个分心测验，时间为5分钟。分心测验结束后，被试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显示指导语，并由主试再次宣读一遍，指导语为：“现在要求你想象刚才录音中所描述的那个人物，计算机屏幕上将每次呈现一条特质词或行为表现，你的任务是判断这些词或行为表现是否是你所听到过的，如果你认为听到过，请按‘／’键，如果你认为没有听到过，请按‘Z’键，请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快做出反应。所有信息呈现时间为5秒钟，在信息消失后一秒钟呈现下一条信息。如果您已经清楚指导语，请按空格键开始。”信息呈现时间由预实验确定，结果表明，所有被试在正常情况下均能在5秒钟之内做出反应，因此超过5秒钟的反应记为无效。在确保被试都已经清楚指导语后，实验正式开始。实验结束后收集实验数据。
数据输入SPSS13.0处理。
3 结果
3.1 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正确拒绝、虚报和推论情况
计算被试对呈现信息的反应情况，包括被试能够正确再认录音中出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数量(击中)，正确拒绝录音中没有出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数量(正确拒绝)，将录音中没有出现 过但可以从录音信息中推论出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再认为出现过的次数(特质推论和行为推论)，以及将录音中没有出现过且也不能从录音信息中推论出来的信息再认为出现过的次数(虚报)。
从表1数据中可以看出，被试对录音中呈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数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被试在记忆准确率上并不偏向于特质词或行为信息。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正确拒绝数量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对未出现的行为信息做出了更多的正确反应。对于新信息(完全没有呈现过和能够从呈现信息中推论出的信息)，检验被试虚报的表现，结果表明被试对行为的虚报数量要少于对特质词的反应。在推论数量上，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与行为推论的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数量之比较小，仅为1.38:1，结合被试在正确拒绝和虚报上的表现，表明在未呈现的信息中，被试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好于对特质词的反应，因此对结果所得出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要重新评价。
3.2 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时间
计算被试在再认任务中，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虚报、正确拒绝和推论的平均反应时间，对两者间的差异做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数据表明，击中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时间之间有显著差异，被试正确再认特质词比再认行为信息所需的时间短。被试对没有呈现过、但可以从行为信息中推论出的特质词的反应时间要短于从特质词中推论出行为信息的时间，两者间有显著差异。
检验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和推论所需时间差异，做2(信息类型：特质词和行为信息)×2(反应类型：击中和推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信息类型主效应显著，F(1，45)=136.14，p＜0.001，对特质词的反应速度快于行为信息。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F(1，45)=13.28，p＜0.05，击中反应快于推论反应。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3.062，p＞0.05。说明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击中与推论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速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被试识别呈现过的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与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差异，t(501)=6.405，p＜0.01。由于呈现过的特质词又分为两类：有行为信息的特质词和无行为信息特质词，因此分别计算被试识别这两类词的反应时间，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被试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要高于识别已呈现特质词的反应时间，其中与有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有显著差异，t(338)=3.489，p＜0.01。但被试推论特质词和识别无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298)=1.689，p＞0.05。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存在归纳一演绎推论不对称性现象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在数量上多于行为推论，但两者之比仅为1.38:1，这与西方同类研究所得结果约4:1有很大差异，而且被试对未出现特质词的虚报率过高，表明做出特质推论的数量值得怀疑，即被试可能存在对未出现的特质词有做“是”反应的倾向。从正确拒绝和虚报数量上看，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优于对特质词的反应，表明被试对未出现过的行为信息反应比较准确，逻辑上来看，这相应的会导致行为推论数量的减少。因此，虽然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数量显著多于行为推论，但并不能做出中国被试表现出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的结论。
被试对特质词的击中和推论反应时间短于对行为信息的击中和推论反应时间，这应该是南于特质词与行为信息间构造的差异，特质词的数量只有一个，而行为信息一般是由多个字词构成，信息的阅读时间会影响被试的反应速度，从信息组织结构角度看，一种行为一般只对应于一种人格特质。而一种特质通常可表现为多种不同的行为㈣。如一个“外向”的人，会表现出“喜欢聊天”和“经常参加朋友聚会”等行为，因此当被试根据一个特质词做行为推论时，会同时推论出多种行为，然后再对再认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反应，因此所需时间要多于对特质词的反应。无论是特质词还是行为信息。被试的击中反应都快于推论反应，对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与无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被试会做出自发特质推论，而不是根据记忆中的行为信息进行再加工后做出反应，与被试击中有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比较后可以看出，被试做出自发特质推论的强度较弱，这一结果与Zarate等人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他们比较了英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特质推论上的表现，发现美国人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而拉丁人的表现程度较弱，他们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较不倾向于自动将行为信息转化为特质。
从文化影响方面探讨中国被试没有表现出对归纳推论偏好的原因。近来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描述个体的语言表现存在差异，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Maass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在讲究个体独立的文化背景(意大利)下，人们倾向于更多的使用形容词，而在寻求相互依赖、互助的文化背景(日本)下的个体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行为动词。而中国作为一种典型的互助文化，对行为动词的偏爱会导致所做出的特质推论和行为推论数量间的差异较小。从知觉角度来看，Kitayama等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追求独立的文化，互助文化中的个体对背景信息更为敏感，根据Semin等人所提出的语言范畴模型，具体行为中包含的背景信息要多于特质词，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除击中外，被试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好于特质词。而从特质词和行为动词在不同文化下的心理含义上也可以理解中国被试在归纳推论上的表现，Maass等人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在看到一个特质词时，同样会认为它也提供了关于具体情境的一些信息，尽管仍比行为动词所提供的量要低，而且日本被试比意大利被试能更容易的想象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个体会表现出的各种行为，并认为行为动词在预测个体未来行为上与特质词同样有效。既然行为动词与特质词在作用上相似，将行为信息转化为特质词就显得没有必要。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被试不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特质推论。
本研究中被试做出了一定数量的自发特质推论，有研究者认为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都会做出归纳推论，根据Semin等人的研究，当行为信息储存于个体记忆中时，信息有趋向于一般化的倾向，具体行为中的背景和细节信息减少，抽象出一般特点。而在个体描述中，特质词是最为抽象的形式，当要求再次回忆原始行为信息时，信息会抽象化，因此即使个体没有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仍会表现出特质推论现象。在社会认知研究中，文化与认知风格间关系是密切的，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知倾向性，关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发特质推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仍需要大量研究采用不同范式加以检验，以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外部信息的表征形式，这对于了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判断及行为风格等都有重要意义。
5 结论
对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推论过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并没有倾向于做出归纳推论，而是表现出一种平衡倾向，总体来说，对行为信息记忆的准确性要优于特质词，且表现出了自发特质推论现象。
关键词 归纳推论，演绎推论，社会认知。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我们需要了解他人，并预测他人在特定情境下的行为反应，以便更好地与人共处和合作。但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的了解一般是通过个体的自我介绍、别人的描述以及自己的观察获取信息，而这些信息通常是零散、不完整的。因此，如果要对他人做整体评价或对他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就涉及到推论，即根据已知信息推断未知信息的过程。Maass将推论分为两种形式：归纳推论和演绎推论。归纳推论是以个体具体行为信息为基础对其人格特质进行的推论，又称特质推论；演绎推论是以个体的人格特质为基础对其具体行为表现进行的推论，又称行为推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归纳推论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相关的研究范式可参见朱新秤、焦书兰和廖全明、黄希庭的论述。相对于归纳推论，很少有研究关注人们是如何及何时做出演绎推论。
Maass等人最先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通过实验设计，在同一个实验中引发被试做出两种推论过程，结果发现被试做出归纳推论的数量显著多于演绎推论，她将这一现象命名为归纳推论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induction-deduction asymmetry)。
无论是归纳推论还是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都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发现的，以西方文化中的个体为研究对象。但有研究指出，东方文化(如中国、韩国等)中的个体对背景信息更为敏感，且与西方文化相比，东方文化中的个体理解个人行为时会更多的考虑社会环境因素，而具体行为比特质词包含更多关于行为的背景信息。Masuda等人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倾向于加工背景信息，容易对背景做出自发推论，对背景信息的记忆更准确，更倾向于将个体与背景联结起来，表现出很强的场依存性，Nisbett等人甚至认为，即使是最为基本的认知过程，如注意和记忆等，在不同文化下都有着不同的表现。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东方文化中的个体在归纳推论和演绎推论上的表现不同于西方。Maass等人发现日本被试并没有表现出在西方文化下发现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相对于意大利被试，日本被试在描述其它个体或群体时更倾向于使用具体行为信息，而较少使用特质词。中国属于典型的东方文化，在归纳一演绎推论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出下列假设：(1)中国人并不会表现出Maass等人所提出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2)对具体行为信息的反应正确性要优于特质词。同时还将检验中国人是否也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使用Maass等人在2001年所使用的反应时研究范式，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
2 方法
2.1 被试
选取新乡医学院学生62名，其中男性30人，女性32人，平均年龄20.7岁。
2.2 实验材料
从王登峰所编中国人人格特质词表中选取正性词和负性词各15个，然后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词与词之间的相似程度，具体要求为：评定每个词之间的相似程度，如果它们在意义上非常相似(如诚实和诚恳)，即评为2分，如果两个词在意义上恰好相反(如诚实和虚伪)，即评为一2分，计算三名评定者的评定结果，选取得分靠近O的词，并在讨论的基础上确定了正性词12个，负性词8个。
由研究者为每个特质词编写3～5个行为表现，编写原则为具备某特质的个体最有可能表现出的行为。由两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每个行为表现说明相应特质词的程度，如“冲进火场中抢救儿童”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勇敢”这一特质，在五点量表上评分，从1(一点都没有)到5(完全表明)。选择得分接近5分的行为表现，为每一个特质词确定一种行为表现。最后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评定某一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表明了其它特质，如“冲进火场中抢救儿童”最能说明下列特质中的哪一个：聪明、守信、勇敢。结果表明所选行为信息均较好地说明了相应的特质词，而与其它特质词关联很小。
将实验材料分成三组：A，B，C。A组包括5个特质词和相应的行为表现，B组包括5种行为表现，没有特质词，C组包括5个特质词，但没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实验材料的呈现原则如下：A组始终最先呈现，B、C两组顺序平衡。各组中正性词和负性词、正性行为表现和负性行为表现的呈现顺序平衡，包括不同的特质词组合。根据Maass的实验设计，在实验材料呈现后，要求被试对实验材料再认。根据实验的目的和要求，再认材料中除包括录音中呈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以及可以从实验材料中推论出的行为信息和特质词，还包括五个全新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即录音中既没有出现过这些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也不能从相应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中推论出来。
2.3 实验程序
采用DMDX软件编制程序，进行个体施测。
实验材料以录音形式呈现，指导语中要求被试认真听录音，听完录音后，被试参与一个分心测验，时间为5分钟。分心测验结束后，被试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显示指导语，并由主试再次宣读一遍，指导语为：“现在要求你想象刚才录音中所描述的那个人物，计算机屏幕上将每次呈现一条特质词或行为表现，你的任务是判断这些词或行为表现是否是你所听到过的，如果你认为听到过，请按‘／’键，如果你认为没有听到过，请按‘Z’键，请在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尽快做出反应。所有信息呈现时间为5秒钟，在信息消失后一秒钟呈现下一条信息。如果您已经清楚指导语，请按空格键开始。”信息呈现时间由预实验确定，结果表明，所有被试在正常情况下均能在5秒钟之内做出反应，因此超过5秒钟的反应记为无效。在确保被试都已经清楚指导语后，实验正式开始。实验结束后收集实验数据。
数据输入SPSS13.0处理。
3 结果
3.1 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正确拒绝、虚报和推论情况
计算被试对呈现信息的反应情况，包括被试能够正确再认录音中出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数量(击中)，正确拒绝录音中没有出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数量(正确拒绝)，将录音中没有出现 过但可以从录音信息中推论出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再认为出现过的次数(特质推论和行为推论)，以及将录音中没有出现过且也不能从录音信息中推论出来的信息再认为出现过的次数(虚报)。
从表1数据中可以看出，被试对录音中呈现过的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数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被试在记忆准确率上并不偏向于特质词或行为信息。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正确拒绝数量之间有着显著差异，对未出现的行为信息做出了更多的正确反应。对于新信息(完全没有呈现过和能够从呈现信息中推论出的信息)，检验被试虚报的表现，结果表明被试对行为的虚报数量要少于对特质词的反应。在推论数量上，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与行为推论的数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数量之比较小，仅为1.38:1，结合被试在正确拒绝和虚报上的表现，表明在未呈现的信息中，被试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好于对特质词的反应，因此对结果所得出的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要重新评价。
3.2 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时间
计算被试在再认任务中，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虚报、正确拒绝和推论的平均反应时间，对两者间的差异做检验，结果见表2。
表2数据表明，击中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时间之间有显著差异，被试正确再认特质词比再认行为信息所需的时间短。被试对没有呈现过、但可以从行为信息中推论出的特质词的反应时间要短于从特质词中推论出行为信息的时间，两者间有显著差异。
检验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击中和推论所需时间差异，做2(信息类型：特质词和行为信息)×2(反应类型：击中和推论)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信息类型主效应显著，F(1，45)=136.14，p＜0.001，对特质词的反应速度快于行为信息。反应类型主效应显著，F(1，45)=13.28，p＜0.05，击中反应快于推论反应。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45)=3.062，p＞0.05。说明被试对特质词和行为信息的反应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击中与推论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速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被试识别呈现过的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与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存在显著差异，t(501)=6.405，p＜0.01。由于呈现过的特质词又分为两类：有行为信息的特质词和无行为信息特质词，因此分别计算被试识别这两类词的反应时间，结果见表3。
结果表明，被试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要高于识别已呈现特质词的反应时间，其中与有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有显著差异，t(338)=3.489，p＜0.01。但被试推论特质词和识别无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t(298)=1.689，p＞0.05。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是否存在归纳一演绎推论不对称性现象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在数量上多于行为推论，但两者之比仅为1.38:1，这与西方同类研究所得结果约4:1有很大差异，而且被试对未出现特质词的虚报率过高，表明做出特质推论的数量值得怀疑，即被试可能存在对未出现的特质词有做“是”反应的倾向。从正确拒绝和虚报数量上看，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优于对特质词的反应，表明被试对未出现过的行为信息反应比较准确，逻辑上来看，这相应的会导致行为推论数量的减少。因此，虽然被试做出的特质推论数量显著多于行为推论，但并不能做出中国被试表现出归纳一演绎推论的不对称性现象的结论。
被试对特质词的击中和推论反应时间短于对行为信息的击中和推论反应时间，这应该是南于特质词与行为信息间构造的差异，特质词的数量只有一个，而行为信息一般是由多个字词构成，信息的阅读时间会影响被试的反应速度，从信息组织结构角度看，一种行为一般只对应于一种人格特质。而一种特质通常可表现为多种不同的行为㈣。如一个“外向”的人，会表现出“喜欢聊天”和“经常参加朋友聚会”等行为，因此当被试根据一个特质词做行为推论时，会同时推论出多种行为，然后再对再认任务中的行为进行反应，因此所需时间要多于对特质词的反应。无论是特质词还是行为信息。被试的击中反应都快于推论反应，对推论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与无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被试会做出自发特质推论，而不是根据记忆中的行为信息进行再加工后做出反应，与被试击中有行为信息特质词的反应时间比较后可以看出，被试做出自发特质推论的强度较弱，这一结果与Zarate等人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他们比较了英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特质推论上的表现，发现美国人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而拉丁人的表现程度较弱，他们认为在“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较不倾向于自动将行为信息转化为特质。
从文化影响方面探讨中国被试没有表现出对归纳推论偏好的原因。近来研究者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描述个体的语言表现存在差异，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使用，Maass等人在研究中发现，在讲究个体独立的文化背景(意大利)下，人们倾向于更多的使用形容词，而在寻求相互依赖、互助的文化背景(日本)下的个体会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行为动词。而中国作为一种典型的互助文化，对行为动词的偏爱会导致所做出的特质推论和行为推论数量间的差异较小。从知觉角度来看，Kitayama等人的研究表明，相对于追求独立的文化，互助文化中的个体对背景信息更为敏感，根据Semin等人所提出的语言范畴模型，具体行为中包含的背景信息要多于特质词，从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除击中外，被试对行为信息的正确反应要好于特质词。而从特质词和行为动词在不同文化下的心理含义上也可以理解中国被试在归纳推论上的表现，Maass等人的研究表明，日本被试在看到一个特质词时，同样会认为它也提供了关于具体情境的一些信息，尽管仍比行为动词所提供的量要低，而且日本被试比意大利被试能更容易的想象出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个体会表现出的各种行为，并认为行为动词在预测个体未来行为上与特质词同样有效。既然行为动词与特质词在作用上相似，将行为信息转化为特质词就显得没有必要。同时也说明为什么在东亚文化背景下，被试不倾向于做出更多的特质推论。
本研究中被试做出了一定数量的自发特质推论，有研究者认为东西方文化下的个体都会做出归纳推论，根据Semin等人的研究，当行为信息储存于个体记忆中时，信息有趋向于一般化的倾向，具体行为中的背景和细节信息减少，抽象出一般特点。而在个体描述中，特质词是最为抽象的形式，当要求再次回忆原始行为信息时，信息会抽象化，因此即使个体没有表现出自发特质推论，仍会表现出特质推论现象。在社会认知研究中，文化与认知风格间关系是密切的，不同文化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认知倾向性，关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自发特质推论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仍需要大量研究采用不同范式加以检验，以进一步探索中国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外部信息的表征形式，这对于了解中国人的认知方式、判断及行为风格等都有重要意义。
5 结论
对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推论过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并没有倾向于做出归纳推论，而是表现出一种平衡倾向，总体来说，对行为信息记忆的准确性要优于特质词，且表现出了自发特质推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