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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一位旅居中国终日与轮椅为伴的美国残疾人向我抱怨:“生活在中国的残疾人真的太不方便了。除了比较高档的宾馆和写字楼有电梯，其他很多只有楼梯的建筑绝对是残疾人止步，即使上了楼，很多门的宽度也不是‘残疾人友好界面’。”
说者怨艾，听者诺诺，我当时很是汗颜地代表整个中国人充当了一回被告，我切盼自己能在某个时刻也能进入西方那个高尚道德群落去感受一下处处关怀，时时温馨的人文气息。
弱势群体饱受关怀
不久后我真还到了英国，而且第二天就让我实地验证了老美引以为傲的道德关怀。在教学楼的楼梯旁，我看到一个塑料罩子遮盖的大家伙挂在墙上:罩子上图文并茂地写着如何用这种可折叠设备运送无法行走的人上下楼。扭头一看，才意识到这里没有电梯。
之后的日子里，我又在地图上看到了很多公共场所都标有可供残疾人出入的标志;所有人行道的尽头都是一个足够轮椅宽度的缓坡;有限的免费路边停车处也明确地留出几个位置作为残疾人专用。另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的是:这里的残疾人可以得到入学和工作的优先。
再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组织、机构和团体如水银泻地般充斥了各个地方、各个层面。由民间团体或政府负责的各种针对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成员的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 也以公益广告的形式经常地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在英国的黄金时间, 可以看到很多触及心灵且制作精美的电视公益广告, 邀请那些无法自控而沦为家庭暴力施动者的丈夫、父亲和那些默默承受家庭暴力的女士、儿童拿起听筒拨打免费的咨询电话获得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咨询与治疗。
针对低收入者的生活艰难，英国政府还推广了最低工资制度，据最新的路透社消息，现在的4.2 英镑/小时的国家最低工资将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变为4.5英镑/小时，这使得那些企图通过不断压低工资以求得更大利润的企业主们彻底失去了最后的法律支持。当然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其标准为5.15美元/小时。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成了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甚至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考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低收入者、少数族裔、心理疾病患者、难民、上瘾的酗酒者与吸毒者、被迫卖淫的妓女、犯罪受害者以及世界各地遭受各种灾难的百姓等等， 都是被各种欧美纪录片与谈话节目关注的对象。
利益面前，道德仓惶败落
如果有读者在此刻极其自然地感叹人家的道德水准之高，我倒要轻喝一声:且慢！对于平凡而善良的中产阶级来说，与他们丝毫或基本没有经济利益冲突的弱势群体是值得同情与帮助的一群。但是对于时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也是很多白领工作的雇主)， 弱势群体就可能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即使他们有个慷慨捐款的善举和在制订政策上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他们继续干着使资本“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勾当。
当大家在各种国际媒体聚光灯之下的财经论坛的讲台上， 在泊于各种举办新闻发布会场门口的深黑色轿车里， 在各大政经类报纸的人物访谈中看到那些衣着得体，意气风发的跨国集团老总时，你很可能会像大多数人一样，觉得他们是那样的谦容礼让，和蔼可亲， 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为了让下个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和自己的工资单更好看一点，便可以对一些任何人看来都不敢相信的场面熟视无睹。
期间，一部颇有冲击力的纪录片“Globalisation or Americanisation?”（全球化还是美国化？）曾在西方国家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用针孔摄像机拍下了印度尼西亚工厂中的几百名女工，在高温拥挤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7个小时为美国有名的休闲服装品牌GAP和运动器材商NIKE生产各种产品，而她们在每件产品上得到的平均工资不到其在伦敦售价的4%。例如，一件在NIKE伦敦专卖店售价7.99英镑的运动短裤, 参与制作它的工人只能得到24便士(1英镑等于100便士)。 随后，各个大公司的重要人物声称:在与印尼的供货商签订合同之前，当地的印尼工厂主签字保证——他们一定提供合适的工作环境，这样的事情不是总公司的责任。 然而，纪录片却表明这些公司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他们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供货价只有美国工厂供货价一个零头的东南亚工厂提供给本地员工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些企图瞒天过海的CEO们, 真有点像毛老爷子讲的维吾尔族的小姑娘, 满头都是小辫子了。
NIKE们使大西洋两岸的消费者在震惊之后深感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了:他们本以为精良新潮的运动鞋和网球衫，原来是那些来自东南亚的血汗工厂的女工们在得不到加班补贴和即使怀孕仍然被以辞退相威胁而不能请假的情况下，呼吸着廉价黏合剂挥发的有害化学气体，每周工作7天制成的。很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知名服装公司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随之大打折扣。呼吁保障劳工权利, 抵制血汗工厂产品的组织和团体更是以此趁热打铁般广泛宣传，积极活动。
70分的学生能够充当老师吗？
工业经济学的教授在第一堂课上就说明白了: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与人们无穷的贪欲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在巨大利益面前，选择道德与良心的欧美人未必会比中国人多多少。当不少国人通过或（短期）直接或（长期）间接的途径了解到一些海外的事情，并由此感叹鬼子们的道德水准之高且心安理得地认其为楷模之时，只有更深层的接触和批判的思考才会让西方社会表象与本质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好学习”一定要放在“天天向上”之前的原因吧。
作为惟一在二战和越战中分别使用过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美国对一个与本·拉丹几乎毫无瓜葛的伊拉克以“反恐”的名义大打出手，原因不言自明:谁让伊拉克的原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排在世界第二呢？伊拉克2000万没有食品和住所的平民百姓难道不是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吗？如果你还是对“表象与实质”的概念模糊，就应该去看看那部克林顿主演的“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in the Oval Office)》《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干了什么》。要知道，在摄像机云集的记者招待会和首脑互访时，你只会看到克林顿把他的雪茄叼在嘴里;而他在办公室中与小实习生独处时，就没有人能够保证雪茄的命运了。
结论似乎显得清晰起来。西方很多先进的人文观念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但是绝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得道升天般先进到了“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人”的至高境界。60分的学生应该向70分的学生学习，但他一定要明白一点:那个只有70分的学生绝不会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当然也就更加没有资格去装成政治老师，弄出个什么白色封皮的报告来做其他同学的“操行评语”。
生活在一个不可轻易冒犯“楷模”的国家， 不少中国人都在长期做着谦虚自省的自我批评，以至于头脑中的“楷模”也大错不断时却全然不知。不断看到差距并鞭策自己迎头赶上绝对无可厚非;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决不可以把自己弄得迷信起来，以至于最后非要“自力更生”地找出腹中那个转着的轮子就大错特错了。
说者怨艾，听者诺诺，我当时很是汗颜地代表整个中国人充当了一回被告，我切盼自己能在某个时刻也能进入西方那个高尚道德群落去感受一下处处关怀，时时温馨的人文气息。
弱势群体饱受关怀
不久后我真还到了英国，而且第二天就让我实地验证了老美引以为傲的道德关怀。在教学楼的楼梯旁，我看到一个塑料罩子遮盖的大家伙挂在墙上:罩子上图文并茂地写着如何用这种可折叠设备运送无法行走的人上下楼。扭头一看，才意识到这里没有电梯。
之后的日子里，我又在地图上看到了很多公共场所都标有可供残疾人出入的标志;所有人行道的尽头都是一个足够轮椅宽度的缓坡;有限的免费路边停车处也明确地留出几个位置作为残疾人专用。另外与中国有很大不同的是:这里的残疾人可以得到入学和工作的优先。
再后来，我发现了更多的保护弱势群体的组织、机构和团体如水银泻地般充斥了各个地方、各个层面。由民间团体或政府负责的各种针对不同类型的弱势群体成员的辅导课程和心理咨询， 也以公益广告的形式经常地出现在电视的屏幕上。在英国的黄金时间, 可以看到很多触及心灵且制作精美的电视公益广告, 邀请那些无法自控而沦为家庭暴力施动者的丈夫、父亲和那些默默承受家庭暴力的女士、儿童拿起听筒拨打免费的咨询电话获得生理或心理方面的咨询与治疗。
针对低收入者的生活艰难，英国政府还推广了最低工资制度，据最新的路透社消息，现在的4.2 英镑/小时的国家最低工资将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变为4.5英镑/小时，这使得那些企图通过不断压低工资以求得更大利润的企业主们彻底失去了最后的法律支持。当然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其标准为5.15美元/小时。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已经成了西方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甚至成了西方社会道德考量的一个重要标准。残疾人、妇女、儿童、老年人、低收入者、少数族裔、心理疾病患者、难民、上瘾的酗酒者与吸毒者、被迫卖淫的妓女、犯罪受害者以及世界各地遭受各种灾难的百姓等等， 都是被各种欧美纪录片与谈话节目关注的对象。
利益面前，道德仓惶败落
如果有读者在此刻极其自然地感叹人家的道德水准之高，我倒要轻喝一声:且慢！对于平凡而善良的中产阶级来说，与他们丝毫或基本没有经济利益冲突的弱势群体是值得同情与帮助的一群。但是对于时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跨国公司(也是很多白领工作的雇主)， 弱势群体就可能根本无法进入他们的关注视野。即使他们有个慷慨捐款的善举和在制订政策上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但是他们继续干着使资本“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勾当。
当大家在各种国际媒体聚光灯之下的财经论坛的讲台上， 在泊于各种举办新闻发布会场门口的深黑色轿车里， 在各大政经类报纸的人物访谈中看到那些衣着得体，意气风发的跨国集团老总时，你很可能会像大多数人一样，觉得他们是那样的谦容礼让，和蔼可亲， 但是你很难想象，他们为了让下个财政年度的财务报表和自己的工资单更好看一点，便可以对一些任何人看来都不敢相信的场面熟视无睹。
期间，一部颇有冲击力的纪录片“Globalisation or Americanisation?”（全球化还是美国化？）曾在西方国家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在这个节目中，记者用针孔摄像机拍下了印度尼西亚工厂中的几百名女工，在高温拥挤的环境中每天工作17个小时为美国有名的休闲服装品牌GAP和运动器材商NIKE生产各种产品，而她们在每件产品上得到的平均工资不到其在伦敦售价的4%。例如，一件在NIKE伦敦专卖店售价7.99英镑的运动短裤, 参与制作它的工人只能得到24便士(1英镑等于100便士)。 随后，各个大公司的重要人物声称:在与印尼的供货商签订合同之前，当地的印尼工厂主签字保证——他们一定提供合适的工作环境，这样的事情不是总公司的责任。 然而，纪录片却表明这些公司对于这样的事情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自流。他们的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供货价只有美国工厂供货价一个零头的东南亚工厂提供给本地员工的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那些企图瞒天过海的CEO们, 真有点像毛老爷子讲的维吾尔族的小姑娘, 满头都是小辫子了。
NIKE们使大西洋两岸的消费者在震惊之后深感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了:他们本以为精良新潮的运动鞋和网球衫，原来是那些来自东南亚的血汗工厂的女工们在得不到加班补贴和即使怀孕仍然被以辞退相威胁而不能请假的情况下，呼吸着廉价黏合剂挥发的有害化学气体，每周工作7天制成的。很多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知名服装公司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随之大打折扣。呼吁保障劳工权利, 抵制血汗工厂产品的组织和团体更是以此趁热打铁般广泛宣传，积极活动。
70分的学生能够充当老师吗？
工业经济学的教授在第一堂课上就说明白了:世界上有限的资源与人们无穷的贪欲是一个永恒的矛盾。在巨大利益面前，选择道德与良心的欧美人未必会比中国人多多少。当不少国人通过或（短期）直接或（长期）间接的途径了解到一些海外的事情，并由此感叹鬼子们的道德水准之高且心安理得地认其为楷模之时，只有更深层的接触和批判的思考才会让西方社会表象与本质的巨大差异显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好学习”一定要放在“天天向上”之前的原因吧。
作为惟一在二战和越战中分别使用过核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国家，美国对一个与本·拉丹几乎毫无瓜葛的伊拉克以“反恐”的名义大打出手，原因不言自明:谁让伊拉克的原油储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排在世界第二呢？伊拉克2000万没有食品和住所的平民百姓难道不是需要关怀的弱势群体吗？如果你还是对“表象与实质”的概念模糊，就应该去看看那部克林顿主演的“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片”——《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in the Oval Office)》《我知道你去年夏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干了什么》。要知道，在摄像机云集的记者招待会和首脑互访时，你只会看到克林顿把他的雪茄叼在嘴里;而他在办公室中与小实习生独处时，就没有人能够保证雪茄的命运了。
结论似乎显得清晰起来。西方很多先进的人文观念是很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的，但是绝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得道升天般先进到了“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全世界）人民的人”的至高境界。60分的学生应该向70分的学生学习，但他一定要明白一点:那个只有70分的学生绝不会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当然也就更加没有资格去装成政治老师，弄出个什么白色封皮的报告来做其他同学的“操行评语”。
生活在一个不可轻易冒犯“楷模”的国家， 不少中国人都在长期做着谦虚自省的自我批评，以至于头脑中的“楷模”也大错不断时却全然不知。不断看到差距并鞭策自己迎头赶上绝对无可厚非;但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决不可以把自己弄得迷信起来，以至于最后非要“自力更生”地找出腹中那个转着的轮子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