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中犹太人很多,有戴小帽子的,也有不戴小帽子的,但没有留大胡子的原教旨主义者。犹太同学有谦虚的,也有傲气的。傲气的走路恨不得横着走,好像法学院是他们家开的——不,好像世界都是上帝为他们家创造的——《圣经》里就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the chosen people)。个别犹太同学对中国同学有好感,尤其是某些犹太男同学对中国来的女同学有好感。我在哥大学习期间有一位中国来的女法官,容貌气质俱佳,有一位犹太男同学粘上去了,跟在后面转,我告诉他女法官已婚他也不在乎。
　　中国人遇到犹太人,有似曾相似的感觉。两个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两个民族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为什么呢?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民族都是弱者,犹太人是被异族到处追杀,中国人被异族追杀,也被自己人追杀,但主要是被自己人追杀。我以为,智慧是弱者和长者的专利,因为力量不够,不能靠蛮力取胜,所以需要动脑筋、想办法(长者来日不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者也是弱者)。
　　黑人同学对中国同学大多还比较客气,见面时的微笑还比较好看,不是皮笑肉不笑。黑人主要是与白人有矛盾。即便白人不再压迫黑人,黑兄弟也是心中不平。不记得是什么事情,触动了一位叫乔纳森的黑人同学,他在侵权课上忽然发飙:“每一次有人说我‘黑鬼’,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教室里鸦雀无声,白人同学大气不敢出。乔纳森又加了一句:“有些人嘴上没有说‘黑鬼 ’,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心里在骂‘黑鬼’”。平时很雄辩的弗莱彻教授也不敢随便接话,只是陪着小心说“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I hear you.”)平时白人教职员工和同学对黑兄弟都陪着小心,深怕有什么地方会冒犯了黑兄弟。“黑人”这个词也不能随意用,必须说“非洲裔美国人”。
　　美国的韩国人或韩裔美国人最为强悍,洛杉矶发生黑人骚乱,抢了中国的商铺,中国人是隐忍不发。韩国人就挂着自动步枪奋起保护自己,韩国的外交部长也立即飞往美国,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其侨民。哥法学院中亚裔学生中韩国人和韩裔美国人的人数最多,学生会里与亚裔有点关系的位置大多被韩国人给占了。韩国来的同学还知道“三国”,说是他们中学历史课上学过。中国学生听了之后很是开心:大国到底是大国。中国同学与越南朋友在一起,大家也能会心一笑。一位越南裔美国同学居然知道“林彪元帅”,说这是他在哈佛大学上本科时学的。
　　学法律博士(JD)的人中几乎没有日本同学,硕士(LLM)中倒是有不少日本学生,主要是到美国镀金的律师和官员,在国内或事业有成人士,或前程似锦,根本不会在美国滞留不归。一个国家如果真正进步了,人民是不愿意离乡背井到一个不说自己母语的国家去的。但美国日本校友很厉害的,每年都要来哥大招若干暑期实习生。有的日本律师很像个大老板,还有一个小厮一样的年轻律师跟班。
　　读JD(法律博士)学位的英国人也是寥寥无几,尽管英国人来读书不存在语言问题。在英国学法律,本科学四年出来后就可以当律师,而美国法律专业没有本科,读完四年大学之后还必须继续读法学院。美国的学费还比英国的高出许多。在国际竞争中,英国律师与美国律师也难分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律师事务所中的大所比美国的大所更加国际化。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大所仅靠自己的大公司客户就可以吃饱,而英国的大公司喂不饱英国的大所,所以英国的大所必需到世界各地打食,其全球化和国际化的程度自然很高。
　　哥大法学院的台湾同学不少,其中有不少来进修的法官和检察官。有一次国际法课上,美国教授忽然突发奇想,要中国大陆和台湾来的同学谈谈两岸对台独的看法。这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两岸的中国同胞都太熟悉不过,岂会轻易上当。两岸来的同学都保持沉默,美国教授很有些尴尬,只好改换其他话题。
　　中国同学与来自韩国和越南的同学交谈,很多问题上大家可以会意一笑。大陆与台湾来的同学在哥大法学院这座炼狱里相逢,也会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但大陆来的同学还是与大陆来的同学最亲。我在哥大三年,前后五届学生中有五位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来自其他中国大学的是散兵游勇,各校也就是一人,两人的几乎都没有。来自北大的五位同学中,三位成绩特别优秀,比美国人的成绩还要好,其中有一人还是哥大《法学评论》的编委,我是哥大法学院阴错阳差招进来的差生,时而求教于成绩好的中国同学。他们对我并无任何轻慢,总是耐心解答。
　　我那个时候,在哥大法学院求学的中国同学不缺才能,只缺美元——既无庚子赔款奖学金,又没有公派奖学金,说是备尝艰辛,秦琼卖马也不为过。至此艰难时刻,同学和朋友的帮助就更加难能可贵。大陆来的同学老蔡见我神情恍惚,便问我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我说没有。老蔡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你是不是缺钱?”我与老蔡既非“发小”,也不是“哥们儿”,难得老蔡热心。那个时候的中国同学,确实是亲爱精诚。同胞永远是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