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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师布置这个作业时，我就已经十分犹豫，不知道到底该看哪本书来写书评或者观看哪部电影来写影评。粗略地浏览了老师的书单，《往事并不如烟》、《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为历史学辩护》等许多书我都已经看过了，而这个作业又是一次扩大阅读面的机会，就觉得应该选一本新书来完成，没有必要再费时重温旧书。我也考虑过是不是可以写影评，可是观看了《红日风暴》、《暴风骤雨》等电影后，我觉得单单依据电影要写8000字的影评还是十分困难的，我的知识积累还达不到这个要求。思前想后，我最终还是选择了陆键东这本内容并不是非常专业学术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陆键东，生于1960年，1971年考入广州粤剧二团为演员学员。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他的古文功底基础十分扎实，使得他以后在看陈寅恪基本以文言体行文著作的时候并不困难，并在1983年-1986年进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在读书期间，陆键东知道到了历史系以前有一名举世瞩目的教授叫陈寅恪，但也仅此而已。直到80年代中期，陆键东读到了几期《明报月刊》上美国余英时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开始真正对陈寅恪产生兴趣。他大量阅读了陈寅恪的著作，被其忧郁的气质所感染，引起了精神上的共鸣。
1992年-1993年间，而立之年的陆键东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每月除去固定工资，还能有三千多元的稿费收入。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他生活过的衣食无忧。可是，他在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的时候，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这让他对粤剧团和其他兼职的工作产生了犹豫，因为那样的文字生涯对研究陈寅恪造成很大的影响，到底是否应该放弃丰富的物质生活、投奔那前途渺茫的学术道路。精神的困顿常令其备感痛苦。毕竟这批材料太珍贵了，诸如陈寅恪提出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怕、不参加政治学习等在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事件全部尘封在那毫不起眼的旧纸里。最终，“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让陆键东终于明白所为何来，促使自己为陈寅恪做一些事，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坎坷心路而付出。
1993年的夏天，陆键东在为更多的档案材料奔波。或许是之前就积累了很多素材、厚积薄发，他事先并无计划、很意外在重庆的假日酒店里写出了该书第一、二章的初稿。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辞掉了所有工作，专心钻研陈寅恪。每当写作思路凝滞时，他还会回到中山大学的康乐园来寻找灵感，或者重新进入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更多史料，又或者拜访知情人了解更多亲身经历、接受写作指导。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根据千多卷档案写就而成，以情感饱满的深沉笔调描绘了陈寅恪晚年的坎坷经历和内心世界，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现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
陈寅恪，1890年生。其祖父是清代光绪年间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则是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幼承家学，早年生活漂泊，12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间留学于美、欧各国。学贯中西，文史兼通，1925年回国后，于次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著名导师。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该会研究员职称，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世界大战的炮火使陈寅恪赴英讲学疗疾的愿望一再落空，等到1945年他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1949年，陈寅恪拒绝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邀请，也放弃移居海外的机会，选择在岭南大学任教授。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寅恪转任中山大学教授。1962年夏，陈寅恪在家中洗漱时摔倒，自此盲目膑足，直至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终年79岁。
他堪称史学大师、学术大师、文化大师，能运用10余种中外语言文字从事多领域的研究，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考据学、文化学、语言学、古典文学和史学方法等领域的杰出研究，具有开拓奠基的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教授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不与时逐，不为己谋，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其道德文章，一直是后辈人学习的光辉典范！就像书中所说的，“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使，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1]。盲目膑足的老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毅力完成了十数篇论文、三部专著，共计100多万字，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学术遗产，这是多么令人敬佩与不可思议。
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空：如果生存于盛世，真是值得庆贺；如果生于乱世，只能徒唤奈何。我如今也正好在20岁的门槛上，正是奠定人生基础、准备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却是他在人生的辉煌逐步迈向死亡坟墓的过程。我日益蓬勃的生命生机与其逐渐浓郁的死亡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强烈对比中，我透过我年轻、不成熟的视角去看那最后二十年的岁月积淀，看看能否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继而提出我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 关于学人的爱国性
近代以来，墨守陈规的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苦难，中国的农耕文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显得那么脆弱不堪。各种思潮也纷纷在救亡的大浪潮中崭露头角，许多开明之士纷纷投入到救亡的行列中去。其中，很大一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出国留学、考察的经历。像在本书中提到的陈寅恪、姜立夫、吴宓等人，都是早年出国留学，学业有成之后回国，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凭借他们的天赋，在国外干出一番事业可谓轻而易举，外国也抛出橄榄枝想要招揽他们，但他们仍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大好前程，选择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的爱国性是毫无疑问、毋须质疑的。
钱伟长就是当时回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后因二战突发，船运中断，被改派至加拿大。当得知所乘船只要在日本横滨逗留3天时，钱伟长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会有损国格。于是，他和其他公费生愤然离船，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每个月工资有8-10万美元，但他却以探亲为名趁机回国。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1947年，钱伟长获得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 然而，在1949年国共即将最终分出胜负之时，很多顶尖知识分子又面临了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或跟随共产党留在大陆的两难选择。这不仅是生存的选择，也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1948年，国民党的败势已露端倪，并着手准备各项事务并陆续撤往台湾。而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就制定了“抢运学人计划”，以期能用十分丰厚的待遇说服大量优秀学人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是年冬天，改朝换代的世局气氛弥漫北平。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离去，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的序幕。“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2]这就说明了在国民党的号召与诱惑下，还是有许多学人愿意与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的。可是，梅贻琦也表示了遗憾：“相当部分的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3]。其中，本书的主人公陈寅恪就是代表之一。国民党的第一批抢运学人计划名单中就有陈寅恪，但是他只是与胡适一起乘飞机到南京，见了蒋介石等人后就南下了，并没有答应离开大陆。后来国民党又退而求其次邀请陈寅恪去香港，开出了“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洋房”的条件，但他依然拒绝了。与陈寅恪类似、同样拒绝赴台的还有陈序经、张伯苓等人，甚至如姜立夫等人都已经撤到台湾了，但是仍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大陆。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大陆、台湾的选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学人不少，选择留在大陆的学人则是更多。那么，为何这么多的学人不愿去台湾呢？
第一，知识分子的爱国性。除了各自忠诚于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外，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是纯粹的学人、醉心于学术而不问政治的，很多人至死都依然是无党派人士。“直到1967年含冤逝世，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4]他们不会在乎你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所在乎、所热爱的是整个中国，仅此而已。虽然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毕竟大陆面积更大、历史更加悠久，中原也被古代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对于传统的学人来说，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更加偏爱孕育了他们的大陆而不是台湾。
第二，知识分子的集体左倾。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首先是中国近代的趋新风气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促使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这一更加激进又有成功案例的新生事物。其次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激进意识和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也使得知识分子容易左倾。第三，中国的宣传和统战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处置失当也有一定影响。另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援助及当时驻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诸多伤害，在普通民众及知识分子的眼里，美国俨然成了新的殖民统治者。发生在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突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国民党对这些不断扑面而来的灾祸处理极为失当，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把所有的不满都集中在对政府的批判与抗争上。但国民党对知识分子依然采取控制与打压的措施，如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不少报馆遭封。这些都致使自由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左翼阵营靠拢，最坚决者如民盟1948年在香港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表示要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从而完全投入到左翼阵营中，献身于解放战争的事业。
第三，历史文化的研究环境。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文化内涵丰厚。国民党虽说自称正统，在败退台湾时也通过“文物抢运计划”等方式带走了大量的文物，拥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而大陆许多文献文物流失情况也很严重，但毕竟台湾历史没有大陆那么悠久、积淀也略显不足，大陆留存下来的甚至未发现的遗迹遗物还是相当可观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真正做出一些成果的话，大陆无论是第一手史料还是第二、三手史料，抑或是其他对研究有帮助的东西，都会比台湾更加丰富。同时，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怨声载道，学术环境也不够自由。而中共则更接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拉拢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给不少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来说，留在大陆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第四，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抗战时，国民党就制订了一系列的反动法规和反动的文艺政策，还设置了反动文化机构，实行文化专制，压迫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抗战后，国民党又实行一党专制，贪污腐化，反民主、搞独裁，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目睹国民党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社会破败不堪，自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经常发表文章或进行演讲批判当权者。国民党对自由知识分子批评政治及追求民主宪政的言行严加控制及施以打压，这些措施又进一步引起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更激烈的批评。1946年2月重庆的校场口事件以及1946年6月南京下关惨案等，都是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典型事件。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遣特务先后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其反人民、反民主、搞专制的本质暴露无遗。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反专制、搞民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民众同甘共苦，大得人心。因此，许多学人都对国民党产生了抵触畏惧心理，即使对中共没有好感，但也不愿跟随腐败的国民党前往台湾。有些人甚至都已经撤退到台湾居住一段时间了，还反悔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大陆。姜立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烨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呆了半年。……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5]
第五，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那一代的学人依旧是传统的学人，讲究的依然是仁、义、礼、智、信和不入俗流的操行。其中，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当时的人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所依据的也往往是传统，根据传统来判断行为是否是合适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物，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重，传统的效力更大。而根据传统，灌输在人们脑海里的观念是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很少有人愿意举家迁徙。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就是说“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哪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外国留学经历、经历过外国的团体格局，但他们在国外短暂的时间与其血脉中的中国血缘，都注定了他们依然处在差序格局之中。他们一生的社会关系已经在大陆结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不可能一下子从中挣脱、举家搬迁至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个也可以说明陈寅恪为何对待许多前来拜访人都那么冷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传统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并不熟知、了解差序格局中处在他社会关系网边缘的人。要知道，他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也依旧穿着长衫布鞋的人，而传统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又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二、 关于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与“趋时附势”
古代中国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人们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想要通过科举来入仕。这就意味着学术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士人渴望成为国家工具来实现自我价值，学术就被国家化了。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就会在内容、思想等方面丧失自由活力，学人的自我精神也会逐渐丧失。
近代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传入中国，极大启蒙了国人，中国学人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崇尚独立、自由成为了新的追求。1929年，陈寅恪在给王国维写的碑铭中就表明了不仅是他们两人、也是他们这几代纯粹学人的治学操守：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种精神不仅是独立自由高于一切的人格演示，更加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存在。在中国，有这种人格独立意识和文化传承责任感的学人并不多。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陈寅恪还能“出淤泥而不染”、依旧保持这种精神则更是难能可贵。
1953年11月，汪篯携带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信南下拜访陈寅恪，希望他能“北归”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好不容易才逃离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寄居在中山大学这个较为开放自由的临时安身之地，他的朋友冼玉清和黄萱也都多次劝他不要答应。但是陈寅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7]。中央一旦答应，陈寅恪为了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壮烈的气魄，生命在他的眼里是那么得微不足道，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才是他至高的追求。
可是，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还毕竟只是少数。在相当长时期内，最应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知识分子背离这一本质，在中共的“招安”下高唱“红歌”，争先恐后地追求“又红又专”。50年代，像陈寅恪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中逐渐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上了“离群恐惧症”，一遇运动或风潮，就趋时附势，拼命向权力靠拢。当年和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的另一传统史学大师陈垣开始转向“进步”。“1952年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长文……批判了自己在辅仁二十三年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要在这次运动中跟上时代的要求。”[8]连位于知识界金字塔顶端的陈垣都做出了如此“明哲保身”的举动，也的确反映出那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也就可以理解其他地位远远不如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了。
而那么多“舍本逐末”的知识分子中，最令陈寅恪痛心的还是他的弟子汪篯。陈寅恪不仅对自己要求坚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而且对他的学生也是如此要求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要求，人以群分概莫如此。可是分别四年后，汪篯在1953年那次拜访中却令陈寅恪大失所望。四年前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可是四年后汪篯却已经欣喜地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里接受了新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想哪里还有独立自由可言？汪篯还“显然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9]这不仅违背了尊师重道，还触犯了陈寅恪厌恶政治的大忌。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学生也会随波逐流、用如此“时俗”的口吻反过来教导老师，甚至一气之下还把汪篯逐出了师门。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就写到：“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10]在这一方面，汪篯做得的确非常不正确。“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思想陈寅恪早已坚持了几十年，连傅斯年、陈毅、杜国庠等人在与陈寅恪见面时都懂得避谈政治，作为陈寅恪心爱学生的汪篯应该早就了解陈寅恪的脾性才对。可是他却干出了如此触及逆鳞的事情，真是太不应该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政治与学术虽说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但也是很难相容的。学人一旦开始追求政治，他只会在政治与学术间疲于奔命，最终在学术上会丧失了思想的个性独立、人格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在政治上也不能炉火纯青地舞弄权术、左右逢源。陈寅恪始终站在边缘的立场，不因势利而改变，不从时俗而转移。在困境之中，他还能时时自我反省，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保持着当世知识分子罕见的韧性和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这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少有人能比及的。
三、 关于陈寅恪的病痛折磨
虽说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世界有一些亮色片段、偶有阳光穿透乌云撒落下来，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灰暗的、阴云密布的。中年的盲目给了处在人生巅峰时刻的陈寅恪一个晴天霹雳，胸中的澎湃激情与脑海中那喷薄欲出的想法都再难用自己手来宣泄在纸上；晚年的膑足更是雪上加霜、让他成为了一个起居都不能自理的“废人”。而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个鲜为人知或是一直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他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陈寅恪一向消化功能不好，每餐只能吃很少的食物……需依靠闲时散步来帮助肠胃消化。”[11]这一段非常简单的话，可是多少人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痛苦？你能感觉到肚子的饥饿但是却吃不下东西，就连喝几勺粥都会让你撑得不行；你只能羡慕别人大快朵颐、狼吞虎咽，自己必须细嚼慢咽，吃一口就要咀嚼好久、休息好久，这样才不会有反胃的感觉；胃里胀胀的，却有一种消化不了、在胃里下不去的感觉，令人坐卧不安，只有散散步才能略微减轻病痛。我如此年轻的人患上这样消化不良的病都有这么痛苦的感受，那陈寅恪那十几年的病历则更会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的身体，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样的感觉多少人能有切肤之痛？更何况还有铺天盖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前的苦痛与这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文革之中，造反者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陈寅恪的“只能听不能看”，还特地把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12]。陈寅恪在正常时期都要依靠安眠药入睡，此时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折磨？“浑身发抖、尿湿裤子”[13]，这样的惨状令现在的我们看了都胆战心惊、不忍直视。而这只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一幕场景，同时在全国各地上演着。最终，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却输给了生理机能的衰弱，于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陆键东所写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种种经历，虽说只是陈寅恪的个人遭遇，但实际也正是绝大多数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触及了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在各自内心深处已经愈合或者至今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现在，谈及陈寅恪，人们会更多倾慕于他开阔的眼界、过人的记性、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研究的能力，传奇色彩浓郁起来了。但是更需要我们去注意、学习的是他那一贯坚守的操守品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需要我们去反思、反省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术、人格乃至生命惨遭蹂躏的历史。
[参考文献]
[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8]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1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1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1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陆键东，生于1960年，1971年考入广州粤剧二团为演员学员。受传统中国戏曲唱词、对白的影响，他的古文功底基础十分扎实，使得他以后在看陈寅恪基本以文言体行文著作的时候并不困难，并在1983年-1986年进入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在读书期间，陆键东知道到了历史系以前有一名举世瞩目的教授叫陈寅恪，但也仅此而已。直到80年代中期，陆键东读到了几期《明报月刊》上美国余英时所写的论陈寅恪晚年的文章，开始真正对陈寅恪产生兴趣。他大量阅读了陈寅恪的著作，被其忧郁的气质所感染，引起了精神上的共鸣。
1992年-1993年间，而立之年的陆键东在广州粤剧团任专职编剧，每月除去固定工资，还能有三千多元的稿费收入。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他生活过的衣食无忧。可是，他在着手研究陈寅恪生平学术的时候，在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陈氏档案史料。这让他对粤剧团和其他兼职的工作产生了犹豫，因为那样的文字生涯对研究陈寅恪造成很大的影响，到底是否应该放弃丰富的物质生活、投奔那前途渺茫的学术道路。精神的困顿常令其备感痛苦。毕竟这批材料太珍贵了，诸如陈寅恪提出即使以死相逼也不怕、不参加政治学习等在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的历史事件全部尘封在那毫不起眼的旧纸里。最终，“三十年只待一人”的使命感让陆键东终于明白所为何来，促使自己为陈寅恪做一些事，一心只为还原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坎坷心路而付出。
1993年的夏天，陆键东在为更多的档案材料奔波。或许是之前就积累了很多素材、厚积薄发，他事先并无计划、很意外在重庆的假日酒店里写出了该书第一、二章的初稿。之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他辞掉了所有工作，专心钻研陈寅恪。每当写作思路凝滞时，他还会回到中山大学的康乐园来寻找灵感，或者重新进入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更多史料，又或者拜访知情人了解更多亲身经历、接受写作指导。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根据千多卷档案写就而成，以情感饱满的深沉笔调描绘了陈寅恪晚年的坎坷经历和内心世界，为读者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重现了一个鲜活的文化灵魂。
陈寅恪，1890年生。其祖父是清代光绪年间支持维新变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父则是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陈寅恪幼承家学，早年生活漂泊，12岁便东渡日本游历，随后十数年间留学于美、欧各国。学贯中西，文史兼通，1925年回国后，于次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位著名导师。1939年，英国皇家学会授予陈寅恪该会研究员职称，牛津大学特聘陈寅恪为汉学教授。世界大战的炮火使陈寅恪赴英讲学疗疾的愿望一再落空，等到1945年他辗转抵达英国时，他的眼睛已经失明。1949年，陈寅恪拒绝跟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的邀请，也放弃移居海外的机会，选择在岭南大学任教授。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陈寅恪转任中山大学教授。1962年夏，陈寅恪在家中洗漱时摔倒，自此盲目膑足，直至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去世，终年79岁。
他堪称史学大师、学术大师、文化大师，能运用10余种中外语言文字从事多领域的研究，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考据学、文化学、语言学、古典文学和史学方法等领域的杰出研究，具有开拓奠基的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陈教授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不与时逐，不为己谋，襟怀坦白，虚怀若谷的高尚情操。其道德文章，一直是后辈人学习的光辉典范！就像书中所说的，“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着。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尔不群的著作之中；作为一个文化大使，陈寅恪的灵魂已铸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1]。盲目膑足的老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毅力完成了十数篇论文、三部专著，共计100多万字，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学术遗产，这是多么令人敬佩与不可思议。
二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是可以轻视的时光。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生存的时空：如果生存于盛世，真是值得庆贺；如果生于乱世，只能徒唤奈何。我如今也正好在20岁的门槛上，正是奠定人生基础、准备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而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却是他在人生的辉煌逐步迈向死亡坟墓的过程。我日益蓬勃的生命生机与其逐渐浓郁的死亡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强烈对比中，我透过我年轻、不成熟的视角去看那最后二十年的岁月积淀，看看能否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继而提出我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一、 关于学人的爱国性
近代以来，墨守陈规的中国饱受外国侵略的苦难，中国的农耕文明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显得那么脆弱不堪。各种思潮也纷纷在救亡的大浪潮中崭露头角，许多开明之士纷纷投入到救亡的行列中去。其中，很大一部分著名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出国留学、考察的经历。像在本书中提到的陈寅恪、姜立夫、吴宓等人，都是早年出国留学，学业有成之后回国，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凭借他们的天赋，在国外干出一番事业可谓轻而易举，外国也抛出橄榄枝想要招揽他们，但他们仍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大好前程，选择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其中的爱国性是毫无疑问、毋须质疑的。
钱伟长就是当时回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1935年，钱伟长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后因二战突发，船运中断，被改派至加拿大。当得知所乘船只要在日本横滨逗留3天时，钱伟长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会有损国格。于是，他和其他公费生愤然离船，并一齐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每个月工资有8-10万美元，但他却以探亲为名趁机回国。回国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5万金圆券，只够买一个暖水瓶。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三所大学讲课，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更从来没有对国家丧失过信心。1947年，钱伟长获得赴美从事研究工作的机会。当他到美国领事馆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一栏写有“如果中国和美国开战，你会为美国效力吗”，钱伟长毅然填上了“NO”。 然而，在1949年国共即将最终分出胜负之时，很多顶尖知识分子又面临了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或跟随共产党留在大陆的两难选择。这不仅是生存的选择，也是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选择。1948年，国民党的败势已露端倪，并着手准备各项事务并陆续撤往台湾。而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杭立武等人就制定了“抢运学人计划”，以期能用十分丰厚的待遇说服大量优秀学人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是年冬天，改朝换代的世局气氛弥漫北平。12月15日，一架小飞机在南苑机场降落，集学人、幕僚色彩于一身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匆忙登机离去，从而拉开了国民党“抢运学人计划”的序幕。“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飞离北平抵达南京。与梅氏同机抵达的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2]这就说明了在国民党的号召与诱惑下，还是有许多学人愿意与国民党一起离开大陆的。可是，梅贻琦也表示了遗憾：“相当部分的学人并不愿意搭乘国民党的飞机逃离北平”[3]。其中，本书的主人公陈寅恪就是代表之一。国民党的第一批抢运学人计划名单中就有陈寅恪，但是他只是与胡适一起乘飞机到南京，见了蒋介石等人后就南下了，并没有答应离开大陆。后来国民党又退而求其次邀请陈寅恪去香港，开出了“十万港币和一套新洋房”的条件，但他依然拒绝了。与陈寅恪类似、同样拒绝赴台的还有陈序经、张伯苓等人，甚至如姜立夫等人都已经撤到台湾了，但是仍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大陆。由此可以看出，对于大陆、台湾的选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学人不少，选择留在大陆的学人则是更多。那么，为何这么多的学人不愿去台湾呢？
第一，知识分子的爱国性。除了各自忠诚于国共两党的知识分子外，还是有许多知识分子是纯粹的学人、醉心于学术而不问政治的，很多人至死都依然是无党派人士。“直到1967年含冤逝世，陈序经还是一名‘无党派人士’。”[4]他们不会在乎你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他们所在乎、所热爱的是整个中国，仅此而已。虽然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毕竟大陆面积更大、历史更加悠久，中原也被古代华夏民族视为天下中心。对于传统的学人来说，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更加偏爱孕育了他们的大陆而不是台湾。
第二，知识分子的集体左倾。上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首先是中国近代的趋新风气和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动促使知识分子向往社会主义这一更加激进又有成功案例的新生事物。其次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激进意识和对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也使得知识分子容易左倾。第三，中国的宣传和统战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处置失当也有一定影响。另加上美国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援助及当时驻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给人民群众造成了诸多伤害，在普通民众及知识分子的眼里，美国俨然成了新的殖民统治者。发生在1946年底的“沈崇事件”，突然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国民党对这些不断扑面而来的灾祸处理极为失当，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把所有的不满都集中在对政府的批判与抗争上。但国民党对知识分子依然采取控制与打压的措施，如1947年10月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不少报馆遭封。这些都致使自由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左翼阵营靠拢，最坚决者如民盟1948年在香港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表示要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从而完全投入到左翼阵营中，献身于解放战争的事业。
第三，历史文化的研究环境。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文化内涵丰厚。国民党虽说自称正统，在败退台湾时也通过“文物抢运计划”等方式带走了大量的文物，拥有一定的文化底蕴，而大陆许多文献文物流失情况也很严重，但毕竟台湾历史没有大陆那么悠久、积淀也略显不足，大陆留存下来的甚至未发现的遗迹遗物还是相当可观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真正做出一些成果的话，大陆无论是第一手史料还是第二、三手史料，抑或是其他对研究有帮助的东西，都会比台湾更加丰富。同时，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党专政”的政策，引起了人民的怨声载道，学术环境也不够自由。而中共则更接近群众，利用一切机会拉拢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给不少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来说，留在大陆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第四，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抗战时，国民党就制订了一系列的反动法规和反动的文艺政策，还设置了反动文化机构，实行文化专制，压迫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团体。抗战后，国民党又实行一党专制，贪污腐化，反民主、搞独裁，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被认为是社会良心的自由知识分子目睹国民党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社会破败不堪，自然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他们经常发表文章或进行演讲批判当权者。国民党对自由知识分子批评政治及追求民主宪政的言行严加控制及施以打压，这些措施又进一步引起自由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更激烈的批评。1946年2月重庆的校场口事件以及1946年6月南京下关惨案等，都是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典型事件。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派遣特务先后暗杀了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其反人民、反民主、搞专制的本质暴露无遗。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反专制、搞民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民众同甘共苦，大得人心。因此，许多学人都对国民党产生了抵触畏惧心理，即使对中共没有好感，但也不愿跟随腐败的国民党前往台湾。有些人甚至都已经撤退到台湾居住一段时间了，还反悔通过各种途径回到大陆。姜立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前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姜立夫，1948年底已奉朱家烨之命将数学研究所转移到台湾，姜立夫本人亦已在台湾呆了半年。……1949年7月，姜以‘家有急事为由’离台到达香港。”[5]
第五，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那一代的学人依旧是传统的学人，讲究的依然是仁、义、礼、智、信和不入俗流的操行。其中，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当时的人们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所依据的也往往是传统，根据传统来判断行为是否是合适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物，一一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传统的重要性比现代社会更重，传统的效力更大。而根据传统，灌输在人们脑海里的观念是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很少有人愿意举家迁徙。按照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就是说“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哪怕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外国留学经历、经历过外国的团体格局，但他们在国外短暂的时间与其血脉中的中国血缘，都注定了他们依然处在差序格局之中。他们一生的社会关系已经在大陆结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网，不可能一下子从中挣脱、举家搬迁至人生地不熟的台湾。这个也可以说明陈寅恪为何对待许多前来拜访人都那么冷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传统学人的杰出代表，他并不熟知、了解差序格局中处在他社会关系网边缘的人。要知道，他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也依旧穿着长衫布鞋的人，而传统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又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二、 关于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与“趋时附势”
古代中国讲究的是“学而优则仕”，人们学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想要通过科举来入仕。这就意味着学术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士人渴望成为国家工具来实现自我价值，学术就被国家化了。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就会在内容、思想等方面丧失自由活力，学人的自我精神也会逐渐丧失。
近代以来，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等思想传入中国，极大启蒙了国人，中国学人的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崇尚独立、自由成为了新的追求。1929年，陈寅恪在给王国维写的碑铭中就表明了不仅是他们两人、也是他们这几代纯粹学人的治学操守：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种精神不仅是独立自由高于一切的人格演示，更加作为一种文化象征而存在。在中国，有这种人格独立意识和文化传承责任感的学人并不多。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陈寅恪还能“出淤泥而不染”、依旧保持这种精神则更是难能可贵。
1953年11月，汪篯携带郭沫若和李四光的信南下拜访陈寅恪，希望他能“北归”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好不容易才逃离北京这个政治漩涡中心、寄居在中山大学这个较为开放自由的临时安身之地，他的朋友冼玉清和黄萱也都多次劝他不要答应。但是陈寅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7]。中央一旦答应，陈寅恪为了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哪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多么壮烈的气魄，生命在他的眼里是那么得微不足道，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才是他至高的追求。
可是，像陈寅恪这样的人还毕竟只是少数。在相当长时期内，最应有独立人格和尊严的知识分子背离这一本质，在中共的“招安”下高唱“红歌”，争先恐后地追求“又红又专”。50年代，像陈寅恪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在政治高压和思想禁锢中逐渐形成了集体无意识，得上了“离群恐惧症”，一遇运动或风潮，就趋时附势，拼命向权力靠拢。当年和陈寅恪并称“南北二陈”的另一传统史学大师陈垣开始转向“进步”。“1952年3月6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长文……批判了自己在辅仁二十三年中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并表示要在这次运动中跟上时代的要求。”[8]连位于知识界金字塔顶端的陈垣都做出了如此“明哲保身”的举动，也的确反映出那个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这也就可以理解其他地位远远不如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了。
而那么多“舍本逐末”的知识分子中，最令陈寅恪痛心的还是他的弟子汪篯。陈寅恪不仅对自己要求坚持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而且对他的学生也是如此要求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要求，人以群分概莫如此。可是分别四年后，汪篯在1953年那次拜访中却令陈寅恪大失所望。四年前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可是四年后汪篯却已经欣喜地在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里接受了新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思想哪里还有独立自由可言？汪篯还“显然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陈寅恪谈话。”[9]这不仅违背了尊师重道，还触犯了陈寅恪厌恶政治的大忌。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学生也会随波逐流、用如此“时俗”的口吻反过来教导老师，甚至一气之下还把汪篯逐出了师门。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就写到：“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10]在这一方面，汪篯做得的确非常不正确。“只问学术、不问政治”的思想陈寅恪早已坚持了几十年，连傅斯年、陈毅、杜国庠等人在与陈寅恪见面时都懂得避谈政治，作为陈寅恪心爱学生的汪篯应该早就了解陈寅恪的脾性才对。可是他却干出了如此触及逆鳞的事情，真是太不应该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政治与学术虽说不是对立的两个事物，但也是很难相容的。学人一旦开始追求政治，他只会在政治与学术间疲于奔命，最终在学术上会丧失了思想的个性独立、人格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在政治上也不能炉火纯青地舞弄权术、左右逢源。陈寅恪始终站在边缘的立场，不因势利而改变，不从时俗而转移。在困境之中，他还能时时自我反省，忧国忧民，针砭时弊，保持着当世知识分子罕见的韧性和文化意义上的理性，这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少有人能比及的。
三、 关于陈寅恪的病痛折磨
虽说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世界有一些亮色片段、偶有阳光穿透乌云撒落下来，但是整体来说还是灰暗的、阴云密布的。中年的盲目给了处在人生巅峰时刻的陈寅恪一个晴天霹雳，胸中的澎湃激情与脑海中那喷薄欲出的想法都再难用自己手来宣泄在纸上；晚年的膑足更是雪上加霜、让他成为了一个起居都不能自理的“废人”。而这中间还夹杂着一个鲜为人知或是一直被忽略的一个问题：他的消化功能非常不好。“陈寅恪一向消化功能不好，每餐只能吃很少的食物……需依靠闲时散步来帮助肠胃消化。”[11]这一段非常简单的话，可是多少人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痛苦？你能感觉到肚子的饥饿但是却吃不下东西，就连喝几勺粥都会让你撑得不行；你只能羡慕别人大快朵颐、狼吞虎咽，自己必须细嚼慢咽，吃一口就要咀嚼好久、休息好久，这样才不会有反胃的感觉；胃里胀胀的，却有一种消化不了、在胃里下不去的感觉，令人坐卧不安，只有散散步才能略微减轻病痛。我如此年轻的人患上这样消化不良的病都有这么痛苦的感受，那陈寅恪那十几年的病历则更会折磨得他生不如死。看着自己一天比一天消瘦的身体，一天一天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这样的感觉多少人能有切肤之痛？更何况还有铺天盖地、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之前的苦痛与这相比则又是小巫见大巫。文革之中，造反者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陈寅恪的“只能听不能看”，还特地把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12]。陈寅恪在正常时期都要依靠安眠药入睡，此时如何能够忍受这样的折磨？“浑身发抖、尿湿裤子”[13]，这样的惨状令现在的我们看了都胆战心惊、不忍直视。而这只是当时司空见惯的一幕场景，同时在全国各地上演着。最终，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却输给了生理机能的衰弱，于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陆键东所写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种种经历，虽说只是陈寅恪的个人遭遇，但实际也正是绝大多数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触及了绝大多数爱国知识分子在各自内心深处已经愈合或者至今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痕。现在，谈及陈寅恪，人们会更多倾慕于他开阔的眼界、过人的记性、能运用十数种语言文字研究的能力，传奇色彩浓郁起来了。但是更需要我们去注意、学习的是他那一贯坚守的操守品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需要我们去反思、反省的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学术、人格乃至生命惨遭蹂躏的历史。
[参考文献]
[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5]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页。
[7]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8]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10]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1]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1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13]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