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曾经有一个笑话：一个痞子在人群中炫耀自己和秀才老爷说上话了。人问他都和秀才老爷说了些什么。痞子说，秀才老爷对我说，滚开！这虽是一个笑话，但也足见即使是个“痞子”，也巴不得沾“秀才老爷”的光。为什么？因为秀才老爷是当地的名人呀，有名气有地位，跟他扯上关系，自己不也就有名气有地位了？
　　实际上，咱也别嘲笑这位“痞子”，社会上挟名人自重的，委实不少，几乎算得上一种社会现象了。许多人以结识名人为荣，哪怕只见过一面，也可成为常年的谈资；倘若得到名人的签名抑或题字，那简直就可以炫耀半辈子。似乎一抬出名人来，就可以提高自己的身价，抑或提高所论及之人的身价。比如，本世纪初的束星北热所引起的一些议论，就颇值得我们深思。（关于束星北先生的生平及其作为，详见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书）。我这里想说的是，许多人在谈论束星北时，很喜欢拿爱因斯坦和李政道说事儿，以证明束先生是“中国的爱因斯坦”，是“天才的物理学家”。说束先生当年在美国曾和爱因斯坦共过事，说李政道当年曾是束先生的学生等等。不过，也有人考证说束先生从未见过爱因斯坦，认为“共事”一说子虚乌有。其实，见没见过面、共没共过事都不重要，因为这说明不了什么。见过爱因斯坦的，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人太多了，他们都能成为爱因斯坦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吗？都能成为“×国的爱因斯坦”？李政道的老师也远不止束先生一个，也许束对李的影响最大，但这仍然说明不了什么。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自己的老师，抑或说都有对自己影响颇大的老师，这些老师也都因此而被称作“天才的××学家”了吗？恐怕未必。可见，一个人的成就如何得看他本人的贡献，就学术界而言则看他的研究成果，看他的学术成就，而不是他和某些著名人物有多少瓜葛。作为一般介绍，让公众了解其生平，涉及某些名人自然无可厚非；但以此来证明该人的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则显然不恰当了。
　　如今，不仅有些人喜欢挟名人以自重，有些地方也热衷于挟名人以自重。比如，近年来，不少地方都竞相挖掘当地的历史名人，修建“名人故居”“名人馆”。有些地方还为“争抢”某个名人而打起口水仗，闹得不亦乐乎。无论从人文历史还是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挖掘一下当地的名人，同样无可厚非；但若以为本地曾出过某个名人，或某个名人曾在此卜居过，本地就拥有多高的文化层次了，那可就未免有些风马牛不相及。
　　像笔者所居住的海滨城市青岛，雖说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但它毕竟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历史文化底蕴实在有限，以致三十年前就有本地学人批评它是“文化沙漠”。于是，有些人便扒出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青岛旅居过的名人，以此来证明和炫耀青島的“文化”。比如，王统照、梁实秋、闻一多、老舍、萧军、萧红等著名作家，都曾经在青岛住过，在此教过书，在此从事过创作，便把他们也归于“青岛作家”之列。鲁迅先生1913年8月初曾乘船路过青岛，轮船在青岛港停靠了十几个小时，于是，青岛与鲁迅也有缘了。如果一座城市因某些名人住过、逗留过，这个城市便身价陡增，那像北京上海等地又该如何炒作呢？又该建多少“故居”“纪念馆”，又该塑多少名人雕像呢？如果某些著名作家曾经在青岛待过，这位作家便成了“青岛作家”，那么世界上旅居过巴黎的著名作家，可以说数不胜数，是否也都被称作“巴黎作家”了？巴黎人似乎从未以此来标榜自己城市的文化。
　　一座城市有无文化，主要是看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的浓淡和市民素质的高低，而不是曾经（且还是七八十年前）有无名人在此暂住过。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对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影响的“名人效应”。比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坛就曾风靡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时髦话几乎成了当时文人雅士、社会贤达的口头禅，甚而一度流行到大洋彼岸，连美国议员也把“我的朋友胡适之”挂在嘴边。这显然就不是谁在挟名人以自重，而是名人效应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也正是胡适先生的这一磁性人格，不仅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登高一呼即应者云从，而且在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上，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景仰名人，以名人为楷模——这名人当然得像“我的朋友胡适之”那样当之无愧——但却不要挟名人自重，更不能借名人唬人，拿名人敛钱。至于前些年令人啼笑皆非的“西门庆故居”之争，就已经不是什么挟名人以自重，而简直就是挟“名人”以自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