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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旨在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贯穿纪录片电影的摄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 。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照片的拍摄、分析和民族志电影或录像最为常见。
在以文字作品为主流的人类学学术界，影视作品一直处于辅助性的位置，这显然和重文字轻图像的人类学传统相关。然而，人类学家发现，有别于文字撰写，影视方法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可以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形式。而且，影视表现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学者—读者(观众)—当地人三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特别是把人类学思想反馈给那些异文化或没有书写符号的当地人。
文本与影视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志实践具有相通性，因此影视人类学片也称为民族志电影。
B民族志电影的特点——文字与影视合璧报告
直到20世纪30年代，贝特森和米德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他们认为，电影可以实现文字调查报告不能表现的东西。1936—1939年，贝特森和米德使用摄影手段补充他们巴厘岛进行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田野研究报告。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的1932年，他们配合大量照片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外，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影片。因此，米德和贝特森在巴厘岛关于文化和民族性的田野工作，因影像的介入使得再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与表现过程成为可能。并且，他们使影像作品首次成为人类学研究与成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C 拍摄原则及其实践
1.为人类学的影片影视人类学的对象和人类学是一致的。
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学科理论解释某种文化或行为。多种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经验及其田野成果的再现方式可以获得对于该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综观。
保罗·霍金斯则认为，民族志电影在以下领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 1大学本科教学；
● 2文化材料档案；
● 3研究项目的设计和提出；
● 4探索性的田野工作；
● 5使人类学引起更多公众的注意 。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则列出了人类学影片在人类学研究中发挥着以下三方面作用：
● 1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 2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为了拍摄人类学宗旨，理查德·瑟伦森提出十分重要的准备策略：
● 1在做任何拍摄工作时，必须对现存的已知文化变异的真实状况有清楚的了解；
● 2 必须对不同文化情景中出现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 3 必须配备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
进一步而言，以人类学原则拍摄的民族志电影必然要接受人类学理论限定及学术规范。
2.恪守人类学宗旨的影片因素
人类学者推崇的拍摄构想、行动及其成果与下列因素紧密相联：
● 1 作品主要以用于学术研究为目的；
● 2影片拍摄者应是人类学者或由人类学者主持的摄制组拍摄，其摄制思想不应受商业性等任何非学术性条件干扰；
● 3 还须遵循人类学的理论原则；
● 4 在人类学“参与观察”诸理论与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再进行拍摄；
● 5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并重，二者成为互补与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提供对文化理解的两种不同的互补表现形式。
因此，文字影视的双向作品的理想过程是：由一位（或几位）受过正规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先行完成田野工作，待分析整理出文字材料和选题后，再和摄影师重返调查点进行拍摄 ；或者，影视人类学者自己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随时确定主题，及时进行拍摄。因此，影视人类学强调一部片子的人类学理论切入点及其诠释过程，以及影视效果的人类学创新与贡献。
3.影视人类学的新取向
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原则也跟随着人类学理论进程而发展。当我们在拍摄中关注文化的诠释的构思与实践之时，有两个重要的、难于回避的问题一直影响着人类学家。这就是民族志电影的美学问题和应用问题。
胡台丽在她完成的影片《爱恋排湾笛》（2000）实践了被摄文化的美学如何在影片中呈现的问题。在前期调查中，她发现排湾族人喜欢看舞会中的盛装，因为服饰的纹样是极重要的文化表征与展演特色，他们看影像是在看对他们有意义的符号。如是，美学观是深植在排湾族人传说与传统纹饰所蕴含的哀思情感与美感中 。因此，民族志影片工作者在镜头前所发现的地方美学的差异，以及对影片呈现的影响，不但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并可促使未来更优质的影像与文字民族志的产生。
应用研究显然是人类学家追求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庄孔韶一反学院派专题研究彝族家支组织及其仪式过程的单一的文化诠释做法，而是完成了直接应用的影视人类学示范片《虎日》和多篇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他使人类学家跨入原本是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自然科学领地，发现和抓住人类学的重要切入点——从人类学的整体性原则出发，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而是依靠激发诸种文化的力量，战胜从吸毒到戒毒过程的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并用影视片直接推广这一戒毒的高成功率经验（并恪守在电影中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仅仅是在其他版本增加中文和英文字幕），使人类学家卓有成效地参与阻止西南部中国毒品蔓延的工作。这样视觉方式就自然而然的被纳入人类学的应用范畴之中了，实现了影视人类学应用的新的方向。
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旨在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贯穿纪录片电影的摄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是以影视手段表现人类学原理，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或尝试建立跨文化比较的学问 。在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照片的拍摄、分析和民族志电影或录像最为常见。
在以文字作品为主流的人类学学术界，影视作品一直处于辅助性的位置，这显然和重文字轻图像的人类学传统相关。然而，人类学家发现，有别于文字撰写，影视方法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可以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理解形式。而且，影视表现可以方便地实现人类学者—读者(观众)—当地人三者之间的直接交流，特别是把人类学思想反馈给那些异文化或没有书写符号的当地人。
文本与影视这两种类型的民族志实践具有相通性，因此影视人类学片也称为民族志电影。
B民族志电影的特点——文字与影视合璧报告
直到20世纪30年代，贝特森和米德将电影和照片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中去。他们认为，电影可以实现文字调查报告不能表现的东西。1936—1939年，贝特森和米德使用摄影手段补充他们巴厘岛进行有关文化与性格的田野研究报告。此次田野调查结束后的1932年，他们配合大量照片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外，他们将拍摄的22000英尺16毫米胶片素材剪辑成《巴厘跳神与舞蹈》、《巴厘与新几内亚的儿童竞争》、《一个巴厘人的家庭》、《一个新几内亚婴儿的出生》等6部影片。因此，米德和贝特森在巴厘岛关于文化和民族性的田野工作，因影像的介入使得再现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与表现过程成为可能。并且，他们使影像作品首次成为人类学研究与成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
C 拍摄原则及其实践
1.为人类学的影片影视人类学的对象和人类学是一致的。
其目的都在于应用学科理论解释某种文化或行为。多种方法的民族志田野工作经验及其田野成果的再现方式可以获得对于该族群和文化的重要综观。
保罗·霍金斯则认为，民族志电影在以下领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
● 1大学本科教学；
● 2文化材料档案；
● 3研究项目的设计和提出；
● 4探索性的田野工作；
● 5使人类学引起更多公众的注意 。
埃米莉·德·布里加德（Emilie De Bergard）则列出了人类学影片在人类学研究中发挥着以下三方面作用：
● 1当事件过于复杂，速度过快或太小，以至于人用肉眼或文字书写无法把握的时候，它们作为记录事件的工具而存在;
● 2由于人们的很多行为即将消逝，或者理论所涉及的事物已不复存在的时侯，它作为一种为了后代进行抢救性记录的方式而存在;
● 3 用于共时性跨文化的对比和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研究。
为了拍摄人类学宗旨，理查德·瑟伦森提出十分重要的准备策略：
● 1在做任何拍摄工作时，必须对现存的已知文化变异的真实状况有清楚的了解；
● 2 必须对不同文化情景中出现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
● 3 必须配备技术熟练的工作人员。
进一步而言，以人类学原则拍摄的民族志电影必然要接受人类学理论限定及学术规范。
2.恪守人类学宗旨的影片因素
人类学者推崇的拍摄构想、行动及其成果与下列因素紧密相联：
● 1 作品主要以用于学术研究为目的；
● 2影片拍摄者应是人类学者或由人类学者主持的摄制组拍摄，其摄制思想不应受商业性等任何非学术性条件干扰；
● 3 还须遵循人类学的理论原则；
● 4 在人类学“参与观察”诸理论与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再进行拍摄；
● 5文字作品和影视作品并重，二者成为互补与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而提供对文化理解的两种不同的互补表现形式。
因此，文字影视的双向作品的理想过程是：由一位（或几位）受过正规人类学训练的学者先行完成田野工作，待分析整理出文字材料和选题后，再和摄影师重返调查点进行拍摄 ；或者，影视人类学者自己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随时确定主题，及时进行拍摄。因此，影视人类学强调一部片子的人类学理论切入点及其诠释过程，以及影视效果的人类学创新与贡献。
3.影视人类学的新取向
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原则也跟随着人类学理论进程而发展。当我们在拍摄中关注文化的诠释的构思与实践之时，有两个重要的、难于回避的问题一直影响着人类学家。这就是民族志电影的美学问题和应用问题。
胡台丽在她完成的影片《爱恋排湾笛》（2000）实践了被摄文化的美学如何在影片中呈现的问题。在前期调查中，她发现排湾族人喜欢看舞会中的盛装，因为服饰的纹样是极重要的文化表征与展演特色，他们看影像是在看对他们有意义的符号。如是，美学观是深植在排湾族人传说与传统纹饰所蕴含的哀思情感与美感中 。因此，民族志影片工作者在镜头前所发现的地方美学的差异，以及对影片呈现的影响，不但可以刺激我们思考，并可促使未来更优质的影像与文字民族志的产生。
应用研究显然是人类学家追求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庄孔韶一反学院派专题研究彝族家支组织及其仪式过程的单一的文化诠释做法，而是完成了直接应用的影视人类学示范片《虎日》和多篇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他使人类学家跨入原本是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自然科学领地，发现和抓住人类学的重要切入点——从人类学的整体性原则出发，不是用科学的方法，而是依靠激发诸种文化的力量，战胜从吸毒到戒毒过程的人类生物性的成瘾性，并用影视片直接推广这一戒毒的高成功率经验（并恪守在电影中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仅仅是在其他版本增加中文和英文字幕），使人类学家卓有成效地参与阻止西南部中国毒品蔓延的工作。这样视觉方式就自然而然的被纳入人类学的应用范畴之中了，实现了影视人类学应用的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