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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陆军上将黄琪翔，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九、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二十六、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要职。他与中国共产党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
广东省梅县籍的黄琪翔，字御行，生于1898年9月2日。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毕业后，黄琪翔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早年任粤军第一军少校参谋、营长、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是北伐军中著名的战将之一。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被提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获少将军阶的团长，只有叶挺和黄琪翔二人。此后，黄琪翔升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四军副军长、军长。黄琪翔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就支持共产党人的活动。1927年7月15日，他率第四军进驻江西省南昌、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7月29日，他参加了由汪精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即反共会议），获悉他们即将对共产党采取行动，当即指派可靠人员连夜下山，将这一重要情况秘密通知了恽代英等共产党人。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贺龙、恽代英、刘伯承等领导3万多名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于8月1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在江西省政府召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贺龙、邓演达、吴玉章、恽代英、周恩来、郭沫若、徐特立、彭湃等25人，成立革命委员会。黄琪翔是革命委员会的25名委员之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端。
因对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黄琪翔于1928年春离职赴香港，转往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文。在柏林期间，黄琪翔与正在柏林的宋庆龄以及邓演达、叶挺等相会，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建新党，即“第三种势力”。翌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作为她的秘书，陪同她由柏林经莫斯科回国，参加孙中山灵柩由北平碧云寺移运南京中山陵安葬的仪式。此后一段时间，黄琪翔即寄居上海。
邓演达遍游欧洲、中东及印度等国，寻求革命的真理，于1930年5月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大力支持、赞助，积极参加中央干事会的工作，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1931年11月，邓演达遭蒋介石杀害，黄琪翔继续担负起了“第三党”的工作。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扩大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发动“一·二八”事件。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由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奋起抗战。黄琪翔毅然领导“第三党”在上海的同志组成义勇队参加战斗，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劳等活动，支援前线将士。在上海军民1个多月的英勇斗争下，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第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于1932年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第三党”在上海的组织也大都被破坏。在此情况下，黄琪翔再度避居香港。
第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强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遭到蒋光鼐、蔡廷锴及广大官兵的反对。他们认为，同中国工农红军对抗没有出路，只有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他们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同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黄琪翔由香港回到福建参与此项活动，出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团主任，被推选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主席团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主旨宣言。但是，人民革命政府由于事起仓促，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很快宣告失败，黄琪翔再次赴德国柏林。在此期间，黄琪翔参加留德中国学生组织的“留德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驻德国大使馆告知德国警方加以逮捕，经过中国留学生抗日组织的抗议和斗争，黄琪翔等人才获释放。
1936年10月，黄琪翔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应国民党要员陈诚的电邀，从德国返回国内参加抗战。由陈诚向蒋介石推荐，黄琪翔被委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训练总监炮兵监、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张治中），后改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张发奎）。1937年春夏之际，中共方面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由延安到达南京，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团结抗战问题。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还专门会见了黄琪翔。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关于组建新四军问题时，黄琪翔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经过努力，国共双方达成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协议。从1937年10月开始，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8个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下辖4个支队。
新四军组建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挺进华中敌后，同当地共产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瓦解日、伪军，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同国民党关于组建新四军的谈判过程中，在关于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一系列问题同国民党进行的艰难交涉方面，黄琪翔以他所处的地位，为共产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新四军的成功组建是与黄琪翔从中协助分不开的。
（三）
汹涌澎湃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兼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是蒋介石、陈诚再三邀请，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迁到武汉。由于陈诚身兼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职务众多，无法兼顾，因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周恩来、黄琪翔两位负责。
黄琪翔早就仰慕周恩来。他认为，共产党眼光远大，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高度负责，他尤其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博大襟怀深表敬佩。此次黄琪翔与周恩来一同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内心是高兴的。但是，11年前的一桩往事，一直使黄琪翔不能释怀。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以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共3万多人，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12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大举反扑，起义部队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2月13日撤出广州，起义失败。在这次“广州起义”中，黄琪翔站到了起义部队的对立面，听从张发奎指挥，镇压了起义，充当了反面角色，他经常为自己历史上的这一污点愧悔不已。
黄琪翔在与周恩来合作共事中，丝毫没有感到周恩来因为旧怨而歧视或为难自己。反之，因为朝夕相处，思想上受周恩来的帮助和影响良多。黄琪翔不赞成打内战，坚定地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则与邓颖超、宋庆龄、李德全、史良等结为朋友，进行妇女抗日救亡宣传、义卖、募捐和儿童保育工作，组织军人和政府官员等的家属，支援前线和慰问伤兵。
黄琪翔与周恩来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次，湖北省咸宁县政府逮捕了一名从事民众工作的共产党员，公文送到黄琪翔手里，黄琪翔当即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是违反国共合作原则的。于是，黄琪翔责令当地政府把人放了。另一次，“中国学生联合会”在武汉召开抗日救亡大会，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一些人捣乱会场。黄琪翔身着戎装，喝令那些人停止捣乱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认为他“袒护共产党”。平日，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严密监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务分子反共气焰嚣张，黄琪翔甚为不满，愤然离开政治部，请求陈诚调任军训部次长。
（四）
此后，黄琪翔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军职，率领部队驰骋疆场，与日本侵略军打了一些硬仗，同时与中共方面则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1939年秋，黄琪翔被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湖南省邵阳，正准备率部迎击在湖南、湖北境内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军，却被调到第十一集团军担任总司令，驻守湖北省的襄樊。黄琪翔率部参加枣宜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在此任内，黄琪翔放手任用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1941年冬，黄琪翔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在湖北省恩施。适逢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恩施，他不避嫌疑，与叶挺常相往来，重叙旧谊，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他对叶挺的高风亮节十分钦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应同盟国的邀请，派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昆明，黄琪翔任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日本战败投降，他出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黄琪翔回到重庆，被授予上将军衔。1946年3月17日，重庆各党派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欢宴李济深、李宗仁、田汉、叶挺、廖承志等。与会者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等100多人。黄琪翔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是他与周恩来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别后的首次重逢，格外高兴。黄琪翔在宴会上慷慨陈词，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实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的决议，受到出席宴会人士的赞扬。
然而，国共和谈的大门已被关闭，内战如箭在弦，不可避免。原来，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向共产党、解放区发动进攻。
许多要人陆续离开重庆，来到上海。194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返回延安之前，在上海靖江路黄琪翔的寓所举行招待会，同各方面人士话别。在招待会上，大家表情凝重，很少话语。还是周恩来打破沉寂，他举杯对黄琪翔和客人们说：“相别总有相逢日。朋友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相聚的。让我们一起干一杯！”黄琪翔端起酒杯对周恩来说：“只可惜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周恩来、黄琪翔同众宾客一饮而尽。在厨房帮厨的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来到客厅，递上两满杯白兰地酒敬周恩来和邓颖超说：“周公、邓大姐！我敬你们一杯。祝愿你们这次回去，早日返来！”郭秀仪说着，早已泪光闪闪。周恩来、邓颖超同郭秀仪、黄琪翔一起，干了这一杯。渐渐地，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周恩来同大家谈笑风生，招待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黄琪翔因不愿参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主动要求调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获得批准，于1947年6月赴柏林就任。1年零3个月之后的1948年9月，黄琪翔奉命回国述职。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顽固坚持打内战，毫无悔过之心，他决定辞去驻德国代表团团长之职。陈诚邀请他去台湾，也被他拒绝。1948年冬，黄琪翔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从上海经广州，第三次赴香港避居。
（五）
黄琪翔在香港期间，继续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争取国民党粤军将领、劝说他们站到祖国人民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为期9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与会的正式代表585人，预留代表名额77个。其中以各党派代表的名义与会的爱国将领40人，特邀代表19人，黄琪翔在特邀代表的名单之中。知名的特邀代表有李明灏、张治中、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林遵、邓兆祥、赛福鼎等。
为参加此次“新政协”会议，黄琪翔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后，于1949年8月在中共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黄琪翔与周恩来相别3年，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重新聚首了。正如周恩来于1946年从上海返回延安时在告别宴会上所预言的：“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相聚的！”在这次政协会议上，黄琪翔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举行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26位知名的爱国将领，黄琪翔应邀参加了此次盛宴。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祝贺参与宴会的原国民党爱国将领举行起义以及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会议期间，黄琪翔同许多故旧老友相会，其中有傅作义。他们在一起话旧谈新，既兴奋，又感慨。1948年秋冬间，黄琪翔由德国回到南京时，傅作义正在南京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两人同住在“励志社”招待所，睱时私下谈及当时的局势。黄琪翔倾己之见指出：“此次内战，毫无意义，昧于形势，丧失民心。目前败局，即拼死挣扎，亦无所补，只能延长战祸，使民族更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力者当机立断，作出贡献之时。”忆及当年在南京时的这一席话，傅作义盛赞黄琪翔是直率知己的肺腑之言。
1949年10月1日，黄琪翔应邀光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70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一）
广东省梅县籍的黄琪翔，字御行，生于1898年9月2日。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毕业后，黄琪翔追随孙中山闹革命，早年任粤军第一军少校参谋、营长、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屡建战功，是北伐军中著名的战将之一。汀泗桥之役后，黄琪翔被提升为少将团长。北伐军获少将军阶的团长，只有叶挺和黄琪翔二人。此后，黄琪翔升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四军副军长、军长。黄琪翔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就支持共产党人的活动。1927年7月15日，他率第四军进驻江西省南昌、九江一带，准备东征讨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7月29日，他参加了由汪精卫等在庐山召开的“分共”会议（即反共会议），获悉他们即将对共产党采取行动，当即指派可靠人员连夜下山，将这一重要情况秘密通知了恽代英等共产党人。
1927年，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贺龙、恽代英、刘伯承等领导3万多名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于8月1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在江西省政府召开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贺龙、邓演达、吴玉章、恽代英、周恩来、郭沫若、徐特立、彭湃等25人，成立革命委员会。黄琪翔是革命委员会的25名委员之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开端。
因对镇压共产党人领导的“广州起义”负有重责，在内外舆论指责下，黄琪翔于1928年春离职赴香港，转往日本，同年7月，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德文。在柏林期间，黄琪翔与正在柏林的宋庆龄以及邓演达、叶挺等相会，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关于与共产党合作的主张，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建新党，即“第三种势力”。翌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作为她的秘书，陪同她由柏林经莫斯科回国，参加孙中山灵柩由北平碧云寺移运南京中山陵安葬的仪式。此后一段时间，黄琪翔即寄居上海。
邓演达遍游欧洲、中东及印度等国，寻求革命的真理，于1930年5月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黄琪翔大力支持、赞助，积极参加中央干事会的工作，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1931年11月，邓演达遭蒋介石杀害，黄琪翔继续担负起了“第三党”的工作。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扩大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1932年1月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上海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发动“一·二八”事件。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由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奋起抗战。黄琪翔毅然领导“第三党”在上海的同志组成义勇队参加战斗，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劳等活动，支援前线将士。在上海军民1个多月的英勇斗争下，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当局顽固坚持不抵抗政策，第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国民党南京政府于1932年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第三党”在上海的组织也大都被破坏。在此情况下，黄琪翔再度避居香港。
第十九路军撤离上海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强令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遭到蒋光鼐、蔡廷锴及广大官兵的反对。他们认为，同中国工农红军对抗没有出路，只有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才是正确的选择，于是他们联合李济深等国民党内一部分势力，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同工农红军签订《抗日反蒋协定》。黄琪翔由香港回到福建参与此项活动，出任人民革命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参谋团主任，被推选为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大会主席团主席，在大会上发表主旨宣言。但是，人民革命政府由于事起仓促，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取得各方的支持，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夹击下，很快宣告失败，黄琪翔再次赴德国柏林。在此期间，黄琪翔参加留德中国学生组织的“留德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驻德国大使馆告知德国警方加以逮捕，经过中国留学生抗日组织的抗议和斗争，黄琪翔等人才获释放。
1936年10月，黄琪翔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并应国民党要员陈诚的电邀，从德国返回国内参加抗战。由陈诚向蒋介石推荐，黄琪翔被委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训练总监炮兵监、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张治中），后改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张发奎）。1937年春夏之际，中共方面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由延安到达南京，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团结抗战问题。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还专门会见了黄琪翔。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谈判关于组建新四军问题时，黄琪翔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了谈判。经过努力，国共双方达成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协议。从1937年10月开始，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8个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集中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由叶挺担任军长，下辖4个支队。
新四军组建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挺进华中敌后，同当地共产党组织一道，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瓦解日、伪军，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同国民党关于组建新四军的谈判过程中，在关于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干部任命等一系列问题同国民党进行的艰难交涉方面，黄琪翔以他所处的地位，为共产党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新四军的成功组建是与黄琪翔从中协助分不开的。
（三）
汹涌澎湃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兼任政治部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是蒋介石、陈诚再三邀请，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的军政机关大都迁到武汉。由于陈诚身兼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政府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职，职务众多，无法兼顾，因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周恩来、黄琪翔两位负责。
黄琪翔早就仰慕周恩来。他认为，共产党眼光远大，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高度负责，他尤其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博大襟怀深表敬佩。此次黄琪翔与周恩来一同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内心是高兴的。但是，11年前的一桩往事，一直使黄琪翔不能释怀。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领导工人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以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为主力，联合工人赤卫队、市郊农民共3万多人，打败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又称“广州公社”）。12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兵大举反扑，起义部队英勇奋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于12月13日撤出广州，起义失败。在这次“广州起义”中，黄琪翔站到了起义部队的对立面，听从张发奎指挥，镇压了起义，充当了反面角色，他经常为自己历史上的这一污点愧悔不已。
黄琪翔在与周恩来合作共事中，丝毫没有感到周恩来因为旧怨而歧视或为难自己。反之，因为朝夕相处，思想上受周恩来的帮助和影响良多。黄琪翔不赞成打内战，坚定地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则与邓颖超、宋庆龄、李德全、史良等结为朋友，进行妇女抗日救亡宣传、义卖、募捐和儿童保育工作，组织军人和政府官员等的家属，支援前线和慰问伤兵。
黄琪翔与周恩来的关系日益密切。一次，湖北省咸宁县政府逮捕了一名从事民众工作的共产党员，公文送到黄琪翔手里，黄琪翔当即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认为，这是违反国共合作原则的。于是，黄琪翔责令当地政府把人放了。另一次，“中国学生联合会”在武汉召开抗日救亡大会，国民党特务机关组织一些人捣乱会场。黄琪翔身着戎装，喝令那些人停止捣乱活动，被国民党当局认为他“袒护共产党”。平日，国民党中统和军统严密监控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特务分子反共气焰嚣张，黄琪翔甚为不满，愤然离开政治部，请求陈诚调任军训部次长。
（四）
此后，黄琪翔在国民党军中先后担任了许多重要军职，率领部队驰骋疆场，与日本侵略军打了一些硬仗，同时与中共方面则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
1939年秋，黄琪翔被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驻防湖南省邵阳，正准备率部迎击在湖南、湖北境内发动进攻的日本侵略军，却被调到第十一集团军担任总司令，驻守湖北省的襄樊。黄琪翔率部参加枣宜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在此任内，黄琪翔放手任用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把他们安排在重要的工作岗位上。1941年冬，黄琪翔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驻在湖北省恩施。适逢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反动派软禁在恩施，他不避嫌疑，与叶挺常相往来，重叙旧谊，从各方面给予照顾，他对叶挺的高风亮节十分钦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应同盟国的邀请，派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印度。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设在昆明，黄琪翔任远征军的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日本战败投降，他出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黄琪翔回到重庆，被授予上将军衔。1946年3月17日，重庆各党派领袖和各界知名人士欢宴李济深、李宗仁、田汉、叶挺、廖承志等。与会者有周恩来、邓颖超、张澜、冯玉祥、沈钧儒、董必武、王若飞等100多人。黄琪翔出席了这次聚会，这是他与周恩来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分别后的首次重逢，格外高兴。黄琪翔在宴会上慷慨陈词，呼吁和平，停止内战，实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的决议，受到出席宴会人士的赞扬。
然而，国共和谈的大门已被关闭，内战如箭在弦，不可避免。原来，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一面调集军队准备向共产党、解放区发动进攻。
许多要人陆续离开重庆，来到上海。194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上海返回延安之前，在上海靖江路黄琪翔的寓所举行招待会，同各方面人士话别。在招待会上，大家表情凝重，很少话语。还是周恩来打破沉寂，他举杯对黄琪翔和客人们说：“相别总有相逢日。朋友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相聚的。让我们一起干一杯！”黄琪翔端起酒杯对周恩来说：“只可惜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了！”周恩来、黄琪翔同众宾客一饮而尽。在厨房帮厨的黄琪翔夫人郭秀仪来到客厅，递上两满杯白兰地酒敬周恩来和邓颖超说：“周公、邓大姐！我敬你们一杯。祝愿你们这次回去，早日返来！”郭秀仪说着，早已泪光闪闪。周恩来、邓颖超同郭秀仪、黄琪翔一起，干了这一杯。渐渐地，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周恩来同大家谈笑风生，招待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黄琪翔因不愿参与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主动要求调任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获得批准，于1947年6月赴柏林就任。1年零3个月之后的1948年9月，黄琪翔奉命回国述职。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顽固坚持打内战，毫无悔过之心，他决定辞去驻德国代表团团长之职。陈诚邀请他去台湾，也被他拒绝。1948年冬，黄琪翔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从上海经广州，第三次赴香港避居。
（五）
黄琪翔在香港期间，继续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争取国民党粤军将领、劝说他们站到祖国人民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为期9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与会的正式代表585人，预留代表名额77个。其中以各党派代表的名义与会的爱国将领40人，特邀代表19人，黄琪翔在特邀代表的名单之中。知名的特邀代表有李明灏、张治中、程潜、陈明仁、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林遵、邓兆祥、赛福鼎等。
为参加此次“新政协”会议，黄琪翔在香港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后，于1949年8月在中共组织的安排和帮助下，携眷北上，回到北平。黄琪翔与周恩来相别3年，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重新聚首了。正如周恩来于1946年从上海返回延安时在告别宴会上所预言的：“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相聚的！”在这次政协会议上，黄琪翔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举行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26位知名的爱国将领，黄琪翔应邀参加了此次盛宴。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祝贺参与宴会的原国民党爱国将领举行起义以及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毛泽东说：“由于国民党军中的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会议期间，黄琪翔同许多故旧老友相会，其中有傅作义。他们在一起话旧谈新，既兴奋，又感慨。1948年秋冬间，黄琪翔由德国回到南京时，傅作义正在南京参加由蒋介石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两人同住在“励志社”招待所，睱时私下谈及当时的局势。黄琪翔倾己之见指出：“此次内战，毫无意义，昧于形势，丧失民心。目前败局，即拼死挣扎，亦无所补，只能延长战祸，使民族更陷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力者当机立断，作出贡献之时。”忆及当年在南京时的这一席话，傅作义盛赞黄琪翔是直率知己的肺腑之言。
1949年10月1日，黄琪翔应邀光荣地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黄琪翔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副主席等职。1970年12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