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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中国的目录学史，则不得不提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学者姚名达所著的《中国目录学史》。这是姚名达先生自身长期对中国目录学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晶，在中国目录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对这本书的深入探究，进而总结出三个创作特点，这些创作特点对当代目录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民国；目录学
民国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目录学是其中之一。《中国目录学史》一书发表于1937 年。全书采用主题法撰写，共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 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和结论十个主题，全面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客观评价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目录学理论、观点和方法的优劣短长，以及各自的特色。目前，学界对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很多，对姚名达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亦不少。1986年，董广文在《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把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但对《中国目录学史》一书的研究仍显单薄。2009年，尤小平在《图书情报工作》上发表的论文《姚名达生平及其文献学研究》，该文侧重于从姚名达本人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学术思想。但是专门从创作特点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目录学史》这本书的文章还很罕见。本文拟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一、别出心裁的编排方式---“主题法”
“一般治历史者，每喜用断代法，盖一时代苟有一时代之特殊色彩，其断代也固宜；然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则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强立名义，反觉辞费。”[1]因而。他在编写该书时，“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全书除首列“叙论篇”，末以“结论篇”作结外，先设“溯源篇”，采用追问法，以推究目录之渊源，然后按主题依次分为“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诸篇，系统阐述了从先秦至抗战前二千年中国目录学发展史。显然，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为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比如清末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民初蒋元卿的《校雠学史》等。这样一般不习见的的编排方式，主题鲜明，内容集中，使人一目了然。
二、篇目齐全，史料丰富
姚名达为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可以说殚精竭虑。他“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书馆借读。”对目录学史籍，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后又 “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究。”其艰辛程度，正如他自己所说：“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除了累年弥月搜集目录史料外，并二易其稿，仅第二次撰写就费时八月。其目的就是要在博搜精考的基础上，“撰成毫无遗留的文献史”。[2]因此，名达二部目录学史专著，史料极为丰富。我们仅举一例，如“目”与“录”二字的考订，他就参考了甲骨文、钟鼎文和古今有关甲骨文的著作，并引录了《尚书》、《文选》、《汉书》、《礼记》、《管子》、《考工记》、《吕氏春秋》、《论语》、《春秋》、《诗经》等百余种史籍，在广搜博考的基础上，最后才对“目录”一词下定义。这种治学态度，近代鲜有人比。所以1957年，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为《中国目录学史》作《后记》，也感叹到：“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是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3]
三、重视解题的思想
解题又称叙录、提要、书录，它不仅是介绍作者生平事迹、揭示书籍来源与内容、考察书籍学术价值等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体式之一，体现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姚名达也深刻认识到解题的重要性，虽然他受到西方现代目录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总体评价甚至较低，认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责疑“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4]。他认为解题是我国传统目录的最大优点，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也是传统目录唯一优于西方现代目录之处。
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篇幅也不大，但其见解、论断颇有新意，并多能切中要害，发人思考。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若“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5]
此外，他在对历代书目解题作了一番深入考察后，将解题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体进行了分类：完全接受《别录》么体例派、撮取《别录》之精华派、偏举《别录》之局部派、特别注重版本派、侧重考证派、以及为方便读者取材，在解题中专述书籍之内容派，并列举了有代表性的书目于各派前后，便于读者比照。姚名达在书中正式提出“解题目录”这一概念，还在《特种目录篇》中专门设立了“解题目录”一节，重点讲述了古代的解题目录和现代的解题目录两个问题，指出古代解题“皆典藏目录”，而现代解题“实即读书指南”，二者的概念不同，并以吕思勉《经子解题》和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为例，介绍了古、今解题目录的体例内容特点。在《结论篇》中，姚名达还对未来的目录学提出了希望，他說目录学之编目，“与其详列篇目，不若精传解题”，“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矣”，[6]希望解题能够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
解题是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基本方法，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姚名达对撰写解题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当今提要目录的编制工作，均有着一定的意义。
结语：
姚名达置身于由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中西文化、国内新旧潮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下，他在研究目录学时，敢于打破传统的观念，大胆的运用新的创作手法，融古今中外于一体，拓宽了目录学的知识领域和研究范围。《中国目录学史》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新”的方向，为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书中“主题法”的撰写方式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对当代目录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见王重民为《中国目录学史》所作《后记》。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作者简介：杨硕林（1993-），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关键词】：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民国；目录学
民国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重要，目录学是其中之一。《中国目录学史》一书发表于1937 年。全书采用主题法撰写，共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 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和结论十个主题，全面论述了中国目录学发展历史，客观评价了中国历代目录学家目录学理论、观点和方法的优劣短长，以及各自的特色。目前，学界对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很多，对姚名达本人的学术著作以及学术思想的研究亦不少。1986年，董广文在《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贡献》一文中把姚名达对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行了梳理与研究，但对《中国目录学史》一书的研究仍显单薄。2009年，尤小平在《图书情报工作》上发表的论文《姚名达生平及其文献学研究》，该文侧重于从姚名达本人的角度来探讨它的学术思想。但是专门从创作特点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目录学史》这本书的文章还很罕见。本文拟从这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
一、别出心裁的编排方式---“主题法”
“一般治历史者，每喜用断代法，盖一时代苟有一时代之特殊色彩，其断代也固宜；然在中国目录学史中，则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强立名义，反觉辞费。”[1]因而。他在编写该书时，“特取若干主题，通古今而直述。使其源流毕具，一览无余”。全书除首列“叙论篇”，末以“结论篇”作结外，先设“溯源篇”，采用追问法，以推究目录之渊源，然后按主题依次分为“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诸篇，系统阐述了从先秦至抗战前二千年中国目录学发展史。显然，它不像通常写专史那样，从古到今划分为几个发展时期，通过揭示各个时期的特点来展现历史全貌，比如清末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民初蒋元卿的《校雠学史》等。这样一般不习见的的编排方式，主题鲜明，内容集中，使人一目了然。
二、篇目齐全，史料丰富
姚名达为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可以说殚精竭虑。他“每趁课暇，辄走京杭各图书馆借读。”对目录学史籍，逐书考察其内容，逐事确定其年代，逐人记述其生平。后又 “力辞复旦讲席，移居杭州，专心研究。”其艰辛程度，正如他自己所说：“如独入古墓，如长征沙漠。”除了累年弥月搜集目录史料外，并二易其稿，仅第二次撰写就费时八月。其目的就是要在博搜精考的基础上，“撰成毫无遗留的文献史”。[2]因此，名达二部目录学史专著，史料极为丰富。我们仅举一例，如“目”与“录”二字的考订，他就参考了甲骨文、钟鼎文和古今有关甲骨文的著作，并引录了《尚书》、《文选》、《汉书》、《礼记》、《管子》、《考工记》、《吕氏春秋》、《论语》、《春秋》、《诗经》等百余种史籍，在广搜博考的基础上，最后才对“目录”一词下定义。这种治学态度，近代鲜有人比。所以1957年，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为《中国目录学史》作《后记》，也感叹到：“在过去几十年内，关于‘中国目录学史’的专著和论文不下二三十种，不论在采辑资料方面，或是编写内容方面，都应该以姚先生这部著作为最好。”[3]
三、重视解题的思想
解题又称叙录、提要、书录，它不仅是介绍作者生平事迹、揭示书籍来源与内容、考察书籍学术价值等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良体式之一，体现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
姚名达也深刻认识到解题的重要性，虽然他受到西方现代目录学思想的影响，对中国古代目录学成就并不推崇，总体评价甚至较低，认为“二千年来校雠目录之学并无特殊飞跃之进步”，责疑“中国之目录学无乃尚未成功”[4]。他认为解题是我国传统目录的最大优点，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也是传统目录唯一优于西方现代目录之处。
书中论解题者仅三四处，篇幅也不大，但其见解、论断颇有新意，并多能切中要害，发人思考。比如他提出目录分类应从多方面着眼，若“自目录内容之体制分之，则有纯书目（有仅记书名、著名、卷数者，有兼记版本参考者）、纯解题（有于书目后作解题者，有于书籍中做题跋者）、兼书目及解题之异”。[5]
此外，他在对历代书目解题作了一番深入考察后，将解题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体进行了分类：完全接受《别录》么体例派、撮取《别录》之精华派、偏举《别录》之局部派、特别注重版本派、侧重考证派、以及为方便读者取材，在解题中专述书籍之内容派，并列举了有代表性的书目于各派前后，便于读者比照。姚名达在书中正式提出“解题目录”这一概念，还在《特种目录篇》中专门设立了“解题目录”一节，重点讲述了古代的解题目录和现代的解题目录两个问题，指出古代解题“皆典藏目录”，而现代解题“实即读书指南”，二者的概念不同，并以吕思勉《经子解题》和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为例，介绍了古、今解题目录的体例内容特点。在《结论篇》中，姚名达还对未来的目录学提出了希望，他說目录学之编目，“与其详列篇目，不若精传解题”，“删解题之叙录而古录之优点尽矣”，[6]希望解题能够得到后世治目录学者的充分重视。
解题是揭示图书内容的一种基本方法，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姚名达对撰写解题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当今提要目录的编制工作，均有着一定的意义。
结语：
姚名达置身于由古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中西文化、国内新旧潮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大背景下，他在研究目录学时，敢于打破传统的观念，大胆的运用新的创作手法，融古今中外于一体，拓宽了目录学的知识领域和研究范围。《中国目录学史》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目录学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新”的方向，为我国现代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书中“主题法”的撰写方式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对当代目录学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2]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见王重民为《中国目录学史》所作《后记》。
[4]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5]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叙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6]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结论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作者简介：杨硕林（1993-），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