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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时指出：“‘统则强、分必乱’，这是一条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岸同胞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台湾的前途系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的福祉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强盛。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对台湾来说，这是福音、是历史机遇。希望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进程中，把握住机遇，相互扶持，紧密合作，为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美好生活，为在世界上共享中华民族尊严和荣耀而携手奋斗。”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习近平语重心长的谈话，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不禁使我们想起发生在1945年重庆的那场稍纵即逝的国共谈判。
1945年8月，抗战硝烟刚刚熄灭，中国正面临着内战与和平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为争取国内和平，以弥天大勇身蹈险地，以勇气和智慧创造了那段难忘的历史。至今思之，仍使人难以忘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中国，拮据困窘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破例摆起家宴，允许每位家人做一道自己喜欢吃的菜;作家郑振铎连着下了好几顿馆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当可安居乐业，不愁饥寒了！”身在重庆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急忙搭上友人为他联系的美军运输机，第一时间赶回在宜宾李庄养病的妻子林徽因身边。而久病不出家门的林徽因，闻讯也坐着临时绑扎的滑竿，被朋友抬到了热闹的大街上。
在延安，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天空，喊着要人们吃“胜利果实”;鲁艺的学生们兴奋地扯出棉袄里的棉絮，点起庆祝的火把……
这一天，举国若狂;这一夜，无人入睡。
和老百姓的喜出望外略有差別，对于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似乎早有准备。几个月前，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们在延安和南京各自召开了讨论战后中国问题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国民党六大的内部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在会后同军队代表见面时，又专门叮嘱：剿匪“乃是我们革命成败与国家安危之所关，而且亦是大家各人生死祸福之所系。”
胜利，在中国两大政党的天平上竟有如此不同的重量;
家国，在毛泽东和蒋介石心中隐然现出不同的风景。
抗战胜利了，中国将向何处去？内战还是和平？生存还是毁灭？人们陷入了渴望和忧虑交织的情绪中。
在成都，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的诗句;在重庆，“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个人闷在家里”，真切感到“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在上海，画家丰子恺创作了一幅题为《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的漫画，抒发他祈望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
此时的蒋介石想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的确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在国内，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后渴望实现国内和平，普遍反对内战。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都不赞成中国在这时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军队主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远远地退缩到西南地区，把它们运送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陈诚晚年在回忆录里坦承：“在抗战结束时期，我们的部队多在西南地区，由西南转运至华北、东北，非有半年时间不可。故为争取半年之部署时间，和谈对我亦并非无利。”
想要先发制人的蒋介石，想出以时间换空间这招“妙棋”。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三封电报均全文刊登在重庆《中央日报》上，该报总主笔陶希圣一语道破玄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的确，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敢冒险来重庆，想一箭双雕：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同时，还可以用谈判来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
皮球踢到了共产党的脚下。毛泽东去还是不去，确实是一个难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多数人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冒这个险。“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恳切地说：“毛主席不要轻易出去，要防备蒋介石的流氓手段。”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自1926年以来，蒋介石扣押、软禁、拘监过的人，就有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粤军主帅、他的把兄弟许崇智，国民党元老、他的政治对手胡汉民，向他负荆请“罪”的张学良，以及与之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等。
当时在晋绥边区的贺龙得知毛主席去重庆的消息后，很担心，还专门给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打电报，询问：毛主席到重庆，中央究竟有没有把握？
在8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给大家交了底：重庆“可以去、必须去”“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他还幽默地说：“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1945年8月28日上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延安机场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毛泽东在机舱门口的“挥手之间”，成为中国历史上永恒的定格。
国民党完全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来重庆，因此根本拿不出任何一份可供谈判的方案。9月3日，还是中共方面主动提出了有关两党商谈的11项提要，这才使谈判有了依据。在这11项提要中，中共首先做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承诺，但由于国民党坚决不予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谈判很快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这时却很逍遥洒脱。9月27日，他带着宋美龄专程飞往西昌度假，下榻当地名胜邛海，尽情享受风清鸟啭、花笑山明的美景。在他看来，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无足轻重，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借口罢了。
蒋介石到达西昌的当天，还在日记中称毛泽东是“害国殃民”“第一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果不对他加以“惩治”“审治”，就不能“折服军民”“澄清国本”，甚至没有办法告慰“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
但是，9天后，蒋介石又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审治”毛泽东可能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反对。在10月6日的日记中，他又说：“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惟有天命是从也”。
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一份详细记录毛泽东在重庆每天活动情况和谈话内容的报告。报告的书写人是国民政府宪兵司令张镇，报告的呈达人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毛泽东在重庆确实危机四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龙潭虎穴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不敢稍有疏忽。毛泽东外出，周恩来同车陪同;毛泽东住的房间，周恩来要亲自检查;毛泽东坐的椅子，周恩来要先坐一坐。他规定，毛泽东住的房间不能离人，外人不让随便进来。宴会上，人们给毛泽东敬的酒，周恩来都要一杯一杯接过来喝掉。
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信步闲庭。在重庆，有三位美国大兵：埃德尔曼·杰克、爱德华·贝尔和霍华德·海曼，他们听说毛泽东喜欢吸烟，甚至在延安自己种烟草，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并把便条和香烟留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驻地。几天以后，有人告诉他们，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希望请他们吃饭！这一天，应毛泽东之邀，三人来到化龙桥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做客。
席间相谈甚欢，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毛泽东提醒大家说：如果我们想照相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照。于是，毛泽东和三位美国大兵走到花园里，摆好姿势，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也记录下了这个愉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广泛接触和争取中间民主人士，大概就是毛泽东早就想好要办的事。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宋庆龄、于右任、柳亚子、张澜、冯玉祥、谭平山、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坦率地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位于重庆市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是当时知名人士、社会贤达活动的大本营，也是民盟中央的总部。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欢宴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一句话，说得满园生色。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他反复强调“和为贵”，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谈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往事。吃完饭，毛泽东特意为特园题写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
不过，蒋介石心中却没有这么光明。9月17日，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在林园共进午餐，一面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本》。这一时期，他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华北、华东和东北大肆运兵，加紧向各解放区进犯。当时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还炫耀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9月20日，毛泽东在重庆收到了中共中央截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密电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大公报》举行的宴会。著名报人王芸生向毛泽东委婉提出，希望“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则耐心地解释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
其实，国民党何止是不许共产党“做饭”，甚至还要“砸”共产党的“锅”。就在重庆谈判紧张进行的时候，阎锡山在山西上党地区首先挑起了武装冲突。毛泽东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晋冀鲁豫部队坚决反击，取得了胜利。
在战场上没捞到便宜的国民党，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前。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大大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逆民心发动内战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丢了人，输了理。
就在《双十协定》签字的同一天，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在授予抗战有功人员“胜利勋章”的名单中，亲笔加上了毛泽东的名字。可是他转过头来，又在日记中痛骂毛泽东“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并自我安慰说，将其“姓名加入”，完全是“使之安心”“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
也是在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至少进行了三次单独会谈，并且平生唯一一次同乘一辆车出行。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车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登机前，他告诉中外记者：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至少此刻的蒋介石也是“乐观”的。他在两天后的日记里得意地盘算着：“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蒋介石的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但这一次也许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误判。
随着一架绿色双引擎C-47式运输机飞离跑道后，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他带走了一份协议，留下了一首诗词。 这首《沁园春·雪》后来在重庆几乎引起一场“地震”，人们纷纷传抄、传诵。就是通过这首词，陕北高原那群“土八路”高远的志向、不凡的胸襟和强烈的使命感，折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毛泽东带走的这份协议中，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例如，中共将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将其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复员等等。但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以及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都没有解决。《双十协定》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1946年1月10日，全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经过22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途径。
对于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对待的。中共中央曾在给重庆代表团的一份电报中，披露了其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成员名单。其中，周恩来拟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
中共中央还开始考虑将驻地从延安迁移到江苏的淮阴。毛泽东的意思是那里靠近南京，有事到南京比较方便。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李一氓具体负责选址工作。他当时接到华中局的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要他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当时他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他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面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选址还没有定下来，内战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而这时，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根据政协协议开始进行了。在华南坚持抗战八年的东江纵队整个解散。2万多人中只有3000人通过美国军舰运到青岛，撤到山东解放区。其余人全部就地复员。晋察冀部队原有野战军9个纵队，26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共32万多人，率先复员了10多万人。
和中共的做法相反，蒋介石却授意部下陈诚，拟定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何应钦则不惜屈尊请教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制定了一个两年“清剿共產党”的计划。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后，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又占领了张家口。
头一天，痴心的梁漱溟还在上海苦苦劝说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谈。而当他12日清晨返回南京时，却看到了《中央日报》发表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消息。面对蜂拥过来采访的记者，梁漱溟顿足捶胸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这一年，一直为争取国共和谈东奔西走的周恩来，无限感伤地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11月19日，中共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在告别招待会上，周恩来告诉记者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回来。
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习近平语重心长的谈话，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智慧，不禁使我们想起发生在1945年重庆的那场稍纵即逝的国共谈判。
1945年8月，抗战硝烟刚刚熄灭，中国正面临着内战与和平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为争取国内和平，以弥天大勇身蹈险地，以勇气和智慧创造了那段难忘的历史。至今思之，仍使人难以忘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消息传到中国，拮据困窘的历史学家顾颉刚破例摆起家宴，允许每位家人做一道自己喜欢吃的菜;作家郑振铎连着下了好几顿馆子，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后当可安居乐业，不愁饥寒了！”身在重庆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急忙搭上友人为他联系的美军运输机，第一时间赶回在宜宾李庄养病的妻子林徽因身边。而久病不出家门的林徽因，闻讯也坐着临时绑扎的滑竿，被朋友抬到了热闹的大街上。
在延安，卖水果的农民把一筐一筐的花红果子抛向天空，喊着要人们吃“胜利果实”;鲁艺的学生们兴奋地扯出棉袄里的棉絮，点起庆祝的火把……
这一天，举国若狂;这一夜，无人入睡。
和老百姓的喜出望外略有差別，对于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似乎早有准备。几个月前，几乎在同一时间，他们在延安和南京各自召开了讨论战后中国问题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国民党六大的内部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他在会后同军队代表见面时，又专门叮嘱：剿匪“乃是我们革命成败与国家安危之所关，而且亦是大家各人生死祸福之所系。”
胜利，在中国两大政党的天平上竟有如此不同的重量;
家国，在毛泽东和蒋介石心中隐然现出不同的风景。
抗战胜利了，中国将向何处去？内战还是和平？生存还是毁灭？人们陷入了渴望和忧虑交织的情绪中。
在成都，历史学家陈寅恪写下“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的诗句;在重庆，“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个人闷在家里”，真切感到“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在上海，画家丰子恺创作了一幅题为《炮弹作花瓶，人世无战争》的漫画，抒发他祈望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的美好愿望……
此时的蒋介石想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的确也有许多困难和顾忌。在国内，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抗战后渴望实现国内和平，普遍反对内战。在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都不赞成中国在这时发生大规模内战。而对蒋介石来说，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军队主力在抗日战争时期已经远远地退缩到西南地区，把它们运送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陈诚晚年在回忆录里坦承：“在抗战结束时期，我们的部队多在西南地区，由西南转运至华北、东北，非有半年时间不可。故为争取半年之部署时间，和谈对我亦并非无利。”
想要先发制人的蒋介石，想出以时间换空间这招“妙棋”。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他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速到重庆“共定大计”。三封电报均全文刊登在重庆《中央日报》上，该报总主笔陶希圣一语道破玄机：我们明知共产党不会来渝谈判，我们要假戏真做，制造空气。
的确，蒋介石估计毛泽东不敢冒险来重庆，想一箭双雕：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同时，还可以用谈判来换得调兵遣将的时间。
皮球踢到了共产党的脚下。毛泽东去还是不去，确实是一个难题。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此事，多数人明确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冒这个险。“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恳切地说：“毛主席不要轻易出去，要防备蒋介石的流氓手段。”
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来由的。自1926年以来，蒋介石扣押、软禁、拘监过的人，就有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粤军主帅、他的把兄弟许崇智，国民党元老、他的政治对手胡汉民，向他负荆请“罪”的张学良，以及与之谈判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等。
当时在晋绥边区的贺龙得知毛主席去重庆的消息后，很担心，还专门给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打电报，询问：毛主席到重庆，中央究竟有没有把握？
在8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给大家交了底：重庆“可以去、必须去”“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他还幽默地说：“如果是软禁，那倒不怕，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1945年8月28日上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延安机场登上了去重庆的飞机。毛泽东在机舱门口的“挥手之间”，成为中国历史上永恒的定格。
国民党完全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来重庆，因此根本拿不出任何一份可供谈判的方案。9月3日，还是中共方面主动提出了有关两党商谈的11项提要，这才使谈判有了依据。在这11项提要中，中共首先做出“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承诺，但由于国民党坚决不予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谈判很快陷入了僵局。 蒋介石这时却很逍遥洒脱。9月27日，他带着宋美龄专程飞往西昌度假，下榻当地名胜邛海，尽情享受风清鸟啭、花笑山明的美景。在他看来，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无足轻重，不过是拖延时间的借口罢了。
蒋介石到达西昌的当天，还在日记中称毛泽东是“害国殃民”“第一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果不对他加以“惩治”“审治”，就不能“折服军民”“澄清国本”，甚至没有办法告慰“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
但是，9天后，蒋介石又不得不重新掂量一下“审治”毛泽东可能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反对。在10月6日的日记中，他又说：“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惟有天命是从也”。
保存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一份详细记录毛泽东在重庆每天活动情况和谈话内容的报告。报告的书写人是国民政府宪兵司令张镇，报告的呈达人是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毛泽东在重庆确实危机四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
龙潭虎穴中，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不敢稍有疏忽。毛泽东外出，周恩来同车陪同;毛泽东住的房间，周恩来要亲自检查;毛泽东坐的椅子，周恩来要先坐一坐。他规定，毛泽东住的房间不能离人，外人不让随便进来。宴会上，人们给毛泽东敬的酒，周恩来都要一杯一杯接过来喝掉。
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信步闲庭。在重庆，有三位美国大兵：埃德尔曼·杰克、爱德华·贝尔和霍华德·海曼，他们听说毛泽东喜欢吸烟，甚至在延安自己种烟草，就从自己的配给中拿了几条美国香烟，写了一张表示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繁荣、和平的前途的便条，并把便条和香烟留在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驻地。几天以后，有人告诉他们，毛泽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并希望请他们吃饭！这一天，应毛泽东之邀，三人来到化龙桥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做客。
席间相谈甚欢，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毛泽东提醒大家说：如果我们想照相的话，最好趁光线还亮的时候到花园里去照。于是，毛泽东和三位美国大兵走到花园里，摆好姿势，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也记录下了这个愉快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广泛接触和争取中间民主人士，大概就是毛泽东早就想好要办的事。毛泽东先后会见了宋庆龄、于右任、柳亚子、张澜、冯玉祥、谭平山、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坦率地交流了对时局的看法，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位于重庆市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是当时知名人士、社会贤达活动的大本营，也是民盟中央的总部。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欢宴毛泽东一行。
毛泽东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一句话，说得满园生色。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他反复强调“和为贵”，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谈教育，同张申府话五四往事。吃完饭，毛泽东特意为特园题写了“光明在望”四个大字。
不过，蒋介石心中却没有这么光明。9月17日，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在林园共进午餐，一面密令重印下发《剿匪手本》。这一时期，他依靠美国的军舰和飞机向华北、华东和东北大肆运兵，加紧向各解放区进犯。当时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还炫耀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9月20日，毛泽东在重庆收到了中共中央截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密电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出席了《大公报》举行的宴会。著名报人王芸生向毛泽东委婉提出，希望“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泽东则耐心地解释说：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
其实，国民党何止是不许共产党“做饭”，甚至还要“砸”共产党的“锅”。就在重庆谈判紧张进行的时候，阎锡山在山西上党地区首先挑起了武装冲突。毛泽东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晋冀鲁豫部队坚决反击，取得了胜利。
在战场上没捞到便宜的国民党，不得不又回到了谈判桌前。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经过43天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发表，表明国民党“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大大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逆民心发动内战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丢了人，输了理。
就在《双十协定》签字的同一天，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在授予抗战有功人员“胜利勋章”的名单中，亲笔加上了毛泽东的名字。可是他转过头来，又在日记中痛骂毛泽东“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并自我安慰说，将其“姓名加入”，完全是“使之安心”“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
也是在這一天，毛泽东与蒋介石至少进行了三次单独会谈，并且平生唯一一次同乘一辆车出行。
10月11日上午，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车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登机前，他告诉中外记者：中国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但是可以克服的。
至少此刻的蒋介石也是“乐观”的。他在两天后的日记里得意地盘算着：“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蒋介石的一生作过许多错误的判断，但这一次也许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误判。
随着一架绿色双引擎C-47式运输机飞离跑道后，毛泽东离开重庆，返回延安。他带走了一份协议，留下了一首诗词。 这首《沁园春·雪》后来在重庆几乎引起一场“地震”，人们纷纷传抄、传诵。就是通过这首词，陕北高原那群“土八路”高远的志向、不凡的胸襟和强烈的使命感，折服了越来越多的人。
在毛泽东带走的这份协议中，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例如，中共将军队“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将其所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等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复员等等。但解放区政权问题、国民大会问题以及中共所领导的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都没有解决。《双十协定》载明，双方将“继续协商”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
1946年1月10日，全国瞩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经过22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确定了和平建国的基本途径。
对于政协协议，中国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对待的。中共中央曾在给重庆代表团的一份电报中，披露了其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的成员名单。其中，周恩来拟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
中共中央还开始考虑将驻地从延安迁移到江苏的淮阴。毛泽东的意思是那里靠近南京，有事到南京比较方便。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李一氓具体负责选址工作。他当时接到华中局的通知，说党中央要从延安搬到淮阴来，要他负责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建立中共中央总部。当时他的设想是砖木结构的平房，地势要高，不会被水淹。他也曾和少数同志到淮阴城外面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选址还没有定下来，内战就开始了，这个计划自然没有实现。
而这时，解放区的复员整军工作也根据政协协议开始进行了。在华南坚持抗战八年的东江纵队整个解散。2万多人中只有3000人通过美国军舰运到青岛，撤到山东解放区。其余人全部就地复员。晋察冀部队原有野战军9个纵队，26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共32万多人，率先复员了10多万人。
和中共的做法相反，蒋介石却授意部下陈诚，拟定了一份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何应钦则不惜屈尊请教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制定了一个两年“清剿共產党”的计划。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后，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又占领了张家口。
头一天，痴心的梁漱溟还在上海苦苦劝说周恩来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和谈。而当他12日清晨返回南京时，却看到了《中央日报》发表的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的消息。面对蜂拥过来采访的记者，梁漱溟顿足捶胸地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这一年，一直为争取国共和谈东奔西走的周恩来，无限感伤地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11月19日，中共代表团不得不撤离南京返回延安。在告别招待会上，周恩来告诉记者们：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