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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旅法经历;青年干部;干部培养;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当前，70后、80后以至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我国干部队伍的主体。一方面，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勇于创新，为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有的缺乏基层工作的磨炼，有的缺乏关键岗位扎实历练，有的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的担当作为的底气还不足。如何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成长，坚定信仰、增长才干、经受考验，成为新时代干部工作的一大难题。
1920年10月，邓小平来到在法国，在旅法五年多的时间里，从勤工俭学的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成长和从事革命事业至为重要。他从16岁“生活浪漫”的勤工俭学学生，经过革命形势的教育、艰苦生活的磨砺、先进同志的引导、斗争实践的锤炼，逐渐培养了坚定的信仰、坚韧的品格、开阔的眼界、卓越的能力，成长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为他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旅法期间的成长，主要源于他自身对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但外部环境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探寻邓小平旅法期间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对促进其成长的外部环境进行深入研究，对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邓小平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下接受教育，启示我们应当将年轻干部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培养，廓清思想迷雾，坚定理想信念
20世纪初，中国积弱积贫，人民生活困顿，城乡经济凋敝，仁人志士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开启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展开。1921年初旅法华人中就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一大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全面传播革命思想。而这一时期，邓小平进入进步勤工俭学学生集中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受他们影响，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刊物。邓小平后来说：“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通过接触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被党组织所接纳。他后来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邓小平身处革命洪流之中，主动思考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原有的工业救国的理想破灭后，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一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变局中，年轻干部只有信念坚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顺利接过接力棒，当好接班人，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薪火相传。因此，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必须加强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放眼天下，把自己置于世界变局之中，置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下，坚定理想信念，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让理想之光、信念之火照亮人生，听党召唤、跟党奋斗。年轻干部还要强化理论武装，时时刻刻注意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成长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
二、邓小平在艰苦生活中，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坚韧的品格，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应当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环境下培养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家境殷实，成长环境比较宽松，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人生艰难。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
到了法国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节衣缩食，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五个月;中期颠沛流离，到处打工以求勉强糊口;后期成为职业革命者，生活相对稳定。1921年3月离开巴耶中学结束短暂的学习生活之后，他先后在施奈德钢铁厂当过散工，在香布朗工厂当过扎花工，在哈金森橡胶工厂当过制鞋工，其间多次遇到困難境况。例如，离开施奈德钢铁厂后，邓小平经历了一段打短工生涯。他不得不做着各式各样的杂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找水泥，还做过清洁工，捡过马粪。“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吃不饱饭。”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小平以达观的人生态度，默默坚持，并努力改善境况，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在之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几经磨难而仍然达观自信，能够战胜厄运、走出困境，与他在法期间培养的顽强意志不无关系。
新时代的年轻干部，生活相对安逸，环境相对宽松。一些年轻干部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律己不严、作风散漫，或热衷于社交聊天、或沉迷于游戏玩乐，有拈轻怕重的倾向、好逸恶劳的苗头，一遇挫折或困境，就心理崩溃、六神无主，这些不良现象，无益于党的事业。在物质条件日益优越的年代，虽不能要求年轻干部清心寡欲、刻意吃苦，但必须教育和引导他们，防止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同时，还要加强挫折教育，提高干部的抗压能力和心理素质。通过一些针对性锻炼，让他们去掉一些浮躁、增加一些沉稳，去掉一些散漫、增加一些奋进，去掉一些虚华、增加一些踏实，做到心能装家国、肩能挑责任、手能提重担。 三、邓小平在先进同志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革命，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培养应当建好“传帮带”的助力机制
邓小平初到法国的一年多，在严峻现实中，“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都变成了泡影，他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有了切身体验，但认识还没有达到革命的高度。邓小平后来回忆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邓小平之所以能实现快速成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原因在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1922年2月，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其间离厂两月，又重新回厂，再到1923年3月最终离开，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认识了大批“已觉悟的分子”，如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人，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于1923年6月在汪泽楷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邓小平到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参与编辑《少年》（不久改名《赤光》），认识周恩来，并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快速成长起来。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执行委員会（支部）委员，根据党的规定，正式转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探寻邓小平加入组织不断提升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已觉悟的分子”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正是有了这些先进同志言传身教，邓小平才能更好地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全方位地提升能力，减少落后因素的干扰，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革命家。
现在的年轻干部大多是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的，有少部分年轻干部理论知识丰富、书生气息浓厚、工作经验和实践能力贫乏，被领导和同事评价为“高分低能、绣花枕头”。把他们放在基层一线的重要岗位、关键岗位培养，就是要让他们与普通百姓、贫困群众、上访老户、企业业主等各类群体打交道，具有“受得了闲气、经得起委屈、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的能力。目前一些年轻干部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必须得靠老同志“传帮带”。
老同志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应当形成机制，强化考核，避免“师傅”不履行职责，而“徒弟”不虚心好学。从思想上引导、业务上辅导、心理上疏导、生活上指导，有的放矢，因人施教，量身定制个性培养方案和成长计划，真正做到政策理论上“面对面”宣讲、具体业务上“一对一”指导、工作技巧上“手把手”帮带、答疑解惑上“心贴心”交流、思想作风上“硬碰硬”纠正、生活关爱上“实打实”解难，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熟起来，独当一面，担当起工作重任。
四、邓小平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经受锤炼，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培养应当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后，邓小平开始崭露头角，在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书记局，还迅速发展了陈家齐等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在旅欧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进入执委会的监察处、工人运动委员会，之后还担任宣传部副主任，一人身兼数职。随后，他又独自到里昂地区工作，成为当地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邓小平能力、素养全面成熟，开始担当更加重要的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法国组织了声援斗争，引起法国当局不安，中共旅欧支部多名负责人被捕。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从里昂回到巴黎，负责非常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成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直接组织召开了旅法华人反帝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会议等一系列活动，成为法国警方最为关注的人物。
在法国开展革命工作期间，面临“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宣传、法国警方的迫害围捕、党组织内部的思想动摇等错综复杂的形势，邓小平立场坚定、勇往直前，积极参加各类党团活动，主动提升工作能力，在斗争风雨中经受住了考验，在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筋骨。
实践反复证明，年轻干部不经历大事、苦事、急事、难事、复杂事，不经过困难、风险和挑战，缺乏艰苦工作磨炼，能力就难以得到全方位提升。如果年轻干部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环境，缺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愿意下深水、闯险滩，只想走捷径、架天线、攀高枝，真正到了重要岗位，也难以担起重任。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需要让他们经受更多基层一线的磨炼，把重担压到他们身上，在难事急事的经历中经受磨炼和摔打，承受苦痛，培养信念如磐、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成为党的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责任编辑 付国英）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百年大计。”当前，70后、80后以至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我国干部队伍的主体。一方面，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思维活跃、勇于创新，为干部队伍注入了生机活力;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有的缺乏基层工作的磨炼，有的缺乏关键岗位扎实历练，有的做群众工作本领不够强，有的担当作为的底气还不足。如何让年轻干部在实践中成长，坚定信仰、增长才干、经受考验，成为新时代干部工作的一大难题。
1920年10月，邓小平来到在法国，在旅法五年多的时间里，从勤工俭学的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家。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成长和从事革命事业至为重要。他从16岁“生活浪漫”的勤工俭学学生，经过革命形势的教育、艰苦生活的磨砺、先进同志的引导、斗争实践的锤炼，逐渐培养了坚定的信仰、坚韧的品格、开阔的眼界、卓越的能力，成长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为他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旅法期间的成长，主要源于他自身对主观世界的不断改造，但外部环境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探寻邓小平旅法期间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对促进其成长的外部环境进行深入研究，对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邓小平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下接受教育，启示我们应当将年轻干部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来培养，廓清思想迷雾，坚定理想信念
20世纪初，中国积弱积贫，人民生活困顿，城乡经济凋敝，仁人志士努力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开启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踏上了勤工俭学之路。邓小平后来说：“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着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展开。1921年初旅法华人中就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中共一大后，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并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全面传播革命思想。而这一时期，邓小平进入进步勤工俭学学生集中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结识了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受他们影响，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等革命刊物。邓小平后来说：“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通过接触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被党组织所接纳。他后来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
邓小平身处革命洪流之中，主动思考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原有的工业救国的理想破灭后，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了深入考察、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为之奋斗一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念坚定，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变局中，年轻干部只有信念坚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顺利接过接力棒，当好接班人，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薪火相传。因此，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必须加强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引导年轻干部放眼天下，把自己置于世界变局之中，置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之下，坚定理想信念，立根固本，挺起精神脊梁，让理想之光、信念之火照亮人生，听党召唤、跟党奋斗。年轻干部还要强化理论武装，时时刻刻注意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成长为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干部。
二、邓小平在艰苦生活中，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坚韧的品格，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应当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环境下培养
少年时代的邓小平家境殷实，成长环境比较宽松，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人生艰难。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我从母胎坠下来直到我十六岁出国时的生活都是过的很自由很丰富的生活——贵公子的生活，父母之爱我犹如宝贝一般。”
到了法国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节衣缩食，在巴耶中学学习了五个月;中期颠沛流离，到处打工以求勉强糊口;后期成为职业革命者，生活相对稳定。1921年3月离开巴耶中学结束短暂的学习生活之后，他先后在施奈德钢铁厂当过散工，在香布朗工厂当过扎花工，在哈金森橡胶工厂当过制鞋工，其间多次遇到困難境况。例如，离开施奈德钢铁厂后，邓小平经历了一段打短工生涯。他不得不做着各式各样的杂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找水泥，还做过清洁工，捡过马粪。“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在法国做工时干太累的活，吃不饱饭。”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邓小平以达观的人生态度，默默坚持，并努力改善境况，由此形成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在之后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三次被打倒，又三次复出，几经磨难而仍然达观自信，能够战胜厄运、走出困境，与他在法期间培养的顽强意志不无关系。
新时代的年轻干部，生活相对安逸，环境相对宽松。一些年轻干部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律己不严、作风散漫，或热衷于社交聊天、或沉迷于游戏玩乐，有拈轻怕重的倾向、好逸恶劳的苗头，一遇挫折或困境，就心理崩溃、六神无主，这些不良现象，无益于党的事业。在物质条件日益优越的年代，虽不能要求年轻干部清心寡欲、刻意吃苦，但必须教育和引导他们，防止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形成。同时，还要加强挫折教育，提高干部的抗压能力和心理素质。通过一些针对性锻炼，让他们去掉一些浮躁、增加一些沉稳，去掉一些散漫、增加一些奋进，去掉一些虚华、增加一些踏实，做到心能装家国、肩能挑责任、手能提重担。 三、邓小平在先进同志的引导和帮助下投身革命，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培养应当建好“传帮带”的助力机制
邓小平初到法国的一年多，在严峻现实中，“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的幻想都变成了泡影，他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有了切身体验，但认识还没有达到革命的高度。邓小平后来回忆道：“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
邓小平之所以能实现快速成长，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原因在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1922年2月，邓小平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其间离厂两月，又重新回厂，再到1923年3月最终离开，不到一年的时间，他认识了大批“已觉悟的分子”，如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等人，逐渐接受革命思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并于1923年6月在汪泽楷等人的介绍下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邓小平到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参与编辑《少年》（不久改名《赤光》），认识周恩来，并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快速成长起来。1924年7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当选为新执行委員会（支部）委员，根据党的规定，正式转为中共旅欧支部的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探寻邓小平加入组织不断提升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已觉悟的分子”对他的引导和帮助。正是有了这些先进同志言传身教，邓小平才能更好地接受先进思想的熏陶，全方位地提升能力，减少落后因素的干扰，迅速成长为合格的革命家。
现在的年轻干部大多是通过考试进入体制内的，有少部分年轻干部理论知识丰富、书生气息浓厚、工作经验和实践能力贫乏，被领导和同事评价为“高分低能、绣花枕头”。把他们放在基层一线的重要岗位、关键岗位培养，就是要让他们与普通百姓、贫困群众、上访老户、企业业主等各类群体打交道，具有“受得了闲气、经得起委屈、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的能力。目前一些年轻干部在这方面明显不足，必须得靠老同志“传帮带”。
老同志对年轻干部的“传帮带”，应当形成机制，强化考核，避免“师傅”不履行职责，而“徒弟”不虚心好学。从思想上引导、业务上辅导、心理上疏导、生活上指导，有的放矢，因人施教，量身定制个性培养方案和成长计划，真正做到政策理论上“面对面”宣讲、具体业务上“一对一”指导、工作技巧上“手把手”帮带、答疑解惑上“心贴心”交流、思想作风上“硬碰硬”纠正、生活关爱上“实打实”解难，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成熟起来，独当一面，担当起工作重任。
四、邓小平在复杂的斗争实践中经受锤炼，启示我们年轻干部培养应当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后，邓小平开始崭露头角，在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书记局，还迅速发展了陈家齐等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加入旅欧共青团组织。在旅欧共青团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进入执委会的监察处、工人运动委员会，之后还担任宣传部副主任，一人身兼数职。随后，他又独自到里昂地区工作，成为当地党团的主要负责人。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实践，邓小平能力、素养全面成熟，开始担当更加重要的工作。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法国组织了声援斗争，引起法国当局不安，中共旅欧支部多名负责人被捕。面对严峻形势，邓小平从里昂回到巴黎，负责非常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成为旅欧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直接组织召开了旅法华人反帝大会、纪念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会议等一系列活动，成为法国警方最为关注的人物。
在法国开展革命工作期间，面临“国家主义派”的反动宣传、法国警方的迫害围捕、党组织内部的思想动摇等错综复杂的形势，邓小平立场坚定、勇往直前，积极参加各类党团活动，主动提升工作能力，在斗争风雨中经受住了考验，在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筋骨。
实践反复证明，年轻干部不经历大事、苦事、急事、难事、复杂事，不经过困难、风险和挑战，缺乏艰苦工作磨炼，能力就难以得到全方位提升。如果年轻干部习惯了安逸舒适的环境，缺少“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愿意下深水、闯险滩，只想走捷径、架天线、攀高枝，真正到了重要岗位，也难以担起重任。新时代培养年轻干部，需要让他们经受更多基层一线的磨炼，把重担压到他们身上，在难事急事的经历中经受磨炼和摔打，承受苦痛，培养信念如磐、勇往直前的坚强意志，成为党的事业合格的接班人。
（责任编辑 付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