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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复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之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学习要点”中却没有列出，但作为孔子的主要观点，课堂教学无法回避，高考亦会有所关注。2017年高考江苏卷对其进行了考查：
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由己”。朱熹对“克己”作如下解释：“克”意为“胜”，“己”指的是“身之私欲”。这种解释
A.将人性置于天理之上
B.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
C.完全曲解孔子的本意
D.与孔子本意不完全一致
（参考答案：D）
根据朱熹的观点“存天理，灭人欲”，可排除A、B选项，但是如果注意到自清代以来围绕朱注“克己（复礼）”所发生的争论，那么，很难在C、D两项间做出取舍。
一、朱熹的解释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扬雄称：“胜己之私之谓克。”[1]孔安国释“克”为“能”，释“己”为“身”。[2]马融的解释为“约身”，南朝范宁云：“克，责也。”隋人刘炫训“克”为“胜”，北宋邢昺、程颐均赞同此说，程颐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3]概括言之，朱熹之前，“克”的解释有“约”“能”“责”“胜”，“己”的解释有“身”“私欲”。朱熹将“克己”解释为“胜身之私欲”，实由刘炫的解释而来。朱熹的解释由于《四书章句集注》在朱熹死后被定为官书，朱注“克己复礼”从此广泛流传，一般人将他解释的孔子当做了真孔子。[4]
二、清朝学者对朱熹解释的批评
时至清代，学者对朱注多有批評，其中毛奇龄（1623-1716）的批评最为激烈，著有《四书改错》22卷。他说：“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惟刘炫曰：‘克者，胜也。’此本扬子云‘胜己之私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曰‘己私’，致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5]在他看来，此段中有两处“己”，本当同解，而朱说二字不同解， 前后矛盾，因此，朱注以“私”释“己”是对原文的曲解。
晚年“立意必破程朱”[6]的颜元（1635-1704）认为：“按克，古训能也，胜也，未闻‘克去’之解。己，古训身也，人之对也，未闻‘己私’之解。盖宋儒以气质为有恶，故视已为私欲，而曰克尽，曰胜私。不惟自己之耳目口体不可言去，言胜。理有不通，且明与下文‘由已’相戾，文辞相悖矣。”颜元进而指出：“宋家诸先生学术，即失孔门之旧，流于训诂，训诂又好插入己意，添书中所无，使圣贤书都就自己学术。”[7]李塨（1659-1733）也质疑朱熹：“己训私欲，从无此解。且下文即曰为仁由己，一训私欲，一训我身，顷刻异训，可乎？”[8]
凌廷堪（1755-1809）在《与阮中丞论克己书》中写道：“即以《论语·克己》章而论， 下文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对称，正是郑氏相人偶之说。若如集注所云， 岂可曰‘为仁由私欲乎’？再以《论语》全书而论，如‘不患人之不己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皆人己对称。”“若作私欲解，则举不可通矣。”凌廷堪引《论语》原典，驳斥朱注以“己”为“私欲”，接着进一步指出朱注之误在于将理欲对立，他说：“至于《集注》所以屏去旧说而专主此孤据，但喜其与己之理欲相近而已，未遑取全经而详绎之也。窃以马氏之注申之，克己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也。《中庸》云：‘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动实兼视听言三者，与下文答颜渊‘请问其目’正相合，词意尤明显也。”在凌廷堪看来，马融之注“最得经意”。[9]
俞樾（1821-1907）认为“己复礼”应该三字连文，孔子之意是己与人对，不是己与礼对，如此，才能做到与下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文义一贯。他是这样说的：“按孔注训克为能，是也。此当以‘己复礼’三字连文，‘己复礼’者，身复礼也，谓身归复于礼也，能身复礼即为仁矣，故曰‘克己复礼为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后文义一贯。孔子之意以己与人对，不以己与礼对也。”俞樾不仅依从孔（安国）注，而且还对马注和朱注进行了批判，“《正义》（孔颖达《论语正义》）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刘说以申马注约身之义，而经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传》因楚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则正训克为胜。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类，皆不足据。”[10]
概括言之，在清代批评者看来，程朱的“克己（复礼）”说，（1）忽视了《论语》上下文例之关照：人、己既别，则前后之“己”不应该有两种解释；（2）忽略了下文所云动作主体的存在：“复礼”、“为仁”以及后文“四勿”均当有动作实践主体，如果没有了实践主体，那么孔子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难免“落（在）了空处”。[11]
但是并非所有清代学者都批评朱说，比如方东树（1772-1857）简直就把朱熹当做孔子，他说：“以存理遏欲为说，何害于学者为仁之旨乎！盖嗜欲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人恒人通趣，幽潜性命不断，所以自古圣人皆兢兢戒谨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难事。始而致知穷理，以辨其途；继而审察克治，以专其力，以理与欲不并立也，非志刚决者不能。夫子以颜子于理欲大分不待今始致知，故直告以下手力行功夫，所谓单刀直入。”[12]
三、当代学者对朱熹解释的讨论
尽管朱注“克己”在清代受到强烈质疑，但当代学人服膺此说的不在少数，如，匡亚明说：“‘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13]李耀仙说：“‘克己复礼’，也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情、性、意、欲等，以服从礼的外在规范。”[14]不过，有学者注意到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得到它”；[15]“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6]也就是说，孔子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欲”，因此主张对己之“欲”进行限制性解读，比如，朱伯崑说：“‘己’指不正当的思想、言行。”[17]周山说：“‘克己’的‘己’，不是自己的所有欲念，而是‘非礼’即不符合礼的欲念。”[18] 就如何理解 “克己（复礼）”甚至引发了论战，其中以上个世纪90年代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的论战最为著名。论战双方分别为何炳棣与杜维明、刘述先、孙国栋，前者认为“克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后者认为“克己”即是“修身”。
也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学者的解释与朱注其实并不冲突，两者皆有与《论语》相合之处。比如，方旭东借助现代解釋学认为：“汉学家（清代学者）恪守完全重视本文的原则，以理、欲等词不见于孔子的语录为由，将朱熹的解释评为无效，而他们对克己的解释停留在‘约身’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如果他们肯稍作推绎，应该不难发现：被他们视为出于朱熹己见而弃之如敝履的‘战胜私欲’一说，与他们主张的‘约身’说……反而在理解上更为深刻。”[19]在考察了程朱理学体系之后，刁小龙指出：“‘己’字一文两解在程朱解释之中， 义理阐释并无不畅， 也绝不至出现清人所斥动作主体丧失之弊——‘克己’ ……的主体都是万事万物的“己”和“道”的统一体， 而‘道则自然生生不息’。是以， 清儒对此主体性丧失的批评也就无从落实了。”“以《论语》文辞之例非难程朱的解释，并无绝对依据——主语省略在古汉语之中本习以为常， 隐含在文中的主语究竟如何， 在不违背文义的前提下， 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20]
在简要回顾了朱熹对“克己”的解释以及围绕其解释所产生的争论之后，关于其与孔子本意的关系，大概可以得出三种意见：一是一致，比如，方东树、匡亚明、李耀仙、方旭东、刁小龙等；二是曲解，比如，毛奇龄、颜元、俞樾等；三是不完全一致，比如，朱伯崑、周山等。这些意见在持论者那里都各有自洽的证据和逻辑，但哪一种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意？对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中学历史课程而言，答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接近孔子本意，以及在试图接近孔子本意的过程中，涵养学生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以及历史解释素养。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克己（复礼）”这类聚讼纷纭难以定于一的话题，不太适合命制单选题。如果以开放性试题的形式出现，应该更能发挥其在检测、选拔、反拨中学教学等方面的价值。
【注释】
陈居渊：《焦循 阮元评传（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5页。
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姚永朴撰，余国庆点校：《论语解注合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96-197页。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0页。
黄明喜、袁德润：《颜元〈四书正误〉的教育学意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9-211页。
（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 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凌廷堪撰，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4-235页。
王先谦：《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206页。
刁小龙：《经学解释：训诂与义理之间——以〈论语〉“克己复礼”程朱说为例》，《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4辑，2012年。
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
李耀仙：《先秦儒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69页。
黎千驹：《论语导读（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黎千驹：《论语导读（修订版）》，第144页。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国际儒学研究会：《儒学与当代文明》，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
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同[11]。
4.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由己”。朱熹对“克己”作如下解释：“克”意为“胜”，“己”指的是“身之私欲”。这种解释
A.将人性置于天理之上
B.以满足个人欲望为目标
C.完全曲解孔子的本意
D.与孔子本意不完全一致
（参考答案：D）
根据朱熹的观点“存天理，灭人欲”，可排除A、B选项，但是如果注意到自清代以来围绕朱注“克己（复礼）”所发生的争论，那么，很难在C、D两项间做出取舍。
一、朱熹的解释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扬雄称：“胜己之私之谓克。”[1]孔安国释“克”为“能”，释“己”为“身”。[2]马融的解释为“约身”，南朝范宁云：“克，责也。”隋人刘炫训“克”为“胜”，北宋邢昺、程颐均赞同此说，程颐说：“非礼处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须是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3]概括言之，朱熹之前，“克”的解释有“约”“能”“责”“胜”，“己”的解释有“身”“私欲”。朱熹将“克己”解释为“胜身之私欲”，实由刘炫的解释而来。朱熹的解释由于《四书章句集注》在朱熹死后被定为官书，朱注“克己复礼”从此广泛流传，一般人将他解释的孔子当做了真孔子。[4]
二、清朝学者对朱熹解释的批评
时至清代，学者对朱注多有批評，其中毛奇龄（1623-1716）的批评最为激烈，著有《四书改错》22卷。他说：“马融以约身为克己，从来说如此。惟刘炫曰：‘克者，胜也。’此本扬子云‘胜己之私谓克’语，然己不是私，必从‘己’字下添‘之私’二字，原是不安。至程氏直以己为私，称曰‘己私’，致朱注谓‘身之私欲’，别以‘己’上添‘身’字，而专以‘己’字属私欲。于是宋后字书皆注‘己’作‘私’，引《论语》‘克己复礼’为证，则诬甚矣。毋论字义无此，即以本文言，现有‘为仁由己’己字在下，而一作‘身’解，一作‘私’解，其可通乎？”[5]在他看来，此段中有两处“己”，本当同解，而朱说二字不同解， 前后矛盾，因此，朱注以“私”释“己”是对原文的曲解。
晚年“立意必破程朱”[6]的颜元（1635-1704）认为：“按克，古训能也，胜也，未闻‘克去’之解。己，古训身也，人之对也，未闻‘己私’之解。盖宋儒以气质为有恶，故视已为私欲，而曰克尽，曰胜私。不惟自己之耳目口体不可言去，言胜。理有不通，且明与下文‘由已’相戾，文辞相悖矣。”颜元进而指出：“宋家诸先生学术，即失孔门之旧，流于训诂，训诂又好插入己意，添书中所无，使圣贤书都就自己学术。”[7]李塨（1659-1733）也质疑朱熹：“己训私欲，从无此解。且下文即曰为仁由己，一训私欲，一训我身，顷刻异训，可乎？”[8]
凌廷堪（1755-1809）在《与阮中丞论克己书》中写道：“即以《论语·克己》章而论， 下文云‘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人、己对称，正是郑氏相人偶之说。若如集注所云， 岂可曰‘为仁由私欲乎’？再以《论语》全书而论，如‘不患人之不己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皆人己对称。”“若作私欲解，则举不可通矣。”凌廷堪引《论语》原典，驳斥朱注以“己”为“私欲”，接着进一步指出朱注之误在于将理欲对立，他说：“至于《集注》所以屏去旧说而专主此孤据，但喜其与己之理欲相近而已，未遑取全经而详绎之也。窃以马氏之注申之，克己即修身也。故‘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直云修，不云克也。《中庸》云：‘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动实兼视听言三者，与下文答颜渊‘请问其目’正相合，词意尤明显也。”在凌廷堪看来，马融之注“最得经意”。[9]
俞樾（1821-1907）认为“己复礼”应该三字连文，孔子之意是己与人对，不是己与礼对，如此，才能做到与下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文义一贯。他是这样说的：“按孔注训克为能，是也。此当以‘己复礼’三字连文，‘己复礼’者，身复礼也，谓身归复于礼也，能身复礼即为仁矣，故曰‘克己复礼为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后文义一贯。孔子之意以己与人对，不以己与礼对也。”俞樾不仅依从孔（安国）注，而且还对马注和朱注进行了批判，“《正义》（孔颖达《论语正义》）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刘说以申马注约身之义，而经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传》因楚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则正训克为胜。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类，皆不足据。”[10]
概括言之，在清代批评者看来，程朱的“克己（复礼）”说，（1）忽视了《论语》上下文例之关照：人、己既别，则前后之“己”不应该有两种解释；（2）忽略了下文所云动作主体的存在：“复礼”、“为仁”以及后文“四勿”均当有动作实践主体，如果没有了实践主体，那么孔子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也就难免“落（在）了空处”。[11]
但是并非所有清代学者都批评朱说，比如方东树（1772-1857）简直就把朱熹当做孔子，他说：“以存理遏欲为说，何害于学者为仁之旨乎！盖嗜欲必得恣情便意，乃古人恒人通趣，幽潜性命不断，所以自古圣人皆兢兢戒谨防之，乃是大段第一难事。始而致知穷理，以辨其途；继而审察克治，以专其力，以理与欲不并立也，非志刚决者不能。夫子以颜子于理欲大分不待今始致知，故直告以下手力行功夫，所谓单刀直入。”[12]
三、当代学者对朱熹解释的讨论
尽管朱注“克己”在清代受到强烈质疑，但当代学人服膺此说的不在少数，如，匡亚明说：“‘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望。”[13]李耀仙说：“‘克己复礼’，也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情、性、意、欲等，以服从礼的外在规范。”[14]不过，有学者注意到孔子曾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关键在于用什么方法得到它”；[15]“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16]也就是说，孔子从来就没有否定过“欲”，因此主张对己之“欲”进行限制性解读，比如，朱伯崑说：“‘己’指不正当的思想、言行。”[17]周山说：“‘克己’的‘己’，不是自己的所有欲念，而是‘非礼’即不符合礼的欲念。”[18] 就如何理解 “克己（复礼）”甚至引发了论战，其中以上个世纪90年代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的论战最为著名。论战双方分别为何炳棣与杜维明、刘述先、孙国栋，前者认为“克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后者认为“克己”即是“修身”。
也有研究者认为清代学者的解释与朱注其实并不冲突，两者皆有与《论语》相合之处。比如，方旭东借助现代解釋学认为：“汉学家（清代学者）恪守完全重视本文的原则，以理、欲等词不见于孔子的语录为由，将朱熹的解释评为无效，而他们对克己的解释停留在‘约身’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其实，如果他们肯稍作推绎，应该不难发现：被他们视为出于朱熹己见而弃之如敝履的‘战胜私欲’一说，与他们主张的‘约身’说……反而在理解上更为深刻。”[19]在考察了程朱理学体系之后，刁小龙指出：“‘己’字一文两解在程朱解释之中， 义理阐释并无不畅， 也绝不至出现清人所斥动作主体丧失之弊——‘克己’ ……的主体都是万事万物的“己”和“道”的统一体， 而‘道则自然生生不息’。是以， 清儒对此主体性丧失的批评也就无从落实了。”“以《论语》文辞之例非难程朱的解释，并无绝对依据——主语省略在古汉语之中本习以为常， 隐含在文中的主语究竟如何， 在不违背文义的前提下， 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20]
在简要回顾了朱熹对“克己”的解释以及围绕其解释所产生的争论之后，关于其与孔子本意的关系，大概可以得出三种意见：一是一致，比如，方东树、匡亚明、李耀仙、方旭东、刁小龙等；二是曲解，比如，毛奇龄、颜元、俞樾等；三是不完全一致，比如，朱伯崑、周山等。这些意见在持论者那里都各有自洽的证据和逻辑，但哪一种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本意？对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中学历史课程而言，答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接近孔子本意，以及在试图接近孔子本意的过程中，涵养学生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以及历史解释素养。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克己（复礼）”这类聚讼纷纭难以定于一的话题，不太适合命制单选题。如果以开放性试题的形式出现，应该更能发挥其在检测、选拔、反拨中学教学等方面的价值。
【注释】
陈居渊：《焦循 阮元评传（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05页。
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姚永朴撰，余国庆点校：《论语解注合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196-197页。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20页。
黄明喜、袁德润：《颜元〈四书正误〉的教育学意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颜元：《颜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9-211页。
（美）本杰明·艾尔曼：《经学·科举·文化史 艾尔曼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15页。
凌廷堪撰，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34-235页。
王先谦：《清经解续编》，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206页。
刁小龙：《经学解释：训诂与义理之间——以〈论语〉“克己复礼”程朱说为例》，《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4辑，2012年。
金景芳、吕绍纲：《释“克己复礼为仁”》，《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期。
匡亚明：《孔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页。
李耀仙：《先秦儒学新论》，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第69页。
黎千驹：《论语导读（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0页。
黎千驹：《论语导读（修订版）》，第144页。
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国际儒学研究会：《儒学与当代文明》，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528页。
方旭东：《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重审中国经典解释学中的汉宋之争》，《哲学研究》2005年第2期。
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