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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的拨乱反正
“文革”后的中国不止是百废待兴，还存在着许多其它问题，当时的局面是，“四人帮”造成“余毒”尚存。
1977年8月，中央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议筹备时表示自己“有时间尽量来”，而事实上每天都来了，在座谈会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会开完后，有人写诗说，“万方晴朗宇宙明”。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余毒”，是非的颠倒、公正的匮乏、冤屈的沉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被逐一消解。
邓小平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6月下旬，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意见竟遭否定。其理由是：招生考试是“两个估计”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十七年”的做法，而“两个估计”是毛主席亲自画过圈的，不能违反。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为推倒“两个估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前提，他又直接对作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尖锐批评，予以根本否定。邓小平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可以说，他的这些话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
邓小平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中央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邓小平则想办法改革。但改革需要一步步来，安徽小岗村的包田到户，开启了改革的第一步。
出面支持小岗“包产到户”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副队长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他联合了18户人家搞大包干。这年12月的一天夜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他们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
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农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79年，甘肃档案局的干部张浩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于是，有的县把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王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要求“不许包产到户”。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同时，他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两位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整个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的支持改革的立场。
但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发文批评分田单干。各种舆论纷起：“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形势相持不下。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谈话，一下子扭转了乾坤。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这份《通知》终于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通知》下发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中国农村。短短几年，农村改革万象更新。
肯定傻子瓜子
经过6年实践，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徽芜湖的“年广九事件”可以说是当时历史的一个缩影。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很早就做小生意。他早年卖过水果，贩过板栗，那时候国家每次“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曾因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被关押过。1972年，年广久跟邻居熊师傅学炒瓜子，没想到竟一发不可收拾，年广久卖的瓜子便宜味道又好，有时买一送一，人曰其傻，当地人背后称其为“傻子瓜子”。
随着名气的提升，“傻子瓜子”也越做越大，有人将“傻子瓜子”现象写成了报告，送到了中央。当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但是人们的思想还很僵固，邓小平对于安徽农村敢为天下先开展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进行了肯定，当时一些人还对姓“社”姓“资”有争论，邓小平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事隔7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一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邓小平在8年之中两次提到“傻子瓜子”，当然绝不是仅仅出于对“傻子瓜子”命运的关注，他是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讲这件事的。他提出了这样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私有经济不可怕，要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二是政策不能多变，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方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认为私有经济消灭得越彻底，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个体、私营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党内党外不少人“不舒服”，主张“动”他们。长期以来，政策多变成了习惯。
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的谈话，使年广九免遭挨“动”的苦头，这使得年广九对邓小平更加崇敬。不过，年广九或许没有想到，邓小平的谈话，使多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免遭挨“动”之苦，对防止出现政策多变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这之前，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历史。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怀着急切的心情，要带领中国走向世界。
建设经济特区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外出。由于当时深圳经常发生大规模集体逃往香港的事件，广东省领导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不能避而不谈：1977年逃往香港的事件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逃往香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立即插话说：“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又总结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随后，在研究一个会议文件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说，“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深圳的前身是宝安，毗邻港澳，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外逃高潮，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5000多人；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1979年深圳刚成立市，又发生一次外逃大高潮，跑了35万人，其中一晚就跑了24000人。当时两地的生活差距不是几倍，是几十倍。所以当时群众有句话：叫“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批起来臭，吃起来香”。难怪邓小平说是政策有问题。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港商要求回家乡办厂的来信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个月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工业区。
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家乡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满目破败的城市面貌，让这位老人家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于是他向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个地方，用特殊政策单独管理，按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引进外资。吴南生这一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人的支持，习仲勋后来专门上京向邓小平汇报。
广东的要求和设想，与当时正在思索改革开放突破口的邓小平的思路不谋而合，当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据习仲勋生前回忆，在听取汇报后，邓小平鼓励广东大胆实践，他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决定由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特区。特区首创，举步维艰，不仅中央不给一分钱，还有政治风险，吴南生在会上说：“做成了最好，做不成，杀头杀我一个人，这是‘杀头工程’。”而邓小平当时说的那两句“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话，令吴南生感慨良多：“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冲啊，摸石头过河，就是要下水。小平同志善于用生动的话，说出个深刻的道理。”
当时，谷牧从深圳回到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当地的建设发展情况，他跟邓小平说：“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一个名字。”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下午，谷牧在中南海散步，又见邓小平，他说：“谷牧，上午给你说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字下发50号文件，决定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 1980年10月，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领跑者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中央把主政广东和广州的重担分别交给了任仲夷和梁灵光。当时，邓小平对他们面授机宜说：“搞特区要敢想敢干。”到了1982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广东，任仲夷独自看望他时又向他汇报了工作，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邓小平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广东省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汇报完后，广东省委的同志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坚定了。
1984年1月，邓小平前往深圳视察。由于来之前，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不喝酒、不表态、不题字”的三不原则，因此本次特区行，听邓小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弥足珍贵。在参观全国第一个万元村———渔民村和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没有说话，但却用微笑对渔民村表示肯定。当汇报结束后，渔民村村委书记吴伯森问“邓伯伯”中央的政策会不会变，这时，邓小平又笑起来：“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
“越变越好”这句话也成为邓小平第一句表示肯定的话语。随后，邓小平感慨道：“如果全国农村都像渔民村这样，应该还要100年的时间。即使政策对路，起码也要70年。”这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二句话。临走前，邓小平说了最后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30多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1978年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已经74岁，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
废除领导终身制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
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时，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
习近平引用过的邓小平名言
1、“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习近平《之江新语·树立五种崇高情感》
【原文】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要以党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学习和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感。一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出处】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
———习近平《摆脱贫困·把心贴近人民———谈新形势下领导的信访工作》
【原文】领导上门走访，也是团结群众，稳定大局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对于一些县、乡的贫困，在当前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老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是要积极想方设法，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努力为他们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
【出处】邓小平1983年谈话
3、“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习近平《之江新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
【原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了搞特权的危害性。他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愿躬身做“仆人”，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
【出处】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10日）
“文革”后的中国不止是百废待兴，还存在着许多其它问题，当时的局面是，“四人帮”造成“余毒”尚存。
1977年8月，中央召开科教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议筹备时表示自己“有时间尽量来”，而事实上每天都来了，在座谈会一开始，邓小平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从科研和教育着手。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会开完后，有人写诗说，“万方晴朗宇宙明”。长久以来积压的各种“余毒”，是非的颠倒、公正的匮乏、冤屈的沉积和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此被逐一消解。
邓小平抓住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977年6月下旬，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上，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意见竟遭否定。其理由是：招生考试是“两个估计”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十七年”的做法，而“两个估计”是毛主席亲自画过圈的，不能违反。邓小平率先对“两个凡是”提出尖锐批评，为推倒“两个估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理论前提，他又直接对作出“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尖锐批评，予以根本否定。邓小平说：“‘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指出：“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可以说，他的这些话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
邓小平也致力于纠错。仅1979年后的三年中，中央调查委员会就处理了770万封人民的陈冤信。以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不到28万个录取名额，报考人数却高达570万，阶层流动由此变得可能。大学生的比例不足总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们将是掌管中国未来的精英。
政治之外，当年的一个基础性的困境是人口数量。美国学者墨子刻至今仍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长的压力下，一个农业国可能越增产越贫穷。中国必须有更快的经济增速，才能不致崩溃。当很多党的干部满足于恢复被“文革”打乱的国家秩序之时，邓小平则想办法改革。但改革需要一步步来，安徽小岗村的包田到户，开启了改革的第一步。
出面支持小岗“包产到户”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批农民背井离乡外出乞讨。这年夏收分麦子，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全队18户，只有2户没有要过饭。队里严国昌等几个老人找到生产队长严俊昌商量：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办法就是不吃大锅饭！副队长严宏昌再也不想出去要饭了，他联合了18户人家搞大包干。这年12月的一天夜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聚在村里一间屋里，他们神态极为严峻地写下了一纸契约。
安徽凤阳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份“红手印包干书”后来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份重要文件，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1979年，小岗生产队大丰收，全年粮食产量由原来的1.5万多公斤猛增到6万多公斤。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公粮的农村，第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这是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小岗的突破，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1979年，甘肃档案局的干部张浩回河南洛阳老家探亲，看到那里正在搞包产到组，分地分牲口。他以激烈的措词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了二十几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搞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一同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要位置。编者按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所有有头脑的人当然都认为这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最新体现，而决不是一封普通来信。于是，有的县把分田到组的人都合并起来。有的县大批农民当即停止春耕，说：“报上又批评啦，算啦，不干啦！”凤阳县更是人声鼎沸。县委书记陈庭元顶住了，仍然坚持大包干。
万里叫秘书打电话给凤阳，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
3月12日至24日，由王任重兼任主任的国家农委请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三县负责人在京开会，会后形成纪要，经中央同意批转全国，要求“不许包产到户”。同时，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指责万里不肯学大寨。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同时，他指示安徽省委给《人民日报》写信，反驳张浩。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安徽省两位农民的来信，题目是《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信尖锐批评张浩的信和编者按给农村造成了混乱，批评有人“把联系产量责任制看得一无是处”和视“包”字为洪水猛兽。来信指出，应当相信大多数群众，不要硬要群众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人民日报》这样做是冒了风险的。从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整个宣传来看，这一出击，反映了当时《人民日报》一贯的支持改革的立场。
但斗争仍然是很尖锐的。国务院农委主办的颇具权威性的《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别发文批评分田单干。各种舆论纷起：“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形势相持不下。正当此时，邓小平于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邓小平在关键时刻发表谈话，一下子扭转了乾坤。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中央于1980年9月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后，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75号文件”）。这份《通知》终于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通知》下发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中国农村。短短几年，农村改革万象更新。
肯定傻子瓜子
经过6年实践，中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安徽芜湖的“年广九事件”可以说是当时历史的一个缩影。
“傻子瓜子”的创始人年广久很早就做小生意。他早年卖过水果，贩过板栗，那时候国家每次“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曾因投机倒把、倒买倒卖等被关押过。1972年，年广久跟邻居熊师傅学炒瓜子，没想到竟一发不可收拾，年广久卖的瓜子便宜味道又好，有时买一送一，人曰其傻，当地人背后称其为“傻子瓜子”。
随着名气的提升，“傻子瓜子”也越做越大，有人将“傻子瓜子”现象写成了报告，送到了中央。当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但是人们的思想还很僵固，邓小平对于安徽农村敢为天下先开展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进行了肯定，当时一些人还对姓“社”姓“资”有争论，邓小平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提到了“傻子瓜子”，他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事隔7年之后，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一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
邓小平在8年之中两次提到“傻子瓜子”，当然绝不是仅仅出于对“傻子瓜子”命运的关注，他是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讲这件事的。他提出了这样两个重大问题：一是私有经济不可怕，要允许私有经济的发展；二是政策不能多变，不能动摇改革开放的方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片面追求“一大二公”，认为私有经济消灭得越彻底，越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个体、私营经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党内党外不少人“不舒服”，主张“动”他们。长期以来，政策多变成了习惯。
邓小平关于“傻子瓜子”的谈话，使年广九免遭挨“动”的苦头，这使得年广九对邓小平更加崇敬。不过，年广九或许没有想到，邓小平的谈话，使多少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免遭挨“动”之苦，对防止出现政策多变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在这之前，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闭关锁国的历史。邓小平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他怀着急切的心情，要带领中国走向世界。
建设经济特区
1977年11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外出。由于当时深圳经常发生大规模集体逃往香港的事件，广东省领导在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时，不能避而不谈：1977年逃往香港的事件愈演愈烈，边防部队已是防不胜防。邓小平听了逃往香港问题严重的汇报后立即插话说：“这是我们政策有问题。”他又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邓小平又总结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随后，在研究一个会议文件以什么为纲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地说，“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深圳的前身是宝安，毗邻港澳，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外逃高潮，实行公社化运动期间，一次外逃5000多人；经济困难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1979年深圳刚成立市，又发生一次外逃大高潮，跑了35万人，其中一晚就跑了24000人。当时两地的生活差距不是几倍，是几十倍。所以当时群众有句话：叫“香港资本主义制度批起来臭，吃起来香”。难怪邓小平说是政策有问题。
1979年1月，邓小平在一份关于港商要求回家乡办厂的来信上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这个月最后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交通部的报告，决定在蛇口创办工业区。
2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回家乡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满目破败的城市面貌，让这位老人家闪现出一个大胆的念头，于是他向广东省委郑重提出：广东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个地方，用特殊政策单独管理，按国际上通常的做法，引进外资。吴南生这一大胆的设想立即得到了当时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人的支持，习仲勋后来专门上京向邓小平汇报。
广东的要求和设想，与当时正在思索改革开放突破口的邓小平的思路不谋而合，当即得到邓小平的支持。据习仲勋生前回忆，在听取汇报后，邓小平鼓励广东大胆实践，他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决定由吴南生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特区。特区首创，举步维艰，不仅中央不给一分钱，还有政治风险，吴南生在会上说：“做成了最好，做不成，杀头杀我一个人，这是‘杀头工程’。”而邓小平当时说的那两句“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话，令吴南生感慨良多：“杀出一条血路来，就是冲啊，摸石头过河，就是要下水。小平同志善于用生动的话，说出个深刻的道理。”
当时，谷牧从深圳回到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当地的建设发展情况，他跟邓小平说：“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一个名字。”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下午，谷牧在中南海散步，又见邓小平，他说：“谷牧，上午给你说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字下发50号文件，决定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 1980年10月，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领跑者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中央把主政广东和广州的重担分别交给了任仲夷和梁灵光。当时，邓小平对他们面授机宜说：“搞特区要敢想敢干。”到了1982年初，邓小平同志来广东，任仲夷独自看望他时又向他汇报了工作，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邓小平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广东省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汇报完后，广东省委的同志对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坚定了。
1984年1月，邓小平前往深圳视察。由于来之前，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不喝酒、不表态、不题字”的三不原则，因此本次特区行，听邓小平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显得弥足珍贵。在参观全国第一个万元村———渔民村和听取汇报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没有说话，但却用微笑对渔民村表示肯定。当汇报结束后，渔民村村委书记吴伯森问“邓伯伯”中央的政策会不会变，这时，邓小平又笑起来：“肯定会变，但只能越变越好。”
“越变越好”这句话也成为邓小平第一句表示肯定的话语。随后，邓小平感慨道：“如果全国农村都像渔民村这样，应该还要100年的时间。即使政策对路，起码也要70年。”这是邓小平所说的第二句话。临走前，邓小平说了最后一句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30多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总体上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1978年领导中国改革开放时，邓小平已经74岁，从74岁到93岁，他用了20年的时间带领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改变了13亿人的生活和命运。
废除领导终身制
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项改革实行起来颇具难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
翻开《邓小平文选》，他对自己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退休”。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三个月后，邓小平约见江泽民等中央负责同志，开宗明义：“今天主要是商定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他说，“我多次讲过，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当天，邓小平又致信中央政治局，郑重提出退休请求，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带头实行干部退休制度，是邓小平践行他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举措。
1994年，邓小平在他90岁时，还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他郑重地说，一个国家老态龙钟，形象不好，以后国家的事情我不过问了。从那天起，邓小平就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了。
习近平引用过的邓小平名言
1、“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习近平《之江新语·树立五种崇高情感》
【原文】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要以党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学习和树立五种崇高的情感。一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出处】邓小平《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2、“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
———习近平《摆脱贫困·把心贴近人民———谈新形势下领导的信访工作》
【原文】领导上门走访，也是团结群众，稳定大局的需要。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人民跟着共产党干什么？一求翻身解放，二求富裕幸福。……对于一些县、乡的贫困，在当前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能老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而是要积极想方设法，根据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努力为他们多办事，办实事，办好事。
【出处】邓小平1983年谈话
3、“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
———习近平《之江新语·主仆关系不容颠倒》
【原文】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了搞特权的危害性。他说：“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做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党员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是领导干部的主人。这个关系任何时候都不容颠倒。如果不把人民群众当主人，不愿躬身做“仆人”，那就不配当一名领导干部。
【出处】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