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深圳“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试办出口特区。对于这个正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新生事物，王震非常关注。他当时担任分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考虑到如果能够在特区开辟一块地方，既可以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又可以利用国防工业的技术优势支持特区的建设，将是一件双赢的好事。
　　王震是个急性子，办事雷厉风行。1979年12月，他率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以及国防工办系统的航空工业部、七机部、八机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等20余位部级领导，来到深圳进行实地考察。
　　当时的深圳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边陲小镇，新成立的深圳市委就设在原宝安县委所在地新园。市委招待所条件很简陋，食堂是用铁皮刚刚搭建起来的，里面仅能够摆二三张饭桌。王震并不计较这些，就下榻在这个简陋的招待所里。
　　到达深圳的当天下午，王震就在招待所会议室听取了第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的汇报。汇报结束时，王震鼓励深圳市的领导说：“办特区是中央的决定，是新生事物，一定要搞好。现在你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了自己的设想和打算，这些都是好的。办特区没有先例，只要你们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做，相信一定能够办好。”
　　在视察完深圳市区后，翌日中午，王震来到蛇口工业区视察。他认真地看过蛇口工业区的平面设计图后，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王震离开深圳以后，在一个月内为深圳抽调了一百多名城市规划设计人员。这批专家陆续来到深圳，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为深圳的地质勘探和最初的城市设计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深圳新一任市委、市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城市基本建设和吸引外资的改革开放措施。
　　这时，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议论。有人认为，深圳引进外资、外商，把资本家从香港请进来，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一套。还有人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变成解放前。
　　针对社会上的议论，1982年2月，王震在深圳视察时指出：“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你们可以大胆地试验，不要前怕狼后怕虎，那样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短短几句话，给特区领导增加了极大的信心和力量。
　　1983年3月，王震到广州视察。期间，他特地派身边工作人员到深圳进行调查。当听说北京有人到深圳考察后认为建立特区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时，王震生气地说：“这些人比清末那些办洋务的还落后，还不如那时的郑观应。说什么走私增多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不开放时就没有走私啦？照样有，关键看你怎么管。一定要对外开放，闭关自守只能造成落后。毛主席一点也不保守，他在延安时就对我说过，革命胜利后，他的最大的心愿之一便是到工农业生产发达的美国看一看，以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的经济。”
　　支持厦门特区扩大到整个厦门岛
　　王震对厦门有着特殊的感情。1950年代中期，王震曾率领铁道兵指战员经过艰苦奋战，以最快的速度和高质量，建起鹰厦铁路，促进了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厦门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厦门特区。2月7日，邓小平抵达厦门，一到就跟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打招呼，说这次是来休息的。在这之前，项南对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整套想法，但为了不影响邓小平休息，就没有汇报。
　　当天晚上，项南把自己的想法向陪同视察的王震作了汇报。王震听后表示非常赞同。他鼓励项南明天就向小平同志汇报。项南说：“小平同志这次是来休息的，不好打扰他。”王震听后哈哈大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他脑子里天天想的都是国家大事，什么时候休息过？你抓紧时间向他汇报吧。”王震又说，“明天是乘船作环岛视察，你就在船上汇报，这事我来安排，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第二天，邓小平乘游艇环游鼓浪屿。在游艇上，王震特意把项南安排在邓小平身边就坐。项南推辞说：“应该您坐在小平同志身边。”王震爽朗地笑道：“是你汇报工作，又不是我汇报嘛，他听力不好，你坐近点说话方便些。”接着，王震又补充一句，“我替你帮腔。”
　　大家上船后一坐定，王震立即向邓小平说：“昨天晚上，我和项南同志谈了一个晚上，他对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我想光我听不行，还得给你详细汇报才行。”邓小平同意了，并听了项南的汇报。
　　1985年6月29日，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总面积为131平方公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一政策给厦门特区建设插上了凌云翱翔的翅膀。
　　支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和洋浦经济开发区
　　王震和海南有着不解之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王震担任农垦部部长期间，就带领农垦战士在这里撒下了汗水。1982年1月下旬，王震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奉中央之命赴海南岛慰问各族人民。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震第一次来到海南。
　　如何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一直是萦绕在王震脑海里的一个重要问题。回到北京后，一有时间，他便找有关人员谈话，并查看有关材料，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思路一旦清晰，他便立即行动，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
　　1982年11月，经中央同意，王震在广州召开了一个有广东省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座谈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发言踊跃。王震在会上作了专题讲话。通过座谈讨论，大家对开发建设海南岛必须采取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一致意见。
　　1986年夏，王震找到梁湘，与他探讨海南建省的问题。王震说：“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过海南建省的设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设想均未实现。我看现在条件成熟了，现在委托你考虑一下，提出意见。”
　　11月15日，梁湘和深圳的几位同志专程到海南实地考察，兼听各方面的意见。一周后，梁湘给王震写了一份报告，重点谈到：“海南本身在地理上是一个完整的岛屿。为有利于实现对全岛的统一领导，建议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按省一级政权进行组建，并行使宪法规定的省级权限，直属中央领导。”梁湘还在报告中列举了五条建省的理由。王震在报告上作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报给了国务院。 　　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这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发展新时期。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办公。
　　但接下来发生的洋浦风波，却让人始料未及。为平息这一风波，王震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4月，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大力吸引外资、土地出让或成片开发的新思路。王震坚决支持这个新的思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1989年3月25日，参加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赴海南省考察组中的5名委员联名在会上发言，对海南省将洋浦30平方公里的土地出租外商，期限70年，每亩租价2000元人民币，以建设经济特区的做法表示了异议，认为这有损我国主权。二百多名政协委员也就这个问题，分别联名提交了提案。参加这次人大会议的代表对此也议论纷纷。
　　接着，国内外新闻媒介报道了这个消息，且有的报刊措辞严厉。此时，国内一些群众和海外华侨也纷纷给中央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来信，有的措辞相当激烈，对此表示惊讶和愤慨，并要求对有关责任者予以惩处。“洋浦风波”一时在中国各地蔓延。
　　“洋浦风波”引起王震的高度重视，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最先明确表态支持洋浦开发。王震对许士杰、梁湘说：“一些同志反对外商承包洋浦开发，是因为一时不了解，你们也可以多做些正面宣传嘛！”
　　此后，来京参加两会的海南省的代表、委员，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向外界正面介绍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来由、方针、政策、维护的主权，说明了设立洋浦开发区与被迫划为租界的本质区别等问题，逐步澄清了真相。
　　4月6日，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洋浦问题。许士杰抱病参加会议，他对洋浦开发模式选择及相关问题阐述了七个方面的意见，为洋浦的发展全力进行辩护。田纪云副总理在会上援引《宪法》和有关法规，指出：洋浦的做法符合法律条文，也符合中央给海南的政策，土地有偿出让，成片开发70年是有根据的，不能给人家戴卖国的帽子。
　　4月28日，邓小平对洋浦开发问题作出批示：“我最后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齐全。”邓小平的批示一言九鼎，平息了种种非议，为“洋浦风波”画上了句号。
　　7月12日，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等省领导，表示大力支持洋浦开发。7月14日，王震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于元平（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总经理），支持他搞洋浦开发。199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洋浦经济开发区。1993年9月9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洋浦隆重举行洋浦经济开发区封关运作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