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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众所周知，唐朝（公元618—907年）在中国历史和古丝绸之路对外交流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甚至是核心地位，本文试图从对国宝的解读和鉴赏中窥探盛唐的大国外交与文化交融，以期能够从“开放性”“多元化”的角度了解唐朝历史。
关键词：唐朝；国宝；外交；丝绸之路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帝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科技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荣的黄金时代，以致至今国内外社会仍大多使用“唐人”“唐装”等明显具有唐元素的称呼，足见盛世唐朝在世界的强大影响。然而，“引进来”在唐朝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元化作为其重要特征，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借鉴亚欧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子。
一、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于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画细微精确，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兽首玛瑙杯是已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的俏色玉雕，也是已发现的唐代玉器中制作工艺最精湛的一件。
此件玛瑙杯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从玛瑙的材质上，也能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样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较为常见。
从宝物的出处上，在《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此件宝物很有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献给唐朝的礼物，其意义非同一般，另有一说是唐代能工巧匠比照着外来的样式打造而成，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无疑都将古代中国文化与中亚、西亚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二、鹿纹银碗（又称鹿纹十二瓣银碗）
鹿纹银碗（又称鹿纹十二瓣银碗），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为唐朝的盛食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银碗高4厘米，口径为14.7厘米，碗壁锤揲出12个凸凹起伏的瓣状，口沿以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圈足。内底中心饰一只花角立鹿。口沿下刻铭文一行。这种制作技法和造型风格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是西方传统器皿的特征。
鹿作为器物的装饰纹样，在中国和西方地区均有，但形象特征却有区别。巴克特利亚和粟特艺术中鹿是常见题材，但从此银碗上的12瓣样式中可以看出，每瓣较粗大，比起在巴尔干半岛银器上的细密的瓣相比要少，因此更贴近于粟特地区的风格。
中国装饰纹样中鹿的形象均为平顶，呈灵芝状，有时被称为“肉芝顶”鹿。沙坡村鹿纹银碗中的鹿角左右展开，每面四个支角，整体呈火焰状，正是“花角鹿”的形象。据林梅村先生考证：这个银碗，特别是碗心的鹿纹图案，和马尔夏克刊布的OS136号粟特银碗基本相同，后者打制一粟特王族族徽符号，类似的符号亦见于粟特王发行的钱币。口沿下铭文属于粟特文，读作“祖尔万神之奴仆”。马尔夏克将这种银碗的流行年代定在公元7—8世纪。从器物特征及时代上看，产地还是最接近中亚粟特地区。
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语系为古中东伊朗语，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王、玛瑙、珍珠等。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即粟特人所筑，入唐后王方翼扩其形制，定为北道征收过往商税的关卡所在。《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栗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官方往来，还是市井贸易上，唐朝和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比较密切，时至今日，在新丝绸之路的征途上，仍然是我们开展友好交流、互通合作的重要内容。
三、盛唐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几点原因
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还与唐朝实行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分不开，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由此，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也可见一般。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
关键词：唐朝；国宝；外交；丝绸之路
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继秦汉之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帝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科技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荣的黄金时代，以致至今国内外社会仍大多使用“唐人”“唐装”等明显具有唐元素的称呼，足见盛世唐朝在世界的强大影响。然而，“引进来”在唐朝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元化作为其重要特征，无论从科技、经济还是文化、艺术等方面都可以找到借鉴亚欧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影子。
一、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镶金兽首玛瑙杯于1970年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杯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角，而面部却似牛，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画细微精确，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突出了兽首的色彩和造型美。兽首玛瑙杯是已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的俏色玉雕，也是已发现的唐代玉器中制作工艺最精湛的一件。
此件玛瑙杯其造型是西方一种叫“来通”的酒具。“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做成兽角形。一般在酒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来注酒可以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今伊朗）十分常见，在中亚等地的壁画中也有出现。在中国，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来看，这种酒具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场面中，唐朝贵族以追求新奇为时尚，而这件器物的出土也是唐朝貴族崇尚胡风，模仿新奇的宴饮方式的见证。
从玛瑙的材质上，也能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缠丝玛瑙多产自西域，类似这样造型的器皿，在中亚、西亚、特别是波斯较为常见。
从宝物的出处上，在《旧唐书》中有“开元十六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的记载，此件宝物很有可能是中西亚某国进献给唐朝的礼物，其意义非同一般，另有一说是唐代能工巧匠比照着外来的样式打造而成，但无论是哪种可能性，无疑都将古代中国文化与中亚、西亚民族文化融合在一起，是在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火花中诞生的一件重要文物。
二、鹿纹银碗（又称鹿纹十二瓣银碗）
鹿纹银碗（又称鹿纹十二瓣银碗），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为唐朝的盛食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银碗高4厘米，口径为14.7厘米，碗壁锤揲出12个凸凹起伏的瓣状，口沿以下内束，折成略有弧状的斜壁，圈足。内底中心饰一只花角立鹿。口沿下刻铭文一行。这种制作技法和造型风格在古代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十分流行，是西方传统器皿的特征。
鹿作为器物的装饰纹样，在中国和西方地区均有，但形象特征却有区别。巴克特利亚和粟特艺术中鹿是常见题材，但从此银碗上的12瓣样式中可以看出，每瓣较粗大，比起在巴尔干半岛银器上的细密的瓣相比要少，因此更贴近于粟特地区的风格。
中国装饰纹样中鹿的形象均为平顶，呈灵芝状，有时被称为“肉芝顶”鹿。沙坡村鹿纹银碗中的鹿角左右展开，每面四个支角，整体呈火焰状，正是“花角鹿”的形象。据林梅村先生考证：这个银碗，特别是碗心的鹿纹图案，和马尔夏克刊布的OS136号粟特银碗基本相同，后者打制一粟特王族族徽符号，类似的符号亦见于粟特王发行的钱币。口沿下铭文属于粟特文，读作“祖尔万神之奴仆”。马尔夏克将这种银碗的流行年代定在公元7—8世纪。从器物特征及时代上看，产地还是最接近中亚粟特地区。
粟特人原是生活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一带的古老民族，语系为古中东伊朗语，从我国的东汉时期直至宋代，往来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以长于经商闻名于欧亚大陆。主要商业活动内容是从中原购买丝绸，而从西域运进体积小，价值高的珍宝，如瑟瑟、美王、玛瑙、珍珠等。丝路北道的碎叶城即粟特人所筑，入唐后王方翼扩其形制，定为北道征收过往商税的关卡所在。《南部新书》记长安“西市胡入贵蚌珠而贱蛇珠。蛇珠者，蛇之所出也，唯胡人辨之”。六畜也是栗特商人出售的主要商品，突厥汗国境内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这种以畜易绢的互市活动。新疆境内作为唐之臣民的粟特人也常做一些较短途的牲畜生意。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官方往来，还是市井贸易上，唐朝和以粟特人为代表的中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往来比较密切，时至今日，在新丝绸之路的征途上，仍然是我们开展友好交流、互通合作的重要内容。
三、盛唐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几点原因
唐朝时期的中国成为亚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其原因不仅在于其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还与唐朝实行的“开放”的对外政策分不开，对外政策开明，对“远夷”不歧视。唐太宗认为自己对华夷是一视同仁的。这种开明的对外政策，不仅在唐朝有少数民族官员，甚至有相当数量的外国官员。由此，唐朝对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自信也可见一般。唐朝认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最高，对外来文化、艺术，毫无恐惧感，而采取“开放”政策。这是积极主动的文化政策，它采纳、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对之进行改造，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向外大力宣传和输出唐文化，影响亚非乃至世界各国文化。唐朝坚信“盛世无忌”和中华传统文化有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巨大功能，而毫不惧怕外来文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