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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西散记》是沈从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本文通过对《湘西散记》中不同作品的分析，突出表现了沈从文对他所钟情的“湘西人”所表现出的鲜活、洒脱的生命形态的把握和尊重。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散记》 生命 感悟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怀有“恋土”情结，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
沈从文二十岁离开故乡湘西，在当时中国的头等大城市上海、北京、武汉等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当他重返湘西时，已经暗暗地引进了一种对比:他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大城市中去对比，这种对比，实质上是城市生命形态和远乡僻壤中原始生命形态的对比。
在沈从文眼里，在湘西这片山林中的生命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绝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想哭就大哭，要歌则大歌。这里的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充分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因此，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所表现出的对那种洒脱生命形态的把握和尊重，是通过人生与自然的故事和爱的故事来体现的。
一 生命与自然的合一
沈从文把自然看成是永远也读不完的一部书。他从小就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六岁那年，他上私塾时就“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亲近”，他常常逃学去看溪中涨起的小小的水，在小雨中赤脚故意想深水中走去，在田塍上捉蟋蟀；或者在南门河滩方面看一阵杀牛，到铁匠铺去看打刀或农具；或者去嗅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总之，那一年中“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汇集百物的动静使“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的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毫无兴味可言了。”以至于进了新式小学，上了许多课，却始终放不下自然那一本大书。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作者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基础：“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尽管在城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沈从文仍保持乡下人那份自然和纯朴，他没被时代潮流卷走，而是搁浅了。如一只企鹅，因厌倦海水的龌龊生活，被想象的余波带到记忆的沙滩上，旷远空寂而又美丽的沙滩，使他忘情地贴近自然，尽情地与自然嬉戏，虽然有时也感到一丝孤寂和冷落，但远处那理想的光亮却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沈从文之所以没被都市文明所同化，是因为他总积极地以湘西文化的纯朴来抵御都市文明的污浊。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水人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城市人所具有的任何抽象空间观念的痕迹，湘西人的空间是一种行为空间，他们的生命与这一片山水浑然为一，使这片山水充满了感情的成分，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湘西人与湘西风光，叠印化合在一处。正如作家的感叹：“仿佛‘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生活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只能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四季奔忙于求温饱之途，登山爬树，撑船潜水，为求生存而自强不息，保持着一种顽强乐观的生命力。“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这样的乐观和平淡的人生态度是湘西人民的淳朴本性。他们对命运的安排从没有一丝不满，他们顺从地接受苦难，也接受幸福。无疑，湘西的生命形态与城市相比，是较少现代文明的浸染的，他们还保持着生命的原始形态。因此，作者始终注意把人的生命的故事融化到湘西的自然景色之中，让他们在这片自然造化中实现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的死又在自然中活转。人与自然的合一，生命力与自然力的合一，是使这片山水奇异起来、鲜美起来的真正原因。在《沅陵的人》中，作者写道：
“这个人早死了，却活在所有水上人的心里，传说和当地的景色极和谐，美丽而微带忧郁……回忆中浸透了摇船人催撸歌声，且被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明是这片秀丽山水的精灵。
这种生命与自然合一的体认，使作家具备了艺术家的眼光，人生在他眼中，就不再是零散杂乱的了，人生的美恶也不是被条条框框裹挟分割了。“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增。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做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感官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正因为从艺术家的情感出发，作家才对湘西的生命形态倾注了全部感情。因为，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作家不断写到湘西人行为的粗野狂放，也不断写到他们语言的粗野。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从头至尾可谓粗话连篇，但给人的感觉，却没有丝毫的猥琐，只觉得真实、质朴、亲切。“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
作者在强调湘西人生命形态与自然合一的有活气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城市人生命力枯竭的一种深刻的鄙视。湘西人是饱满的、阔达的、潇洒快乐的、无畏无惧的。而城里人则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干枯，即使是城里的知识高层，他们对生命实质的把握，也只是悬空隔膜的，与湘西人无法比拟。在《虎雏再遇记》中，作者写了一个“到如今上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的虎雏，在城市中只感到使人窒息般的痛苦，他“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他回到了湘西，才“眉眼还是那么有精神有野性”。作者通过这个例记，把湘西生命形态在于城市生命形态的对比中给予充分肯定，使湘西生命与湘西山水浑然一体，妩媚、灿烂、永恒。
二 生命在生死之爱中得到弘扬
在沈从文爱的故事中，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他们“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而吊脚楼上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枯干的，然而，在作者笔下，这些女人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钟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她们的爱呈现出一种自由、恣肆、天真的形态，没有忌恨，更没有太多的束缚。这是一种原始状态下的与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充溢着激情、圆满、健康的力量。在《鸭围的夜》中，作者把这山水的夜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女人，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正如河流是贯穿湘西的命脉一样，这河上的水手，河边的女人，构成了湘西生命中的环圈。
水手和妓女之间的爱情，是火辣而奔放的。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他为的是惦记到岸上一个长眉毛白脸庞小女人，便穿了崭新绛色缎子的猞猁皮马褂，从那冰雪冻结的大小木筏子上慢慢的爬过去，一不小心便落了水。一面大声嚷‘牯子老弟，这下我可完了’，一面还是笑着挣扎，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全身早已为冰冷的水弄湿了，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却依然很高兴的从木筏子爬拢岸边，到他心中惦念的那个女人身边去了。”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当这种爱“成為生活之一部分时”是确实可以辉映这片山水的，“听到水手的辱骂，我方明白那个快乐多情的水手，原来得了苹果后，并不即返船，仍然又到吊脚楼人家去了。他一定把苹果献给那个妇人，且告诉妇人这苹果的来源，说来说去，到后来自然又轮着来听妇人说的痴话，所以把下河的时间完全忘掉了”。以至于后来牛保为了他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刚烈不屈。而这些女人，她们的情也没有辜负这片山水，她们把情感紧紧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上。“‘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彭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这时节眼睛一定红了”。 “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湘西散记·老伴》）。在这里，作家不仅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世界，而且把这些女人放在这片山水同样明媚的位置，将她们的生命和情感，十分动人地展示出来。
沈从文在歌颂这种激荡生命的爱的同时，又以切身经历表现了他对城市文明侵蚀偏远小城的愤懑。如在《女难》中，他的初恋被骗去作了借钱的口实，而大城市的女人，又透过钱眼向他投来轻蔑，因此，他自此种下了对城市人“爱”的方式的彻底愤恨和蔑视，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城市的“爱”在与湘西的爱的对照中彻底黯淡——艺术在必要之处以必要的偏激、必要的扭曲，代表的是作家的情感方式，并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歪曲，这是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湘西的生命就在这种对照中无比光亮起来。在《清乡所见》和《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作家两次写到一个商人之女死去被卖豆腐青年男子从坟中刨出“睡尸”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谓惊世骇俗、离奇疯狂。但作者就是这样把握到了这个故事中的生命形态的光彩来写的，它与城市那些钱的交易的“爱”相比，不仅不可憎不可厌，反而超越了一般的伦理拘束，见出了生命存在的朴质的真、赤诚的爱來，见出了这种生命的存在是对一切压制人性的规范的凶猛决荡来，带着强烈的人性原始状。这种行为是粗糙的，但这中间，又不乏生命飞动之灵气，在《清乡所见》中，作家始终强调这个买豆腐青年被捉砍杀时的微笑神态，强调他爱的神气和“美的很，美的很”的自言自语。这是作家对个体生命行为与现实规范的冲突，对个体不惜在存在之墙上撞个头破血流而使自己热血沸腾起来的生命方式，表现了无限的惊讶和钦佩。“我记得这个微笑，十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这与城市人那种缩首藏尾、患得患失的生命方式的比较而产生的意义，是超越了“睡尸”的具体事件而上升的一种对生命形态的把握，这是热血的生命，是敢于为自己的需要付出行动和存在的原始生命形态。
沈从文在他所有爱的故事中，几乎都写到了死。爱与死，象征了生命的真正本色——能平淡地舍出生命。因此，这种死在作者笔下，不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悲悲戚戚，也不是一种爱而受阻的缠绵忧郁，却是以一种鲜活炽烈的与爱等值的情状出现的。《清乡所见》中买豆腐青年的微笑而死，不仅没有使读者感到难过，反而有些激动，甚至不会觉察是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是看到了一种坚强的生命意识。他与《一个大王》中的弁目和女匪首、《沅陵的人》中的寡妇和和尚一样，在选择爱时、在死的选择前毫不退缩。这种对生命追求的毫不怯懦和无比鲜明，是作者所关注重视的。“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泪。”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一种美，而且有一种悲的意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苍凉的卵石上浸透着淡淡的血色。
正如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所说的那样：
“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始状态，是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湘西散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 唐：《中国现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雷晓：《纯朴真挚的生命 绚烂雅致的风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5] 罗雪松：《“吊脚楼风味”：沈从文笔下特殊的两性世界》，《阅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
[6] 石高来：《沈从文散文的生命形式》，《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瑛，女，1967—，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工作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散记》 生命 感悟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怀有“恋土”情结，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
沈从文二十岁离开故乡湘西，在当时中国的头等大城市上海、北京、武汉等生活了二十年。二十年后，当他重返湘西时，已经暗暗地引进了一种对比:他把湘西的种种人事，放在他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中国大城市中去对比，这种对比，实质上是城市生命形态和远乡僻壤中原始生命形态的对比。
在沈从文眼里，在湘西这片山林中的生命活得胆大包天、色彩浓烈、痛快淋漓，绝没有拖泥带水的僵态。这里的生命想哭就大哭，要歌则大歌。这里的生命不知道死，死即生，生即死，生生死死，充分地表现出生命的本色。这里，没有虚伪，没有算计，一切都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因此，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所表现出的对那种洒脱生命形态的把握和尊重，是通过人生与自然的故事和爱的故事来体现的。
一 生命与自然的合一
沈从文把自然看成是永远也读不完的一部书。他从小就对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六岁那年，他上私塾时就“逃避那些书本去同一切自然亲近”，他常常逃学去看溪中涨起的小小的水，在小雨中赤脚故意想深水中走去，在田塍上捉蟋蟀；或者在南门河滩方面看一阵杀牛，到铁匠铺去看打刀或农具；或者去嗅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总之，那一年中“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汇集百物的动静使“我的心总得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不同的社会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毫无兴味可言了。”以至于进了新式小学，上了许多课，却始终放不下自然那一本大书。这一年的生活形成了作者一生的性格与感情基础：“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尽管在城里生活了近二十年，但沈从文仍保持乡下人那份自然和纯朴，他没被时代潮流卷走，而是搁浅了。如一只企鹅，因厌倦海水的龌龊生活，被想象的余波带到记忆的沙滩上，旷远空寂而又美丽的沙滩，使他忘情地贴近自然，尽情地与自然嬉戏，虽然有时也感到一丝孤寂和冷落，但远处那理想的光亮却给了他无穷的力量……
沈从文之所以没被都市文明所同化，是因为他总积极地以湘西文化的纯朴来抵御都市文明的污浊。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水人事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城市人所具有的任何抽象空间观念的痕迹，湘西人的空间是一种行为空间，他们的生命与这一片山水浑然为一，使这片山水充满了感情的成分，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湘西人与湘西风光，叠印化合在一处。正如作家的感叹：“仿佛‘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生活在湘西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只能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四季奔忙于求温饱之途，登山爬树，撑船潜水，为求生存而自强不息，保持着一种顽强乐观的生命力。“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这样的乐观和平淡的人生态度是湘西人民的淳朴本性。他们对命运的安排从没有一丝不满，他们顺从地接受苦难，也接受幸福。无疑，湘西的生命形态与城市相比，是较少现代文明的浸染的，他们还保持着生命的原始形态。因此，作者始终注意把人的生命的故事融化到湘西的自然景色之中，让他们在这片自然造化中实现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的死又在自然中活转。人与自然的合一，生命力与自然力的合一，是使这片山水奇异起来、鲜美起来的真正原因。在《沅陵的人》中，作者写道：
“这个人早死了，却活在所有水上人的心里，传说和当地的景色极和谐，美丽而微带忧郁……回忆中浸透了摇船人催撸歌声，且被印象中一点儿小雨，仿佛把心也弄湿了。”
在湘西的山水中，始终浮现着人的灵魂，他们又分明是这片秀丽山水的精灵。
这种生命与自然合一的体认，使作家具备了艺术家的眼光，人生在他眼中，就不再是零散杂乱的了，人生的美恶也不是被条条框框裹挟分割了。“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掺加进去，估定我的爱增。我不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做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我感官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
正因为从艺术家的情感出发，作家才对湘西的生命形态倾注了全部感情。因为，这样的生命是得天地之英气而独秀的，作家不断写到湘西人行为的粗野狂放，也不断写到他们语言的粗野。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从头至尾可谓粗话连篇，但给人的感觉，却没有丝毫的猥琐，只觉得真实、质朴、亲切。“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几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模糊不清楚了”。
作者在强调湘西人生命形态与自然合一的有活气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城市人生命力枯竭的一种深刻的鄙视。湘西人是饱满的、阔达的、潇洒快乐的、无畏无惧的。而城里人则是千篇一律的单调、干枯，即使是城里的知识高层，他们对生命实质的把握，也只是悬空隔膜的，与湘西人无法比拟。在《虎雏再遇记》中，作者写了一个“到如今上十八岁，就亲手放翻了六个敌人”的虎雏，在城市中只感到使人窒息般的痛苦，他“也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他回到了湘西，才“眉眼还是那么有精神有野性”。作者通过这个例记，把湘西生命形态在于城市生命形态的对比中给予充分肯定，使湘西生命与湘西山水浑然一体，妩媚、灿烂、永恒。
二 生命在生死之爱中得到弘扬
在沈从文爱的故事中，水手和妓女是全部鲜活生命演出的中心。水手是一种生命强盛力量的代表，他们“多强壮、勇敢，眉目精悍，善唱歌、泅水、打架、骂野话，下水时如一尾鱼。”而吊脚楼上的妓女，照理说过着如此屈辱的人生，生命一定是焦黄枯干的，然而，在作者笔下，这些女人又是这一片山水的情感代表，她们也有自己的钟情所在，显示了生命之纯、之美的一面。她们的爱呈现出一种自由、恣肆、天真的形态，没有忌恨，更没有太多的束缚。这是一种原始状态下的与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充溢着激情、圆满、健康的力量。在《鸭围的夜》中，作者把这山水的夜写得十分幽静而动人，而在这片夜色中为生存而奋斗的水手和吊脚楼临窗呼叫的女人，却给这山水增添了无比的人情温暖。正如河流是贯穿湘西的命脉一样，这河上的水手，河边的女人，构成了湘西生命中的环圈。
水手和妓女之间的爱情，是火辣而奔放的。在《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他为的是惦记到岸上一个长眉毛白脸庞小女人，便穿了崭新绛色缎子的猞猁皮马褂，从那冰雪冻结的大小木筏子上慢慢的爬过去，一不小心便落了水。一面大声嚷‘牯子老弟，这下我可完了’，一面还是笑着挣扎，待到努力从水中挣扎上船时，全身早已为冰冷的水弄湿了，但他换了一件新棉军服外套后，却依然很高兴的从木筏子爬拢岸边，到他心中惦念的那个女人身边去了。”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当这种爱“成為生活之一部分时”是确实可以辉映这片山水的，“听到水手的辱骂，我方明白那个快乐多情的水手，原来得了苹果后，并不即返船，仍然又到吊脚楼人家去了。他一定把苹果献给那个妇人，且告诉妇人这苹果的来源，说来说去，到后来自然又轮着来听妇人说的痴话，所以把下河的时间完全忘掉了”。以至于后来牛保为了他所爱，不惜落水身亡，爱得如此襟怀坦荡、刚烈不屈。而这些女人，她们的情也没有辜负这片山水，她们把情感紧紧维系在这山水生命力量代表的水手上。“‘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彭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这时节眼睛一定红了”。 “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感情好的，互相咬着嘴唇颈脖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不许胡闹’”（《湘西散记·老伴》）。在这里，作家不仅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情感世界，而且把这些女人放在这片山水同样明媚的位置，将她们的生命和情感，十分动人地展示出来。
沈从文在歌颂这种激荡生命的爱的同时，又以切身经历表现了他对城市文明侵蚀偏远小城的愤懑。如在《女难》中，他的初恋被骗去作了借钱的口实，而大城市的女人，又透过钱眼向他投来轻蔑，因此，他自此种下了对城市人“爱”的方式的彻底愤恨和蔑视，也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城市的“爱”在与湘西的爱的对照中彻底黯淡——艺术在必要之处以必要的偏激、必要的扭曲，代表的是作家的情感方式，并不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歪曲，这是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湘西的生命就在这种对照中无比光亮起来。在《清乡所见》和《沅水上游几个县份》中，作家两次写到一个商人之女死去被卖豆腐青年男子从坟中刨出“睡尸”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谓惊世骇俗、离奇疯狂。但作者就是这样把握到了这个故事中的生命形态的光彩来写的，它与城市那些钱的交易的“爱”相比，不仅不可憎不可厌，反而超越了一般的伦理拘束，见出了生命存在的朴质的真、赤诚的爱來，见出了这种生命的存在是对一切压制人性的规范的凶猛决荡来，带着强烈的人性原始状。这种行为是粗糙的，但这中间，又不乏生命飞动之灵气，在《清乡所见》中，作家始终强调这个买豆腐青年被捉砍杀时的微笑神态，强调他爱的神气和“美的很，美的很”的自言自语。这是作家对个体生命行为与现实规范的冲突，对个体不惜在存在之墙上撞个头破血流而使自己热血沸腾起来的生命方式，表现了无限的惊讶和钦佩。“我记得这个微笑，十年来在我印象中还异常明朗”。这与城市人那种缩首藏尾、患得患失的生命方式的比较而产生的意义，是超越了“睡尸”的具体事件而上升的一种对生命形态的把握，这是热血的生命，是敢于为自己的需要付出行动和存在的原始生命形态。
沈从文在他所有爱的故事中，几乎都写到了死。爱与死，象征了生命的真正本色——能平淡地舍出生命。因此，这种死在作者笔下，不是一种爱而不得的悲悲戚戚，也不是一种爱而受阻的缠绵忧郁，却是以一种鲜活炽烈的与爱等值的情状出现的。《清乡所见》中买豆腐青年的微笑而死，不仅没有使读者感到难过，反而有些激动，甚至不会觉察是一个生命的消失，而是看到了一种坚强的生命意识。他与《一个大王》中的弁目和女匪首、《沅陵的人》中的寡妇和和尚一样，在选择爱时、在死的选择前毫不退缩。这种对生命追求的毫不怯懦和无比鲜明，是作者所关注重视的。“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泪。”沈从文以湘西山水人情为背景的作品，不仅包含了一种美，而且有一种悲的意蕴，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苍凉的卵石上浸透着淡淡的血色。
正如沈从文在《湘西散记》中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所说的那样：
“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
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始状态，是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湘西散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 沈从文：《沈从文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3] 唐：《中国现代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雷晓：《纯朴真挚的生命 绚烂雅致的风采》，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5] 罗雪松：《“吊脚楼风味”：沈从文笔下特殊的两性世界》，《阅读与写作》，2005年第10期。
[6] 石高来：《沈从文散文的生命形式》，《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赵瑛，女，1967—，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工作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