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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到三十岁时,我终于明白,“故乡”这个词只有和“母亲”联系在一起,才有意义。所谓故乡,其实就是母亲在的地方。十八岁之前,我所生活的魯南那个村庄,不过是户籍意义上的故乡。那个村庄之所以称为故乡,是因为母亲在那里。
在黄岛的十年,我想念那个村庄,但那种想念是有限度的,并非不可忍受。十年里,母亲的小屋和小屋里的母亲,让他乡变成了故乡。
因为偶然,父亲选择到黄岛工作,又偶然选择了小屋作为容身之所。环环相扣的偶然,让“家”这个心理上的概念和小屋融为一体。家就是小屋,小屋就是家。黄岛有无数间像小屋那样的房子,父亲却偏偏走进了它。父亲无意间的举动,为我们择了一个家,也为母亲择了一个生命的归宿。小屋是母亲停泊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
小屋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在我们一家住进去之前,小屋被安放在集装箱站的东南面。它是一排平房中平凡的一座。外观上看,小屋简陋而破落,墙壁皴裂,红砖露出白色涂层,斑驳的墙体意在说明,小屋有了年份,就像人上了年纪。小屋前面有一堵墙,屋子与墙之间一条短短的巷子。墙的外面是一片小树林。十年间,每次回家,我从巷子的西面走到小屋门前,推开门,接着喊一声:“妈!”
母亲高兴地应答:“回来啦,吃饭吧!”
母亲离去后,纵使我推开全世界所有的门,也听不到母亲的回应了。
2007年的冬天,母亲开始打理小屋。寒假到了,我和妹妹前往黄岛会合。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小屋。门框看上去有些低矮,我下意识地低了一下头。进门右手边是煤气灶,左手边是水桶和两层铁皮柜子。正对面一张及腰高的桌子,桌子下面放置两张连体椅子,桌子和椅子就像茶壶和茶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正站在橱前,伸手到上面拿东西。那个橱子算是小屋里最高级的家具了。小屋被隔成了两间,刚刚看到的外间那些摆设,我们来之前便已存在。不是我们去与家具相遇,而是家具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离开小屋两年多了。每个浓稠如墨的黑夜,每个光线暗淡的午后,思绪又将我带回小屋。我抚摸着屋里的物件,它们的位置和角度,形状与体积,依然清楚地铺排开来,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我从外屋走进里屋,两张床中间过道狭窄。床尾的柜子因为空间狭小,只能打开一扇门,里面盛满了衣服。
那些年里,我们一家四口就蜗居在小屋里。外屋摆放一张吃饭的桌子和几条马扎,再无活动的空间;里屋那可怜的过道,两步之内就能走个来回;看电视,最好躺在床上,坐在床沿就会觉得离电视太近。
小屋狭小、逼仄、潮湿,但它是遮风、挡雨且是唯一的家。母亲去世之后,我离开了小屋。从此,我成了一个没有家的孩子。我一生中最后的家,随着母亲的逝去而逝去了。
后来,母亲葬在了那个村庄,永远安息在鲁南那片土地上。我在千里之外的南方,又开始无限地怀念那个村庄。我知道,我怀念的,其实是母亲所在的地方,以及母亲。
2
小屋东面的简易厕所,由红砖和石棉瓦搭造。跨过厕所后的阴沟,有一片荒地和矮坡,坡的顶部铺着一条火车道。一辆装满货物的小火车,一天来回几趟,我站在荒地上尿尿的时候,看到火车司机朝这边张望。
夜晚降临,世界披上黑色的外衣。小火车经过时,有哐啷哐啷的声响,顺着火车道,溜下矮坡,声响一直撞着床的四脚。夜晚,听火车路过家门,我仿佛听到了来自城市深处的秘密。小火车里只有一位司机,他和十几节车皮,构成了一段孤独的夜行。他们相互陪伴,相互取暖,谁也离不开谁。土耳其诗人塔朗吉有一首小诗《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这么晚了,
美丽的火车,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
躺在小屋里的我,不禁想到,小屋和火车的孤独感有相似性。在黄岛这座并非故乡的城市,小屋孤独地坐落在铁道旁,就像小火车行驶在繁星下。我和父母、妹妹,与小屋建立起一种联系,我们无处可去,小屋敞开怀抱接纳了我们。我们与小屋相依为命。
离开家乡,母亲劳动的热情并未消退。她尝试着在这片荒地上种点什么。在集装箱站守门人的建议下,母亲在荒地上撒下了方瓜种子。这片未经耕种的土地,接受着日月的照晒、雨雪的滋养和火车的催眠,变得格外肥沃。方瓜藤肆意生长,竟爬满了山坡,一直爬上火车道。这种生命力旺盛、产量巨大的植物,待到成熟的季节,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丰收的喜悦。趴在草丛和藤蔓中的方瓜,像一个个圆滚滚、滑溜溜的孩子,等着家长把它们抱回家。
母亲喜食方瓜,我也喜欢。方瓜切片,与碾成粉末的花生焖透,这种糊状食物是家乡的美食。母亲常说吃方瓜对身体好,人上了年纪就要吃一些软的东西。黄岛离家乡有两百多公里,美食犹如美酒,让人忘记了与家乡的距离。虽然,母亲一生没有喝过酒。
几年后,母亲在荒地上开辟出了一小片菜地,根据四时的气候,种植辣椒、茄子、菠菜、韭菜、豇豆……吃着自己种植的蔬菜,节省了一笔开支,母亲很开心。那片菜地也成为了母亲最后倒下的地方。
那天下午,母亲给妹妹打过电话,计划着翌日去济南。父亲有朋友要来吃晚饭,母亲拿着小小的铲子,挖菠菜。她系着围裙,穿着我穿过的一件黑色羽绒服——因为轻薄,母亲喜欢穿着它做事。她只挖了几棵就倒在了菠菜地里。她脚下的土整整齐齐,没有挣扎的痕迹,身边的菠菜绿油油的。她睁着眼睛,躺在亲手开辟出来的菜地里,望着火车道上空烧红的天,离开了。她没有留下一句话给我。
围绕小屋的生活,简单而单调。人活着就要处理和衣食住行的关系,如何让简陋的小屋更好地服务生活,母亲可谓殚精竭虑。
三十多年来,父亲在汽车上的时间,占据了他大半的生命,他像一个骑士,驾驶着汽车,奔驰在中国浩瀚无边的大地。卡车招油,司机们的衣服被油浸透了,泛着乌黑乌黑的亮光。但父亲和他的伙计们不同,衣服永远看上去整洁干净,被褥也常拆常洗。那都是母亲的功劳。 洗衣、洗菜、洗碗,清洗是繁重且无趣的劳动。小屋的空间不足以摆下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后来二姨送给母亲一个甩桶。所有的衣服经过母亲的手洗,再进行甩干。无论甩干或自然晾干都是洗衣结束以后的程序,清洗上力的付出,全靠双手。小树林一侧有一口井,夏天,母亲汲上井水,在树荫下洗衣,晾晒在树与树之间。冬天,母亲只能在屋子里洗衣,小心翼翼的,以防水溅到地面。每一次洗衣都是一次困苦,受空间和环境所限,不敢大动干戈,就像一个剑客在笼子里舞剑,难以发挥武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母亲仍让一家人保持了整洁。
菜地面积毕竟有限,母亲种植的蔬菜只能作为替补品,不能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从高架桥下面穿过,经过两个复杂的红绿灯,有一小片生活区。每次去买菜,母亲都有些害怕。高架桥下发生过多次事故,听说在一个夜晚,一辆卡车撞死了骑三轮车的妇女,三轮车变成了一块铁饼。那些年我每次给母亲打电话,禁不住嘱咐她出门要注意观察,小心车辆。母亲很幸运地躲过了所有车辆,却没有躲过突如其来的疾病。
同在异乡为异客,人与人同病相怜。有一对外地夫妇经营菜摊,一来二去,母亲和他们熟悉起来。卖菜阿姨对母亲无话不说。她的大女儿找对象啦,个子不高;二女儿的学习吊儿郎当,有待提高,她羡慕母亲的一双儿女都读了大学。阿姨的姐姐在菜场入口卖猪肉,两手油垢,家境厚实如猪油,在黄岛有几套房子。寒暑假,我会陪着母亲去买菜,向阿姨汇报我的近况。有一年正月,她的姐姐将母亲请到家里,拿出女儿的照片,播放女儿的视频。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儿子已经谈恋爱了。母亲和他们相处到可以做亲家的程度了。
有人和母亲唠嗑,我心里是开心的。在黄岛,父亲有许多伙计一起喝酒吹牛。而母亲只有父亲。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母亲一个人如何打发漫长的日子呢?夏天的蝉叫令人烦躁,冬天的小屋如此冰冷,路上的车辆驶过一辆一辆,父亲驾驶的汽车还没有回来。母亲计算着时间炒菜和烫酒,为了让父亲到家便吃上喝上热乎的。
十年里,我去烟台读书,毕业后成为记者,再到上海读研,我的生活丰富而充实。我经历了烟台的春夏秋冬,感受了上海的灯红酒绿,我和几个女孩子聚散离别。而母亲生命最后的十年,多数时间只在小屋内外兜兜转转。
3
小屋的四季,感受最多的是夏天和冬天。进入七月,黄岛热得轰轰烈烈。方瓜藤的叶子、汽车的底盘、集装箱与集装箱的缝隙,每一处打算藏身的地方,都热了起来。发动機的转动和尾气的排放,给七月增加了炎热的砝码,黄岛变成了一座热岛。伴随热气蒸腾起来的,还有蝉鸣。
蝉占领了每一棵树,巷子外面的小树林,成为蝉放声高歌的游乐场。它们鼓动着腹部半圆形大盖片,无休无止地唱满一个夏天。黄昏,暗影降落在小树林里,父亲回到家,我们正弯着腰,寻找着圆形的洞口。蝉的若虫在破土而出之前,会用坚硬的前爪挖出一个气孔,小心试探着外部冷暖潮湿。用手指轻轻一戳,洞口一层薄薄的土坍塌,若虫瞪着巨大的复眼,惊恐着急速地退回深邃的地洞。
在鲁南方言中,蝉的若虫,叫做“姐溜龟”。从小的训练,使我具备了尖锐的眼神和高超的技巧。小时候,母亲曾将我捉回的姐溜龟剁成馅,包成饺子。那顿饺子味道鲜美,回味无穷,肉质堪比牛肉。然而,那天夜里,我全身起满了疙瘩,过敏了。自那之后再不敢吃这人间至味。
小树林面积不大,姐溜龟却生长茂盛。母亲将我们的猎物简单烹炸,变为父亲的下酒菜。母亲舍不得吃,我就夹起一个,放到母亲嘴里。就像蝉有歌唱的快乐,平凡的人也有吃蝉的快乐。
八月,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小屋东边的厕所后面一片汪洋。杂物堵住了猫道,水势涨了起来,水面接近菜地。必须得清理了,母亲说。我们挽起裤脚,穿上拖鞋,提起铁锨,在午后燃起了一种豪迈的气势。母亲在猫道的这头清理,我在另一边疏通,挖深水沟,铲走树枝、腐叶、酒瓶、旧鞋、塑料袋等障碍物,大水迅速地穿过猫道,顺着沟渠,一直流到城市排水系统。
看着水流顺畅地通过,就像一个人憋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厕所,两者获得的快感是一样的,人类天生就有克服障碍、渴望通畅的心理。我高兴极了,母亲也很欣慰,我和母亲就像站在一条河流边上,静静地望着水流向远方。
小屋里的十年,母亲常常是忧郁的。她的儿女前程未定,她的丈夫经营失败,她必须规划每一笔收支,供养孩子、偿还债务。在疏通猫道的时间里,日常性的忧郁被淡忘了,我和母亲沉浸在简单劳动带来的快乐中。那个画面我是经常想起的,或者说那个画面从未被遗忘,它一直在那里,作为母亲送给我的礼物。在母亲离开以后,我回忆母亲一生的时候,想起的不仅仅是母亲的艰辛与苦涩,还有温情与欢乐。
寻找蝉的若虫,疏通堵塞的猫道,在火炉上烤海蛎子……两年后,那些围绕小屋生活的画面,在记忆中变得轻盈,轻得如火车道上的一场雪。母亲离去后的每个夜晚,枕着那些画面我才能入睡。渐渐地,我发现死亡不再是一件遥远而可怕的事件,生死之间的界线消失了,死亡不一定就是告别。我活在母亲所赠予我的生命里,等待早晚会到来的重逢。
4
从未被注意到的村庄,和村庄里从未被注意到的人,他们出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也是未曾被注意到的,就像一棵山间的树,一片树上的叶子,经历了春夏的繁盛,到了秋冬就腐烂掉了。村庄里的一个人死了,不会成为太久的新闻。村庄里每年都有人死去,村人对生死有着令人震惊的豁达。“黄泉路上无老少”,我带着“睡着”的母亲离开小屋,回到故乡,村人看我哭得可怜,这样安慰我。
在村人眼里,母亲的去世,和村里其他人去世是一样的。他们见惯了太多生死,对他们来说,母亲并非独一无二的。正如一位诗人所写:“一个人的死,也许并不比另一个人的死更寒冷,但寒冷只分配给了自己的亲人,足以把许多颗心冻僵。”母亲离开了,我的凌冬骤然而至。
母亲的坟茔堆积在一块麦地里,离小学的后墙很近。小时候,我和母亲在这里种过麦子,直起腰来,我看见白色的风,和散落在田野间的坟包。那时我不曾想到,我挚爱的母亲,一生辛劳的母亲,有一天竟然会葬在这里。她的坟茔和所有的坟茔一样,春天开满迎春花,冬天沾满枯草。学校里,孩子们无忧无虑,自由奔跑。他们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少年和母亲在土地里劳作。他们不知道,那个新堆起的坟包,就是少年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