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两个时代，如果你有幸生活在其间，那么随便出个门、打个酒、听个曲，就能撞到位大师。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个，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群星璀璨。
　　前者已远，后者距今正好百年。
　　100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压根儿不是如今流行的“民国范儿”里描述的小清新模样。正好相反，一切都令人窒息：军阀割据、土匪遍地、政治腐败、思想混沌、尊孔复古、恶俗依旧;百姓不仅穷困已极，而且在“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
　　这窒息中，两个人的相逢，为中国撕开了一道光亮的入口。他们是36岁的陈独秀，和更年轻的、24岁的胡适。他们被后人并称“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人物。
　　1915年1月，陈独秀以神来之笔，译出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他希望青年向这两位“先生”走去，成为革新旧政治、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整整比他年轻一轮的胡适，恰是如此青年。
　　彼时，胡适正留学美国，与“德先生”“赛先生”朝夕相对，活跃于校园，交游甚广。他为混乱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是“造新因（造就新人）”。这与陈独秀不谋而合。
　　《新青年》刚创刊时，在青年中影响并不大。因胡适加盟与陈独秀并肩作战，这个刊物才成为青年心中的指针，新文化运动也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胡适的高明在于，他用一个看上去微末的东西，来破民主科学这个宏大的题——说话写字，请用白话文。他主张“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白话文学是文学史的正宗;要用白话来创作新文学——活的文学、人的文学。”
　　不几年，白话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创办，全国教育联合会一致通过“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的议案，优秀的白话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不断产生。
　　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成功了，而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思想革命。
　　他喊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承认个人自由，确立个人价值，“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健全的人，要担当，要负责，要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新因”。
　　他以青年之身，做了青年的导师。在他的影响下，一代青年成长起来，并在稍后的五四运动中爆发出巨大的正能量。也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他掀起的这场盛事，正式得名“新文化运动”。尽管他自己更喜欢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不管怎样命名，这都是一个古老民族和古老文明的新生运动。
　　1919年底，胡适整理出新文化运动的4条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对这个纲领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这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最后的贡献。此后，他与被他召唤起来的、走上街头、投身历史洪流的新青年分道扬镳。
　　胡适28岁时的这次选择，已然是其一生的转折。
　　胡适的转身而去，早有因由。
　　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意气风发的胡适就打定主意，“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以便“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他想做的，只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涵义可以这样表述：人权觉醒、人格独立、理性自主，或者说“人的解放”。他一直希望，这一运动能以“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持续下去。至于国家前途，他觉得温和的、渐进的、改良的就好。
　　所以，胡适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其实，此说不确。新文化运动不能持续，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变动，而这些变动是必然的。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和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代青年，投身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一种必然选择。当时 中国的民族独立、内部割据等问题没有解决，何谈“人的解放”和“纯粹的文化”？
　　但是，新文化运动的确是一场未完成的运动，它的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实现。
　　过去的100年里，前60多年间，要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要么是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人们实在无暇顾及文化。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才进入100年来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既无战争，也无运动。这样一种环境，最容易实行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任务。
　　于是我们看到，胡适说的“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与改革开放的第一道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此契合;于是我们想到，胡适曾力主：“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在他的年代，只有“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这一条路可走;但在当今时代，确需践行一点一滴的改革思路。
　　100年之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再造文明”，仍是我们面对的迫切任务;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主张，依然是我们寻找和重建的方向。
　　总有一种误解，以为新文化运动就是“全盘反传统”，其实，胡适从来没有全盘反传统，而是从传统中提取新文化的元素。他和鲁迅、钱玄同诸人对传统文化的不合理方面，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这是基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厚了悟。
　　今天，我们欲建设新文化，必须了解传统是什么，然后在批判、继承、创新中，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