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孙回忆文学大家聂绀弩文坛奇人的最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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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绀弩堪称中国现代文坛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其传奇性一方面体现在他历经并见证了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则是他用卓尔不群的坚韧个性及犀利洒脱的文笔为世人再现了传统文人的孤高风骨。
  集文人、诗人、哲人、奇人于一身的聂绀弩,以一支犀利的笔,叱咤文坛数十年,出版了几百万字的小说、新诗、散文和文艺理论等多方面的佳作。晚年他又涉足古典诗坛,创作了堪称创一派诗风的杰作《散宜生诗》。
  斯人已逝,往事都已成传奇。相对于广为世人熟知的早年经历,晚年聂绀弩的生活却一直鲜为人知。为此,本报记者日前独家专访了聂绀弩的外到瞳先生。自幼父母双亡的方瞳由外公聂绀弩及外婆周颖一手带大,方瞳不仅见证了晚年聂绀弩的生活境况,同时他也用自己的记忆为记者还原了一个文坛之外生活中的聂绀弩。
  第一次见外公却相见难相认
  由于历史原因,对于今天的很多人来说,聂绀弩这个名字多少是有些陌生的。聂绀弩这个名字,多年来只为少数人所熟稔,正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开篇“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在方瞳看来,即便是资讯渠道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媒体上对于聂绀弩的记述和评介也存在着误传、误读之处。
  谈及聂绀弩,方瞳说:“如果讲述早年外公的经历,我没有发言权,同时大家也能从图书馆或是网络上了解到有关情况。但身为家人,我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对于晚年生活中的他,肯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近年来,我也从很多媒体上看到了一些有关聂绀弩的评介,但我觉得很多记述存在误传、误读之处。所以要讲聂绀弩,我还是从头说起,先讲讲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我外公聂绀弩是湖北京山人,京山方言管外公叫爹爹,所以从小我就叫他爹爹。爹爹1903年出生在湖北京山,文化程度高小。早年曾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过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后又考上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曾在国民党政府中宣部、中央通讯社任职。因宣传抗日,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在加入左联,特别是结识鲁迅、冯雪峰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大的改变,从此积极投身革命。他以鲁迅为榜样,用杂文当作武器,创作出当时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兔先生的发言》、《韩康的药店》、《有奶便是娘与于妈妈主义》等等,揭露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黑暗。
  “新中国成立后,他应冯雪峰之邀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古典部主任。其间与张友鸾、顾学颉、麦朝枢、周汝昌等一大批社内外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批古典小说,并在当时引起全国轰动。
  “反右运动开始后,聂绀弩成为了右派,被撤销一切职务,并与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一起送到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在之后的大跃进、放卫星的写诗活动中,他曾经被表扬“每天放卫星”。
  “1960年,聂绀弩作为摘帽右派回京,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馆工作,在此期间又创作出许多若干年后脍炙人口的旧体诗。1967年,聂绀弩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羁押。1976年出狱,1977年平反,1986年去世。外公聂绀弩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创作、整理、出版了大量的作品,《高山仰止》、《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三草》、《绀弩散文集》等等。
  “以上是他生平的大概,下面我想和大家说说我与外公及外婆周颖一起生活的一些点滴往事。
  “爹爹获释是1976年10月底,可我的父亲(方智训)母亲(聂海燕)在1976年的8月自杀了。当时尚年幼的我则被送到牡丹江,在我二叔家附近的小学上学,直到1977年回京才第一次在记事后见到爹爹。他当时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非常期待地,嘴角微微有点歪的问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谁呀。’我在他面前木讷着不能回答。外婆周颖赶快走到我身边说:‘这是爹爹呀,快叫爹爹呀,你不记得爹爹还抱过你吗。’我则是一脸茫然,看看外婆,又看看爹爹。外婆对着爹爹说:‘他真是什么都不记得了。’然后两人相对一笑。这就是我第一次见爹爹的情景,这情景直到今天还不时浮现在我眼前。”
  一家老小住在六平方米的耳房
  熟悉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女士同样是二十世纪中国政坛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但在幼年的方瞳眼中,与之相依为命的外婆周颖似乎只是个上厅堂下厨房、炒菜煮饭洗洗涮涮、和蔼可亲的家居老太太。
  方瞳说:“我从小管外婆一直都叫好婆。我和好婆周颖生活的时间,比起我和其他亲人来说相对是最长的。好像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外婆周颖原名周之芹,十几岁时跟着姐姐周之廉搞革命。我姨婆周之廉是觉悟社的成员,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杨、邓颖超等人一起参加并发起了‘五四运动’。他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被捕后,是好婆周颖往返狱中送饭并传递消息的。
  “周颖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毕业后考上庚子陪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在日本时与爹爹一起出版油印刊物《文化之光》宣传抗日思想,遭到日本警察逮捕,和胡风、方天一(何定华)等人一起被驱逐回国。1948年曾担任港九妇联主席,其后受邀北上,与50多位民主人士来到解放区,之后成为第一居全国政协特邀代表,还荣幸地参加了开国大典的观礼。
  “上世纪70年代,我和好婆还有三婆(爹爹的表妹,叫申德慧)一起住在北京北郊祁家豁子(现在的华严北里)的一家农家小院里。因为住的是耳房,房间只有六平方米。房里边还有炕,占了房间的一半。如遇下雨天房子漏雨就惨了,得拿出各种锅、盆来接雨水,一家人不得安宁。出房门,正对着的是用半截碎砖搭建的小厨房。厨房的墙边拉着铁丝,用木棍固定在地上,种了点宽宽的带点红边的豆角和苦瓜。如有人来探望,就只能拿一张小桌子放在院中,向房东借几个小凳坐坐。在我的印象里,这就是当时家里的环境。
  “再说说我的三婆申德慧,她是爹爹的表妹。抗战时期好婆带着我妈在爹爹的老家湖北京山组织当地妇女织袜子等救亡工作,还打过游击。日本人轰炸京山时,三婆的丈夫被炸死了,三婆也被炸伤(手指被炸断,脸上被炸出几个洞)。后来一直是跟着好婆,照顾我妈和我们全家。
  “三婆是非常善良的女人,以至于我已经六岁了还经常会要三婆背我。三婆会对我说:‘哥儿长大了,我年岁大了,背不动了。’我有时躺在她怀里看着她的脸,她会把她的脸扭过一旁说:’哥儿莫看,丑。’一边用她那非常粗糙的、满是皴裂的手捂住我的眼。好婆有时发脾气,把我吼哭。三婆会偷偷把我搂到一边,慢慢对我小声说:‘唉,不要哭呢,她心头也不好过。’   “1972年,我妹妹出生了。没几个月也被送来让好婆和三婆养着,她二老的负担更重了。每天没早没晚的弄牛奶、糕干粉什么的,忙得更加不亦乐乎。i976年因我父母自杀,我被送去牡丹江二叔家之前,去和三婆告别,三婆躺在床上哭得两眼通红,只说了句:‘我可怜的孩子,造孽啊(当时我并不知道父母已经没有了)。’便又捂着脸哭得泣不成声了。等到1977年我再从东北回京时,三婆已经因为直肠癌过世了。
  “当年好婆有时会带我去探望朋友,记得常去住在西城三不老胡同的杨美珍婆婆家。杨婆婆长得非常白皙,头上包着农妇的那种格子头巾。她说话时声音很小,并微微颤抖着:‘哎呀,方瞳啊,吃糖呀。哎呀,我身体不好呢,怕风艉。’过几年(‘文革’结束后)我又去看望她,杨婆婆还是:‘哎呀,方瞳呀,嗯,长大了。你还好吧,哎呀,吃糖呀。你婆婆还好吧。嗯,我身体不好呢。’好婆后来告诉我,杨婆婆是原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夫人。
  住在永安里灵通观的李健生(章伯钧的夫人)婆婆家是去的最多的。她家有一位柴叔叔做菜手艺好得不得了。每次都在李婆婆家吃完好吃的,还要用饭盒带一些回家,因为好婆的做饭功夫实在是太不行了。
  1977年后,爹爹和好婆的工作都恢复了,两人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她不像爹爹因为身体原因经常请假,她每届政协会议都会参加,有时还会带上我。一次碰见启功、萧劳两位先生,启先生远远的边鞠躬边打招呼:‘周先生,这是您家公子。’好婆把我推到前边说:‘这是我外孙,叫金爷爷、萧爷爷。’当时我很疑惑,明明好婆是女的,却被称为先生。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是对好婆尊敬才称‘先生’的。还有一次,好婆在纸上写了个地址(在全国政协后边,现在房子已经没有了),并告诉我说:‘见了张爷爷问问二老身体怎样,说爹爹和我问他们好。’我按址找到了张家,按门铃有人开门,里面是不大的老式宅院。面前是一位90岁左右个头较高的老人,很儒雅、慈祥的样子,站在中央的客厅里,笑着问我:‘你是谁呀。’我垂手规矩地回答:‘张爷爷好。我是方瞳,是聂绀弩和周颖的外孙,他们叫我来看看您。’老人马上向里面的房间说:‘周颖家方瞳来看咱们来了。’从里面出来一位很精神、干净利落的奶奶说:‘周小妹家的方瞳呀。’后来又说了一会,我便告辞回家了。回家后问好婆二老是谁,好婆说:‘他们可是有名了。男的叫张申府,是周总理的入党介绍人。女的叫刘清扬,是觉悟社的发起人。他们是咱家几十年的朋友了。’
  “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我经常上东四十条看望文怀沙爷爷的母亲淦智老人家。好婆称她为‘老祖’,老人家当年已经九十五、六岁高龄了。虽然‘老祖’已是九十多高龄,但带上金丝边眼镜,换上裤线笔直的毛料裤,脚穿皮鞋出门时,从老人家眼睛里透出的精明和干练是年轻人所不能比的。解放前,‘老租’做过地下工作。好婆告诉过我,‘老祖’为救我党的人员,曾经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处做工作,解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用两元钱做“诱饵”教我写作
  聂绀弩一生钟情于文字,他19岁自鄂北下南洋,任缅甸《觉民日报》主编;1932年,聂绀弩经胡风介绍加入“左联”,成为鲁迅的忠实弟子。1947年6月,聂绀弩到香港,担任《文汇报》主编,1949年7月,他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其后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不久回港。在港期间,先后出版散文集《沉吟》、《巨象》,杂文集《追悼》、《二鸦杂文》、《血书》、《海外奇谈》、《寸磔纸老虎》,诗集《元旦》、剧本小说集《天亮了》、短篇小说集《两条路》、剧本《小鬼凤儿》等。1951年聂绀弩回北京,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光明日报社编委等职。聂绀弩的《散宜生诗》被胡乔木誉为“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朵奇花”;舒芜誉其为“鲁迅以后第一流的杂文家”;楼适夷称赞他是“一个独立特行出类拔萃的才子”。
  相对于外界对聂绀弩的评价,在年幼的方瞳眼中,身边这位文坛巨匠却似乎一点儿都不神秘,而且还有些谐趣意味,例如他在教授外孙练习写作这件事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方瞳说:“在认识爹爹的朋友之中,每个人都曾和我讲:你外公杂文写得非常好啊,怎样怎样。你爹爹是有名的硬骨头啦等等,差不多相同的话。我曾在十四、五岁时间过爹爹,怎样写文章。他说:我给你讲了个故事H巴。多年前丁玲、殷夫、胡也频、沈从文他们经常在一起。丁玲每天没事做,于是有天问沈从文说:‘你们每天出去,我一个人没事干。我也想写文章,你教教我。’沈从文说:‘你这样,想起什么写什么。比如写了一就有二,有风就有雨,慢慢写得多了,串起来就成了文章了。’后来没多久丁玲就出版了一本书叫《莎菲女士日记》。
  “这事没过多久,有天爹爹问我:‘你每天写两百字怎么样。’我说:‘我又没什么事可写,写出来也没有内容。’爹爹说;‘没关系,无论写什么。但一定要写够两百字,我给你两块钱。’“就这样我每天写二百字,得两块钱。有一天我写了三百字,问爹爹要三块钱。爹爹说写三百字也是两块钱,我一生气不写了。这件事直到今天,对我来说还是后悔的事情之一。”
  戏剧家吴祖光曾在文章《哲人其萎》中写道:“这个聂绀弩,真不好写,下笔时不知从何说起;写完后,又觉言犹未尽,大有写头;他的诗,以杂文入诗,是空前绝后;他这个人,冷眼热肠,也是空前绝后”。
  湖&热肠,重情重义,这无疑是聂绀弩的典型性格特色。在这一点上,方瞳也深有感触。
  方瞳说:“爹爹有一篇小说名《德充符》,副题是——演庄子义赠所亚。所亚全名余所亚,是一位木刻版画家,鲁迅先生逝世时,在大幅白布上画遗像的就是他。他因为小儿麻痹症两腿不能行走,每次来我家都是靠别人推着轮椅。倒是我经常去他住在府学胡同的家里看望他,并替家人传递消息。余爷爷和我说起爹爹时,神色很激动地说:‘你爹爹写文章骂我。’我很诧异地问他:‘怎么会骂您呢。’他说:‘他怕我名头不够,所以骂我说是画鲁迅不像的那个余所亚。’在爹爹的追悼会上,我看见他泪流满面,哭得声嘶力竭。足见他们几十年的感情是多么的深厚啊!”   外公好抽烟喜喝酒爱美食
  在世人眼中,聂绀弩是性格坚毅的文学大家。在外孙方瞳眼中,聂绀弩则是一个性情中人,生活杂冢。
  方瞳说:“在我的印象里,爹爹好抽烟喝酒。他抽烟有个习惯,就是半坐半躺着想东西。经常因为想得太投入而忘记吸,以至烟灰燃得很长后落到被子上、床上,偶尔会把一些物品烫出洞来。再就是他本人有肺气肿加心脏病,还有过一次中风。身体越来越差,而抽烟又是最伤害心肺功能的。好婆和家人便开始限制爹爹每天的抽烟量和抽的次数。从整包香烟放在桌上,到把烟藏起来每次发一支给他。从每天限抽几支,到后来将烟一剪两半,一次只能抽半支。而有时爹爹会趁着大家都不在身边,拉开身边的抽屉东找西找,还会让我帮着一起找。有时实在没办法,只好向我要。有人在旁边时,趁着别人转身看不见的时候,他会狡黠地向我伸出两根手指比画着。我会在没人时拿出我抽的烟给他,打火给他点上。
  “有一次和爹爹谈天,不知怎么谈起他在香港时,喜欢抽英国产50支装的铁听三五牌香烟,我当时记在心里。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买国外商品也只能到友谊商店,而且需要外汇卷。我找人,想了不少办法换了一点,买了几盒铁盒20支装三五香烟给他。他打开点上一支,很陶醉地闭上眼抽着。那几盒烟,他放在床头慢慢抽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是烟确实好抽还是因为是我买了给他的。
  “爹爹喝酒好戏谑,在朋友圈里也是有名的。大师黄永玉在《诗人聂绀弩在文革中的岁月》中写道:他会喝酒,我不会,但可以用茶奉陪,尤其陪着吃下酒花生。花生是罐头的,不大,打开不多会儿,他还不及抿几口酒时,花生已所剩无几,并且全是细小干瘪的残渣。他会急起来,急忙从我方用手掳一点到彼方去说:‘他妈的,你把好的全挑了!’
  ”有人回忆他在抗战时同朋友在重庆下馆子,叫了一只白斩鸡,并其他几样酒、菜。白斩鸡送上来后,问堂倌是几只鸡,堂倌回答是一只鸡。他听后一拍桌子正色遭:‘胡说,一只鸡哪来那么多骨头!’
  “他喜欢喝酒,并且酒后会说一些吐露性情的言语。当然,这也给他惹来了很多麻烦。
  “1976年出狱后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喝酒抽烟基本上受到我好婆和家人的限制。头两三年隔三差五的他还能喝一杯两杯。渐渐我发现他即使是有朋友来吃饭有些好菜,偶尔喝一点酒,也只是一点点了(决超不过半两)。到后来,即便来了朋友吃饭,他会劝别人喝酒,他自己倒一点在酒杯里闻闻,过过瘾罢了。或者有人从老家京山带来家乡土特产时,他会喝些酒,但不会超过二两。
  “爹爹的朋友都知道他喜欢吃。当时在广西的秦似爷爷(作家、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之子)经常托人带些‘桂林腐乳’、‘沙田柚子’来家里,还有南京的朋友也会带来‘盐水板鸭’。湖北的朋友到季节会带来红菜苕、紫菜苔。特别是京山老家的,爹爹儿时的伙伴孙希曙等人会带一些腊鱼、腊鸡、腊肉、霉干张、霉豆腐等等。一有这些吃食时,他老人家还会喝点酒。并且把饭、菜吃得叭拉叭拉的,特别香。
  “爹爹有一次住院,我在医院陪床时他问我:‘北京有没有广东馆子。’正好当时开了一家叫‘大三元’的菜馆,我告诉了他。他说:‘不知道有没有‘东江盐煽鸡。’我让他等我,出门直奔‘大三元’,遗憾的是人家只有盐焗鸡。打电话向爹爹请示后买了半只回来,爹爹尝了一块后说:‘不好吃,你把它都吃了吧。’而我则是吃得满口流油。过后想来可能是他上了年纪味觉退化,抑或是满口假牙的原因吧。”
  他临终前眼睛直直地盯着我
  “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那走在前头的,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了……”这是青年时代的聂绀弩为悼念鲁迅先生所做的诗作。
  对于伴随自己走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外公,留在方瞳眼中的聂绀弩,则更多是一个风烛残年瘦弱枯干的背影。直到外公离世那一刻,方瞳才真真切切体会到了“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了”。
  方瞳说:“爹爹后来几年身体非常差,每年秋天住院,来年开春才从医院回家。他因为长年卧床,两条腿因为常常蜷着已经伸展不开了,没办法上下楼。如果我在家,我会抱他下楼或背他上楼。有一次我抱着爹爹下楼,四目相对,觉得爹爹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我想他一定是想说:你都这么大了,都成人了,都能抱我了。
  “我与爹爹和好婆一起生活期间,正值我年少,有许多青春期的反叛,也有在人生成长中的种种不解。有时在工作中,或在外边受到委屈。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不会告诉我那种别人打你一拳,你怎样才能还人一脚的经验。他们会从人生、将来,以及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来教我。一次,好婆因我的一些言行,把我批评了一顿。我去向爹爹抱怨,埋怨好婆对我管头管脚。爹爹对我说;‘好婆真的非常关心你,你没了父母,她对你全心全意的,把你当儿子养的。’
  “有一次我带着一肚子怨气,对着爹爹抱怨了许多的不公。爹爹沉思了一下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比过去好,将来一定比现在还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许多当年所不能理解的很多事情和话语了。这里我要引用一首爹爹给好婆的诗《惊闻海燕之变后又赠》,在我看来,这首诗最能体现他的心境: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稀占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1986年3月26日,爹爹住在协和医院,我下午照例去看他。听说诗人艾青就住在爹爹的病房对面,我先去探望了艾爷爷。回到爹爹的病房后还和他说:‘艾青爷爷说一会起床后来看你。’爹爹坐在床上嗯、嗅的答应着,好婆的侄女周巧顺对他说:‘我给你扒橘子吃啊。’橘子进嘴不一会,爹爹猛烈地喘着(当时不知道橘子生痰,对老年人来说有危险),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盯着,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爹爹去世时,我是十分伤心的。直到开完追悼会回到家里,看着爹爹一直睡着的单人床,想到他在上边的样子,佝偻着身子,蜷缩着双腿,吃力又痛苦地喘着,我心里忽然轻松下来……
  “近几年,随着《聂绀弩全集》等书籍的整理出版,随着对他的了解不断加深,他留给我们的种种,虽不中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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