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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电影制片厂的“三名三高”人物，几乎全部被打进“牛棚”，也有个别例外的，那就是曾经被电影观众评选为“电影皇帝”的金焰。他因身体极端虚弱而被造反派“格外开恩”，比别人遭受的磨难要少一些。我曾说过“皇帝毕竟比我们有福”，引得“牛棚”难友发出会心一笑。
但，这位“皇帝”还是被逐到位于奉贤柘林的“电影五七干校”来了。
当时，天马厂所有的干校学员编为四营，他与我及贺路、叶明等人同为四营一连一班的“战友”，同住在一个草棚之中。
这两间草棚东西各有一个门，他的床在东边门旁，我的床在西边门旁，相距不足四米，中间有两张写字台供我们放置杂物，我们坐在台子旁或躺在床上都可以对上话。
在青少年时期，我就看过他主演的许多影片，对他精湛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又听说他是朝鲜人，曾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过反帝抗日的文章，又因参加进步的戏剧活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所以对他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成就都十分仰慕。如今我们同居一室，当然具有了促膝谈心的良机了。
对于他是朝鲜人又因何来到中国，当然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金弼淳是个名西医，日本侵略者侵占朝鲜以后，金弼淳因参加抵抗斗争遭到日寇的追捕，不得不举家逃亡到中国东北，但却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暗杀而殉国，这一年他父亲才41岁。
我问过他，你怎么会从影的呢？他原原本本地讲了整个经过，但我已记不清许多细节了。只记得他说过：父亲去世后，日子更为艰难，他毅然加入了中国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不久就因羡慕演艺生涯，只身来到上海加入了田汉等人主持的“南国社”。那时他年方17岁。
金焰还告诉我，他原名金德麟，是在考电影厂时才改为金焰的。他笑着说，当时年轻，太自负、天真，以为改了这个名字就可以成为火焰在电影界烧一把哩！
我说，你拍了那么多电影，也可以算是用艺术的火焰去照亮银幕了。他则自嘲地说：“燃烧了这么多年，烧成了‘三名三高’‘反动权威’了。”
谈起他的从影，他真的是感慨万千。
他来上海前，曾读过不少电影杂志，便梦想着在银幕上自由地驰骋，因此受到过长辈的阻挠，他们认为：拍电影当“戏子”是丢了全家的面子。但他终于冲破了这些陈腐的观念，毅然踏上了艺术之途，哪怕是戴上“优伶”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下流”的帽子。
他先在民新公司当了一阵小场记，也曾在两部影片中充当配角，但不久就被解职，于是投考了明星公司。他说，十分幸运的是，在这里，我先后结识了田汉、孙瑜，因为得到他们的大力提携，终于走上了自己向往的艺术之路。
是的，在田汉和孙瑜的悉心指导下，他的演技获得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参加了“左翼”戏剧活动后，他在许多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影片如《野草闲花》《大路》《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中饰演男主角，受到影片中情节的感染，使这个本来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国恨家仇的他，就更加义无反顾地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在“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便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赴前线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并发表了抗击日寇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的“左倾”，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警告与恫吓，还被列入了通缉的名单。但因“电影皇帝”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才使敌人不敢贸然下手。
他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成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上影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但不久就因他的身体状况而辍影在家了。
他的身体不佳，主要是因为他的肠胃动过大手术——切除了胃，将食管与十二指肠直接对接，让部分肠道代替胃的功能。因此，他不能进食正常人的菜饭，只能进食容易消化的饼干、面包，而且必须揉碎，每次只能进餐很少的量，每天要进食六七次之多。
在闲谈中，聊起他身体状况时，他说，自己年轻时的荒唐，造成今日之痛苦。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出生在汉城（今首尔），生长在东北，为对抗气候的寒冷，大家都饮酒驱寒，他也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饮酒。南下以后，他爱上了啤酒，因为酒量大，常常一喝就是十来瓶。进了电影厂，往往通宵拍戏。他把成箱的啤酒放在一边，有时，一个通宵下来，24瓶啤酒居然喝得一干二净。他说：真不应该呀，就这样把胃喝坏了，弄得现在一口酒也不能喝了，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的演艺生涯，夺走了我拍电影的条件。我，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他说到此处，声音哽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这副既愧又悔的模样，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来到干校之初，为了从“机口”（抽水机机房）把水引向住地，我们开挖了一条约一公里长的水渠，接着又担负起种植蔬菜的任务。我曾经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练成了一副可以挑150斤的肩膀，到干校自然成了一等劳动力；但金焰却不能与我们一样下田锄地、挑粪施肥，连里便让他做些修理农具之类的轻活。
他在干活的时候，神情十分专注，一把镰刀或一把铁锹到了他手中，他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那样地侍弄，而且经他打磨修理的农具都十分好使。一次，他将一张小铁片做成了一把微型铁锹让大家欣赏，我们都夸他精工细磨，做得漂亮极了，真的是心灵手巧。我问他：“你这手艺从哪学的？”他悄悄地说道：“过去那种资产阶级消磨时光的悠闲日子里，倒让我掌握了这些雕虫小技。”
原來，他离开工作岗位在家休养了，在东北半工半读的时候，他对运用各种机床制造的小零件可以组成大机床发生了兴趣，如今休闲在家，何不置办一些机床，制造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比整日卧床或枯坐要有趣得多。于是，他陆续办了一些车、铣、刨床，在住宅的底层办起了一座小车间。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一件件“小玩意儿”时，就如同孕育出一个个小生命那样感到了欢快并产生了成就感，并因此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生活的充实。后来，我曾到他的寓所拜访他并参观了这个小车间，看到他制作的那些“小玩意儿”，透过这些产品，我看到了一位自称为“废人”的人，是如何用这种办法来达到生命的充实并因此获得快乐的。 1983年，他73岁时终于告别了人生，我负责筹备并主持了他的告别，送这位老友远行……
在回忆我与“电影皇帝”的交往时，便不能不想到被我“封”为“电影宰相”的李天济。
在“文革”中，每逢天马厂的东方红联合战斗队与海燕厂的红旗造反兵团联合举行批斗会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排着队被押进会场坐在后排的“末席”上。在“造反派”吼叫着“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时，我往往看到海燕厂的“牛鬼”中有一位，他将手中的语录本举得特别高，动作十分夸张，口号也喊得十分响亮，他就是李天济。这么卖力地喊口号大概是为了表达他“赎罪”的心情吧？后来，我们混熟了，便向他求证，他却不置可否地来一句：“妈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相互莞尔一笑，宣布“休战”。
我们之所以能“混”得很熟，是因为在“文革”后期，撤销了海燕、天马的建制，成立了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作为编剧归队回文学部，但只能从事编辑工作，我则被调进文学部成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名新兵，与他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其实，李天济的大名以及他的编剧和表演才能，我是早就知道和领教过的。
还是在解放前吧，我看了他编剧的影片《小城之春》后，就将他的大号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了。因为这部影片出场人物极少，人物之间的关系虽然简单，却引出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戏剧矛盾，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部影片在清新流畅的叙事过程中，通过四个人物的不同而独特的视角，将抗战胜利后社会急剧变化时不同人物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准确而生动，深深打动了我。
解放不久，我从影片《乌鸦与麻雀》中看到他饰演的一名国民党的小军官，他把这个令人厌恶的角色的丑陋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让我看到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华与功底。
解放以后，他创造了喜剧中的“新品种”，即被有些评论家称为“歌颂性喜剧”的新样式。如在《今天我休息》中精心刻画了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民警马天明。进入新时期，他的《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天二十八》等影片的问世，奠定了他在喜剧电影创作中的独特地位。当我向他表示上述看法时，他往往自謙说：“兄弟我十分浅薄，那是大家的鼓励，过奖了，过奖了！”
可是，有时候他又不那么“谦虚”了。当我们询问他与哪些大明星同过台和同在一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时，尤其是说道他与“电影皇帝”金焰一起演出的“光荣史”时，便显得眉飞色舞，末了还要来一句：“怎么样，咱的玩意儿？！”
这却给了我挖苦他的机会，我讥讽地说：“阁下的长相当然很像一位皇帝——朱元璋。”因为他有一个突出的额头和凸出的下巴。于是又接着说：“你虽然像皇帝，但演技较金焰略逊一筹，在电影圈里，阁下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顶多是个宰相。今后我们就尊称您叫‘电影宰相’吧！”
听了我的挖苦，他居然没有一丁点儿反感，只是回敬我一句：“你个‘扬州虚子’！”来加以报复。
李天济喜欢“惹事”，几乎天天要和人开开玩笑，在调侃他人时也会自我嘲讽一番。有一次他没话找话地对我说：“你们那个扬州真是俗啊，一地脂粉，独缺青山。”我立刻回敬他：“你们镇江有什么？穷山加恶水。”他则语塞，只好来一句：“你个扬州虚子！”这种玩笑绝无一丝一毫的恶意，也不是为了攻击扬州人或镇江人，而是一种相互表示友好的另类表现罢了。
我调入上影文学部时，对编辑工作一窍不通，李天济成了我的指导老师之一，我常常将手中的剧本拿去请教，他在读完后总会详详细细地谈他的看法，我则认真地记下他的意见。在他和其他前辈、同事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对剧本的判断能力。有一次，我在读了一个剧本后，写下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再看他的意见并进行对照，看看哪些地方我与他的看法相似乃至相同，哪些地方他比我看得透彻、判断也更为准确，这不但让我找到差距，而且让我信心大增。正是在天济和其他同志帮助下，我被培养成具有一定水准和判断能力的文学编辑。
天济于1995年就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那句“扬州虚子”和那些亲切而又充满友情的话语，是会与我终身相伴了。
但，这位“皇帝”还是被逐到位于奉贤柘林的“电影五七干校”来了。
当时，天马厂所有的干校学员编为四营，他与我及贺路、叶明等人同为四营一连一班的“战友”，同住在一个草棚之中。
这两间草棚东西各有一个门，他的床在东边门旁，我的床在西边门旁，相距不足四米，中间有两张写字台供我们放置杂物，我们坐在台子旁或躺在床上都可以对上话。
在青少年时期，我就看过他主演的许多影片，对他精湛的演技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又听说他是朝鲜人，曾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发表过反帝抗日的文章，又因参加进步的戏剧活动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所以对他的政治倾向和艺术成就都十分仰慕。如今我们同居一室，当然具有了促膝谈心的良机了。
对于他是朝鲜人又因何来到中国，当然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金弼淳是个名西医，日本侵略者侵占朝鲜以后，金弼淳因参加抵抗斗争遭到日寇的追捕，不得不举家逃亡到中国东北，但却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暗杀而殉国，这一年他父亲才41岁。
我问过他，你怎么会从影的呢？他原原本本地讲了整个经过，但我已记不清许多细节了。只记得他说过：父亲去世后，日子更为艰难，他毅然加入了中国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不久就因羡慕演艺生涯，只身来到上海加入了田汉等人主持的“南国社”。那时他年方17岁。
金焰还告诉我，他原名金德麟，是在考电影厂时才改为金焰的。他笑着说，当时年轻，太自负、天真，以为改了这个名字就可以成为火焰在电影界烧一把哩！
我说，你拍了那么多电影，也可以算是用艺术的火焰去照亮银幕了。他则自嘲地说：“燃烧了这么多年，烧成了‘三名三高’‘反动权威’了。”
谈起他的从影，他真的是感慨万千。
他来上海前，曾读过不少电影杂志，便梦想着在银幕上自由地驰骋，因此受到过长辈的阻挠，他们认为：拍电影当“戏子”是丢了全家的面子。但他终于冲破了这些陈腐的观念，毅然踏上了艺术之途，哪怕是戴上“优伶”这个在当时被认为是“下流”的帽子。
他先在民新公司当了一阵小场记，也曾在两部影片中充当配角，但不久就被解职，于是投考了明星公司。他说，十分幸运的是，在这里，我先后结识了田汉、孙瑜，因为得到他们的大力提携，终于走上了自己向往的艺术之路。
是的，在田汉和孙瑜的悉心指导下，他的演技获得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参加了“左翼”戏剧活动后，他在许多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题的影片如《野草闲花》《大路》《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中饰演男主角，受到影片中情节的感染，使这个本来就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国恨家仇的他，就更加义无反顾地站在抗日斗争的前列。在“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便冒着敌人的炮火奔赴前线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并发表了抗击日寇的文章。
抗战胜利后，因为他的“左倾”，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警告与恫吓，还被列入了通缉的名单。但因“电影皇帝”的名声和社会地位，才使敌人不敢贸然下手。
他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成了上海电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上影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但不久就因他的身体状况而辍影在家了。
他的身体不佳，主要是因为他的肠胃动过大手术——切除了胃，将食管与十二指肠直接对接，让部分肠道代替胃的功能。因此，他不能进食正常人的菜饭，只能进食容易消化的饼干、面包，而且必须揉碎，每次只能进餐很少的量，每天要进食六七次之多。
在闲谈中，聊起他身体状况时，他说，自己年轻时的荒唐，造成今日之痛苦。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他出生在汉城（今首尔），生长在东北，为对抗气候的寒冷，大家都饮酒驱寒，他也从青年时期就开始饮酒。南下以后，他爱上了啤酒，因为酒量大，常常一喝就是十来瓶。进了电影厂，往往通宵拍戏。他把成箱的啤酒放在一边，有时，一个通宵下来，24瓶啤酒居然喝得一干二净。他说：真不应该呀，就这样把胃喝坏了，弄得现在一口酒也不能喝了，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的演艺生涯，夺走了我拍电影的条件。我，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他说到此处，声音哽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这副既愧又悔的模样，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我们来到干校之初，为了从“机口”（抽水机机房）把水引向住地，我们开挖了一条约一公里长的水渠，接着又担负起种植蔬菜的任务。我曾经下放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练成了一副可以挑150斤的肩膀，到干校自然成了一等劳动力；但金焰却不能与我们一样下田锄地、挑粪施肥，连里便让他做些修理农具之类的轻活。
他在干活的时候，神情十分专注，一把镰刀或一把铁锹到了他手中，他就像对待一件艺术品那样地侍弄，而且经他打磨修理的农具都十分好使。一次，他将一张小铁片做成了一把微型铁锹让大家欣赏，我们都夸他精工细磨，做得漂亮极了，真的是心灵手巧。我问他：“你这手艺从哪学的？”他悄悄地说道：“过去那种资产阶级消磨时光的悠闲日子里，倒让我掌握了这些雕虫小技。”
原來，他离开工作岗位在家休养了，在东北半工半读的时候，他对运用各种机床制造的小零件可以组成大机床发生了兴趣，如今休闲在家，何不置办一些机床，制造一些自己喜欢的小玩意儿，比整日卧床或枯坐要有趣得多。于是，他陆续办了一些车、铣、刨床，在住宅的底层办起了一座小车间。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做出一件件“小玩意儿”时，就如同孕育出一个个小生命那样感到了欢快并产生了成就感，并因此而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生活的充实。后来，我曾到他的寓所拜访他并参观了这个小车间，看到他制作的那些“小玩意儿”，透过这些产品，我看到了一位自称为“废人”的人，是如何用这种办法来达到生命的充实并因此获得快乐的。 1983年，他73岁时终于告别了人生，我负责筹备并主持了他的告别，送这位老友远行……
在回忆我与“电影皇帝”的交往时，便不能不想到被我“封”为“电影宰相”的李天济。
在“文革”中，每逢天马厂的东方红联合战斗队与海燕厂的红旗造反兵团联合举行批斗会时，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也排着队被押进会场坐在后排的“末席”上。在“造反派”吼叫着“打倒×××！”“×××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口号时，我往往看到海燕厂的“牛鬼”中有一位，他将手中的语录本举得特别高，动作十分夸张，口号也喊得十分响亮，他就是李天济。这么卖力地喊口号大概是为了表达他“赎罪”的心情吧？后来，我们混熟了，便向他求证，他却不置可否地来一句：“妈妈的，哪壶不开提哪壶！”于是相互莞尔一笑，宣布“休战”。
我们之所以能“混”得很熟，是因为在“文革”后期，撤销了海燕、天马的建制，成立了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作为编剧归队回文学部，但只能从事编辑工作，我则被调进文学部成为编辑队伍中的一名新兵，与他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其实，李天济的大名以及他的编剧和表演才能，我是早就知道和领教过的。
还是在解放前吧，我看了他编剧的影片《小城之春》后，就将他的大号留存在我的脑海中了。因为这部影片出场人物极少，人物之间的关系虽然简单，却引出了许多出人意外的戏剧矛盾，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这部影片在清新流畅的叙事过程中，通过四个人物的不同而独特的视角，将抗战胜利后社会急剧变化时不同人物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准确而生动，深深打动了我。
解放不久，我从影片《乌鸦与麻雀》中看到他饰演的一名国民党的小军官，他把这个令人厌恶的角色的丑陋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让我看到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才华与功底。
解放以后，他创造了喜剧中的“新品种”，即被有些评论家称为“歌颂性喜剧”的新样式。如在《今天我休息》中精心刻画了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民警马天明。进入新时期，他的《爱情啊，你姓什么？》《姑娘今天二十八》等影片的问世，奠定了他在喜剧电影创作中的独特地位。当我向他表示上述看法时，他往往自謙说：“兄弟我十分浅薄，那是大家的鼓励，过奖了，过奖了！”
可是，有时候他又不那么“谦虚”了。当我们询问他与哪些大明星同过台和同在一部影片中担任角色时，尤其是说道他与“电影皇帝”金焰一起演出的“光荣史”时，便显得眉飞色舞，末了还要来一句：“怎么样，咱的玩意儿？！”
这却给了我挖苦他的机会，我讥讽地说：“阁下的长相当然很像一位皇帝——朱元璋。”因为他有一个突出的额头和凸出的下巴。于是又接着说：“你虽然像皇帝，但演技较金焰略逊一筹，在电影圈里，阁下不能与皇帝平起平坐，顶多是个宰相。今后我们就尊称您叫‘电影宰相’吧！”
听了我的挖苦，他居然没有一丁点儿反感，只是回敬我一句：“你个‘扬州虚子’！”来加以报复。
李天济喜欢“惹事”，几乎天天要和人开开玩笑，在调侃他人时也会自我嘲讽一番。有一次他没话找话地对我说：“你们那个扬州真是俗啊，一地脂粉，独缺青山。”我立刻回敬他：“你们镇江有什么？穷山加恶水。”他则语塞，只好来一句：“你个扬州虚子！”这种玩笑绝无一丝一毫的恶意，也不是为了攻击扬州人或镇江人，而是一种相互表示友好的另类表现罢了。
我调入上影文学部时，对编辑工作一窍不通，李天济成了我的指导老师之一，我常常将手中的剧本拿去请教，他在读完后总会详详细细地谈他的看法，我则认真地记下他的意见。在他和其他前辈、同事的帮助下，逐步掌握了对剧本的判断能力。有一次，我在读了一个剧本后，写下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再看他的意见并进行对照，看看哪些地方我与他的看法相似乃至相同，哪些地方他比我看得透彻、判断也更为准确，这不但让我找到差距，而且让我信心大增。正是在天济和其他同志帮助下，我被培养成具有一定水准和判断能力的文学编辑。
天济于1995年就离我们而去了，然而他那句“扬州虚子”和那些亲切而又充满友情的话语，是会与我终身相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