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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公庄18楼南面,挨着马路边儿上的是新华印刷厂的宿舍楼。它的一层,东边儿是合作社,西边儿是粮食店。我除了熟悉自己家,再一个熟悉的就是合作社和粮食店了。打八九岁开始,我们家的粮食、油盐酱醋差不多都归我买。
那时候买粮食简单,因为粮食店主要就是三样儿粮食:米、面、棒子面。一进大门,左手是粮食垛,那一口袋一口袋粮食方方正正的, 能一直垛到房顶那么高。小时候,奶奶派我去买粮——20斤面三块七,这是我记得最熟的一个数儿了。买粮食的地界儿在一进门朝东,一溜儿几个大木柜,依次是棒子面儿、白面、大米,大米又分机米和好米。每个柜靠外首安着一盘台秤,秤外面是一个连在柜台上的大洋铁皮漏斗儿。买粮食时永远有人在排队,少了三五个人,多了十来个人。到了柜台前,交钱、划账,这边儿就喊“20斤面”,那边卖面的应一声,伸手拽过一个一尺宽、小二尺长、小八寸深的洋铁皮粮食撮子,“咣”的一声扎进面里撮出一撮子,搁到秤上;一手拨拉秤上的游走砣,一手握着一个同样是洋铁皮焊的小圆铲,差多差少飞快地用圆铲铲进铲出。我早早地把面口袋放进漏斗下面的口儿里,面称好了,那人吆喝一声,“哗”地一下把面倒进漏斗里。拉回撮子再往漏斗沿儿上磕一下,撮子里残存的一点儿面便全滑进了面口袋。
像这样买粮食,每个月要赶上两三回,它成了我的固定功课。小孩子不大喜欢这些千篇一律的固定节目,小孩子喜欢的是意外的惊喜。每年秋天在粮食店买白薯就是我的惊喜。白薯照例装在麻袋里,由带拖斗的解放牌大卡车拉了来。白薯卸在外面,卸完了,店里的伙计就把地秤推出来了,管登记的人在旁边支上桌子。成年累月吃粮食吃得人们都有点儿腻歪,每至此时,车公庄的居民很快便在桌前排起了长队,挟着口袋,歪着头往前边瞅。卖白薯是按人口儿,一口儿人20斤上下。称白薯有一只固定的筐,轮到谁,管登记的在粮本上登上白薯若干斤,那边用铁锹把白薯撮进筐里,扔到地秤上,称完之后拎着筐把儿顺手倒一边儿,嘴上催着“快点儿装,快点儿装”。
有白薯吃的日子,是车公庄居民的快乐日子,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小小的节日。这节日的标志,就是我们在楼下玩儿的时候,几乎人人举着一块白薯吃。
车公庄的合作社有两个门儿,左手的卖烟酒点心,右手的卖油盐酱醋。比照粮食店和合作社这两样儿,我喜欢被差遣到合作社去买东西,尤其喜欢进左手卖糖果糕点的那个门。彼时的糕点,不过是核桃酥、鸡蛋糕、萨其马、江米条儿、酥皮点心、炸排叉儿、绿豆糕、椒盐牛舌饼之类的。进得那屋里,一股香香甜甜的味道熏得我满头满脑的。不过我上这边儿来的机会很少,因为那会儿哪儿有闲钱买这些个奢靡的吃食儿呀!
我被奶奶派去打酱油买醋的时候居多,连带着给奶奶买一盒一毛五分钱的黄金叶儿牌子的烟。买烟要到糖果点心这边,买完了,如果剩下三分钱,我会被允许买一袋儿外表挂了薄薄一层糖的大米花儿;如果能剩五分钱,我就被允许买一袋儿糖豆儿——里面是熟黄豆,外面沾了一层白色糖皮儿的吃食。这样的机会不多,更多的时候,奶奶总是一分不差地给我打酱油醋的钱。
其实到合作社买东西,也是有点儿想头儿的,那就是打芝麻酱。那时候每人每月配给一两芝麻酱,打了芝麻酱,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拧开瓶盖,伸进手指剜出来一些抹到嘴里去。芝麻酱浓香糊嘴,我一边走,一边用舌头在嘴里打滚儿,好在到家之前把芝麻酱滚进嗓子眼儿里去,让整个口腔唾液恢复正常。不然的话芝麻酱糊着嗓子,说出话来酱声酱气的,影响不好。
买芝麻酱每月只能赶上这么一回,更多的时候是去买酱油咸菜什么的,赶上有时候馋了,回家的路上拔开酱油瓶塞子,抿一小口酱油咂摸半天滋味儿。那时候,合作社卖的咸菜大概有那么几种:大酱萝卜,八分钱一斤,那就是用大青萝卜竖着切成巴掌厚的片儿,萝卜的水分并不晾干,直接搁到缸里腌个十天半个月捞出来,水淋淋地就卖了;小酱萝卜,每斤要二毛八分钱,是用胡萝卜粗细的白萝卜先洗干净,再晾几天,把水分晾出去一部分,再入缸腌,腌出的咸菜没有水味儿,有咬头儿,好吃;再一种咸菜叫朝鲜辣菜,四毛九分钱一斤,是腌好了的咸菜丝撒上芝麻卖,这种咸菜咸中带点儿甜味儿,因为沾着芝麻,越嚼越香。我们家最常买的就是八分钱一斤的大酱萝卜。捧着鞋底子似的大酱萝卜往家走时,我就挑一小块萝卜皮搁嘴里嚼嚼,因为萝卜皮的水分少一些,嚼着筋道。
每次我爸爸来奶奶这儿的时候,要是买咸菜的话,奶奶就会让我买二毛钱的朝鲜辣菜。回家的路上,我用手指轻轻拈出一根,小心地高高举到嘴上边儿,以免上面沾的芝麻掉下去,然后又慢慢地把咸菜丝儿送进嘴里,嚼着香喷喷的朝鲜辣菜回家了。用刚出锅的烙饼夹着朝鲜辣菜丝儿吃,在当时是很美的吃食。就是今天,我觉得那种独特的滋味儿也是山珍海味代替不了的。
前头说的八分钱一斤的大酱萝卜是我们家的当家菜,除了这大酱萝卜,臭豆腐要算是我童年吃过的北京美味儿了。这美味儿也是我们家要改善一下伙食口味时,才买那么三五块。臭豆腐卖二分钱一块儿,我爱吃的那口儿是烤窝头片儿抹臭豆腐。那会儿我们做饭都是煤球炉子,把窝头切成片儿放在炉台上烤。待烤得焦黄,溢出玉米香味儿时,把灰灿灿的臭豆腐抹上,一口咬去,玉米的焦香加上臭豆腐的香味儿,嗨,今夕何夕?就是它了。
除了打酱油买醋,买菜的事儿奶奶不用我,因为买菜不像打酱油买醋,一毛五一斤、一毛一斤,都是死数儿。买菜有按分量买的,有按堆儿撮的,需要当时作出判断,算计好了能省钱。让我跟着买菜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就是每年即将入冬时买储存白菜。
买白菜不像买白薯,白菜不限量;买白菜又有点儿像买白薯,两件事儿搅得人都有一股子急切切的心慌劲儿。地秤上放着个长方型两头有把儿的大木拍子,白菜就码在拍子上面称。白菜按照质量分为三级,一级菜个儿大心儿实,卖二分五一斤;二级菜有一半儿心儿,卖二分钱一斤;三级菜有不多的心儿,卖一分五一斤。我站在队里,排到开票儿的那队,奶奶交完钱称好之后,两个人合伙把菜搭起来到一边儿地上,继续给下一个人称。12月初的北京,阴冷的天儿,满地的菜帮子叫人来回地踩,不大工夫便踩成一片湿漉漉的烂泥。我这边手忙脚乱地把菜码一码,奶奶站在路边儿等菜站的三轮车——卖储存白菜时菜站管送到家。可菜站只有两三辆三轮车,得等着得空儿。好容易赶上一辆三轮车有空儿,急匆匆地把白菜装上,一溜小跑儿地在三轮车后面跟着。菜拉到了楼门口,先好歹卸下来,让三轮车走,然后再一棵一棵地把白菜搬到楼道里码好,上面盖上个破被单儿,这颗心才算踏实下来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胃,就要和白菜纠缠不清了。
我不爱买白菜,也不爱吃白菜,我爱买白薯,也爱吃白薯。白菜意味着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而白薯意味着在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当中出现的意外惊喜。
编辑/麻 雯[email protected]
那时候买粮食简单,因为粮食店主要就是三样儿粮食:米、面、棒子面。一进大门,左手是粮食垛,那一口袋一口袋粮食方方正正的, 能一直垛到房顶那么高。小时候,奶奶派我去买粮——20斤面三块七,这是我记得最熟的一个数儿了。买粮食的地界儿在一进门朝东,一溜儿几个大木柜,依次是棒子面儿、白面、大米,大米又分机米和好米。每个柜靠外首安着一盘台秤,秤外面是一个连在柜台上的大洋铁皮漏斗儿。买粮食时永远有人在排队,少了三五个人,多了十来个人。到了柜台前,交钱、划账,这边儿就喊“20斤面”,那边卖面的应一声,伸手拽过一个一尺宽、小二尺长、小八寸深的洋铁皮粮食撮子,“咣”的一声扎进面里撮出一撮子,搁到秤上;一手拨拉秤上的游走砣,一手握着一个同样是洋铁皮焊的小圆铲,差多差少飞快地用圆铲铲进铲出。我早早地把面口袋放进漏斗下面的口儿里,面称好了,那人吆喝一声,“哗”地一下把面倒进漏斗里。拉回撮子再往漏斗沿儿上磕一下,撮子里残存的一点儿面便全滑进了面口袋。
像这样买粮食,每个月要赶上两三回,它成了我的固定功课。小孩子不大喜欢这些千篇一律的固定节目,小孩子喜欢的是意外的惊喜。每年秋天在粮食店买白薯就是我的惊喜。白薯照例装在麻袋里,由带拖斗的解放牌大卡车拉了来。白薯卸在外面,卸完了,店里的伙计就把地秤推出来了,管登记的人在旁边支上桌子。成年累月吃粮食吃得人们都有点儿腻歪,每至此时,车公庄的居民很快便在桌前排起了长队,挟着口袋,歪着头往前边瞅。卖白薯是按人口儿,一口儿人20斤上下。称白薯有一只固定的筐,轮到谁,管登记的在粮本上登上白薯若干斤,那边用铁锹把白薯撮进筐里,扔到地秤上,称完之后拎着筐把儿顺手倒一边儿,嘴上催着“快点儿装,快点儿装”。
有白薯吃的日子,是车公庄居民的快乐日子,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孩子小小的节日。这节日的标志,就是我们在楼下玩儿的时候,几乎人人举着一块白薯吃。
车公庄的合作社有两个门儿,左手的卖烟酒点心,右手的卖油盐酱醋。比照粮食店和合作社这两样儿,我喜欢被差遣到合作社去买东西,尤其喜欢进左手卖糖果糕点的那个门。彼时的糕点,不过是核桃酥、鸡蛋糕、萨其马、江米条儿、酥皮点心、炸排叉儿、绿豆糕、椒盐牛舌饼之类的。进得那屋里,一股香香甜甜的味道熏得我满头满脑的。不过我上这边儿来的机会很少,因为那会儿哪儿有闲钱买这些个奢靡的吃食儿呀!
我被奶奶派去打酱油买醋的时候居多,连带着给奶奶买一盒一毛五分钱的黄金叶儿牌子的烟。买烟要到糖果点心这边,买完了,如果剩下三分钱,我会被允许买一袋儿外表挂了薄薄一层糖的大米花儿;如果能剩五分钱,我就被允许买一袋儿糖豆儿——里面是熟黄豆,外面沾了一层白色糖皮儿的吃食。这样的机会不多,更多的时候,奶奶总是一分不差地给我打酱油醋的钱。
其实到合作社买东西,也是有点儿想头儿的,那就是打芝麻酱。那时候每人每月配给一两芝麻酱,打了芝麻酱,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拧开瓶盖,伸进手指剜出来一些抹到嘴里去。芝麻酱浓香糊嘴,我一边走,一边用舌头在嘴里打滚儿,好在到家之前把芝麻酱滚进嗓子眼儿里去,让整个口腔唾液恢复正常。不然的话芝麻酱糊着嗓子,说出话来酱声酱气的,影响不好。
买芝麻酱每月只能赶上这么一回,更多的时候是去买酱油咸菜什么的,赶上有时候馋了,回家的路上拔开酱油瓶塞子,抿一小口酱油咂摸半天滋味儿。那时候,合作社卖的咸菜大概有那么几种:大酱萝卜,八分钱一斤,那就是用大青萝卜竖着切成巴掌厚的片儿,萝卜的水分并不晾干,直接搁到缸里腌个十天半个月捞出来,水淋淋地就卖了;小酱萝卜,每斤要二毛八分钱,是用胡萝卜粗细的白萝卜先洗干净,再晾几天,把水分晾出去一部分,再入缸腌,腌出的咸菜没有水味儿,有咬头儿,好吃;再一种咸菜叫朝鲜辣菜,四毛九分钱一斤,是腌好了的咸菜丝撒上芝麻卖,这种咸菜咸中带点儿甜味儿,因为沾着芝麻,越嚼越香。我们家最常买的就是八分钱一斤的大酱萝卜。捧着鞋底子似的大酱萝卜往家走时,我就挑一小块萝卜皮搁嘴里嚼嚼,因为萝卜皮的水分少一些,嚼着筋道。
每次我爸爸来奶奶这儿的时候,要是买咸菜的话,奶奶就会让我买二毛钱的朝鲜辣菜。回家的路上,我用手指轻轻拈出一根,小心地高高举到嘴上边儿,以免上面沾的芝麻掉下去,然后又慢慢地把咸菜丝儿送进嘴里,嚼着香喷喷的朝鲜辣菜回家了。用刚出锅的烙饼夹着朝鲜辣菜丝儿吃,在当时是很美的吃食。就是今天,我觉得那种独特的滋味儿也是山珍海味代替不了的。
前头说的八分钱一斤的大酱萝卜是我们家的当家菜,除了这大酱萝卜,臭豆腐要算是我童年吃过的北京美味儿了。这美味儿也是我们家要改善一下伙食口味时,才买那么三五块。臭豆腐卖二分钱一块儿,我爱吃的那口儿是烤窝头片儿抹臭豆腐。那会儿我们做饭都是煤球炉子,把窝头切成片儿放在炉台上烤。待烤得焦黄,溢出玉米香味儿时,把灰灿灿的臭豆腐抹上,一口咬去,玉米的焦香加上臭豆腐的香味儿,嗨,今夕何夕?就是它了。
除了打酱油买醋,买菜的事儿奶奶不用我,因为买菜不像打酱油买醋,一毛五一斤、一毛一斤,都是死数儿。买菜有按分量买的,有按堆儿撮的,需要当时作出判断,算计好了能省钱。让我跟着买菜的时候也是有的,那就是每年即将入冬时买储存白菜。
买白菜不像买白薯,白菜不限量;买白菜又有点儿像买白薯,两件事儿搅得人都有一股子急切切的心慌劲儿。地秤上放着个长方型两头有把儿的大木拍子,白菜就码在拍子上面称。白菜按照质量分为三级,一级菜个儿大心儿实,卖二分五一斤;二级菜有一半儿心儿,卖二分钱一斤;三级菜有不多的心儿,卖一分五一斤。我站在队里,排到开票儿的那队,奶奶交完钱称好之后,两个人合伙把菜搭起来到一边儿地上,继续给下一个人称。12月初的北京,阴冷的天儿,满地的菜帮子叫人来回地踩,不大工夫便踩成一片湿漉漉的烂泥。我这边手忙脚乱地把菜码一码,奶奶站在路边儿等菜站的三轮车——卖储存白菜时菜站管送到家。可菜站只有两三辆三轮车,得等着得空儿。好容易赶上一辆三轮车有空儿,急匆匆地把白菜装上,一溜小跑儿地在三轮车后面跟着。菜拉到了楼门口,先好歹卸下来,让三轮车走,然后再一棵一棵地把白菜搬到楼道里码好,上面盖上个破被单儿,这颗心才算踏实下来了。整整一个冬天的胃,就要和白菜纠缠不清了。
我不爱买白菜,也不爱吃白菜,我爱买白薯,也爱吃白薯。白菜意味着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而白薯意味着在千篇一律的乏味生活当中出现的意外惊喜。
编辑/麻 雯[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