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最近一次引发议论，是来自于我的好友杨庆祥君的长文《80后，怎么办？》。提出问题的契机之一，源于下面这个细节：一次学术会议后，“我”和两位师长一块从京郊驱车回城，已是深夜，因为找不到路，在高速公路上盘旋了很久，在找路的过程中，两位前辈突然唱起了《沙家浜》……“我惊讶不在于他们的老夫聊发少年狂，而是在于他们的‘文化记忆’如此地坚固，几乎以自然的形式作用于他们的言行。这种情况在50后那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极其明显，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与他们个人的生活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在他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些时期，历史戏剧性地楔入了他们的生活，并从此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当他们回首往事，书写历史的时候，他们不仅是在一个个人的空间里面思考和想象，而是与历史进行有效的互动。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那段历史（知青、上山下乡、大跃进、“文革”、学潮等等），这段历史都是与他们的身体、生命接触过的实体，而不仅仅是一个叙述，一段故事，或者一段话语宣传。”相比较之下，“这三十年的历史同样充满了变化和震荡”，但“历史似乎是外在于我们生活的”，“因为无法找到历史与个体生活之间的有效的关联点，所以不能在个人生活中建构起有效的历史维度，另外一方面‘暂时性’的参与历史的热情又不能持久和加固，这一切导致了一种普遍的历史虚无主义”。
　　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的序言中，同样发现了当下青年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的挫折感”，朱特感慨：“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觉得举棋不定”，你在上个世纪60年代随便拉一个走上街头的青年人交谈，都会发现那个群体“最典型的色调就是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正世界”。这里有意味的是朱特本人的态度，这两个时代也许他都不满意。虚无主义可能有问题，但“强历史”的时代同样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
　　《80后，怎么办？》的举荐者之一是北岛先生，我记得当年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们崛起文坛时，这些青年人遭受的批判之一就是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所以，庆祥所开启的讨论方向，决非贴标签式的指认；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去研讨，在什么样的情境中所谓虚无的一代会登场，他们“不相信”的是何种历史，他们拒绝的是何种历史认知的态度……再具体一些，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反讽者”登场，虚无主义重临，“回收自我”（庆祥的用语）的“地下室人”又被召回？是什么样的历史动能，让喊着《回答》的一代从历史和世界中摆脱出来。如果“对症下药”，为了克服虚无主义，将今天“80后”的立场召唤、阐述为“重回历史”，那么：首先，我们如何看待此前的那代青年人“出走”、“摆脱”的姿态？是因为他们打开了潘多拉魔盒，选择了错误的姿态，以致我们今天要承担这笔历史性的“债务”？其次，我们今天要重回的“历史”，就是他们曾经试图告别的“历史”吗（是一个东西吗？）……除开以上这些可能有所分歧的、具体的讨论面向，《80后，怎么办？》最具价值的地方，我想是痛切的自省意识，归结到一点：我们这代人如何诚恳而有效地建立与历史的关联。
　　1922年的时候，茅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青年的疲倦》。和今天一样，当时的舆论也在指责青年的暮气沉沉，但是茅盾却很为青年人叫屈：“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各派思想的交流，都足以使青年感得精神上的苦闷。青年的感觉愈锐敏，情绪愈热烈，愿望愈高远，则苦闷愈甚。他们中间或者也有因为不堪苦闷，转而宁愿无知无识，不闻不见，对于社会上一切大问题暂时采取了冷淡的态度，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但是他们何曾忘记了那些大问题，他们的冷淡是反动，不是疲倦，换句话说，不是更无余力去注意，乃是愤激过度，不愿注意。”（茅盾：《青年的疲倦》，《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八期，1922年8月10日）这里提到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青年”，也正是“虚无党”的代表。
　　承接茅盾的意思，青年人的冷淡、虚无，恰是“反动”，恰证明“锐敏的感觉”、“热烈的情绪”与“高远的愿望”，还未被彻底压服、绞杀。我近年追踪阅读“80后”作家郑小驴的作品，从他择取的小说题材来看，抗战、解放、土改、反右、“文革”……几乎构成一幅庞大的现代史画卷，而且有些作品（比如《没伞的孩子跑得快》）涉及到的是在当代中国依然作为话语禁忌的历史创伤记忆。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的青年人的努力忽略掉呢。再比如同样年轻的作家飞氘，他的中篇《蝴蝶效应》以科幻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这个“中国”是多重意义上的：首先是中国古代历史、神话与典籍，小说三章分别以逍遥游、沧浪之水、九章算术命名；其次是现代中国的思索与抗争，尤其通过鲁迅这个意象表达出来；再次是当下的流行趣味，引入大量西方科幻大片，这些大片已不仅仅是“外部”资源（你看那么多“80后”抱着重温童年记忆的心态而拥进电影院看《变形金刚》，你就无法再去区分这是外来的制作还是我们自己的趣味投射）。飞氘的作品是在以上几者杂糅的意义上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近年来文坛热议的关键词，我特别反感以某种“寻根”的姿态去拼凑太多浪漫与抽象的符号。飞氘倒是很忠实于中国青年人当下的生命经验。《蝴蝶效应》杂糅了那么多中西、古今、雅俗的资源，错杂、交织、重叠甚至凌乱，乍看上去特别吻合今天这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代表象。我读这个小说的时候一直想到鲁迅，这不仅是因为《蝴蝶效应》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故事新编”——比如在《异次元杀阵》的题名下再写“无物之阵”的故事，也不仅是因为小说集的题词“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就来自鲁迅；而是出于一个强烈的感受：今天我们身上密集了那么多眼花缭乱的语义、信息、符码，但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这恰是鲁迅式的辩证法“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竹内好语）。
　　鲁迅说“虚无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创立出来的名目”（并因此成为俄国以及世界现代思想史上的专有名词），即指《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这是“一个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鲁迅由此区分两种虚无主义：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通过“否定”来“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导出真正精神性的生命价值坚守与意义创造；而中国“做戏的虚无党”“善于变化，毫无特操”（鲁迅：《马上支日记》）。当面对“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的“无物之阵”时（鲁迅：《这样的战士》），“虚无”，恰恰可以在积极意义上，指向一种主动否定现有环境秩序、正面质疑美丽而空洞的教条的力量。
　　由今天的青年作家上溯到鲁迅，最后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忠实于这样的当下处境—— 一方面沉迷于一个丰富、充裕甚至过剩、泛滥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各种“好名称”、“好花样”的背后产生“虚无”的自觉，最后“无中生有”。对于今天我们青年一代来说，其实并无现成的资源可以捡拾，唯如鲁迅所言，必须“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然，“无中生有”，通达真正生命意义的自由创造，这是至难的事情，必须出以卓绝的洞识、付出艰险的精神承担。也许，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