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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于缺乏能够被所有人接受的、令人信服的指标体系或者基础数据作为支撑，对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无论你得出的结论是“热”还是“不热”，似乎都有令人难以驳回的论据。在此情况下，也许我们应该暂时将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不热”或者“热”的争论搁置一边，转而以保障宏观经济平稳、可持续运行这一所有人的共同目标为出发点，找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瑕疵所在，并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才是正解。
张兴胜：用全球视野评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及宏观调控政策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的看法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评论需要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探讨培育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努力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首先，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与美日欧等三大经济体上行周期“叠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目前是中国经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上行周期惟一“叠加”的时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基本是割裂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90年代较长时间的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中国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是逆向的。整个20世纪，我们从来没有分享过周边大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有利影响。
2003年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相继复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已持续了近五年的繁荣。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2002年中国宏观调控时就担心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也能够解释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时中国进出口额及外商投资额仍高速增长。全球经济目前看仍然是健康的，如果再能持续繁荣三到五年，对我们就是一个更大的机遇。看不到这个机遇，在“热”、“过热”等根本没有计量标准的问题上花费过大的时间去争论，必要性不大。其实改革开放后，1992～1994年是公认的经济“过热”时期，当时GDP名义增长率在20%～36%之间。目前GDP名义增长率14%左右，且周边环境良好，大谈“过热”似乎有点担心过度。
其次，要着眼于培育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
“双周期叠加”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更深、更广范围内得到挖掘，显著改善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双周期叠加”增长也使中国经济增长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飚升、转移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其他国家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在目前态势下，我主张着眼于培养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利用当前难得的经济环境，积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提升创新能力，推动技术、产品和制度创新。在一些关系国家技术竞争力的关键领域，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协同攻关，力争实现一些前沿关键技术的新突破。要积极培育推动企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氛围，鼓励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创新，加快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科技强国的转变。
二是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会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會推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与消费、价值创新与价值分配的矛盾是市场经济内生的矛盾，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天然阻碍。在经济增长及就业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下，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收入和财富分配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加快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政治优势，将使我们的改革赢得更广泛的基础和道义优势。
再次，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要积极培育企业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行积极、稳健的市场化改革，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利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给中国企业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即：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
一是要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利率、汇率环境的能力。近年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对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我非常欣赏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在近期央视“对话”栏目发表的观点：对出口型企业而言，当前要“苦其心志”（认真思考应对的策略）、“劳其筋骨”（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利率、汇率环境的能力，目前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问题。
二是打造金融服务企业管理风险的能力。金融服务企业的经济职能之一就是发现、评估、配置风险，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提升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并为客户提供市场、信用风险管理服务，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使命。从这个角度讲，推动银行经营转型，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型银行、多元投资管理银行、优秀交易银行转变，不仅是中国银行业打造长期投资价值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客观要求。
应该着眼加强对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变化的价格、利率、汇率，越来越变化的市场环境，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都要求我们各类型的服务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要有适应更激烈的市场和竞争的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莫万贵：当前经济增长有积极面也有问题面
目前各方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认为经济过热的理由是上半年11.5％的GDP增速太快，投资加速增长、贸易顺差过大。认为经济形势没有过热，经济运行良好，不值得过多担忧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价格变动相对平稳，供求基本均衡，还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目前经济运行出现过热。除了食品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等其他价格基本平稳，也没有出现煤电油运紧张的局面。二是目前企业的效益较好，今年1～6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7535亿元，同比增长31.5％。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呢？我觉得应该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当前经济增长的积极面，也要高度重视和警惕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一方面要看实际的GDP增速是否超过了潜在的GDP增速，总需求是否较多地超过了总供给，引起了价格总水平较快地上升。由于2003至2006年连续四年较快的投资增长，我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生产能力持续扩大，潜在的GDP增速可能较2003年、2004年有了一定的提高。今年上半年GDP11.5％的增速可能并没有超过潜在GDP增速很多，总供求基本平衡，整体价格水平没有过快上涨。所以经济过热的迹象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要看经济增长的结构是否趋于合理。应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确实不同于2004年，除了效益较好以外，经济结构也有改善的迹象，第三产业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GDP的增速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速提高了1.3个百分点，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回落了3.9个百分点，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1个百分点（消费的实际增速提高了0.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有所改善。在经济结构趋于改善前提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仅仅根据半年的数据来判断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和经济未来走势，证据尚不充分，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经济运行中尚存在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的问题，我们对未来经济走势不能过于乐观，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担心呢？一是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趋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投资增长可能会继续加速，贸易顺差不一定会高位回落。首先看投资，投资月同比增速不断加快，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4%，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正增长。利润的高增长增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投资资金来源较充裕，各地的投资冲动仍然较高，下半年投资增长加快的势头难以慢下来，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其次是贸易顺差的问题，近几个月贸易顺差屡创新高，6月份更是达到26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虽然这里面有出口退税、进出口关税调整导致突击出口、延迟进口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国内投资与消费失衡，国内产能过大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决定出口增长的根本因素还是出口产品的利润率，如果在出口退税、出口关税调整之后，企业出口产品仍然能够赚钱，出口还会保持较快增长，而进口替代效应仍然较强，进口关税的下调对促进进口增长的作用有限。因此，贸易政策调整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状况不一定能有所改善，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担心的是价格的走势，即通货膨胀问题。目前看价格，除了房价和食品价格上涨速度较快以外，其他产品价格大多平稳，CPI上涨也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按照国外许多央行的做法，通货膨胀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关注食品价格的变动，只需主要关注核心CPI（一般指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CPI）。这一做法可能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波动往往是由一些暂时性的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段时间以后价格会自然恢复的，因此货币政策没有必要对它作出反应；二是由于供给因素导致能源、食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产出和就业会下降，经济增长会减缓，如果这时候为了抑制通胀而加息，会打击经济，不利于经济复苏。当然对于这种做法也存在争议，那么我国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是否意味着通胀压力呢？我认为，对目前食品价格的上涨，应该予以关注，不能通过在CPI中简单地剔除来处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可能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胀。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较高，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大，平均约为三分之一，食品价格一涨，老百姓生活成本增加较多，食品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会改变居民对工资和收入的期望和要求，可能会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二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或维持在高位，会引起通货膨胀预期，带动非食品价格上涨，带来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三是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包含有警示未来通货膨胀趋势的有用信息。当前我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与粮价上涨关系密切，而粮食价格上涨除了受气候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外，还与其他的因素有密切关系，比如耕地面积的减少，务农人员的减少，工业用粮快速增长等。因此，食品价格上涨意味着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此外，近期国际原油上涨较快，创下了历史新高，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外，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还存在需要花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一些体制和机制性的问题可能是根源所在。第一是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包括土地、劳动力、水、能源等在内的许多资源性产品价格还不是真正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第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由于相对于消费而言，投资对GDP的拉动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在一些地方政府GDP政绩观的主导下，依靠压低土地价格、资源价格，变相降低环保要求和税收等各种优惠条件招商引资，拉动投资增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吸引投资的惯用方法。政府对投资的偏好和对促进消费增长措施的不足，使得低水平的投资得以大量形成，直接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第三是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果企业（银行）不能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财务上真正实现硬约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继续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银行）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此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彭兴韵：我们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最近几年，大家对中国宏观经济总是感到非常紧张，一会“过热”，一会“没过热但是偏快”，一会又是要“防止由偏快转向过热”。但是，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张，宏观经济仍然保持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应当是一种非常良好的运行态势。当然，我们确实面临许多的问题，如大家最不满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现在还处于一段黄金增长时期。快速的增长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成了全球的贸易大国、一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GDP总量已达到全球第四。过去，我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要“赶美超英”，“超英”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赶美似乎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一如继往地深化体制改革。不仅赶美可能是现实的，而且我们在某些方面也“超美”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7月25日发布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集近30年改革之功力的结果。
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有了民族自满情绪。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以中国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以中国广大劳动力、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中国经济现在表现出全球最强的外向型特征，而这种外向型特征与其它一些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是“国外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当中国经济获得10%以上的增长率、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奥迪、丰田、本田，在一些凭借资源垄断的行业依靠持续的价格上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那些真正代表着技术创新行业的企业利润却在不断地下降乃至陷于亏损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才勉强维持了生存。總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一样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仍然是病态的增长。没有拥有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充分的竞争力，只是依赖于衬衫、玩具的出口而换成膨胀的外汇收入，我们仍然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视。美国人、欧洲人、就连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极端傲慢的姿态，根源大抵在于此。
其二，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集约增长的优越，至少在学界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过去，在衣食住行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此情况下，在低级的生产目标面前，带来美好愿望的理论总是会显得很无力，结果，在生产中总是会忽视健康和对生命的尊重。当然，其它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地方政府、在资本逐利的本性左右下，集约式增长也总是无还手之力地让位于粗放式增长。近年来，政府在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方面花了大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外部强制力的作用可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当工人们越来越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说“不”时，只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超越了温饱和简单的住行方面的需求，对清新的空气、对蓝天、阳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时，只有当这种需求转化成大多数中国人内在意识的时候，中国才有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这其中，我还想强调一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资源的改善的重要性，尽管这其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老家的变化就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改善生态环境可能是重要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山上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没有多少树，结果，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山洪裹着混浊的泥沙，导致了水土流失和下游河床的抬升。最近，我父亲再次回到老家，他告诉我，现在那里上都长满了树，原来的路都被植被掩盖了，山上还有了野猪。我们老家生态环境的改善就得益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沿海发达地区，那里没有剩下多少人了。总之，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是重要的。
第三，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了。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公平分配，结果，社会底层的民众与那些具有优越感的富裕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这同样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昨天早晨，我还看见小区门口的一辆宝马成为跛脚的宝马。像扎高级轿车轮胎之类的事件，已成了因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过去30年里，我们是通过“允许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激励机制解放了原来被压抑的生产力，从而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成长，那么，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面临和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更好地实现社会生产的公平分配，不应当使经济增长成为一些富裕阶层的经济特权，更应当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福祉的途径。而这，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终极目标。
最后，正如IMF报告中另外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还带动了一些周边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过来，这些国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这即是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市场的稳定，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繁荣。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与担子也在与日俱增，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冲突也会日益增长。这是开放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会让那些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敌意与嫉妒的某些西方世界感到更加的不自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此，合作并不意味着以牺牲国内经济稳定为代价来促进其他国家的就业增长和稳定。开放、合作最终都只是实现国内经济政治目标的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刘煜辉：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征收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由于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假象，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進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轻价格、保汇率”可能是货币当局现阶段的更为现实的选项：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
四是要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
尽管中国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当低，但它事实上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最后以FDI和庞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回流国内导致所谓流动性泛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自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需要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先进的金融中介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如此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经济体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紧紧地栓在一起，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巨大风险之中。故此，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打破金融垄断，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成为改善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张晓朴：以综合、量化的指标为基础实施宏观经济决策
观察当前的宏观经济，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有关投资、消费、进出口相关指标，总体的表现是强得更强，弱得更弱。去年上半年消费增长率创十几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由此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经济过热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论。我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研究有限，但对不少人分析得出目前我国经济仍不算热的结论，我有些担心。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当下我国11.5%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算热，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多少才算过热？从对经济形势判断一直以来存在的诸多的争论反推过去，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决策所依赖的很多基础数据、信息并不充分。比如在2004年、2005年围绕我们国家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众多讨论的时候，我曾经对照美联储的相关数据，发现美联储有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每个月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并且形成一个指标体系，在什么范围内能够判断产能利用不足，什么范围内能做出产能过热的判断。而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的依据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我们的很多部门或者说很多专家的主观判断，并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基础。虽然不排除主观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但在分析经济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比较客观些的数据。因为主观上判断宏观经济，通常会有一种顺周期心理，就是在经济热的时候会认为还不算热，在经济冷的时候也会认为还不算冷。因此建议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应该把我们的决策建立在更综合、量化的指标上，尽快构建这些指标数据的采集、分析体系，从长期来看，这对提高我们国家政策决策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经济是否过热的时候，往往说我国经济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经济过热，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以往其他国家出现经济过热的时候，恰恰就是首先表现为某几个行业或某几个地区的经济过热。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现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全美的现象而仅仅出现在几个特定的州；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泡沫也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出现泡沫，而只着重表现在IT领域。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有关经济过热的表现形式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会发生像过去一样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而只集中表现在某几个部门，或者某几个地区。因此，判断经济景气状况时要及时适应这种经济转型。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对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潜在的风险。从过去的经验数据看，一旦外部需求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会面临增速明显下降的风险。面对经济的外部依赖性的问题，就需要综合平衡考虑我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现在很多国外人士对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了解并不多，很多人主观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由外汇市场决定，但是综观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一年交易量有多少？虽然目前中国外汇交易量，已经是1997年和1998年的五到六倍，一年达到300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也仅占全球外汇市场一天总交易量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央行客观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价格决定者。央行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既是被动的，又是客观需要的。因此货币当局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外汇市场当中干预的技巧，让人民币汇率能够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平均汇率基础上，以配合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将来货币政策的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储备规模的变动。也就是外汇占款如果投放很大的话，货币政策当中的对冲也要足够大。当有一天我们的外汇储备幅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投放基础货币进行相应的调控。
我也一直在思考宏观政策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要和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制度发展配合起来，宏观调控政策不但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还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此外，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以损害制度为前提，这也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值得反思的一面。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其实从全球范围看，银行信贷顺周期的特征都是十分明显的。那么面对目前这么好的经济增长走势，从银行監管的角度，或者从银行风险控制的角度，都有必要对银行发出一种风险警示，在经济好的时候，银行也要做好风险管理。但在具体的方式上，从银行监管机构的角度看，银行监管机构不会替代银行的管理者来判断宏观经济的形势，宏观经济形势是热是冷，是否健康，具体到信贷的项目，在这个经济当中会面临怎样的机会、风险，决策权应该留给银行。但银行监管机构需要不断提醒商业银行注意风险的管控和资产质量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
余贤群：底数不清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最大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究竟怎么看？有说过热的，有说过快的，有说处于过快向过热发展的边缘的，有说经济的基本面还是良性、可控的，等等。各有各的理，但一个大家较为认同的说法是：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太正常，即经济发展结构性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老百姓的福利条件改善程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宏观调控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我认为，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笼统地讲或过热、过冷；或过快、过慢；或过高、过低很难说清楚，关键要看这个经济体本身能否支撑？能支撑多久？这种支撑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否合理？从今年上半年节能、降耗、环保的各项指标看，情况不尽如人意，下半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预期也不容乐观。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心里底数不清！怎样算过热？怎样算过快？就房价而言，究竟涨到多少才算有泡沫，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整个经济体的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房价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多大？再如资本市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股指到多少点算合理？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很大，底数不清，政府在调控中对“用什么药”、“用多少量”、“各种药之间如何配置”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调控的效率和效力。
形成宏观经济今天这种局面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的，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而且国际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使得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今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但同时应该承认，我们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或差距。企业要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我们的经济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亦非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典型的“政府经济”，因为在许多方面，而且在许多大的方面，政府依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许多地方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热心不够、作为不力，仍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大项目、大工程，在各种“大干快上”的增长背后，都隐含着政府追求GDP的内在冲动。一讲当前经济形势大家都会说起“流动性过剩”，但在目前这种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从前一阶段情况可以看得很明显，人民银行的对冲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通过资金运用成本的调控对企业基于“利润导向”的投资行为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对于政府行为的抑制货币政策几乎无能为力。调控政府行为得用政府手段。
从目前情况来看，宏观调控需要着重在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多下功夫。应该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状况，功也好，过也好；利也好，弊也好，都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政府行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宏观经济变化至关重要的变量。对这一经济变量的调整仅用经济手段是难以奏效的。目前，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想发展快一些的积极性应该鼓励和肯定，但各地“较着劲”成立各式各样的新区、开发区、实验区等方面的现象，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合理引导，否则会给当前宏观经济“火上加油”，无助于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研究室理论局）
时红秀：有必要采取相关硬性措施调控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稳定。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有两点是值得欣慰的：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双周期叠加时期；二是在历史上，幅员在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国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速增长是可能的。这么说，回顾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中国还是很幸运的。那么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就是说，究竟如何看待上半年11.5%的GDP增长率？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经济学讨论问题得有参照。参照什么呢？跟历史比还是跟外国比，可能都显得简单化。可以参照的，应该是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增长率太高，会使各方面供应绷得太紧。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管经济运行的部门通过自己加班加点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那时各种需求信息都会传导到计划部门。2003年以来的这次宏观调控，一开始也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后来这一局面缓解了，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物价一直没有持续上涨，大概要担心高增长导致的未来的某种紧张，使之无法持续上涨下去。可是未来的后果现在无法证实。以这种看不见的后果作为参照，来判断当前经济运行是高还是低，难度自然很大。
不妨以两个字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一个是“快”，一个是“大”。也就是说，一个规模日益增长的大块头经济列车，正在快车道上运行着。在这列车的前方，原有世界几大富国，我们先后赶上了，先是意大利，后来是英国，法国，现在说有可能赶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辆经济列车不能是越快越好，不可能这样踩足了油门一直往前冲。有两个怕，第一是会不会突然断了“油”。能源、资源供应会不会一下子中断？这一点现在看还是可以预期，可以把握的。难以预期和把握的是第二，就是这辆车本身会不会散架？也就是说会不会遭受意外冲击。
意外冲击何以会使车辆散架？大家刚才都讲到了不少，比如GDP高速增长，没有增加人们的福利，而是增加了收入悬殊程度，增加了污染程度，增加了癌症等发病率，这使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持续下去。更严重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分工和交易秩序的扩展，GDP增长也就是这一秩序扩展的结果。如果GDP增加没有增加人们的福利，比如增加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则意味着一部分人无法分享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福利，那么他们有可能拒绝甚至破坏这一进程。这样的话岂不要导致中国经济列车散架？
另一个担心是外部冲击。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冲击的因素很突出。中国受到外部冲击何止现在？且不说近代西方侵略，上个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国民党政权下的严重通货膨胀，固然有其打内战需要掠夺人民的一面，但另一个外部因素也应注意：据弗里德曼讲，当时美国西部七个产银州与20多个农业州的议员联合，推动罗斯福政府通过一项白银收购法案，导致银价猛涨，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在战争时期，白银是全国各地都流通的硬通货。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发钞基础。后来国民党的失败与其货币改革和金融危机都有关系。那时候是白银外流，现在可以说是“产能外流”，也就是资源和劳动力出口，美元流入。形势不一样，但外部冲击的因素更复杂。人民币升值和增加汇率弹性，后果是什么应该有详细的评估，不能人云亦云。好像人民币升了值、贸易顺差缩小就是好的，汇率由市场决定就是好的。保尔森这次来，带来了IMF和美国国会的新概念——“汇率失调国”，原来讲“汇率操纵国”，需要以一个国家主观故意为证据，这次有了“汇率失调国”就好了，只须它自己认定就可以。面对压力和诱导，中国必须头脑清醒。人民币升值的后果怎样，我们可以拿1994年汇率改革来反推。中国经济近十多年的飞速增长，包括我们每个人感觉得到的福利增进，外部因素，尤其是1994年的外贸和汇率改革可不能小视。单就人民币汇率，那次一次性地由5.7∶1美元降为8.3∶1，这意味着，此举为中国资源和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生生切来了一大块蛋糕!正是这一块世界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機过后使中国产品仍有地方可卖，也就使得中国大大扩展了其参与世界分工和交易秩序的能力。从那时以来，中国正好快速推进了企业改革和财政改革。企业改革增加了经济活力，分税制的财政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所以可以说，中国国力快速增长，人民福利迅速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1994年开始的改革是关键。而现在外国要求我们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劳动力占优势的经济来说，我们已有的世界市场份额将会怎样变动，更本质地讲，中国人参与全球分工交易的能力有何影响，必须仔细加以评估。美国有它自身的利益，而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重要利益，不是轻易敢让步的。另外，我们国内的巨大市场，也是对方求之不得的好处，这也是我们谈判的筹码。只要头脑清醒，以我为主是可以做到的。
下一步的调控，可能需要果断地推出一些硬性政策。中国经济列车高速运行的助推剂，还是信贷和土地。但这两个闸门何以“严把”了三年效果还有限，得看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就货币信贷而言，基础货币投放总是看得见的，也推出了不少措施。问题是信贷扩张，根源在哪里？不是我们的银行不听中央的话。我有一个疑惑向大家请教，就是我们继承于计划经济时期遍布全国的总分银行体制，是不是使得各地银行分支都在实质上拥有了上级总行这一再贷款者，接受的监督也是这一再贷款者，它们便不会像独立银行那样更加受市场约束了呢？在这种实质上的多头再贷款和纵向监督体制下，各地银行分支机构对一些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敏感。美国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50个州中30个州才允许州外银行异地设分行，联邦法律的这一许可到1994年才颁布。总分银行体制和独立银行体制之间在信贷扩张方面有什么区别，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供行家研究。再说土地，这更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宪法规定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各地方政府自然地对坐落在它辖区内的国有土地行使产权。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土地资源的市场供求状况。因此，土地产权这一本来应由制度规范的对象成了可以由政策调控的对象。地方政府实际行使着国有土地和一部分集体土地的产权，他们支配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对于利率、税收这些政策工具，几乎视之如无。因此这些制度上、体制上的问题没解决，宏观调控要有效的话，一些硬性的行政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了，既然推动经济扩张的力量是非市场的，对市场化手段又不敏感，那么果断地推出一些行政措施也是不得已之事。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孔杰：宏观调控需各方协调并进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觉得不应该过于乐观。虽然各种宏观数据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如果考虑到各种未反映出来的成本，成绩可能就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按照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中国环境报告，中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每天有3亿人饮用污染了的水，每年有1.9亿人受到与水有关的疾病折磨，水污染每年导致3万名儿童死于腹泻；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15年内，中国的空气污染会导致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这些环境成本早晚会凸现出来，其程度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7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国上半年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
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农村个人现金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家庭部门的利益受到挤压。同时，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收入与国营企业收入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断上升，却把收入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以致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虽然也略有提高，却因为不得不负担更大的教育、住房及医疗开支，出现了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居民个人消费比例和家庭储蓄率却减少的怪现象，因而使得国家内需一直不振，甚至会埋下巨大的潜在社会与政治风险。
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经济增长的长期机制上，如果还是靠各个部委解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分解了的特定指标，比如花很大力气去调控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恐怕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
其实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很多政府官员、学者的认识都非常清楚和统一。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的政府来拿出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处理收入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特别是，如果在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不能把收入分配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未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加息、调税、控制银行信贷、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对于如何提升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好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应该不是个问题，然而对于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继续讨论这一点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在哪儿？恐怕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竞争力还是在于过于扭曲的低成本，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技术、管理竞争力的企业占比是非常低的。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技术、管理竞争力作为后盾，一旦人民币升值，出口的门槛提高，市场进一步开放，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强，我们的企业将如何在竞争中立足？因此，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必须重视完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让各种所有制背景的企业能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的进步和宏观经济的平衡,使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不应该在成本环节而应该在创新环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魏连莹：解决好宏观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矛盾问题
对于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一些投机现象，有些人担心会对市场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处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市场中存在适当的投机行为是正常的。投机行为不仅只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欧美等成熟的资本市场也同样存在一定的投机现象。如果没有投机资本市场就会缺乏活力和缺少对资金的吸引力。资本市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价值投资，适当的投机机会更能激发市场的活力。但是投机行为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会给市场带来很多危害。关键问题就在于，监管部门是怎样合理的控制适度投机和过度投机的度的问题，如果能比较合理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会使我们的资本市场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关于怎样处理好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在当今资本市场活跃，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对那些没有进行投资的人来说，他们的个人财富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增加。他们相对于参与投资的人来讲，两者间的财富差距会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加大，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或者说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我认为财富的不断地流动和转移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尤其在今天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当今的经济环境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的概念，没有股市，房产也不能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也就更谈不上投资和升值，房子只是一种可分配性的福利制度，那个时代个人财富的多少只能工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和人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基本没有什么投资渠道。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贫富差异很小，也不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但现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房产和一些固定资产都作为一种有价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产的价格也在不断地上升。个人的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这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一个必然也是正常的现象。我认为要缓解这个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首先要提高社会整体投资理财的观念和意识，并且要建立专业的投资理财队伍对理财知识进行普及和提供理财方面的服务。近几年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快，但目前理财行业的人才缺口依然很大，理财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
关于CPI指数的不断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和如何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话题，成为大家近期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针对CPI的上涨也有一些调控措施相继出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认为对控制CPI的过快增长要依照其具体原因采取不同的手段去解决，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突发性的事件引起的CPI上升，比如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或者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使得国内粮食价格上涨而引发CPI上涨，在这种状态下依靠经济手段比如说加息之类的措施就很难起到预期的效果，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增加市场供给平抑价格，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突发事件影响会通过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逐渐消除，市场会自动恢复正常，CPI也自然会降下来。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再有一种情况是在正常状况下，如粮食产量跟往年比较大致相同，如果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导致的CPI上涨，可能就是通胀加剧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就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华尔金融咨询有限公司）
何予平：当前资产价格攀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股市和楼市急速攀升对经济运行与发展带来的核心影响是什么？这是目前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股市发展的根基是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投资股票市场，最终获取收益是靠企业利润。房地产市场亦如此，房地产升值最终靠什么？房租!房租相当于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分红。当我们投资股票市场时，如果股票不能交易，只能通过分红获益，那么股票的理论价格就是分红收益的贴现值。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买了房子以后你不能卖，只有通过房租来获益，房地产的理论价格就应是房租的贴现值。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内在机制。这个调节要求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宜。本质上讲，这是资本收益率均等化的要求。资本投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率大体上应当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一致。一旦股票价格上涨过快，市盈率过高，那么股票价格就有回落的要求。同样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过快，房租与房价的比例过低，房价就有回落的要求。然而，心理预期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影响很大。在财富效应的带动下，人们会争相持有房产和股票，直到社会资金大量流入房产和股票。最后，调节的方式是泡沫的破灭，社会和个人资金链断裂，大量企业和个人破产，股价和房价又开始急速下跌，同时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如果市场是便利投资同时又打击投机的，股市和楼市的自动调节机制就会在更狭窄的范围内发生，而不至于到达泡沫的边界才调整。當前股票市场体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股市体制鼓励投机，不鼓励长期投资。有三个表现，一是税收，如果我们长期持有股票，从分红来看我们需要交税。但获取资本利得却无需交税，第二是当前市场结构问题，当前中国股市结构一股独大非常明显，同时，国有控股企业占上市公司比例非常高，这就存在内部管理人的问题，企业有股本扩张的冲动。三是财务制度问题，美国上市公司配股或者增股，需以当前股票市场价格来进行，而中国上市公司是依票面价格，从而在财务制度上中国上市公司有便利扩张。因此，国内上市公司都倾向不分红或少分红，这种体制是便于投机而不鼓励投资的。
楼市和股市的泡沫形成到破灭总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那么，现实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如此担心股市和楼市涨了又跌，跌了又涨呢？在我看来，股市和房市涨涨跌跌最大的影响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股市也好，房市也好，资产价格波动将导致财产的重新分配，拥有股票和地产的人会变得相对富有，未持有股票和地产的就会变得相对贫穷。为了保有一定的流动性，贫穷人群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等流动性强的财产比例将较高，富裕人群拥有的股票、地产等资产比例一般会高于低收入人群。此外，资产价格的攀升会导致劳动收入相对减少，而资产收入相对增加。从收入结构来看，贫穷人群收入来源中工资收入占比又相对较高。因此，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急速攀升一方面会导致财产重新分配，另一方面还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遵循这个思路，考察股市楼市泡沫问题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就要另辟蹊径。
政策含义其实是明确的，首先，调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要发挥这两个市场的内在调节机制，发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作用。税收措施是一种重要手段。股市方面，一是要取消红利所得税，鼓励上市公司分红；二是要开征资本利得税。房地产市场方面，要鼓励房屋出租，在房屋出租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类交易费用，同时要减免房租收入的各种税收；而对于房屋买卖的价差所得则要开征税收。
再换一个角度讲，资产价格的攀升导致的是财产的分配问题，那这又怎么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形势呢？既然是分配问题，那么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攀升就无需关注，股市和楼市的涨涨跌跌乃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政府职能就应转换到完善市场的调节机制，而不是提出或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股市和楼市控制在某一目标。同时，政策关注的重点也应放到资产价格急速攀升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方面。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张兴胜：用全球视野评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及宏观调控政策颇受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的看法是，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评论需要有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积极探讨培育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努力增强企业适应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首先，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经济与美日欧等三大经济体上行周期“叠加”，这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新中国成立以来，目前是中国经济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上行周期惟一“叠加”的时期。计划体制下，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基本是割裂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90年代较长时间的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中国与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增长态势是逆向的。整个20世纪，我们从来没有分享过周边大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有利影响。
2003年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相继复苏，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经济高速增长，全球经济已持续了近五年的繁荣。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2002年中国宏观调控时就担心的产能过剩、投资过度的问题其实并不存在，也能够解释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时中国进出口额及外商投资额仍高速增长。全球经济目前看仍然是健康的，如果再能持续繁荣三到五年，对我们就是一个更大的机遇。看不到这个机遇，在“热”、“过热”等根本没有计量标准的问题上花费过大的时间去争论，必要性不大。其实改革开放后，1992～1994年是公认的经济“过热”时期，当时GDP名义增长率在20%～36%之间。目前GDP名义增长率14%左右，且周边环境良好，大谈“过热”似乎有点担心过度。
其次，要着眼于培育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
“双周期叠加”增长，使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更深、更广范围内得到挖掘，显著改善了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双周期叠加”增长也使中国经济增长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飚升、转移性通货膨胀的蔓延、其他国家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在目前态势下，我主张着眼于培养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利用当前难得的经济环境，积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提升创新能力，推动技术、产品和制度创新。在一些关系国家技术竞争力的关键领域，要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协同攻关，力争实现一些前沿关键技术的新突破。要积极培育推动企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氛围，鼓励新产品研发及新技术创新，加快推动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科技强国的转变。
二是强化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努力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市场经济中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会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會推动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从这个意义上讲，生产与消费、价值创新与价值分配的矛盾是市场经济内生的矛盾，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天然阻碍。在经济增长及就业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下，政府需要在社会保障、收入和财富分配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加快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政治优势，将使我们的改革赢得更广泛的基础和道义优势。
再次，在当前经济环境下要积极培育企业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
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进行积极、稳健的市场化改革，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亮点，利率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给中国企业提出了全新的发展要求，即：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
一是要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利率、汇率环境的能力。近年来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对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我非常欣赏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在近期央视“对话”栏目发表的观点：对出口型企业而言，当前要“苦其心志”（认真思考应对的策略）、“劳其筋骨”（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开拓）。努力培育适应变化的利率、汇率环境的能力，目前已成为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问题。
二是打造金融服务企业管理风险的能力。金融服务企业的经济职能之一就是发现、评估、配置风险，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提升市场风险管理能力，并为客户提供市场、信用风险管理服务，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要使命。从这个角度讲，推动银行经营转型，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型银行、多元投资管理银行、优秀交易银行转变，不仅是中国银行业打造长期投资价值的需要，也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健发展的客观要求。
应该着眼加强对经济变化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变化的价格、利率、汇率，越来越变化的市场环境，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都要求我们各类型的服务企业、制造企业、消费者要有适应更激烈的市场和竞争的能力。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金融市场部）
莫万贵：当前经济增长有积极面也有问题面
目前各方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还存在一定的分歧。认为经济过热的理由是上半年11.5％的GDP增速太快，投资加速增长、贸易顺差过大。认为经济形势没有过热，经济运行良好，不值得过多担忧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价格变动相对平稳，供求基本均衡，还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目前经济运行出现过热。除了食品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上涨较快外，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等其他价格基本平稳，也没有出现煤电油运紧张的局面。二是目前企业的效益较好，今年1～6月，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7535亿元，同比增长31.5％。
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呢？我觉得应该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当前经济增长的积极面，也要高度重视和警惕经济增长中存在的问题。
判断经济是否过热一方面要看实际的GDP增速是否超过了潜在的GDP增速，总需求是否较多地超过了总供给，引起了价格总水平较快地上升。由于2003至2006年连续四年较快的投资增长，我国的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生产能力持续扩大，潜在的GDP增速可能较2003年、2004年有了一定的提高。今年上半年GDP11.5％的增速可能并没有超过潜在GDP增速很多，总供求基本平衡，整体价格水平没有过快上涨。所以经济过热的迹象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判断经济是否过热要看经济增长的结构是否趋于合理。应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确实不同于2004年，除了效益较好以外，经济结构也有改善的迹象，第三产业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上升。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半年GDP的增速提高了0.5个百分点，但是第三产业的增速提高了1.3个百分点，投资的增长速度比去年回落了3.9个百分点，消费的增长速度提高了2.1个百分点（消费的实际增速提高了0.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有所改善。在经济结构趋于改善前提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仅仅根据半年的数据来判断经济结构变动趋势和经济未来走势，证据尚不充分，需要进一步观察，而且经济运行中尚存在一些值得高度关注和警惕的问题，我们对未来经济走势不能过于乐观，更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哪些问题值得我们担心呢？一是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未来趋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下半年投资增长可能会继续加速，贸易顺差不一定会高位回落。首先看投资，投资月同比增速不断加快，新开工项目由降转升，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4%，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正增长。利润的高增长增加了企业的自有资金，投资资金来源较充裕，各地的投资冲动仍然较高，下半年投资增长加快的势头难以慢下来，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其次是贸易顺差的问题，近几个月贸易顺差屡创新高，6月份更是达到26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虽然这里面有出口退税、进出口关税调整导致突击出口、延迟进口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国内投资与消费失衡，国内产能过大以及全球经济失衡造成的。决定出口增长的根本因素还是出口产品的利润率，如果在出口退税、出口关税调整之后，企业出口产品仍然能够赚钱，出口还会保持较快增长，而进口替代效应仍然较强，进口关税的下调对促进进口增长的作用有限。因此，贸易政策调整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状况不一定能有所改善，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个担心的是价格的走势，即通货膨胀问题。目前看价格，除了房价和食品价格上涨速度较快以外，其他产品价格大多平稳，CPI上涨也主要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按照国外许多央行的做法，通货膨胀似乎并不需要太多关注食品价格的变动，只需主要关注核心CPI（一般指剔除能源和食品价格后的CPI）。这一做法可能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能源和食品价格的波动往往是由一些暂时性的因素造成的，特别是由供给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段时间以后价格会自然恢复的，因此货币政策没有必要对它作出反应；二是由于供给因素导致能源、食品价格上涨的时候，产出和就业会下降，经济增长会减缓，如果这时候为了抑制通胀而加息，会打击经济，不利于经济复苏。当然对于这种做法也存在争议，那么我国目前的食品价格上涨是否意味着通胀压力呢？我认为，对目前食品价格的上涨，应该予以关注，不能通过在CPI中简单地剔除来处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可能诱发成本推进型通胀。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较高，食品消费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大，平均约为三分之一，食品价格一涨，老百姓生活成本增加较多，食品价格变动对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会改变居民对工资和收入的期望和要求，可能会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二是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或维持在高位，会引起通货膨胀预期，带动非食品价格上涨，带来新的通货膨胀压力。三是食品价格上涨可能包含有警示未来通货膨胀趋势的有用信息。当前我国的食品价格上涨与粮价上涨关系密切，而粮食价格上涨除了受气候和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外，还与其他的因素有密切关系，比如耕地面积的减少，务农人员的减少，工业用粮快速增长等。因此，食品价格上涨意味着未来仍然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此外，近期国际原油上涨较快，创下了历史新高，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另外，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还存在需要花较长时间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这两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一些体制和机制性的问题可能是根源所在。第一是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比如，包括土地、劳动力、水、能源等在内的许多资源性产品价格还不是真正由市场供求决定的。第二是政府的职能定位，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问题。由于相对于消费而言，投资对GDP的拉动是最直接也是最快的，在一些地方政府GDP政绩观的主导下，依靠压低土地价格、资源价格，变相降低环保要求和税收等各种优惠条件招商引资，拉动投资增长，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相互竞争、吸引投资的惯用方法。政府对投资的偏好和对促进消费增长措施的不足，使得低水平的投资得以大量形成，直接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第三是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我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如果企业（银行）不能真正成为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财务上真正实现硬约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继续推进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银行）改革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此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作者所在单位无关
彭兴韵：我们从“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最近几年，大家对中国宏观经济总是感到非常紧张，一会“过热”，一会“没过热但是偏快”，一会又是要“防止由偏快转向过热”。但是，实际的情况并没有像人们想象得那么紧张，宏观经济仍然保持一个非常高的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应当是一种非常良好的运行态势。当然，我们确实面临许多的问题，如大家最不满意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中国现在还处于一段黄金增长时期。快速的增长导致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成了全球的贸易大国、一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GDP总量已达到全球第四。过去，我们的一个梦想就是要“赶美超英”，“超英”的目标已经完成了，中国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英国，赶美似乎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一如继往地深化体制改革。不仅赶美可能是现实的，而且我们在某些方面也“超美”了。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7月25日发布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在国际舞台上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并非一日之功，而是集近30年改革之功力的结果。
毋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我们不应当因此而有了民族自满情绪。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以中国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以中国广大劳动力、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中国经济现在表现出全球最强的外向型特征，而这种外向型特征与其它一些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是“国外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当中国经济获得10%以上的增长率、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奥迪、丰田、本田，在一些凭借资源垄断的行业依靠持续的价格上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那些真正代表着技术创新行业的企业利润却在不断地下降乃至陷于亏损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才勉强维持了生存。總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一样的国际地位。我认为，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仍然是病态的增长。没有拥有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充分的竞争力，只是依赖于衬衫、玩具的出口而换成膨胀的外汇收入，我们仍然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视。美国人、欧洲人、就连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极端傲慢的姿态，根源大抵在于此。
其二，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和集约增长的优越，至少在学界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过去，在衣食住行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此情况下，在低级的生产目标面前，带来美好愿望的理论总是会显得很无力，结果，在生产中总是会忽视健康和对生命的尊重。当然，其它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地方政府、在资本逐利的本性左右下，集约式增长也总是无还手之力地让位于粗放式增长。近年来，政府在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方面花了大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外部强制力的作用可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当工人们越来越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说“不”时，只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超越了温饱和简单的住行方面的需求，对清新的空气、对蓝天、阳光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时，只有当这种需求转化成大多数中国人内在意识的时候，中国才有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这其中，我还想强调一下城市化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环境资源的改善的重要性，尽管这其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的老家的变化就说明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对改善生态环境可能是重要的。在我小的时候，我们家乡的山上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没有多少树，结果，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山洪裹着混浊的泥沙，导致了水土流失和下游河床的抬升。最近，我父亲再次回到老家，他告诉我，现在那里上都长满了树，原来的路都被植被掩盖了，山上还有了野猪。我们老家生态环境的改善就得益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沿海发达地区，那里没有剩下多少人了。总之，城市化、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可能是重要的。
第三，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了。由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收入的公平分配，结果，社会底层的民众与那些具有优越感的富裕阶层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难以调和，这同样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昨天早晨，我还看见小区门口的一辆宝马成为跛脚的宝马。像扎高级轿车轮胎之类的事件，已成了因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冲突的一个缩影。如果说过去30年里，我们是通过“允许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激励机制解放了原来被压抑的生产力，从而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快速成长，那么，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面临和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更好地实现社会生产的公平分配，不应当使经济增长成为一些富裕阶层的经济特权，更应当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福祉的途径。而这，正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终极目标。
最后，正如IMF报告中另外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还带动了一些周边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过来，这些国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这即是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市场的稳定，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繁荣。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与担子也在与日俱增，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冲突也会日益增长。这是开放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会让那些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敌意与嫉妒的某些西方世界感到更加的不自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此，合作并不意味着以牺牲国内经济稳定为代价来促进其他国家的就业增长和稳定。开放、合作最终都只是实现国内经济政治目标的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刘煜辉：未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定位应该紧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症结，方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根本。其核心内容应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
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目标就是要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在内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当前最为主要的措施是，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严格管理资源行业包括征收重税，利润上交国家，限制资金利润使用，服务于国家战略；优化竞争，履行环保义务等，可以使其从名义上和事实上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来源，抵消生态环境与福利欠缺。这些配套的监管措施是放开资源价格促进经济二次循环发挥效果的基础。
当然，从深层次看，资源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最终必然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如何界定等等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二是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
要想办法让政府和企业的过高的储蓄率降下来，从投资转向消费，为此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等等。如此，上下游企业顺畅的价格调整机制方能得以构建，也就是说，资源要素价格上涨因素一定要能向下传导，否则如当下，由于资源价格的扭曲而根本无法传导经济过热的影响，造成日常消费品价格不增，表面没有通胀假象，而实质上是挤压下游企业利润，导致下游企业亏损面扩大，投资消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三是要注意资源要素价格调整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次序协调。
对于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国内越来越倾向于让人民币以较快速度升值，但是，如果在国内要素价格不能反映其真实成本的情况下，快速升值的直接后果是，在继续用国内资源无偿补偿国外消费者的同时，主动通过汇率调整削弱了本国商品的市场竞争力。结果很可能是得不偿失。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在市场经济体中，通胀与升值存在天然的替代关系：一旦资源要素价格上升，对外销售价格自然上升，从而抵消了汇率上升压力，也就是说，价格与汇率乃是两大互相制约的相反的点，而资源价格是根本，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扭曲夸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
故此，稳定汇率，加快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力度，在商品成本逐步反映其实际成本之后，再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波动幅度。届时，由于产品实际成本的适度上升，人民币升值的实际空间有限。并且由于没有持续升值的政策性预期，进入国内的热钱总量会较小，相应的升值压力也小，升值幅度也会更加科学合理。
進一步讲，与其让本币升值提高我国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如让国内的要素所有者得到这块利润（因为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的利润不是在外资手中，主要是中国企业受益），最终同样能够达到倒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并且还有利于启动国内消费。
我们认为，在一个以构建市场价格体系为核心目标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当下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必要在价格和汇率之间做出权衡——对于通胀目标的过分谨慎，并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决策依据，是值得商榷的。
客观上讲，中国目前的价格上升，反映的主要是由于工资、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相对要素价格调整。这种轻微的通胀反映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后的成本推动型价格调整，而非全面的市场供不应求。
“轻价格、保汇率”可能是货币当局现阶段的更为现实的选项：尽一切可能稳定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为中国的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争取更多时间。
四是要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
尽管中国目前人均资本存量仍相当低，但它事实上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最后以FDI和庞大贸易顺差的方式回流国内导致所谓流动性泛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来自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低下，难以将庞大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投资，而需要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更先进的金融中介服务，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如此不可避免地将中国经济体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紧紧地栓在一起，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巨大风险之中。故此，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打破金融垄断，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并以此带动中国国民收入及消费的增长，成为改善中国投资消费失衡的重要一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张晓朴：以综合、量化的指标为基础实施宏观经济决策
观察当前的宏观经济，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有关投资、消费、进出口相关指标，总体的表现是强得更强，弱得更弱。去年上半年消费增长率创十几年来的最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由此也引发了大家对于经济过热的这样或者那样的争论。我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研究有限，但对不少人分析得出目前我国经济仍不算热的结论，我有些担心。我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当下我国11.5%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算热，那么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要达到多少才算过热？从对经济形势判断一直以来存在的诸多的争论反推过去，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决策所依赖的很多基础数据、信息并不充分。比如在2004年、2005年围绕我们国家产能过剩问题进行众多讨论的时候，我曾经对照美联储的相关数据，发现美联储有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每个月的产能利用率数据，并且形成一个指标体系，在什么范围内能够判断产能利用不足，什么范围内能做出产能过热的判断。而我们现在宏观调控的依据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我们的很多部门或者说很多专家的主观判断，并没有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基础。虽然不排除主观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但在分析经济的时候我们宁愿相信比较客观些的数据。因为主观上判断宏观经济，通常会有一种顺周期心理，就是在经济热的时候会认为还不算热，在经济冷的时候也会认为还不算冷。因此建议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应该把我们的决策建立在更综合、量化的指标上，尽快构建这些指标数据的采集、分析体系，从长期来看，这对提高我们国家政策决策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经济是否过热的时候，往往说我国经济只是出现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经济过热，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们已经看到，以往其他国家出现经济过热的时候，恰恰就是首先表现为某几个行业或某几个地区的经济过热。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房地产泡沫现象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全美的现象而仅仅出现在几个特定的州；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泡沫也并不是所有行业都出现泡沫，而只着重表现在IT领域。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有关经济过热的表现形式可能跟过去不一样了，不会发生像过去一样全面性的通货膨胀，而只集中表现在某几个部门，或者某几个地区。因此，判断经济景气状况时要及时适应这种经济转型。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对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个现象也值得我们关注，这也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潜在的风险。从过去的经验数据看，一旦外部需求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也会面临增速明显下降的风险。面对经济的外部依赖性的问题，就需要综合平衡考虑我国的汇率政策、贸易政策。现在很多国外人士对中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了解并不多，很多人主观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由外汇市场决定，但是综观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一年交易量有多少？虽然目前中国外汇交易量，已经是1997年和1998年的五到六倍，一年达到300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也仅占全球外汇市场一天总交易量的十分之一。这说明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央行客观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价格决定者。央行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既是被动的，又是客观需要的。因此货币当局可以进一步提高在外汇市场当中干预的技巧，让人民币汇率能够维持在相对合理的平均汇率基础上，以配合国内的宏观经济走势。将来货币政策的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要基于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储备规模的变动。也就是外汇占款如果投放很大的话，货币政策当中的对冲也要足够大。当有一天我们的外汇储备幅度降下来的时候，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投放基础货币进行相应的调控。
我也一直在思考宏观政策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要和我们国家未来经济制度发展配合起来，宏观调控政策不但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还要解决中长期的问题，此外，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该以损害制度为前提，这也是我们在宏观调控中值得反思的一面。从银行的角度来看，其实从全球范围看，银行信贷顺周期的特征都是十分明显的。那么面对目前这么好的经济增长走势，从银行監管的角度，或者从银行风险控制的角度，都有必要对银行发出一种风险警示，在经济好的时候，银行也要做好风险管理。但在具体的方式上，从银行监管机构的角度看，银行监管机构不会替代银行的管理者来判断宏观经济的形势，宏观经济形势是热是冷，是否健康，具体到信贷的项目，在这个经济当中会面临怎样的机会、风险，决策权应该留给银行。但银行监管机构需要不断提醒商业银行注意风险的管控和资产质量的变化。
（作者单位：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部）
余贤群：底数不清是当前宏观调控面临最大的问题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究竟怎么看？有说过热的，有说过快的，有说处于过快向过热发展的边缘的，有说经济的基本面还是良性、可控的，等等。各有各的理，但一个大家较为认同的说法是：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太正常，即经济发展结构性的矛盾突出，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太大，老百姓的福利条件改善程度与GDP的增长速度不相适应，宏观调控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我认为，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笼统地讲或过热、过冷；或过快、过慢；或过高、过低很难说清楚，关键要看这个经济体本身能否支撑？能支撑多久？这种支撑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否合理？从今年上半年节能、降耗、环保的各项指标看，情况不尽如人意，下半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预期也不容乐观。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心里底数不清！怎样算过热？怎样算过快？就房价而言，究竟涨到多少才算有泡沫，老百姓的心理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整个经济体的承受能力究竟有多大？房价对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有多大？再如资本市场，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股指到多少点算合理？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分歧很大，底数不清，政府在调控中对“用什么药”、“用多少量”、“各种药之间如何配置”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调控的效率和效力。
形成宏观经济今天这种局面的根子在什么地方？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分析的，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而且国际国内矛盾相互交织、相互转化，使得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我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今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但同时应该承认，我们离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有相当的距离或差距。企业要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基础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我们的经济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亦非典型的计划经济，而是典型的“政府经济”，因为在许多方面，而且在许多大的方面，政府依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许多地方政府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方面热心不够、作为不力，仍热衷于招商引资，热衷于大项目、大工程，在各种“大干快上”的增长背后，都隐含着政府追求GDP的内在冲动。一讲当前经济形势大家都会说起“流动性过剩”，但在目前这种体制和政策环境下，仅仅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从前一阶段情况可以看得很明显，人民银行的对冲操作，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通过资金运用成本的调控对企业基于“利润导向”的投资行为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对于政府行为的抑制货币政策几乎无能为力。调控政府行为得用政府手段。
从目前情况来看，宏观调控需要着重在投融资政策、财税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多下功夫。应该说，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状况，功也好，过也好；利也好，弊也好，都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政府行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宏观经济变化至关重要的变量。对这一经济变量的调整仅用经济手段是难以奏效的。目前，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很高。一些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想发展快一些的积极性应该鼓励和肯定，但各地“较着劲”成立各式各样的新区、开发区、实验区等方面的现象，在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要加以合理引导，否则会给当前宏观经济“火上加油”，无助于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研究室理论局）
时红秀：有必要采取相关硬性措施调控宏观经济
宏观经济学研究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稳定。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增长？从大家的发言中我们看到有两点是值得欣慰的：一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双周期叠加时期；二是在历史上，幅员在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国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速增长是可能的。这么说，回顾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成就，中国还是很幸运的。那么怎样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就是说，究竟如何看待上半年11.5%的GDP增长率？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经济学讨论问题得有参照。参照什么呢？跟历史比还是跟外国比，可能都显得简单化。可以参照的，应该是这种增长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增长率太高，会使各方面供应绷得太紧。这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主管经济运行的部门通过自己加班加点的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那时各种需求信息都会传导到计划部门。2003年以来的这次宏观调控，一开始也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后来这一局面缓解了，那么我们还担心什么呢？物价一直没有持续上涨，大概要担心高增长导致的未来的某种紧张，使之无法持续上涨下去。可是未来的后果现在无法证实。以这种看不见的后果作为参照，来判断当前经济运行是高还是低，难度自然很大。
不妨以两个字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一个是“快”，一个是“大”。也就是说，一个规模日益增长的大块头经济列车，正在快车道上运行着。在这列车的前方，原有世界几大富国，我们先后赶上了，先是意大利，后来是英国，法国，现在说有可能赶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辆经济列车不能是越快越好，不可能这样踩足了油门一直往前冲。有两个怕，第一是会不会突然断了“油”。能源、资源供应会不会一下子中断？这一点现在看还是可以预期，可以把握的。难以预期和把握的是第二，就是这辆车本身会不会散架？也就是说会不会遭受意外冲击。
意外冲击何以会使车辆散架？大家刚才都讲到了不少，比如GDP高速增长，没有增加人们的福利，而是增加了收入悬殊程度，增加了污染程度，增加了癌症等发病率，这使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持续下去。更严重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分工和交易秩序的扩展，GDP增长也就是这一秩序扩展的结果。如果GDP增加没有增加人们的福利，比如增加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则意味着一部分人无法分享中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福利，那么他们有可能拒绝甚至破坏这一进程。这样的话岂不要导致中国经济列车散架？
另一个担心是外部冲击。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今天，外部冲击的因素很突出。中国受到外部冲击何止现在？且不说近代西方侵略，上个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国民党政权下的严重通货膨胀，固然有其打内战需要掠夺人民的一面，但另一个外部因素也应注意：据弗里德曼讲，当时美国西部七个产银州与20多个农业州的议员联合，推动罗斯福政府通过一项白银收购法案，导致银价猛涨，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在战争时期，白银是全国各地都流通的硬通货。白银外流直接导致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发钞基础。后来国民党的失败与其货币改革和金融危机都有关系。那时候是白银外流，现在可以说是“产能外流”，也就是资源和劳动力出口，美元流入。形势不一样，但外部冲击的因素更复杂。人民币升值和增加汇率弹性，后果是什么应该有详细的评估，不能人云亦云。好像人民币升了值、贸易顺差缩小就是好的，汇率由市场决定就是好的。保尔森这次来，带来了IMF和美国国会的新概念——“汇率失调国”，原来讲“汇率操纵国”，需要以一个国家主观故意为证据，这次有了“汇率失调国”就好了，只须它自己认定就可以。面对压力和诱导，中国必须头脑清醒。人民币升值的后果怎样，我们可以拿1994年汇率改革来反推。中国经济近十多年的飞速增长，包括我们每个人感觉得到的福利增进，外部因素，尤其是1994年的外贸和汇率改革可不能小视。单就人民币汇率，那次一次性地由5.7∶1美元降为8.3∶1，这意味着，此举为中国资源和劳动力在世界市场上生生切来了一大块蛋糕!正是这一块世界市场，在亚洲金融危機过后使中国产品仍有地方可卖，也就使得中国大大扩展了其参与世界分工和交易秩序的能力。从那时以来，中国正好快速推进了企业改革和财政改革。企业改革增加了经济活力，分税制的财政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所以可以说，中国国力快速增长，人民福利迅速提高和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1994年开始的改革是关键。而现在外国要求我们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劳动力占优势的经济来说，我们已有的世界市场份额将会怎样变动，更本质地讲，中国人参与全球分工交易的能力有何影响，必须仔细加以评估。美国有它自身的利益，而世界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的重要利益，不是轻易敢让步的。另外，我们国内的巨大市场，也是对方求之不得的好处，这也是我们谈判的筹码。只要头脑清醒，以我为主是可以做到的。
下一步的调控，可能需要果断地推出一些硬性政策。中国经济列车高速运行的助推剂，还是信贷和土地。但这两个闸门何以“严把”了三年效果还有限，得看其内在的作用机制。就货币信贷而言，基础货币投放总是看得见的，也推出了不少措施。问题是信贷扩张，根源在哪里？不是我们的银行不听中央的话。我有一个疑惑向大家请教，就是我们继承于计划经济时期遍布全国的总分银行体制，是不是使得各地银行分支都在实质上拥有了上级总行这一再贷款者，接受的监督也是这一再贷款者，它们便不会像独立银行那样更加受市场约束了呢？在这种实质上的多头再贷款和纵向监督体制下，各地银行分支机构对一些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敏感。美国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50个州中30个州才允许州外银行异地设分行，联邦法律的这一许可到1994年才颁布。总分银行体制和独立银行体制之间在信贷扩张方面有什么区别，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供行家研究。再说土地，这更是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宪法规定土地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各地方政府自然地对坐落在它辖区内的国有土地行使产权。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土地资源的市场供求状况。因此，土地产权这一本来应由制度规范的对象成了可以由政策调控的对象。地方政府实际行使着国有土地和一部分集体土地的产权，他们支配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对于利率、税收这些政策工具，几乎视之如无。因此这些制度上、体制上的问题没解决，宏观调控要有效的话，一些硬性的行政措施是不可避免的。再说了，既然推动经济扩张的力量是非市场的，对市场化手段又不敏感，那么果断地推出一些行政措施也是不得已之事。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孔杰：宏观调控需各方协调并进
对于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我觉得不应该过于乐观。虽然各种宏观数据看起来非常漂亮，但是如果考虑到各种未反映出来的成本，成绩可能就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按照经合组织最近发布的中国环境报告，中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每天有3亿人饮用污染了的水，每年有1.9亿人受到与水有关的疾病折磨，水污染每年导致3万名儿童死于腹泻；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15年内，中国的空气污染会导致60万城市人口过早死亡，每年发生2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这些环境成本早晚会凸现出来，其程度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7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国上半年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
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在近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农村个人现金消费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家庭部门的利益受到挤压。同时，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收入与国营企业收入占GDP的比例虽然不断上升，却把收入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以致城镇与农村家庭收入虽然也略有提高，却因为不得不负担更大的教育、住房及医疗开支，出现了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但居民个人消费比例和家庭储蓄率却减少的怪现象，因而使得国家内需一直不振，甚至会埋下巨大的潜在社会与政治风险。
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应该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经济增长的长期机制上，如果还是靠各个部委解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分解了的特定指标，比如花很大力气去调控股市、房市等资产价格，恐怕很难收到较好的效果。
其实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解决目前的问题，很多政府官员、学者的认识都非常清楚和统一。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我们的政府来拿出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去处理收入分配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特别是，如果在目前宏观经济形势这么好的情况下，还不能把收入分配的问题解决好，那么，未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要花费更长的时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在宏观经济调控领域，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加息、调税、控制银行信贷、固定资产投资等等，对于如何提升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的竞争力，好像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这应该不是个问题，然而对于还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继续讨论这一点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我们企业的竞争力在哪儿？恐怕相当一部分企业的竞争力还是在于过于扭曲的低成本，真正具有国际水平的技术、管理竞争力的企业占比是非常低的。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技术、管理竞争力作为后盾，一旦人民币升值，出口的门槛提高，市场进一步开放，周边国家竞争力加强，我们的企业将如何在竞争中立足？因此，要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必须重视完善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垄断、建设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让各种所有制背景的企业能公平竞争，来实现产业的进步和宏观经济的平衡,使企业竞争的主要领域不应该在成本环节而应该在创新环节。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
魏连莹：解决好宏观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矛盾问题
对于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一些投机现象，有些人担心会对市场产生不良的影响，我认为现在中国正处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增加市场的活跃程度，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市场中存在适当的投机行为是正常的。投机行为不仅只存在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欧美等成熟的资本市场也同样存在一定的投机现象。如果没有投机资本市场就会缺乏活力和缺少对资金的吸引力。资本市场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价值投资，适当的投机机会更能激发市场的活力。但是投机行为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活跃市场的同时，也会给市场带来很多危害。关键问题就在于，监管部门是怎样合理的控制适度投机和过度投机的度的问题，如果能比较合理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就会使我们的资本市场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关于怎样处理好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财富重新分配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加大的问题。在当今资本市场活跃，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下，对那些没有进行投资的人来说，他们的个人财富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相应地增加。他们相对于参与投资的人来讲，两者间的财富差距会随着时间的增加逐渐加大，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会造成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或者说社会财富进行了重新的分配。我认为财富的不断地流动和转移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尤其在今天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阶段。当今的经济环境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资本市场的概念，没有股市，房产也不能成为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也就更谈不上投资和升值，房子只是一种可分配性的福利制度，那个时代个人财富的多少只能工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和人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基本没有什么投资渠道。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贫富差异很小，也不存在相关的社会问题。但现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房产和一些固定资产都作为一种有价商品出现在市场上，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资产的价格也在不断地上升。个人的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贫富差距加大。这是经济体制转型中一个必然也是正常的现象。我认为要缓解这个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首先要提高社会整体投资理财的观念和意识，并且要建立专业的投资理财队伍对理财知识进行普及和提供理财方面的服务。近几年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快，但目前理财行业的人才缺口依然很大，理财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
关于CPI指数的不断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和如何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的话题，成为大家近期关注的一个焦点，目前针对CPI的上涨也有一些调控措施相继出台，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认为对控制CPI的过快增长要依照其具体原因采取不同的手段去解决，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突发性的事件引起的CPI上升，比如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或者受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使得国内粮食价格上涨而引发CPI上涨，在这种状态下依靠经济手段比如说加息之类的措施就很难起到预期的效果，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增加市场供给平抑价格，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突发事件影响会通过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逐渐消除，市场会自动恢复正常，CPI也自然会降下来。假如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再有一种情况是在正常状况下，如粮食产量跟往年比较大致相同，如果因为粮食价格上涨，而导致的CPI上涨，可能就是通胀加剧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就会起到比较好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东方华尔金融咨询有限公司）
何予平：当前资产价格攀升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股市和楼市急速攀升对经济运行与发展带来的核心影响是什么？这是目前需要我们讨论的问题。
股市发展的根基是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投资股票市场，最终获取收益是靠企业利润。房地产市场亦如此，房地产升值最终靠什么？房租!房租相当于股票市场中上市公司的分红。当我们投资股票市场时，如果股票不能交易，只能通过分红获益，那么股票的理论价格就是分红收益的贴现值。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买了房子以后你不能卖，只有通过房租来获益，房地产的理论价格就应是房租的贴现值。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存在市场自动调节的内在机制。这个调节要求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上涨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宜。本质上讲，这是资本收益率均等化的要求。资本投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收益率大体上应当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一致。一旦股票价格上涨过快，市盈率过高，那么股票价格就有回落的要求。同样地，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过快，房租与房价的比例过低，房价就有回落的要求。然而，心理预期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影响很大。在财富效应的带动下，人们会争相持有房产和股票，直到社会资金大量流入房产和股票。最后，调节的方式是泡沫的破灭，社会和个人资金链断裂，大量企业和个人破产，股价和房价又开始急速下跌，同时对整个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的影响。
如果市场是便利投资同时又打击投机的，股市和楼市的自动调节机制就会在更狭窄的范围内发生，而不至于到达泡沫的边界才调整。當前股票市场体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股市体制鼓励投机，不鼓励长期投资。有三个表现，一是税收，如果我们长期持有股票，从分红来看我们需要交税。但获取资本利得却无需交税，第二是当前市场结构问题，当前中国股市结构一股独大非常明显，同时，国有控股企业占上市公司比例非常高，这就存在内部管理人的问题，企业有股本扩张的冲动。三是财务制度问题，美国上市公司配股或者增股，需以当前股票市场价格来进行，而中国上市公司是依票面价格，从而在财务制度上中国上市公司有便利扩张。因此，国内上市公司都倾向不分红或少分红，这种体制是便于投机而不鼓励投资的。
楼市和股市的泡沫形成到破灭总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那么，现实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如此担心股市和楼市涨了又跌，跌了又涨呢？在我看来，股市和房市涨涨跌跌最大的影响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股市也好，房市也好，资产价格波动将导致财产的重新分配，拥有股票和地产的人会变得相对富有，未持有股票和地产的就会变得相对贫穷。为了保有一定的流动性，贫穷人群持有的现金、银行存款等流动性强的财产比例将较高，富裕人群拥有的股票、地产等资产比例一般会高于低收入人群。此外，资产价格的攀升会导致劳动收入相对减少，而资产收入相对增加。从收入结构来看，贫穷人群收入来源中工资收入占比又相对较高。因此，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急速攀升一方面会导致财产重新分配，另一方面还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遵循这个思路，考察股市楼市泡沫问题对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就要另辟蹊径。
政策含义其实是明确的，首先，调控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要发挥这两个市场的内在调节机制，发挥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作用。税收措施是一种重要手段。股市方面，一是要取消红利所得税，鼓励上市公司分红；二是要开征资本利得税。房地产市场方面，要鼓励房屋出租，在房屋出租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类交易费用，同时要减免房租收入的各种税收；而对于房屋买卖的价差所得则要开征税收。
再换一个角度讲，资产价格的攀升导致的是财产的分配问题，那这又怎么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增长形势呢？既然是分配问题，那么资产价格一定程度的攀升就无需关注，股市和楼市的涨涨跌跌乃是一个正常的经济现象。政府职能就应转换到完善市场的调节机制，而不是提出或者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股市和楼市控制在某一目标。同时，政策关注的重点也应放到资产价格急速攀升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方面。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