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胥黎是自学成才的19世纪英国著名博物学家。仅仅接受过两年正规学校教育的赫胥黎，通过刻苦自学与勤勉工作，先后在比较解剖学、海洋生物学、人类形态学、古生物学等领域取得令人高山仰止的成就，比如发现了毛发结构的“赫胥黎层”，首先提出了人类起源的问题，出版《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论有机界现象的起源》等著述。
　　然而，赫胥黎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或许是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具有时代正能量的科学真理，集中见诸他是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达尔文的斗犬”。
　　19世纪上半叶，进化论思想尚未在英国得到普及，英国人一直为之争论不休；“保守的”神创论者认为进化论违背了基督教正统说法，构成了英国既有社会秩序的威胁，而“激进的”进化论者则把进化论视为拓宽社会民主、推翻贵族等级制的工具。所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1859年的出版，在造就人人“都在读达尔文的书”的同时，把关涉进化论的争议和辩论推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虽然赫胥黎更感兴趣于提倡唯物主义科学精神，并不完全接受达尔文学说，比如渐进主义，但他并未因此否认《物种起源》是一部“高贵的著作”，相反坚信它必将引起科学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
　　所以，在得知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等人将《物种起源》贬抑为“曾经读过的最缺乏哲学基础的书”的时候，赫胥黎以“准备接受火刑”的态度郑重地宣布自己是“达尔文的斗犬”，决心有力地反击以威尔伯福斯为代表的神创论者对达尔文学说的围攻，捍卫进化论思想的纯洁性，于是便有了他在《泰晤士报》上匿名撰文介绍和支持达尔文学说之后，数次公开参与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论争，其间人尽皆知的是1860年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论争、1880年赫胥黎—阿诺德论争。
　　1860年6月27日至7月4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第30届年会在牛津召开。6月30日，因为赫胥黎与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两天前就大猩猩的大脑与人脑的区别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大猩猩与低等动物之间的区别的辩论的预热，大约700名听众挤进了会场——新落成的牛津大学博物馆，其中有科学家、宗教界人士以及普通听众。
　　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论争“不只是一个解剖学家反对另一个解剖学家，也不是关于事实证据与抽象论断的论战，而是个人之间的才智之战，是科学与教会之间的公开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论战时常被视为“除滑铁卢战役之外，19世纪最著名的战争”，抑或说构成了科学真理战胜宗教迷信的标志。
　　但众所周知，进化论的胜利并非仅仅意味着指出人们原来是从猩猩进化而来；倘若我们希望自己的行动变得更加高尚，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我们无疑还需其他方面的指引。换言之，进化论不足以帮助我们消除科学发展中的所有不和谐音符，我们还需要其他学科来弥补此间的欠缺，比如广义的文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场预料之中的论争在作为进化论卫士抑或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与作为人文学者代表的马修·阿诺德之间发生了。
　　1880年，在伯明翰的乔赛亚·梅森爵士科学学院，即伯明翰大学前身的建院典礼上，赫胥黎发表了题为“科学与文化”的演讲，其核心是就文化习得而言，仅仅涉及科学的教育即使不是更加有效于仅仅涉及文学的教育，至少也是同等有效的。对此，阿诺德在题为“文学与科学”的1882年剑桥大学里的演讲中，进行了驳斥；阿诺德认为，对美和行为操守的关心即生活意义之所在，唯有广义的文学才能反映并促进这种关心。
　　毋庸置疑，赫胥黎取得了赫胥黎—阿诺德论争的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认为，赫胥黎仅仅是一个进化论的捍卫者。虽然赫胥黎扮演“达尔文的斗犬”长达数十年，但他对古典学一类人文学科，也非常感兴趣。
　　事实上，一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无论是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論争还是赫胥黎—阿诺德论争，其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从文化层面制约了科技力量，防止了科学话语霸权的出现，因而维护了英国社会良性的语言生态。在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当下中国，赫胥黎参与其中的这些论争对我们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