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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女性关注的话题，东西方由于文化的不同，女性觉醒的方式也不同。本文拟选取相同时期西方和中国女性主义作家代表——张爱玲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进行分析并比较她们写作方式的异同。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芙 张爱玲 女性主义 东西方差异
在全世界，女性的地位问题一直是人们，尤其是女性关注的问题。西方的女性主义如果从1791年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算起，比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要早了很多年。中国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五四前后出现了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本文拟选取西方和中国的两个女性主义作家代表——张爱玲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进行分析并比较她们写作方式的异同。
伍尔芙出生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家庭，早期遵循着严格的社会礼仪规范。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中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家庭天使”的角色而被迫充当繁重的家庭经济事物的管理者。但是作为文人雅士的父亲实际上依然是父权制的家长，一直按照“女人的最高天性就是为男人服务”的教条来管理家庭。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的蔑视和母亲的早逝为伍尔芙的女性主义思想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许多进步女性仿效西方提出的口号，张爱玲的母亲是最早逃出腐朽的封建官僚门庭，留学英法的新女性。但是她们的受教育是在父权制允许的范围内，依靠家庭经济上的救助实现的。因此她们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是极不彻底的，但毕竟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开了一个好头，同时更为张爱玲做出了勇敢的榜样，在张爱玲身上及她后来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从家庭背景来看，伍尔芙和张爱玲的家庭是不同文化体制下的父权社会的缩影。共同点是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她们已经认识到了“菲勒斯中心”对女性的压迫并且有了反抗的意识。不同点是张爱玲的母亲以亲身经历从正面引导和帮助了张爱玲，使她勇于与封建家庭决裂，伍尔芙的母亲则从反面使伍尔芙感到解放女性的紧迫性。
20世纪初叶的英国，女性意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衍生、发展已达到了高潮。伍尔芙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见证人，继承和发扬了女性文化的传统。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独立的标志。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这间屋子租下来或买下来。在这个有锁的房间里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女权运动大多以男性社会权利和语言形式作为参照物，忽略了对父权制社会文化本身的质疑。比如《简·爱》的女主角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是不难看出，她对罗切斯特情感上的依赖依然是父权社会女性的悲哀，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依附于男性的平等，也可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女性运动。与此相比，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一封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在女性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它更多是依附于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女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与男性相对的个体出现。一直到了三四十年代听见了真正来自女性的声音。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男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女性都形成了很大的优势。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着某种缺陷，这也正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统治地位的挑战。在《连环套》中，十四岁的霓喜被卖给绸缎店老板雅赫雅，她和他生活了十二年，却始终没有正式的妻子名分。霓喜的正当要求却得不到丈夫的满足，反而招致毒打。当雅赫雅发现霓喜与崔玉铭有染时，作为“家长”象征的丈夫便逼霓喜离开这个家，他“手握着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给我走！你不走我锥瞎你眼睛！’”丈夫对“妻子”的淫威在此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宗法父权赋予男性的一种权力，也就决定了女性从属于受虐的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男性社会权威的反抗和嘲弄，她笔下的男性角色被有意识地矮化了，这也反映了经过长时间压迫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引以为傲的地位和体力提出了质疑。
在19世纪到20世纪，女性的战场主要是家庭，所以伍尔芙和张爱玲无一例外地把写作的焦点放在女性的家庭问题。女性要想真正在社会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首先应在家庭中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和服从。在西方国家，女性往往被塑造成“房子里的天使”，为了男性的利益牺牲了“自我”。在东方，“贤妻良母”是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忍耐和驯服是女性的美德。所不同的是，伍尔芙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更多是以挑战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为前提的，而张爱玲则有意识地撼动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西方现代文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想为前提的，主张以理智抑制人性的欲望，以真理的取得为终极目标。这种理性至上的观点给西方的男性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男性蔑视女性，贬低女性找到了借口。伍尔芙的小说《到灯塔去》塑造了拉姆齐夫妇。拉姆齐性格孤僻，处事刻板，被男权社会看做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理性的代表。拉姆齐夫人则是情感与人类美好品质的化身，相对于拉姆齐的呆板，不近人情，拉姆齐夫人是宾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传递情感、建立稳固关系的纽带。拉姆齐先生狂热追求所谓“生硬的真理”，完全忽视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强烈鄙视女性的想象世界，但是他又离不开情感的慰藉。当拉姆齐夫人以人类的想象支撑起了感情的、希望的世界时，伍尔芙反讽地颠覆了理性与情感的等级关系。《到灯塔去》中的灯塔正体现了两股势力——理性与情感冲突的结束。伍尔芙在这种小说中就是要为男女两性所代表的两种对立情感与原则找到合理的途径，以使它们达到有机和谐与统一。拉姆齐对妻子的依赖正说明了理性不可能统治情感。理性不是真理。没有了情感，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人、家庭、社会和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在家庭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把女性禁锢在从属的地位。儒家文化是宗族制的文化，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文化，宗族制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张爱玲小说里难得的非常彻底的人物。她本身可以说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因为姜二爷的残疾，她得以“幸运”地嫁入姜家，但因着她的出身和丈夫的原因，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直被人看不起。曹七巧是语言粗鲁，举止怪异，甚至勾引小叔子。一切违反父权制文化的事情七巧都敢做，所以才有分家一节中，当所有的人对九老太爷的分家方式保持沉默时，只有七巧说出了异议。曹七巧把自己装束成一个可怕的女巫与恶魔般具有威慑力的女权主义者进行生存和发展，但她毕竟还是抗争了，在暴发中显示了女性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的大旗竖起至今，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思想的浪潮。在西方和中国，伍尔芙和张爱玲都用她们的智慧和思想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红玲.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求索，2005，3.
［2］陈志杰.文化的女性与女性的文化——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较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04，7.
［3］郭元波.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解读伍尔芙同时代女作家的社会空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5.
［4］李红梅.伍尔芙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J］.学术交流，2005，8.
［5］瞿华兵.反抗背后的人性挣扎——《金锁记》中的女性主义［J］.铜陵学院学报，2005，3.
［6］潘华凌.殊途同归 神交与往——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7.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芙 张爱玲 女性主义 东西方差异
在全世界，女性的地位问题一直是人们，尤其是女性关注的问题。西方的女性主义如果从1791年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市民的人权宣言》算起，比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要早了很多年。中国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五四前后出现了第一批既受过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又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女性。本文拟选取西方和中国的两个女性主义作家代表——张爱玲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进行分析并比较她们写作方式的异同。
伍尔芙出生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家庭，早期遵循着严格的社会礼仪规范。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中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家庭天使”的角色而被迫充当繁重的家庭经济事物的管理者。但是作为文人雅士的父亲实际上依然是父权制的家长，一直按照“女人的最高天性就是为男人服务”的教条来管理家庭。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的蔑视和母亲的早逝为伍尔芙的女性主义思想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许多进步女性仿效西方提出的口号，张爱玲的母亲是最早逃出腐朽的封建官僚门庭，留学英法的新女性。但是她们的受教育是在父权制允许的范围内，依靠家庭经济上的救助实现的。因此她们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是极不彻底的，但毕竟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开了一个好头，同时更为张爱玲做出了勇敢的榜样，在张爱玲身上及她后来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从家庭背景来看，伍尔芙和张爱玲的家庭是不同文化体制下的父权社会的缩影。共同点是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她们已经认识到了“菲勒斯中心”对女性的压迫并且有了反抗的意识。不同点是张爱玲的母亲以亲身经历从正面引导和帮助了张爱玲，使她勇于与封建家庭决裂，伍尔芙的母亲则从反面使伍尔芙感到解放女性的紧迫性。
20世纪初叶的英国，女性意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衍生、发展已达到了高潮。伍尔芙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见证人，继承和发扬了女性文化的传统。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独立的标志。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这间屋子租下来或买下来。在这个有锁的房间里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女权运动大多以男性社会权利和语言形式作为参照物，忽略了对父权制社会文化本身的质疑。比如《简·爱》的女主角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是不难看出，她对罗切斯特情感上的依赖依然是父权社会女性的悲哀，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依附于男性的平等，也可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女性运动。与此相比，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一封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在女性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它更多是依附于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女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与男性相对的个体出现。一直到了三四十年代听见了真正来自女性的声音。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男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女性都形成了很大的优势。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着某种缺陷，这也正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统治地位的挑战。在《连环套》中，十四岁的霓喜被卖给绸缎店老板雅赫雅，她和他生活了十二年，却始终没有正式的妻子名分。霓喜的正当要求却得不到丈夫的满足，反而招致毒打。当雅赫雅发现霓喜与崔玉铭有染时，作为“家长”象征的丈夫便逼霓喜离开这个家，他“手握着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给我走！你不走我锥瞎你眼睛！’”丈夫对“妻子”的淫威在此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宗法父权赋予男性的一种权力，也就决定了女性从属于受虐的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男性社会权威的反抗和嘲弄，她笔下的男性角色被有意识地矮化了，这也反映了经过长时间压迫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引以为傲的地位和体力提出了质疑。
在19世纪到20世纪，女性的战场主要是家庭，所以伍尔芙和张爱玲无一例外地把写作的焦点放在女性的家庭问题。女性要想真正在社会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首先应在家庭中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和服从。在西方国家，女性往往被塑造成“房子里的天使”，为了男性的利益牺牲了“自我”。在东方，“贤妻良母”是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忍耐和驯服是女性的美德。所不同的是，伍尔芙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更多是以挑战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为前提的，而张爱玲则有意识地撼动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西方现代文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想为前提的，主张以理智抑制人性的欲望，以真理的取得为终极目标。这种理性至上的观点给西方的男性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男性蔑视女性，贬低女性找到了借口。伍尔芙的小说《到灯塔去》塑造了拉姆齐夫妇。拉姆齐性格孤僻，处事刻板，被男权社会看做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理性的代表。拉姆齐夫人则是情感与人类美好品质的化身，相对于拉姆齐的呆板，不近人情，拉姆齐夫人是宾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传递情感、建立稳固关系的纽带。拉姆齐先生狂热追求所谓“生硬的真理”，完全忽视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强烈鄙视女性的想象世界，但是他又离不开情感的慰藉。当拉姆齐夫人以人类的想象支撑起了感情的、希望的世界时，伍尔芙反讽地颠覆了理性与情感的等级关系。《到灯塔去》中的灯塔正体现了两股势力——理性与情感冲突的结束。伍尔芙在这种小说中就是要为男女两性所代表的两种对立情感与原则找到合理的途径，以使它们达到有机和谐与统一。拉姆齐对妻子的依赖正说明了理性不可能统治情感。理性不是真理。没有了情感，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人、家庭、社会和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在家庭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把女性禁锢在从属的地位。儒家文化是宗族制的文化，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文化，宗族制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张爱玲小说里难得的非常彻底的人物。她本身可以说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因为姜二爷的残疾，她得以“幸运”地嫁入姜家，但因着她的出身和丈夫的原因，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直被人看不起。曹七巧是语言粗鲁，举止怪异，甚至勾引小叔子。一切违反父权制文化的事情七巧都敢做，所以才有分家一节中，当所有的人对九老太爷的分家方式保持沉默时，只有七巧说出了异议。曹七巧把自己装束成一个可怕的女巫与恶魔般具有威慑力的女权主义者进行生存和发展，但她毕竟还是抗争了，在暴发中显示了女性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的大旗竖起至今，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思想的浪潮。在西方和中国，伍尔芙和张爱玲都用她们的智慧和思想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红玲.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求索，2005，3.
［2］陈志杰.文化的女性与女性的文化——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较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2004，7.
［3］郭元波.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解读伍尔芙同时代女作家的社会空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5，5.
［4］李红梅.伍尔芙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J］.学术交流，2005，8.
［5］瞿华兵.反抗背后的人性挣扎——《金锁记》中的女性主义［J］.铜陵学院学报，2005，3.
［6］潘华凌.殊途同归 神交与往——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比较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