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意义上讲，因为具有着高等的智能，所以人类的发展史就成了一部按照自己意愿改变自然的历史。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质量更好，人类又不断总结经验，做出种种努力试图去避免灾难，或者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自己能够幸存。随着历史的进步，经验不断的积累，科技发展又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对抗灾难的应急手段，但是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提出了更多应急措施的新需求。

　　其实，古代人最开始的应急手段非常简单——祷告求神，不过很快人类发现求神不如求己，于是就继续研究出各种应急措施，做好应对灾难的准备。那么，古人们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意外呢？首先是建立一个观念——有备无患。这一点我们的祖先在战国时代就认识到了，《左传.襄公十一年》里就明确提出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就连传统食品年糕的来历，都与此有关。民间有传说，春秋战国时吴王夫差建都苏州，终日沉湎于酒色，大将伍子胥预感必有后患。故伍子胥在兴建苏州城墙时，以糯米制砖，埋于地下。当吴王赐剑逼其自刎前，他吩咐亲人：“吾死后，如遇饥荒，可在城下掘地三尺觅食。”伍子胥死后，吴越战火四起，城内断粮，此时又值新年来临，乡亲们想起伍子胥生前嘱咐，争而掘地三尺，果得糯米砖充饥。从那以后，苏州百姓为纪念伍子胥，每逢过年，都以米粉做成形似砖头的年糕，渐渐地，过年做年糕、吃年糕相沿成习，风行各地。
　　可见，“有备无患”这个观念一经提出就渗入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在这个观念的支配下，古代中国的各种应急措施相比西方同时期，常会显得更完善而有系统性。这也许是古代中国最终成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原因之一。但在历史上古今中西有关“应急措施”又都有怎样的故事呢？

水旱灾——古代人类第一个应急对象

　　人类第一个应急措施可能不那么引人注意——筑水坝。人类需要从自然界获取食物，这是生存的第一要务。因此在人类摆脱蒙昧时代逐步进入文明社会的初期，多数文明都建立在掌握农耕技术的基础之上，毕竟农耕的效率远胜于当时并存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游牧渔猎，能够让人们拥有更加稳定的生活，也能更有效地对抗自然灾害。
　　游牧渔猎民族面对水旱灾害或者战争的时候，解决方案很单一，也很简单——迁徙和抢掠周边，比如几次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民族迁徙就是这么来的。但是对于一个农耕文明来说，不可能随意迁徙，那么水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如何能在干旱发生的时候还有水用，如何能在降水过多或者河流泛滥的时候不让洪水淹没农田，水坝应运而生。
　　人类究竟从何时开始研究出水坝已经不可考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古代文明都分别发展出了自己的水坝技术。目前考古学发现最早的水坝，可能是距今4700至5100年间，杭州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中出现的水坝。而世界公认的水坝是公元前2900年古埃及人为向首都盂菲斯供水，在尼罗河上建造的一座高15米的砌石坝。古罗马人则非常牛地早早创建了隔水性和坚固性非常好的混凝土水坝。另外据说伊拉克一道水坝建于建于公元前1300年，分别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服务过，直到现在还在用。当然，以分水坝为核心的都江堰用到今天也有2000多年历史了，确保了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一边是水坝确保了农耕的稳定，使得人口增加、社会发展;另一边是修筑水坝需要大量的勞动和一定的工程技术，如果没有组织严密的社会存在，人也是无力修筑大型水坝的。千万不要误解古代阿拉伯人，他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游牧民族，在也门的赛伯伊和希木叶尔王朝时代，他们也是农耕社会的，因此修筑了著名的马里布水坝，并且用了1000多年。只是后来因为战争造成人口衰落，水坝被毁后无力再次修复。但是这个水坝成了也门永远的记忆，直到今天也门国徽还展示着它的形象。

饥荒——无能为力之下也必须应对

　　水的问题暂时解决了，可食物没了怎么办？游牧渔猎民族可以逐水草而居迁走就得，或者去抢掠周边的农耕民族的粮食。农耕民族这两项都做不到，那么就只有考虑建立仓储、在丰收时期尽可能多地保存一些粮食了。可是仅仅是个体家庭这么做力量显然还是太小，而且效率低下。于是人类开发出来了各种谷仓，有了谷仓还得有公共制度，不然丰收的时候，一些粮食可能被挥霍掉。鲁僖公的臣子臧仲文就曾经建议他“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鲁国因此“饥而不害”。后来魏国的李悝变法时候更进了一步，实行“平籴”，通过政府采购谷物，一方面起到调节市场价格稳定生产的作用，另一方面建立国家掌握的储备，防备自然灾害造成饥荒。
　　从汉宣帝时代，政府开始在各地专门为此建立仓储，建立了系统性的分布式备灾仓储，这就是“常平仓”的由来。“常平仓”的效果显而易见，以后的历朝历代基本上都延循了下来直到晚清，今天取代它的是国家储备粮制度。隋代开皇年间，久久分裂战乱的国家重归统一，国力迅速强盛起来。国家的几大著名粮仓基本已经爆满。于是政府又下令民间每年秋收时，按贫富为差户出粟一石以下，纳入就在本乡建立的粮仓作为备荒之用，名为义仓。这算是国家仓储之外的，发动民间力量，另外再建立一套备份仓储系统的努力。
　　这个储备制度有多强大？仅仅用当年瓦岗军拼死也要打下洛口仓为例，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洛口仓约可容纳粮食2400万担，如果换算成今天的重量大概有140万吨左右。尽管常平仓也经常成为贪官污吏的下手目标，以至于在灾荒年起不到作用，但是整套制度的有效性还是确保了它运行了千年之久。河北蔚县等地部分古代留下的常平仓在前几年还作为国家粮库在运行。除了仓储制度之外，历朝历代也都建立了上报勘验灾情，调粮食赈济灾民，豁免税负等辅助性制度，甚至还有及时发布禁止酿酒节约粮食禁令等应急措施，这些手段都无疑极大地确保灾情缓解和受灾人口的生存率。 　　同一时代的西方古希腊罗马的仓储制度显然没有这么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本身气候条件较好本地农业生产始终有所保证，另一方面是发达的地中海贸易使得他们从东方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地获得谷物的难度不大。但是一旦战乱发生导致交通中断，或者谷物产地被对手控制，灾难就不远了。

瘟疫——人口增长带来的麻烦

　　当一个农耕社会人口不断增加，并且开始饲养家畜，觅食而来的老鼠也开始涌进了居民点的角落，这些动物身上潜伏的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也有了过渡到人类身上的机会，人类很快就要面对另一场挑战了——瘟疫。在远古时代，人类的交通能力很弱，不管是依靠行走还是依靠畜力，即便是沿海地区的划桨船，一天也走不了多少。人口稀少、道路崎岖、居民点间隔又很远的情况下，得了传染病的人就算在潜伏期内旅行，也走不了多远就发病倒下，没办法把疾病传给下一个居民点。即便是古希腊这种特殊的城邦集合体，城邦之间的互相往来也并不多。不然雅典的斑疹伤寒断然不会只在雅典肆虐。
　　但是很快，人口增加，居民点不光在规模上增长，在密度上也增加，人类修筑道路的技术进步，驾驭畜力车的技术也在进步，航海能力也随着造船、风帆和罗盘的出现而极大增强，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通商的需求越来越大。这就让以传染病为主的瘟疫变得可怕起来了。这一点上西方和东方国家可能就出现了不小的差别。
　　从现在的历史记载里，古希腊的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发现雅典城里肆虐的斑疹伤寒可以用“放火”的方式作为应对手段，这其实是很幸运的。斑疹伤寒不是一种直接“人传人”的传染病，它主要是老鼠身上的寄生虫携带病原立克次体，人与人之间通过虱子传播。希波克拉底是发现雅典城内所有的铁匠都不得病，然后通过直观的想象认为这种瘟疫怕火。到处放火驅走了老鼠，也可能是高温环境又让人穿不住很多衣服，身上的虱子也被清除了，死亡病患的尸体和衣物一起都被焚化，这样新产生的病原就被消除了，瘟疫就这么被遏制住了。尽管他的做法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不过此事说明尽管古人弄不清具体的致病原因，但是至少已经在探索防控措施了。
　　罗马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幸运的成分，几百年里欧洲风调雨顺气温适中，也没啥瘟疫流行。所以除了刚才说过的古代希腊希波克拉底的防疫努力之外，不仅政府层面压根对城市公共卫生漠不关心，就连防疫隔离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都始终没有掌握。终于在公元125年， 罗马发生第一次大瘟疫，夺走100万人的生命。顺着帝国良好的道路系统，瘟疫很快出现在君士坦丁堡。但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警告。
　　公元166年，随着从波斯湾地区出发的商队抵达罗马的不光是财富和货物，还有一种瘟疫的病源，很快罗马城出现第二次大瘟疫，就连著名的哲学家马可奥勒留也未能幸免。罗马人口被灭掉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则死了一半。学不会防疫的罗马就此不断地遭受惩罚，随后的公元250年，罗马开始第三次大瘟疫，波及整个帝国境内，一直持续16年之久。到了公元542年，鼠疫造成的查士丁尼瘟疫再次袭击罗马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都在劫难逃。以致东罗马帝国想收复欧洲西部的努力也就此成了泡影。

　　当13世纪被叫做“黑死病”的鼠疫卷土重来时候，著名的千年帝国东罗马——拜占庭也在鼠疫的打击下，彻底丧失了抵抗奥斯曼土耳其进攻的能力。当时人们描述君士坦丁堡惨象的时候写到“公主和太监埋在一起”，可见还是没有学会隔离。陷入“黑暗中世纪”的西欧还不如东罗马，更是束手无策。最终黑死病在300年中一次又一次地横扫欧洲和中东，仅仅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内，光欧洲就有最少3000万人失去生命。最终瘟疫平息的时候，欧洲损失了最少一半以上的人口。
　　直到现代的医学技术兴起之前，西方始终没有系统性地将“隔离”作为防疫手段。但是东方的中国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目前发现的《睡虎地秦简》就记载了中国人采取隔离的方式防控传染病。里正亭长之类的基层官吏，他们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巡检乡间，及时发现传染病并且上报，病患者会被立即送进叫做“疠所”的建筑物进行隔离。类似的机构在汉代叫做“庵庐”，并且开始出现医生照顾病患的记载。中医的“医圣”张仲景就是在瘟疫时期给病患治疗，从中总结出来大量宝贵经验，成为中医中药理论的基石之一。

　　有意思的是，在短暂的统一时期西晋，当时的政府已经开始规定，如果一个官员家3口人得病了，这个官员即便是没有病也“百日内不得入府”。这已经是不光考虑传染性还考虑到了潜伏期问题了。即便是在纷乱的南北朝时期政府也从来不忘记建立防疫应急制度，南朝设“六疾观”，北朝设“别坊”。只不过这些地方并非常设机构，只是发生疫情的时候政府临时拨款买房子充当，人员也不固定。
　　当中国再次统一强大起来的时候，唐朝开始常设“病坊”，宋代改名叫“安济坊”，这些地方都专门招募僧人进行管理，作为一旦瘟疫发生时隔离救治病人之用。防疫应急制度也更加完善起来，一旦疫情发生由朝廷视疫情分拨经费，由地方官府采购药物。宋代法令还专门规定了在“安济坊”里对轻重症状患者应该分别隔离，以免交叉感染，所有在这里工作的人员应该有工作记录，并且将此作为年底考核奖励的根据。
　　元明清后来都承袭了这套制度，清朝统治者因为对天花的恐惧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查痘章京”的官职，专司各处巡查天花等流行病的发生，然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政府做了政府该做的事情，医药界也没有闲着。中医界运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开始了挑战防疫应急的最关键手段——“疫苗”。
　　尽管尝试狂犬病疫苗等的努力并不成功，但是在应对天花暴发上还是取得了了不起的进展。中国人在跟天花的搏斗中，从最初的葛洪的《肘后方》只考虑“治疮”的体表治疗层次，到唐初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提及了一句“取患疮人疮中汁黄脓敷之”，摸索主动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其间历时千年之久。不过直接用“黄脓敷之”还是很原始的手段，风险过大。随后中国人尝试了一大堆“痘衣法”“干苗法”和“水苗法”，这种所谓的种“人痘”接种法，终于在宋末元初逐渐成熟起来。到了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天花流行的时候，当地的医师们已经开始大规模采用“人痘”接种法作为防疫手段了。尽管“种人痘”的法子多少还是有点危险，而且可靠性不高，但这是“牛痘”法出现之前，唯一能主动对抗大规模天花流行的方式了。

现代社会——人类制造的灾难人类自己去面对

　　无论是天气引发的灾慌还是疾病带来的困扰，即便是火山爆发，地震等不可抗的灾难，也能做到事先预防和事后救援相结合，把损失压缩到最小范围内。唯有战争这个人为制造的灾难，人类不但始终没有克服，反而愈演愈烈，曾几何时差点把地球生物圈都推向了再次毁灭的边缘。在核战争中如何幸存下来，幸存下来又如何扛过数年之久的核冬天？人类也是脑洞大开。冷战的高峰期，美苏两国一边积心处虑地研究如何摧毁对方，一边开始囤积建立各种储备，其规模之大、花样之多，比中国当年的“深挖洞广积粮”可要精彩多了。
　　苏联修筑大规模的地下城——莫斯科的地铁，深度堪称世界之最，因为那本来就是考虑作为核战争掩体使用的。地铁隧道连通到的著名“42号地堡”距离克里姆林宫几公里远，深藏地下近百米，可以顶住两枚广岛型原子弹的直接打击。它除了作为核掩体外，还担负着战时指挥中心的功能。地堡里配备有独立的能源供应系统和远程通讯系统，设置了空气净化器和食品、引用水储藏区，可供2500人在地下长期指挥和生活。里面的人员也可以通过莫斯科地铁隧道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据说整个莫斯科的地下城可以容纳足足1200万人暂避过头几轮核打击，然后再疏散。
　　不过这也不过是冰山一角，据说为了确保在核大战中胜利，苏联制定了一个幸存者抢夺赤道的计划，以便熬过核冬天。为此在气候寒冷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脉等地，构筑了更大规模的掩体，确保领导人能正常指挥核战争。另外在其他各处的洞窟里堆积了大量的食品、饮用水、服装、药品乃至数百个蒸汽机车头。为什么储存蒸汽机车？这是考虑到核战争中的电磁震荡可能把一切电器都摧毁，让人类回到爱迪生之前的世界。那时候只需要煤炭，实在不行用柴火的蒸汽机，也比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更有用。
　　美国当然首先也是狠抓核战指挥系统。早在二战爆发前，罗斯福政府就开始了著名的白宫地堡工程，冷战开始后这里又进一步扩建。但是这里并非美国进行核大战的指挥中心，反而不过是暂避一时的地方，因此只能供几十人用几十个小时。文官政府们也有自己的掩体，在弗吉尼亚州布鲁蒙特附近的山里有一个地下城市，有设备齐全的医院和火葬场，甚至还有警察局、消防队，能够容纳上万人论年生活，这里会专门安置包括总统在内的全体政府，最高法院和国会高层领袖们。另外，美国军方还有专门为总统准备的“末日指挥”飞机，便于总统在这些掩体之间移动的时候指挥不会中断。
　　美国的应急制度恐怕是世界上最严密的，除了上面说的掩体和末日交通工具之外，还专门制定了防止政府被一锅端而设定的“指定幸存者”规则，不管多么重要的事情，政府高层成员不会集体出现在一个地方，总有一个人被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一旦意外发生时候这个人自动成为总统，避免群龙无首的现象。不同于苏联因解体而曝光大量的秘密措施，美国现在这些设施和应变计划仍然是高度机密，只有一少部分因为政治需要被公开或者改建。另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美国除了政府建立的这些掩体外，还鼓励国民自行在家构筑家庭掩体和自行建立家庭储备。政府提供的核战应急小册子里有若干种不同方案，从仅仅是深挖土坑加上木板支撑的简易版，到钢筋混凝土钢板的升级版一应俱全。甚至不少土豪在准备掩体时，不光考虑了自己的生存需要还考虑到了精神层面，他们的豪华版掩体里还模拟了佛罗里达海滩的风景。
　　2006年，纽约市工人在检修布鲁克林大桥桥底时，意外发现了一个冷战期间的战略物资贮藏室，里面堆积了35万罐“多用途民用应急饼干”、医药品及被褥等生活用品，甚至还有一箱空白不干胶标签，以供紧急情况下人们写下姓名、住址、亲属及所需治疗。饼干罐上的封条显示日期为1962年，当时正值美苏古巴导弹危机，世界核战一触即发之际。余下其他战备物品则显示时间为1957年，即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的同一年被盖上邮戳作为备用。
　　今天核战争的阴影远去了一些，许多这类掩体也就被荒弃不用，逐渐成了一些探险者的好奇之旅目的地，那些物资也成了“现代文物”。但是影响不可小看，因为由此在美国引起了一群“生存主義者”，他们常年会对各种极端事件有充分的准备，从储备应急食品药品到各种工具，还时常举办聚会交流极端条件下生存技能。“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句中国古话直到今天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人类未来究竟会走向何方，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依然未知。但人类总是在不断前进，前进中会遇到问题，也会制造出问题，但是只要能正确反思和总结，所有的问题依然会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么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