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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开局,沙特和伊朗就急不可耐撕破脸。这背后掺杂着深厚的历史、宗教背景,也有现时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博弈。
2016年一开局,沙特和伊朗就急不可耐撕破脸。
1月2日,沙特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的做法点燃了伊朗的怒火。愤怒的伊朗示威者冲击并火烧沙特驻伊大使馆,沙特外交大臣旋即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2010年,一个突尼斯小贩的死亡引发了撼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相似的是,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之死成为了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的“导火索”。
这背后掺杂着深厚的历史、宗教背景,也有现时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博弈。
恩仇录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大户人家,沙特与伊朗虽同为伊斯兰国家却素来龃龉不断,私下更是暗流涌动、剑拔弩张。回顾过去,沙特驻伊外交机构遭冲击已有先例,这次处决宗教人士、冲击大使馆直至断交成为了两国关系疮疤的再次公开外露。
BBC报道称,两国的政治冲突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这场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当时的巴列维王朝,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信奉反君主制的政治哲学,坚决贯彻神职人员的权威和地位,走群众路线,提出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这与以沙特为首实施君主制的海湾国家背道而驰,两国开始交恶。与此同时,伊朗热衷于搞输出革命,试图扩大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惹得逊尼派老大沙特极其不开心,于是拉拢其他海湾国家的小伙伴打击伊朗。
海合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海合会,全称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包括了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等6个成员国。表面说来是促进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这些石油富国们为遏制伊朗搞的团团伙伙。
上世纪80年代,伊朗与伊拉克爆发了长达8年的战争,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伊战争”。刚刚执政的萨达姆在海湾君主们的怂恿下悍然入侵伊朗,沙特选择支持伊拉克。这场惨烈的消耗战结束时,伊朗欠外债450亿美元,死伤170万人,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保守估计,战争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
1987年7月,沙特和伊朗两国紧张关系险些走向崩溃,402名朝觐人员当时在沙特麦加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275名伊朗人。德黑兰街头,民众高举印有霍梅尼头像的牌子走上大街抗议,冲击沙特大使馆,并火烧了科威特大使馆,一名沙特外交官在此丧生。次年4月,沙特以之前的麦加冲突和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为由,宣布两国断交。直到1991年3月,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就朝圣问题达成协议,但两国关系依然不睦。
1997年5月推行温和外交政策的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努力改善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1999年,哈塔米访问沙特,成为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后首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两国关系也因此走向巅峰。2001年,当哈塔米赢得连任时,沙特国王还向其道喜。
《华盛顿邮报》认为,两国关系又一次进入胶着的关键节点是2003年美国打响的伊拉克战争。沙特担心,一旦萨达姆倒台,什叶派掌控伊拉克,倒向伊朗已是必然,嘴里的肥肉送给伊朗可不是沙特等逊尼派国家所乐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拒绝在伊朗核问题上作出妥协,坚持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沙特的担忧与日俱增,不断要求盟友美国施压。据维基解密透露的文件显示,沙特国王多次劝说美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伊朗的核计划,甚至可以动用武力。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令两国嫌隙加深。这一年,巴林出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为防止什叶派主导的反对派与伊朗联合,出兵巴林进行武力镇压。
两国在叙利亚战场上的竞争更为胶着。伊朗政府站在了巴沙尔阵营,为其政府军提供了大量补充和军事援助。而沙特则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幕后推手,为他们提供大把的资金和武器。
而在也门内战中,两个中东强国间的角力也清晰可见。2015年3月,沙特对也门内战进行军事干预,阻止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民兵武装当政,以便避居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总统哈迪重回也门。沙特指责伊朗利用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政变,伊朗针锋相对地谴责沙特空袭以平民为目标。
2015年9月,麦加朝觐再度发生悲剧,至少2000名朝觐者在踩踏事故中丧生,其中400多人来自伊朗。在长达数星期的处理过程中,伊朗政府指责沙特政府处置“无能”,甚至“趁火打劫”。
前世今生
旧仇未了,尼米尔事件点燃的外交战又给两国关系添上了新仇。沙特和伊朗分分合合三十载,可谓矛盾重重。但实际上,两家的恩怨情仇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之前的民族荣誉之战。
当伊朗还是波斯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波斯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随着阿拉伯人的崛起,7世纪后半叶,阿拉伯帝国征服了波斯的萨珊帝国后,伊朗这块领土遂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伊斯兰化过程,阿拉伯人的残酷镇压让波斯人痛苦不堪。
“在被占领期间,伊朗虽一步步被伊斯兰化,走的却是什叶派路线,与阿拉伯人中占多数的逊尼派唱的不是一个调调”。加上阿拉伯帝国学习和借鉴了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成果,素有大波斯民族自豪感的伊朗逮住机会就跟逊尼派拌拌嘴,趁机损损阿拉伯民族。 直至后来阿拉伯帝国崩溃,几个波斯贵族的后裔找到机会重振家业,建立起萨法维帝国,开创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个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朝代,对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被灭到重新挑门立户,伊朗可是憋屈了900多年,将阿拉伯人视作宿敌。阿拉伯人也对波斯人多有提防,始终将其视为自己的重大威胁。
“波斯人把被阿拉伯人打败看成是永远的耻辱”,外媒引用一位伊朗学者的话称,阿拉伯人的胜利是一场“低位文明对高位文明的征服”,伊朗人则时刻想要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优越。
“你看,伊朗人每次发声明,特别是针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时,措辞总是带着那么点优越感”,比如很多伊朗人谈到阿联酋都会嘲笑说“波斯人往波斯湾吹口气,阿联酋就会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再比如几年前,伊朗占领了波斯湾的三个小岛,阿联酋发出抗议,大批伊朗民众聚焦到阿联酋驻伊大使馆门口,手里举着35根蜡烛,“他们实际是在羞辱阿联酋说,我们伊朗拥有上下2500年历史啊,你们阿联酋只有35年而已!”
这种种族歧视甚至赤裸裸表现在语言方面,伊朗波斯语语言研究院曾经想要把阿拉伯语词汇从波斯语中剔除出去,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虽不可能实现,但伊朗人对阿拉伯人的怨念之深可见一斑。
其实,这波斯人“嘴贱”的毛病可不仅仅针对阿拉伯人,伊朗境内的非波斯人也是一样受到歧视。在国内,他们喜欢拿土库曼人(主要住在山区)和洛族人(伊朗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开玩笑。库尔德人以及比卢植人也是不能幸免,即便他们属于广义的波斯人。
相煎何太急
中东每次的波谲云诡似乎都和伊斯兰内斗脱不了关系。逊尼派、什叶派,这两个频频见诸报端的高频词正在成为影响中东进程的重要因素。前有伊拉克战争,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战争;再到尚未看到结局的叙利亚内战,也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一场惨烈PK战。而身为什叶派盟主的伊朗和逊尼派扛鼎者的沙特的断交,也是两个宗派之间历史性冲突的延续和升级。
两派的最初分歧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问题。公元632年,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双重领袖穆罕默德去世,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难题:谁来继承他的权力领导穆斯林?
经过协调,亲近阿拉伯半岛本部传统部落势力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先后被推选为“哈里发”(继承人)。奥斯曼被刺杀后,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圣裔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出任了第四任哈里发。但好景不长,阿里遇刺身亡身亡,倭马亚家族篡夺了继承者地位。
此事激发了伊斯兰教的内部矛盾,逊尼教和什叶教就此产生。逊尼派,亦指“遵循传统者”,坚持权力的继承不需要考虑血脉和家族因素,他们认可前4任哈里发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世界上穆斯林多属逊尼派。而什叶派,又被译为“阿里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手中,因而否认了前3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虽然其在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等国为多数派,但并未全部掌权。
除个别地区,什叶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超过15亿的穆斯林中,10%-13%是什叶派穆斯林,87%-90%是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的大本营在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黎巴嫩等。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比例远超80%,当之无愧的大多数。而在其他穆斯林国家,逊尼派一家独大。特别是沙特,仅占当地人口10%的什叶派主要聚居在石油主产区东部省。
皮尤的调查报告认为,在非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并没有很在意这两个宗教派别的区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中,半数以上的穆斯林没有提及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教派。但在中东国家,两者界限分明,比如伊拉克95%的穆斯林都会说自己是哪个派别的。
正因为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中占比小,所以伊朗也成为了穆斯林眼中的“异类”和“激进者”。在党同伐异的伊斯兰内部,逊尼派执掌大权的国家对伊朗投以怀疑和戒备之心在所难免。
此次,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之死为沙特和伊朗的再度交恶蒙上了一层教派冲突的色彩。但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教派矛盾并不是中东地区冲突的主要推手。BBC的报道认为,虽然伊朗是由什叶派统治,而沙特由逊尼派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初并不是因宗教派系的差异而起。文章还援引一位中东问题专家的话称,中东的地区矛盾不应该过分渲染宗教派系的分歧,“逊尼派和什叶派信仰原则相同,并且共存了上千年”。
时至今日,教派冲突仍旧不足以引发一场战争。沙特和伊朗仅仅是用宗派主义之名来遮掩其背后的真实动机。但令人揪心的是,两国斗争的结果是宗派主义在中东日益泛滥化。
有媒体指出,相同宗派的政治力量更容易抱团取暖。“这些国家的倾覆使民众急需寻找一个宗教身份的认同以寻求保护和物资保障。当各国之间的冲突被贴上了宗教主义的标签,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向相同宗派的国家寻找帮助。”比如,什叶派的政府或叛军更愿意找伊朗支持,逊尼派则会寻求沙特的帮助。随着冲突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介入,宗派意识只会有增无减,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就这样慢慢碎片化。
前有伊拉克、巴林,后有叙利亚、也门,伊朗和沙特不遗余力在当地打代理人战争。两国的斗争从暗斗到明争,两个宗派间的冲突也更加根深蒂固。对立、战争、恐怖主义,当下中东主要剧目异常纷繁,教派冲突正逐渐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搅动着该地区原有体系格局。不幸的是,“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中东角力场 事实上,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冲突,除民族矛盾、教派纷争外,作为隔黑海相望的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政治角力才是两国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如西班牙《起义报》1月6日文章所说,分析人士又开始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冲突。虽然看似复杂,但这场冲突完全可以抛开宗教或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它是地区力量关系平衡的一部分,地区和全球因素都掺杂在内。
1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为什么沙特选择在此时激化中东局势?》一文,作者认为即便在中东地区有着众多粉丝追随,但内外交困的沙特其实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安全感”。
2003年,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东地区的“三国演义”逐渐已变成沙特和伊朗的“二人转”。通过伊拉克遏制伊朗的平衡局面被打破的同时,伊朗在伊拉克甚至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提高。客观上成为了美国反恐大战的最大赢家:伊朗最强大的对手垮台,什叶派的执政使得伊拉克倒向其阵营成为必然。深受霍梅尼主义影响的伊朗执着于利用输出革命来实现什叶派的扩张以及谋求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当老大,这是沙特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一个让沙特更为恐慌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红线上的步步退让,让它意识到眼前的美国早已不是那个执己之手的好伙伴了。试图与穆斯林世界和解并从中东泥淖中尽快挣脱的山姆大叔意识到,先前对伊朗的种种措施效果甚微,甚至引发了各种自己难以掌控的混乱,改变政策才是上上之策。与此同时,走温和从政路线的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新总统,他致力于改善因长期国际制裁而一直低迷的国内经济,改变与西方死磕到底的对外政策。双方的各退一步为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备受瞩目的伊核协议。
而今,伊核协议终于签署完成,伊朗承诺放弃核试验,不造原子弹了,以此换来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松绑”。伊核问题翻开崭新的一页,这给伊朗复兴提供了巨大可能性。“本就极具潜力的伊朗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必然带来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地区国家将不得不调整政策,适应一个重返国际舞台的伊朗。土耳其最近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强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这背后不能不说有着对伊朗的担忧。”
一个即将崛起的伊朗对沙特等国家来说是多么严重的威胁,一个摆脱制裁的伊朗对沙特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来说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在最近的十多年时间里,沙特认为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已经不再符合其利益了。”《赫芬顿邮报》写道,沙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了核问题,美国可以在任何问题上与伊朗妥协。即便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也预示着地区力量平衡正逐渐向伊朗倾斜。
“那些紧随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国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关切。而这场行动将测试沙特与美国同盟的真正牢固程度。”沙特独立学者麦亚尼在《报业辛迪加》上撰文表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直认为,美国和伊朗战略利益本质上没有冲突,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今只是一段非正常时期。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政权才是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的基石。沙特以及其他的中东王室都明白这段历史,并且害怕历史重演。
“沙特最担心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的核能力,而是核计划可能让伊朗追求的地区霸权最终合法化,而这在过去30年中从来没发生过。更深层次的威胁是,伊朗最终的目标是麦加圣地,伊朗要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
种种担忧和急躁让沙特选择了“单干”,即便是昔日盟友美国的劝阻也充耳不闻。路透社指出,美国呼吁双方领导冷静解决问题,但沙特并不领情,并表示不关心美国怎么想。“真是受够了,伊朗一次又一次对西方嗤之以鼻,他们资助恐怖主义,发射导弹,也没人管管。沙特真的不在乎是否会激怒美国!”一位匿名的沙特官员接受采访时说。
沙特王室的不爽还在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虽然沙特一向以土豪加任性的面目示人,但解除制裁也意味着伊朗将拧开大油管大把挣钞票了,这无疑又给离开原油没饭吃的沙特出了道难题。
放在从前,财大气粗的沙特也许并不介意穷哈哈的伊朗分一杯羹,可如今,新国王萨勒曼领导的沙特却面临罕见经济危机,进而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正威胁着逊尼派压舱石国家的政局稳定。
沙特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数据统计,沙特劳动力共1191.2209万,其中男性1002.7142万,占84.2%;女性188.5067万,占15.8%。沙特平均失业率为11.6%,其中男性失业率5.7%,女性失业率高达32.8%。分析显示,25至29岁群体为高失业率人群,占失业总人数的37.7%,跟阿拉伯之春发生时35%的青年失业率,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导火索正在于青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对沙特而言,此前躲过了阿拉伯之春的热浪实在是万幸,可一旦无法走出财政赤字,不能用油价带来的巨额收入收买国民,沙特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很难继续,维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以及自身的影响力也将成为天方夜谭,“到那个时候即便沙特仍自诩是伊斯兰‘两圣地的守护者’,可能也无法确保穆斯林世界领袖的地位了”。
正如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所说,罢黜国王,石油危机以及财政赤字,沙特王室不能低估这些的影响力。但对国家而言,生存最重要,外交政策的改变往往能为国内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便宜而又简易”的方式。
2016年一开局,沙特和伊朗就急不可耐撕破脸。
1月2日,沙特处决知名什叶派教士的做法点燃了伊朗的怒火。愤怒的伊朗示威者冲击并火烧沙特驻伊大使馆,沙特外交大臣旋即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2010年,一个突尼斯小贩的死亡引发了撼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相似的是,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之死成为了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的“导火索”。
这背后掺杂着深厚的历史、宗教背景,也有现时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博弈。
恩仇录
作为中东地区的两个大户人家,沙特与伊朗虽同为伊斯兰国家却素来龃龉不断,私下更是暗流涌动、剑拔弩张。回顾过去,沙特驻伊外交机构遭冲击已有先例,这次处决宗教人士、冲击大使馆直至断交成为了两国关系疮疤的再次公开外露。
BBC报道称,两国的政治冲突可以追溯到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这场由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的革命推翻了当时的巴列维王朝,成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霍梅尼信奉反君主制的政治哲学,坚决贯彻神职人员的权威和地位,走群众路线,提出了“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这与以沙特为首实施君主制的海湾国家背道而驰,两国开始交恶。与此同时,伊朗热衷于搞输出革命,试图扩大什叶派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这惹得逊尼派老大沙特极其不开心,于是拉拢其他海湾国家的小伙伴打击伊朗。
海合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海合会,全称为“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包括了沙特、阿联酋、阿曼、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等6个成员国。表面说来是促进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就是这些石油富国们为遏制伊朗搞的团团伙伙。
上世纪80年代,伊朗与伊拉克爆发了长达8年的战争,就是我们熟知的“两伊战争”。刚刚执政的萨达姆在海湾君主们的怂恿下悍然入侵伊朗,沙特选择支持伊拉克。这场惨烈的消耗战结束时,伊朗欠外债450亿美元,死伤170万人,直接损失3000亿美元。保守估计,战争使两国经济发展计划至少推迟20至30年。
1987年7月,沙特和伊朗两国紧张关系险些走向崩溃,402名朝觐人员当时在沙特麦加发生的冲突中丧生,其中包括275名伊朗人。德黑兰街头,民众高举印有霍梅尼头像的牌子走上大街抗议,冲击沙特大使馆,并火烧了科威特大使馆,一名沙特外交官在此丧生。次年4月,沙特以之前的麦加冲突和伊朗袭击波斯湾船只为由,宣布两国断交。直到1991年3月,沙特和伊朗恢复了外交关系,并就朝圣问题达成协议,但两国关系依然不睦。
1997年5月推行温和外交政策的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努力改善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1999年,哈塔米访问沙特,成为伊朗伊斯兰国革命后首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两国关系也因此走向巅峰。2001年,当哈塔米赢得连任时,沙特国王还向其道喜。
《华盛顿邮报》认为,两国关系又一次进入胶着的关键节点是2003年美国打响的伊拉克战争。沙特担心,一旦萨达姆倒台,什叶派掌控伊拉克,倒向伊朗已是必然,嘴里的肥肉送给伊朗可不是沙特等逊尼派国家所乐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拒绝在伊朗核问题上作出妥协,坚持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合法权利。沙特的担忧与日俱增,不断要求盟友美国施压。据维基解密透露的文件显示,沙特国王多次劝说美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终止伊朗的核计划,甚至可以动用武力。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令两国嫌隙加深。这一年,巴林出现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沙特为防止什叶派主导的反对派与伊朗联合,出兵巴林进行武力镇压。
两国在叙利亚战场上的竞争更为胶着。伊朗政府站在了巴沙尔阵营,为其政府军提供了大量补充和军事援助。而沙特则是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幕后推手,为他们提供大把的资金和武器。
而在也门内战中,两个中东强国间的角力也清晰可见。2015年3月,沙特对也门内战进行军事干预,阻止与伊朗关系密切的胡塞民兵武装当政,以便避居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总统哈迪重回也门。沙特指责伊朗利用胡塞武装在也门发动政变,伊朗针锋相对地谴责沙特空袭以平民为目标。
2015年9月,麦加朝觐再度发生悲剧,至少2000名朝觐者在踩踏事故中丧生,其中400多人来自伊朗。在长达数星期的处理过程中,伊朗政府指责沙特政府处置“无能”,甚至“趁火打劫”。
前世今生
旧仇未了,尼米尔事件点燃的外交战又给两国关系添上了新仇。沙特和伊朗分分合合三十载,可谓矛盾重重。但实际上,两家的恩怨情仇甚至可以追溯到更远之前的民族荣誉之战。
当伊朗还是波斯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波斯都是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枢纽,也是世界最大的帝国之一。随着阿拉伯人的崛起,7世纪后半叶,阿拉伯帝国征服了波斯的萨珊帝国后,伊朗这块领土遂开始了一个长期的伊斯兰化过程,阿拉伯人的残酷镇压让波斯人痛苦不堪。
“在被占领期间,伊朗虽一步步被伊斯兰化,走的却是什叶派路线,与阿拉伯人中占多数的逊尼派唱的不是一个调调”。加上阿拉伯帝国学习和借鉴了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文明成果,素有大波斯民族自豪感的伊朗逮住机会就跟逊尼派拌拌嘴,趁机损损阿拉伯民族。 直至后来阿拉伯帝国崩溃,几个波斯贵族的后裔找到机会重振家业,建立起萨法维帝国,开创了伊朗历史上第一个以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朝代,对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被灭到重新挑门立户,伊朗可是憋屈了900多年,将阿拉伯人视作宿敌。阿拉伯人也对波斯人多有提防,始终将其视为自己的重大威胁。
“波斯人把被阿拉伯人打败看成是永远的耻辱”,外媒引用一位伊朗学者的话称,阿拉伯人的胜利是一场“低位文明对高位文明的征服”,伊朗人则时刻想要证明自己的民族更为优越。
“你看,伊朗人每次发声明,特别是针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时,措辞总是带着那么点优越感”,比如很多伊朗人谈到阿联酋都会嘲笑说“波斯人往波斯湾吹口气,阿联酋就会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再比如几年前,伊朗占领了波斯湾的三个小岛,阿联酋发出抗议,大批伊朗民众聚焦到阿联酋驻伊大使馆门口,手里举着35根蜡烛,“他们实际是在羞辱阿联酋说,我们伊朗拥有上下2500年历史啊,你们阿联酋只有35年而已!”
这种种族歧视甚至赤裸裸表现在语言方面,伊朗波斯语语言研究院曾经想要把阿拉伯语词汇从波斯语中剔除出去,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虽不可能实现,但伊朗人对阿拉伯人的怨念之深可见一斑。
其实,这波斯人“嘴贱”的毛病可不仅仅针对阿拉伯人,伊朗境内的非波斯人也是一样受到歧视。在国内,他们喜欢拿土库曼人(主要住在山区)和洛族人(伊朗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开玩笑。库尔德人以及比卢植人也是不能幸免,即便他们属于广义的波斯人。
相煎何太急
中东每次的波谲云诡似乎都和伊斯兰内斗脱不了关系。逊尼派、什叶派,这两个频频见诸报端的高频词正在成为影响中东进程的重要因素。前有伊拉克战争,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战争;再到尚未看到结局的叙利亚内战,也是逊尼派与什叶派的一场惨烈PK战。而身为什叶派盟主的伊朗和逊尼派扛鼎者的沙特的断交,也是两个宗派之间历史性冲突的延续和升级。
两派的最初分歧在于先知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合法性问题。公元632年,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宗教双重领袖穆罕默德去世,却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难题:谁来继承他的权力领导穆斯林?
经过协调,亲近阿拉伯半岛本部传统部落势力的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先后被推选为“哈里发”(继承人)。奥斯曼被刺杀后,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圣裔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出任了第四任哈里发。但好景不长,阿里遇刺身亡身亡,倭马亚家族篡夺了继承者地位。
此事激发了伊斯兰教的内部矛盾,逊尼教和什叶教就此产生。逊尼派,亦指“遵循传统者”,坚持权力的继承不需要考虑血脉和家族因素,他们认可前4任哈里发确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世界上穆斯林多属逊尼派。而什叶派,又被译为“阿里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穆斯林世界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穆罕默德家族的后裔手中,因而否认了前3任哈里发的合法性。虽然其在伊朗、伊拉克和巴林等国为多数派,但并未全部掌权。
除个别地区,什叶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全球超过15亿的穆斯林中,10%-13%是什叶派穆斯林,87%-90%是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的大本营在伊朗、伊拉克、巴林和黎巴嫩等。在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比例远超80%,当之无愧的大多数。而在其他穆斯林国家,逊尼派一家独大。特别是沙特,仅占当地人口10%的什叶派主要聚居在石油主产区东部省。
皮尤的调查报告认为,在非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并没有很在意这两个宗教派别的区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的受访者中,半数以上的穆斯林没有提及自己究竟属于哪个教派。但在中东国家,两者界限分明,比如伊拉克95%的穆斯林都会说自己是哪个派别的。
正因为什叶派在穆斯林世界中占比小,所以伊朗也成为了穆斯林眼中的“异类”和“激进者”。在党同伐异的伊斯兰内部,逊尼派执掌大权的国家对伊朗投以怀疑和戒备之心在所难免。
此次,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之死为沙特和伊朗的再度交恶蒙上了一层教派冲突的色彩。但在过去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教派矛盾并不是中东地区冲突的主要推手。BBC的报道认为,虽然伊朗是由什叶派统治,而沙特由逊尼派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最初并不是因宗教派系的差异而起。文章还援引一位中东问题专家的话称,中东的地区矛盾不应该过分渲染宗教派系的分歧,“逊尼派和什叶派信仰原则相同,并且共存了上千年”。
时至今日,教派冲突仍旧不足以引发一场战争。沙特和伊朗仅仅是用宗派主义之名来遮掩其背后的真实动机。但令人揪心的是,两国斗争的结果是宗派主义在中东日益泛滥化。
有媒体指出,相同宗派的政治力量更容易抱团取暖。“这些国家的倾覆使民众急需寻找一个宗教身份的认同以寻求保护和物资保障。当各国之间的冲突被贴上了宗教主义的标签,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向相同宗派的国家寻找帮助。”比如,什叶派的政府或叛军更愿意找伊朗支持,逊尼派则会寻求沙特的帮助。随着冲突的发展和其他国家的介入,宗派意识只会有增无减,整个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版图就这样慢慢碎片化。
前有伊拉克、巴林,后有叙利亚、也门,伊朗和沙特不遗余力在当地打代理人战争。两国的斗争从暗斗到明争,两个宗派间的冲突也更加根深蒂固。对立、战争、恐怖主义,当下中东主要剧目异常纷繁,教派冲突正逐渐取代民族国家矛盾搅动着该地区原有体系格局。不幸的是,“这种以教派冲突为底色的矛盾,比单纯的国家利益矛盾更难化解”。
中东角力场 事实上,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冲突,除民族矛盾、教派纷争外,作为隔黑海相望的两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政治角力才是两国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如西班牙《起义报》1月6日文章所说,分析人士又开始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宗教冲突。虽然看似复杂,但这场冲突完全可以抛开宗教或神学的角度来解释:它是地区力量关系平衡的一部分,地区和全球因素都掺杂在内。
1月4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为什么沙特选择在此时激化中东局势?》一文,作者认为即便在中东地区有着众多粉丝追随,但内外交困的沙特其实能够清晰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安全感”。
2003年,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中东地区的“三国演义”逐渐已变成沙特和伊朗的“二人转”。通过伊拉克遏制伊朗的平衡局面被打破的同时,伊朗在伊拉克甚至是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提高。客观上成为了美国反恐大战的最大赢家:伊朗最强大的对手垮台,什叶派的执政使得伊拉克倒向其阵营成为必然。深受霍梅尼主义影响的伊朗执着于利用输出革命来实现什叶派的扩张以及谋求在中东,特别是在海湾当老大,这是沙特最不愿意看到的。
另外一个让沙特更为恐慌的原因在于,美国在叙利亚问题红线上的步步退让,让它意识到眼前的美国早已不是那个执己之手的好伙伴了。试图与穆斯林世界和解并从中东泥淖中尽快挣脱的山姆大叔意识到,先前对伊朗的种种措施效果甚微,甚至引发了各种自己难以掌控的混乱,改变政策才是上上之策。与此同时,走温和从政路线的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新总统,他致力于改善因长期国际制裁而一直低迷的国内经济,改变与西方死磕到底的对外政策。双方的各退一步为解决伊核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备受瞩目的伊核协议。
而今,伊核协议终于签署完成,伊朗承诺放弃核试验,不造原子弹了,以此换来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松绑”。伊核问题翻开崭新的一页,这给伊朗复兴提供了巨大可能性。“本就极具潜力的伊朗被认为是全球最后一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其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必然带来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地区国家将不得不调整政策,适应一个重返国际舞台的伊朗。土耳其最近也在紧锣密鼓地加强与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这背后不能不说有着对伊朗的担忧。”
一个即将崛起的伊朗对沙特等国家来说是多么严重的威胁,一个摆脱制裁的伊朗对沙特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来说是多么恐怖的存在!
“在最近的十多年时间里,沙特认为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已经不再符合其利益了。”《赫芬顿邮报》写道,沙特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了核问题,美国可以在任何问题上与伊朗妥协。即便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也预示着地区力量平衡正逐渐向伊朗倾斜。
“那些紧随沙特与伊朗断交的国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关切。而这场行动将测试沙特与美国同盟的真正牢固程度。”沙特独立学者麦亚尼在《报业辛迪加》上撰文表示,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直认为,美国和伊朗战略利益本质上没有冲突,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今只是一段非正常时期。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政权才是美国在中东和南亚的基石。沙特以及其他的中东王室都明白这段历史,并且害怕历史重演。
“沙特最担心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的核能力,而是核计划可能让伊朗追求的地区霸权最终合法化,而这在过去30年中从来没发生过。更深层次的威胁是,伊朗最终的目标是麦加圣地,伊朗要成为全世界穆斯林的领袖。”
种种担忧和急躁让沙特选择了“单干”,即便是昔日盟友美国的劝阻也充耳不闻。路透社指出,美国呼吁双方领导冷静解决问题,但沙特并不领情,并表示不关心美国怎么想。“真是受够了,伊朗一次又一次对西方嗤之以鼻,他们资助恐怖主义,发射导弹,也没人管管。沙特真的不在乎是否会激怒美国!”一位匿名的沙特官员接受采访时说。
沙特王室的不爽还在于经济上的捉襟见肘。虽然沙特一向以土豪加任性的面目示人,但解除制裁也意味着伊朗将拧开大油管大把挣钞票了,这无疑又给离开原油没饭吃的沙特出了道难题。
放在从前,财大气粗的沙特也许并不介意穷哈哈的伊朗分一杯羹,可如今,新国王萨勒曼领导的沙特却面临罕见经济危机,进而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正威胁着逊尼派压舱石国家的政局稳定。
沙特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数据统计,沙特劳动力共1191.2209万,其中男性1002.7142万,占84.2%;女性188.5067万,占15.8%。沙特平均失业率为11.6%,其中男性失业率5.7%,女性失业率高达32.8%。分析显示,25至29岁群体为高失业率人群,占失业总人数的37.7%,跟阿拉伯之春发生时35%的青年失业率,糟糕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导火索正在于青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对沙特而言,此前躲过了阿拉伯之春的热浪实在是万幸,可一旦无法走出财政赤字,不能用油价带来的巨额收入收买国民,沙特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延续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将很难继续,维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稳定以及自身的影响力也将成为天方夜谭,“到那个时候即便沙特仍自诩是伊斯兰‘两圣地的守护者’,可能也无法确保穆斯林世界领袖的地位了”。
正如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所说,罢黜国王,石油危机以及财政赤字,沙特王室不能低估这些的影响力。但对国家而言,生存最重要,外交政策的改变往往能为国内矛盾的解决提供了一个“便宜而又简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