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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镇化方向自确定以来，争议不断，笔者在此前关于城镇化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而这篇文章核心讨论的内容则是究竟如何实现城镇化的问题，文章主要从城镇化的目标，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定位，大城市病，城镇化的度、城镇化的速度，城镇化与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展开，而上述几个方面既是今后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当然也是需要统一认识的问题，更是少数对城镇化方向提出质疑的理由，基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考虑，本文针对上述热点问题逐一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形成更加完美、更加科学的城镇化共识。
【关键词】城镇化；目标；定位；大城市病；环境保护；度
城镇化本来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在中央提出城镇化之后，媒体上并不是一片赞声，相反，质疑不断，先是凤凰网，温铁军教授的质疑，之后经济观察报（2013-01-16）载社科院报告称 “中国不能搞超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客观的说，对于中国而言，城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因此，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上述各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至少目前是无法验证的，你无法指责作者不尊重科学，但发表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无疑会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城镇化方向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影响城镇化的正常前进步伐。为了从认知层面上消除城镇化改革的杂音，从笔者个人的角度而言，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换句话说，如何城镇化，才可以有效的实现城镇化本来的目标，而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避免反对者的担忧问题的发生。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就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一些质疑或者争议的个人观点的总结和分析。
一、关于城镇化的目标
笔者以为，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兼顾区域发展不平衡，但绝对不应当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在意城镇化为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不是万能良药，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定的意识到，城镇化是解决发展中首要矛盾或者问题的工具，城镇化是所有发展方式中社会成本最低，社会受益最高的发展方向。
二、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定位
在城镇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诸多市场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质疑，本来，以笔者的角度而言，城镇化恰恰是一个促进普通民众更多的自由的一种发展方向，但却遭致了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质疑，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周其仁，FT中文网）。
一种担心认为，城镇化很有可能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而政府过多的对市场活动的参与一方面加重了庞大的政府成本，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寻租的机会，也就是官员腐败的机会。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镇化应当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镇化，而非政府导向的城镇化。这种认知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并不适用于我国目前开展的城镇化运动。首先，这种纯粹理论的经济学分析缺乏政治上的基础，经济的就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因此，目前的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既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上述观点尽管从纯经济学的理论角度而言有其可取之处，但无疑忽略了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呢，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在目前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也必然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而不可能是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这一方面是由中国的特殊地理特征决定的，也是由既有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所决定的。
在前面的部分，笔者已经提出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架构以及国家相应的管理体制所导致的，那么，要彻底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就必然要改革相应的国家管理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镇化就无法摆脱政府的主导，甚至可以说，政府的决策直接决定着城镇化的成败。
城镇化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同时还要兼顾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市场派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的选择就是由市场来引导，但这种观点显然又是一种纯经济学模型推倒出来的结论，没有实际估计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对市场活动的影响。以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如果政府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进行引导，任由市场配置，那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地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而地域发展差距过大导致的政治上的，甚至社会秩序稳定的冲击应该是经济学家们不太愿意考虑的问题。而要根本上解决这种地域发展不平衡，必要要由政府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进行引导，（当然，这里的引导不是强制，更不是过去通过户籍制度将每一个个体固定在户籍地），这里的引导主要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建设落后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等社会环境建设，尽可能的使得落后地区的人才自愿留在家乡发展家乡，其次，从国家层面上也要通过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引导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从而解决落后地区民众就地就业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所推行的城镇化改革方向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当然，市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质疑也提醒大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尽管一方面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强力推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如何防止呢，就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应当限定在宏观管理领域，也就是一方面着重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着重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应用，而对于微观领域，则应该严格限定政府的行为，尽可能的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资源的配置。
三、关于“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是目前反对城镇化的重要理由之一，因此，一个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城镇化是应当能够避免大城市病的城镇化。那么如何避免大城市病呢，首先要了解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源。无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向往大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城市更多的改善和享受福利机会，无论这种福利的表现形式、种类或者获取方式。
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确立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社会整体福利分配的自然结果，那么更进一步我们就需要分析导致这种不均衡的福利分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观察，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比如地势比较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群居生活；第二，地理位置的原因，对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在地域上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通常都容易聚集人群，相反，距离交通要道较远的地方人口相对疏散。第三，社会文化原因，那么文化比较宽容、自由交流的地区比较容易聚集更多的人群，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文化地区人口流动较少，也难以聚集更多的人群。第四，交易机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就是大城市日渐变得更加庞大，而小城市日渐萧条。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越密集，交易机会越多，而在市场条件下，更多的交易机会意味着更多的福利改善机会，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每个人福利的改善总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易来实现的。第五个原因，就是导致交易的成本问题，很明显，交易主体在地理意义上的距离越近，交易的成本就越少，当然，这种成本在整个交易成本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占更大比重的交易成本是获取交易机会的成本和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尤其在相对而言市场秩序不完善、法治观念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公平的得到交易机会，其次，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不同的地域相对而言也不仅相通，相对而言，大城市的交易安全维护成本更低，这应该是导致大城市病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很显然，人口越多，在交易安全维护成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个体分摊的成本就越低。 在分析了大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之后，我们在今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就可以有意的避开大城市病的发生，而主要的路径就是对导致大城市福利集中的一些原因进行改变，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践上，这种改变都是可行的，尽管导致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福利的集中，而福利的集中又有诸多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但无论何种因素，在现代化国家，都无法摆脱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国家意志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权。在现代国家，无论社会资源的初始分配，或者二次分配，这种基本的分配秩序的确立和维护都依赖于国家意志。因此，依靠国家意志对大城市聚集的或者将来可能聚集的资源进行分散化分配引导是完全可行的。比较典型的比如现代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常用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准入等等都可以在地域分布上有效的调配资源的分配，从而引导人口的自由流动。当然，最终的改革方向仍然应当是逐步减少国家意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影响力。
四、关于城镇化的度的问题
在一些对城镇化质疑的文章中，笔者看到关于城镇化的度的讨论，有的人提出了“七十或者八十”的标准。笔者无从考证这种标准从何而来，但以笔者的认知以为，这种抽象的标准的制定不仅没有根据，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笔者以为，对于城镇化的度的问题的确定，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这个度如何确定呢，就必须从城镇化的目标来说起，文章开篇就提出城镇化的目标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其终极目标也就是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当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福利待遇，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基本趋于平等之时，也就是城镇化最佳状态。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状态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谈及城镇化的度的问题，顺便再谈谈一些质疑者提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说，国家鼓励城镇化，大家都进城了，谁种地？没有人种地了，大家吃什么，并因此引发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担心没有多少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产业之一，农业人口的配置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比如对农业的政府补贴）以及市场调节（比如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来确定），就可以有效的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只要农产品的价格能够保证足够的利润，就不用担心农业人口问题。产生上述担忧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上农村补贴城市，城市人口一直享用的较低的非市场定价的粮食价格所致。
五、关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结果或者说发展方向必然是工业化，信息化，这也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工业化在带给人类更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而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式无疑就是城镇化，。 工业集中的后果很明显一方面是对污染的控制成本降低，而另一方面就是对污染的防治成本也同时降低了。当然，最终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城镇化对民众社会观念的改变，让更多的民众从更多的可选择的发展机会中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必然的以污染的方式来获得发展。其次，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将一些生态保护区的居民移局城镇，除了可以更有效的帮助这些新移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多的改善自身福利的机会，更低的生活成本之外，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三江源保护，泥石流频发地区，如果不通过由政府主导的有序的城镇化来解决这些地区的居民的致富问题，任由自我发展，那么，环境保护问题就无从谈起。
六、城镇化的速度的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也成为一个多有讨论的话题，集中的观点认为宜慢不宜快，要考虑民众的素质。笔者以为，这样的认知没有任何道理，道理如同游泳，不下水永远学不会，城镇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积极面对，逐一克服，而不是老讲问题，就是不落实。其次，从速度上而言，宜快不宜慢，理由也很简单，目前，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已经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地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发展水平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落后的乡村地区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还有许多人在为温饱问题而辛劳。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国家政策和地理文化原因，而城镇化当然也不是万能灵药，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落后，（文化的原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导致落后的原因）。而城镇化在有效的克服地理文化上的原因之外，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一种倒逼机制，逼着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而退一步讲，如果不加快落后地区的城镇化的步伐，任由现在这种发展不均衡继续扩大，后果将会是什么？每一个反对快速城镇化的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地域、城乡发展的过度不均衡意味着什么？
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决定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没有多大影响力，或者说几乎不发生影响，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起义并不能看作是民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例证，恰恰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更广大的民众在历次革命中从来都是作为炮灰存在的，被少数精英所裹胁着前进，然后被抛弃，实际上，普通民众很少有自己的选择，革命或者逆来顺受都是精英的选择和推动.无论作者是否承认，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相，至于这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很显然，普通民众是没有能力破局的，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精英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成败必然要归责于精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批评民众的盲从是没有意义的，民众的盲目本身就是精英引导的结果。而城镇化在缩小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将精英拉下神坛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作者简介】
孟创奇，供职于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键词】城镇化；目标；定位；大城市病；环境保护；度
城镇化本来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但在中央提出城镇化之后，媒体上并不是一片赞声，相反，质疑不断，先是凤凰网，温铁军教授的质疑，之后经济观察报（2013-01-16）载社科院报告称 “中国不能搞超城市化”，“ 城市化水平不是越高越好”。客观的说，对于中国而言，城镇化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业，因此，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上述各种观点的正确与否至少目前是无法验证的，你无法指责作者不尊重科学，但发表在目前的社会大背景之下，无疑会对本来就很脆弱的城镇化方向产生极为负面的影响，甚至影响城镇化的正常前进步伐。为了从认知层面上消除城镇化改革的杂音，从笔者个人的角度而言，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换句话说，如何城镇化，才可以有效的实现城镇化本来的目标，而同时又能够有效的避免反对者的担忧问题的发生。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就关于城镇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的一些质疑或者争议的个人观点的总结和分析。
一、关于城镇化的目标
笔者以为，城镇化的首要目标应当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兼顾区域发展不平衡，但绝对不应当将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作为首要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在意城镇化为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城镇化不是万能良药，不能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定的意识到，城镇化是解决发展中首要矛盾或者问题的工具，城镇化是所有发展方式中社会成本最低，社会受益最高的发展方向。
二、关于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定位
在城镇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诸多市场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质疑，本来，以笔者的角度而言，城镇化恰恰是一个促进普通民众更多的自由的一种发展方向，但却遭致了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质疑，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周其仁，FT中文网）。
一种担心认为，城镇化很有可能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而政府过多的对市场活动的参与一方面加重了庞大的政府成本，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寻租的机会，也就是官员腐败的机会。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此，我们需要的城镇化应当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镇化，而非政府导向的城镇化。这种认知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并不适用于我国目前开展的城镇化运动。首先，这种纯粹理论的经济学分析缺乏政治上的基础，经济的就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经济的，因此，目前的城镇化的路径选择既要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也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上述观点尽管从纯经济学的理论角度而言有其可取之处，但无疑忽略了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什么是中国的政治现实呢，就是中国的城镇化在目前至少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也必然是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而不可能是由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这一方面是由中国的特殊地理特征决定的，也是由既有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所决定的。
在前面的部分，笔者已经提出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城镇化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的架构以及国家相应的管理体制所导致的，那么，要彻底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就必然要改革相应的国家管理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城镇化就无法摆脱政府的主导，甚至可以说，政府的决策直接决定着城镇化的成败。
城镇化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同时还要兼顾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市场派自由主义者理所当然的选择就是由市场来引导，但这种观点显然又是一种纯经济学模型推倒出来的结论，没有实际估计到地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对市场活动的影响。以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如果政府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进行引导，任由市场配置，那么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地域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大，而不是缩小，而地域发展差距过大导致的政治上的，甚至社会秩序稳定的冲击应该是经济学家们不太愿意考虑的问题。而要根本上解决这种地域发展不平衡，必要要由政府对人口的自由流动进行引导，（当然，这里的引导不是强制，更不是过去通过户籍制度将每一个个体固定在户籍地），这里的引导主要是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加大建设落后地区的教育、医疗、文化、基础设施等等社会环境建设，尽可能的使得落后地区的人才自愿留在家乡发展家乡，其次，从国家层面上也要通过税收政策，货币政策等工具引导企业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投资，从而解决落后地区民众就地就业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所推行的城镇化改革方向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当然，市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质疑也提醒大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尽管一方面离不开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强力推动，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如何防止呢，就是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主要应当限定在宏观管理领域，也就是一方面着重于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着重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应用，而对于微观领域，则应该严格限定政府的行为，尽可能的由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进行资源的配置。
三、关于“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是目前反对城镇化的重要理由之一，因此，一个为更多人所接受的城镇化是应当能够避免大城市病的城镇化。那么如何避免大城市病呢，首先要了解大城市病产生的根源。无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向往大城市生活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城市更多的改善和享受福利机会，无论这种福利的表现形式、种类或者获取方式。
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确立的一个观点就是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因为社会整体福利分配的自然结果，那么更进一步我们就需要分析导致这种不均衡的福利分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目前我国的具体国情观察，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自然条件比较优越，比如地势比较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群居生活；第二，地理位置的原因，对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在地域上处于交通要道的地方通常都容易聚集人群，相反，距离交通要道较远的地方人口相对疏散。第三，社会文化原因，那么文化比较宽容、自由交流的地区比较容易聚集更多的人群，相对而言，比较封闭的文化地区人口流动较少，也难以聚集更多的人群。第四，交易机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似乎有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现象，就是大城市日渐变得更加庞大，而小城市日渐萧条。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人口越密集，交易机会越多，而在市场条件下，更多的交易机会意味着更多的福利改善机会，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每个人福利的改善总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易来实现的。第五个原因，就是导致交易的成本问题，很明显，交易主体在地理意义上的距离越近，交易的成本就越少，当然，这种成本在整个交易成本中并不占据主要地位，占更大比重的交易成本是获取交易机会的成本和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尤其在相对而言市场秩序不完善、法治观念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公平的得到交易机会，其次，维护交易安全的成本不同的地域相对而言也不仅相通，相对而言，大城市的交易安全维护成本更低，这应该是导致大城市病的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很显然，人口越多，在交易安全维护成本总量不变的条件下，个体分摊的成本就越低。 在分析了大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之后，我们在今后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就可以有意的避开大城市病的发生，而主要的路径就是对导致大城市福利集中的一些原因进行改变，无论从理论上或者实践上，这种改变都是可行的，尽管导致大城市病的直接原因是福利的集中，而福利的集中又有诸多的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但无论何种因素，在现代化国家，都无法摆脱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国家意志对社会福利的分配权。在现代国家，无论社会资源的初始分配，或者二次分配，这种基本的分配秩序的确立和维护都依赖于国家意志。因此，依靠国家意志对大城市聚集的或者将来可能聚集的资源进行分散化分配引导是完全可行的。比较典型的比如现代国家宏观调控过程中常用的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市场准入等等都可以在地域分布上有效的调配资源的分配，从而引导人口的自由流动。当然，最终的改革方向仍然应当是逐步减少国家意志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影响力。
四、关于城镇化的度的问题
在一些对城镇化质疑的文章中，笔者看到关于城镇化的度的讨论，有的人提出了“七十或者八十”的标准。笔者无从考证这种标准从何而来，但以笔者的认知以为，这种抽象的标准的制定不仅没有根据，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笔者以为，对于城镇化的度的问题的确定，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这个度如何确定呢，就必须从城镇化的目标来说起，文章开篇就提出城镇化的目标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其终极目标也就是城乡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当城市和乡村居民的福利待遇，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基本趋于平等之时，也就是城镇化最佳状态。当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状态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谈及城镇化的度的问题，顺便再谈谈一些质疑者提出的粮食安全问题，也就说，国家鼓励城镇化，大家都进城了，谁种地？没有人种地了，大家吃什么，并因此引发关于粮食安全的讨论。实际上，这种担心没有多少必要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产业之一，农业人口的配置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比如对农业的政府补贴）以及市场调节（比如农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需关系来确定），就可以有效的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只要农产品的价格能够保证足够的利润，就不用担心农业人口问题。产生上述担忧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上农村补贴城市，城市人口一直享用的较低的非市场定价的粮食价格所致。
五、关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结果或者说发展方向必然是工业化，信息化，这也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而工业化在带给人类更多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就是环境污染问题，而解决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方式无疑就是城镇化，。 工业集中的后果很明显一方面是对污染的控制成本降低，而另一方面就是对污染的防治成本也同时降低了。当然，最终要的一点就是通过城镇化对民众社会观念的改变，让更多的民众从更多的可选择的发展机会中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必然的以污染的方式来获得发展。其次，通过城镇化的发展将一些生态保护区的居民移局城镇，除了可以更有效的帮助这些新移民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多的改善自身福利的机会，更低的生活成本之外，也可以有效的解决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比如三江源保护，泥石流频发地区，如果不通过由政府主导的有序的城镇化来解决这些地区的居民的致富问题，任由自我发展，那么，环境保护问题就无从谈起。
六、城镇化的速度的问题
城镇化的发展速度也成为一个多有讨论的话题，集中的观点认为宜慢不宜快，要考虑民众的素质。笔者以为，这样的认知没有任何道理，道理如同游泳，不下水永远学不会，城镇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积极面对，逐一克服，而不是老讲问题，就是不落实。其次，从速度上而言，宜快不宜慢，理由也很简单，目前，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已经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地域发展不均衡现象突出，发达地区，发达城市的发展水平已经完全与国际接轨，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落后的乡村地区可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还有许多人在为温饱问题而辛劳。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两个方面就是国家政策和地理文化原因，而城镇化当然也不是万能灵药，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地理上的，文化上的差异导致的落后，（文化的原因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导致落后的原因）。而城镇化在有效的克服地理文化上的原因之外，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一种倒逼机制，逼着我们的社会管理者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而退一步讲，如果不加快落后地区的城镇化的步伐，任由现在这种发展不均衡继续扩大，后果将会是什么？每一个反对快速城镇化的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地域、城乡发展的过度不均衡意味着什么？
总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纯粹的精英文化，这种精英文化决定了普通民众对历史的发展方向没有多大影响力，或者说几乎不发生影响，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起义并不能看作是民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例证，恰恰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更广大的民众在历次革命中从来都是作为炮灰存在的，被少数精英所裹胁着前进，然后被抛弃，实际上，普通民众很少有自己的选择，革命或者逆来顺受都是精英的选择和推动.无论作者是否承认，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相，至于这种颇具特色的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很显然，普通民众是没有能力破局的，这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精英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关键性的作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成败必然要归责于精英，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批评民众的盲从是没有意义的，民众的盲目本身就是精英引导的结果。而城镇化在缩小民众与精英之间的距离，或者说将精英拉下神坛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作者简介】
孟创奇，供职于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