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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任何自觉的行为，都是以认知为基础的。不同文化在认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时，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决定着文化的精神气质与价值形态。
中西方哲学思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中国哲学坚持有机整体的宇宙观，将人投入到自然中，以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而西方哲学则迷恋分解的方法，努力对事物作出本质的区别，以主客体的分离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思维喜欢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也为认识主体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西方哲学思维则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认识事物，追求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力求排除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的任意性；中国哲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致力于回答“怎么样”，关心物的功用，有意淡化“事实”和“超事实”的对立。西方哲学则致力于回答“是什么”，它的兴趣在于事物的本质，试图穷尽事物的真理。在这些不同中，最首要和起决定作用的是代表着中西思维方式根本差异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说。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维首要的基本的特征
在中国哲学中，“天”的含义非常丰富，“天人合一”也有着不同层面的意义。
（一）作为宇宙观
“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的整一、融通、赞化、共运的联系。汉朝董仲舒首先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是天造之物，禀一脉之气生，故人能与天地万物贯彻流通。可是董仲舒的天有兩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今天看来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
宋朝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他的目的原本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张载的思想后来影响很大。
“天人合一”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价值基础。子思在《礼记》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意思是只要“至诚”，就能知人性、通物性，于是可以顺应自然，参与天道的运行。
（二）作为认识论
“天”指认识对象、客体，“天人合一”指认识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关系。中国哲学的本体是整一的，无论其本体称为天、道、太极、心、气、理，都具有“大全”的性质。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我”，万物都是统一的，浑然一体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这样就陷入了相对主义。
中国哲学认为主客体是为一的，那么认识主体如何开展认识活动呢？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把认识客体置于主体的对立面或外部去观察、分析，而是主张主体在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体会、感悟客体的存在，于是产生了两种主客联系的方法：一种是将个人经验觉悟合理外推，与外在事物融为一体。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朱子语类》曰：“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另一种则是向心内求，将客体纳入主观内心。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讲：“天下无心外之物、心外之理”。不仅如此，儒、释、道三家都讲“无我”，儒家是去欲去私以达无我、忘我；庄子讲心斋坐忘，老子要人回到婴孩的无知无觉状态；佛家主张悟“空”，“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于是，这种主客浑然一体的认识前提消解掉了哪怕最粗浅的理性所给人的自我意识。
中国哲学主要强调学以致用，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中国哲学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注重实际而轻视玄想，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这些理论无非都是要我们执着于现实世界，而不去关注所谓虚幻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三）作为社会观
“天”是人格化的、有德性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一体性。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体现的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致，人道对天道的遵从。天人还能互相感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告之，而欲止其乱。”就是说，天对人事的违礼失节行为要发出警告、谴责，甚至降灾祸以惩罚；天对有德之君则施以仁爱辅佐。
儒家视天道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以天道模式来建立、理解人类社会。宇宙自然博大宽厚，四时运行不息刚强劲健，大化流行、阴阳相感化生万物；圣人感知天道，传布黎庶，引导人心顺乎大道，以达天下和平。
（四）作为宗教观
“天”是人事所不能及的。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能以至诚求得神助。对很多无能为力之事，中国人便委之“天命”、“命数”、“命运”。“天人合一”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将个人、世界、宇宙的诸多部份之间，建构起紧密的的联系性。认为整个宇宙各个部门或部份互相渗透、交互影响，并且与为因果。儒学的“宗教性”就是一种“整体性”、“互渗性”的情操，将宇宙秩序与人文秩序视为可以相互沟通的整体。宋代的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强调作为圣人的本质的“诚”源出于宇宙最终实体。所以“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将人之存在与宇宙秩序合而为一。展现一种以“诚”为核心的“宗教感”，在这种“宗教感”里，虽然没有从教皇到教士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供膜拜的神祗，但儒家l'k面对永恒的“道”时那种生死以之的绝对严肃的态度正是一种宗教情操。 总之，“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使得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不尚竞争，反对战争，痛恶分裂；它倡导“知行合一”，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反对空谈玄想，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追求“礼之用，和为贵”的行为模式，饱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但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天人合一也形成了“文以载道”、“情景交融”的艺术审美观念与价值理想。
二、“主客二分”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华
西方从古希腊起就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观，较为彻底地扫荡了原始神话思维，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
（一）宇宙观：人与自然对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哲学家古利安说：“原始人同时既认识自然，又藐视自然；既掌握着自然，又处于自然的控制下。”《圣经》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康德强调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手段性，提出“人为自然立法”。马克思说：“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劳动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至此人与自然关系的质的区别在实践意义上被马克思确定下来。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如此征服自然成了西方文化永恒的价值，成了西方科学的历史使命。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全部文明的进程是以精神法则战胜自然法则——人战胜自然为标志的。”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叙述希腊英雄海上十年探险的故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面对自然虽败犹勇的抗争精神，都是一部部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光荣史。
（二）认识论：主客体的对立
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就倡导主体意识的觉醒，普罗泰戈拉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提出人“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一切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醒人们要“认识你自己”。西方哲学沿着他们的思路把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作为人类知性活动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
“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心与物的对立在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是实体与非實体的存在，到了近代费希特则是以自我意识设立自身，以自我设立非我，笛卡尔强调有两种实体：一种是没有广延的实体，即物质；另一种是思想的实体，即心灵。两者谁也决定不了谁。主客体的对立始终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设定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
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关系，它的眼光与其说是盯着实实在在的大地，不如说是投向无限轩邈的天空和宇宙。我们说中国哲学在思想观念上有一定的超脱性，也许这正是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种“学以致知”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知态度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我们中国哲学由始至终都追求实用性，而没有西方人那种刨根问底的学习精神。而且很明显地中国哲学和政治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了。不可否认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更适合搞学术，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适合搞政治。
（三）价值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
二元对立的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西方人认为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的。社会契约论者则以自主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正是人与社会妥协的结果。斯宾诺莎说：“要使人人彼此和平相处且能互相扶助起见，则人人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马林诺夫斯基讲：“合作是牺牲个人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的强制。”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对个人个性原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定、制约、压制。而个体性的个性、创造精神原本是反抗这种束缚的。
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与个人的对立，也看到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每个人是平等的，但又是竞争的，霍布斯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利益矛盾的社会“人与人是狼”，萨特讲“地狱就是他人”。人们为了一时的利益经常妥协、携手，但又经常分裂，“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阶级集团间、经济组织间、社团间、政党间更无常态的合作，而有永恒的对立；民族间、种族间、国家间亦无常态的和平，却有难以消弭的偏见、敌对和无休止的战争。
（四）自我的对立：灵与肉
最后，二元的对立还表现为人自身的分裂。人自身也有理性与感性，心与物或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希腊文化中，人的动物性与理性的并存表现为酒神狄奥尼索斯激情的创造精神与太阳神阿波罗和谐的理性精神并存。柏拉图则将人分为三种象征意义的层次：黄金、白银、铁，直截了当地赋予价值评判。中世纪灵与肉的分裂达到绝对的程度，上帝因亚当夏娃背叛了自己，认识到肉身的区别而摈弃了他们。宗教徒把人生当作皈依上帝的旅程，将肉体与灵魂、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作绝对的分割，否定任何现世的快乐与享受。资本主义时期将灵与肉的二分变成了情与理、欲与德、本我与意志的对立。我们从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中，从拉思科里尼可夫良心对罪恶的谴责中，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都能看到自我的撕裂。
“物我对立”导致了一个分裂的宇宙，西方人由此建立起无数对立的哲学范畴。西方文化正是认定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所以社会才如此充满生机活力；也正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才有了个体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人的尊重及平等的观念。然而，人在这个对立分裂的世界中饱尝了孤独、分裂之苦。他必须面对一切挑战——来自生存的竞争、本质的保存、灵魂的超越，去孤军奋斗。同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容易将事物对立的性质绝对化、简单化，因而在20世纪后期开始遭到西方思想界的质疑，流行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分裂，倾向东方式有机整体思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这种哲学受到古老中国思维方式的启发，它向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主张多元价值并存。中西哲学在深入对话中互相启迪、融合、更新、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
中西方哲学思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中国哲学坚持有机整体的宇宙观，将人投入到自然中，以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为认识的基本前提；而西方哲学则迷恋分解的方法，努力对事物作出本质的区别，以主客体的分离作为认识的基本前提；中国哲学思维喜欢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也为认识主体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西方哲学思维则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认识事物，追求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力求排除主体理解和阐释对象的任意性；中国哲学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致力于回答“怎么样”，关心物的功用，有意淡化“事实”和“超事实”的对立。西方哲学则致力于回答“是什么”，它的兴趣在于事物的本质，试图穷尽事物的真理。在这些不同中，最首要和起决定作用的是代表着中西思维方式根本差异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说。
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思维首要的基本的特征
在中国哲学中，“天”的含义非常丰富，“天人合一”也有着不同层面的意义。
（一）作为宇宙观
“天”表示整个自然界，“天”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的整一、融通、赞化、共运的联系。汉朝董仲舒首先明确提出“天人之间合而为一”，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是天造之物，禀一脉之气生，故人能与天地万物贯彻流通。可是董仲舒的天有兩个意义：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头上的青天。他认为上帝就是头上的青天，头上的青天就是上帝，并认为上帝、头上青天与人有相似之处，“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有许多数目，人体也表现了许多数位，彼此相合。最显著的例子，天是每年有十二个月，人的身体上有十二根大骨头，这就跟天相符合了。今天看来这种思想完全是牵强附会，是一种浅薄的思想。
宋朝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这四个字来。他的目的原本是反对佛教，他说佛教否定天的客观性、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这是完全错误的。他认为自然界也是客观实在的，天和人都是客观实在的，彼此合成一个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张载用八个字表示天人合一的思想：“乾坤父母，民胞物与”。乾坤就是天地，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胞物与”，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张载的思想后来影响很大。
“天人合一”使中国文化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应、协调和感恩，以人与自然的亲和为其价值基础。子思在《礼记》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意思是只要“至诚”，就能知人性、通物性，于是可以顺应自然，参与天道的运行。
（二）作为认识论
“天”指认识对象、客体，“天人合一”指认识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关系。中国哲学的本体是整一的，无论其本体称为天、道、太极、心、气、理，都具有“大全”的性质。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主体、客体这两个名词在中国古代没有，可是有相类似的名词，在中国古代讲“己”与“物”的关系。“己”就是自己，也就是主体，“物”就是外物，也就是客体。庄子在《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我”，万物都是统一的，浑然一体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这样就陷入了相对主义。
中国哲学认为主客体是为一的，那么认识主体如何开展认识活动呢？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把认识客体置于主体的对立面或外部去观察、分析，而是主张主体在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体会、感悟客体的存在，于是产生了两种主客联系的方法：一种是将个人经验觉悟合理外推，与外在事物融为一体。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又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朱子语类》曰：“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另一种则是向心内求，将客体纳入主观内心。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守仁讲：“天下无心外之物、心外之理”。不仅如此，儒、释、道三家都讲“无我”，儒家是去欲去私以达无我、忘我；庄子讲心斋坐忘，老子要人回到婴孩的无知无觉状态；佛家主张悟“空”，“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于是，这种主客浑然一体的认识前提消解掉了哪怕最粗浅的理性所给人的自我意识。
中国哲学主要强调学以致用，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注重超越性的精神思辨和批判意识，强调学以致知。中国哲学自孔子以来就培养了一种深厚的“实用理性精神”，注重实际而轻视玄想，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这些理论无非都是要我们执着于现实世界，而不去关注所谓虚幻的形而上学的问题。
（三）作为社会观
“天”是人格化的、有德性的实体，它是一切社会法则和价值的来源。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一体性。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体现的是天道与人道的一致，人道对天道的遵从。天人还能互相感应，“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告之，而欲止其乱。”就是说，天对人事的违礼失节行为要发出警告、谴责，甚至降灾祸以惩罚；天对有德之君则施以仁爱辅佐。
儒家视天道为社会伦理价值的最高来源，以天道模式来建立、理解人类社会。宇宙自然博大宽厚，四时运行不息刚强劲健，大化流行、阴阳相感化生万物；圣人感知天道，传布黎庶，引导人心顺乎大道，以达天下和平。
（四）作为宗教观
“天”是人事所不能及的。所谓“天人合一”是说天主宰着人事的成败，而人能以至诚求得神助。对很多无能为力之事，中国人便委之“天命”、“命数”、“命运”。“天人合一”构造了一个阴阳、天人、形神、理物、道器、内外等重大范畴统一的宇宙，将个人、世界、宇宙的诸多部份之间，建构起紧密的的联系性。认为整个宇宙各个部门或部份互相渗透、交互影响，并且与为因果。儒学的“宗教性”就是一种“整体性”、“互渗性”的情操，将宇宙秩序与人文秩序视为可以相互沟通的整体。宋代的周敦颐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强调作为圣人的本质的“诚”源出于宇宙最终实体。所以“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将人之存在与宇宙秩序合而为一。展现一种以“诚”为核心的“宗教感”，在这种“宗教感”里，虽然没有从教皇到教士的神职人员，也没有供膜拜的神祗，但儒家l'k面对永恒的“道”时那种生死以之的绝对严肃的态度正是一种宗教情操。 总之，“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使得它向往大同社会，四海为家，中央集权，一统天下；它崇尚秩序，追求和谐，不尚竞争，反对战争，痛恶分裂；它倡导“知行合一”，要求理论的实际效用，反对空谈玄想，也造成了对纯理论和纯思辨的轻视；它追求“礼之用，和为贵”的行为模式，饱含对家人的关怀和责任，对乡土的眷恋与归依，但也有老道圆滑的一团和气和息事宁人的柔顺。天人合一也形成了“文以载道”、“情景交融”的艺术审美观念与价值理想。
二、“主客二分”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和精华
西方从古希腊起就创立了人与自然分离的哲学观，较为彻底地扫荡了原始神话思维，走向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世界。
（一）宇宙观：人与自然对立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哲学家古利安说：“原始人同时既认识自然，又藐视自然；既掌握着自然，又处于自然的控制下。”《圣经》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康德强调人的目的性与自然的手段性，提出“人为自然立法”。马克思说：“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劳动者“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至此人与自然关系的质的区别在实践意义上被马克思确定下来。
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是整个西方文化突出的特征。如此征服自然成了西方文化永恒的价值，成了西方科学的历史使命。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托马斯在他的《英国文明史》中说：“全部文明的进程是以精神法则战胜自然法则——人战胜自然为标志的。”从荷马史诗《奥德赛》叙述希腊英雄海上十年探险的故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面对自然虽败犹勇的抗争精神，都是一部部西方人征服自然的光荣史。
（二）认识论：主客体的对立
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开始，就倡导主体意识的觉醒，普罗泰戈拉发现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提出人“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一切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醒人们要“认识你自己”。西方哲学沿着他们的思路把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作为人类知性活动理所当然的逻辑前提。
“心与物之间的区别——这在哲学上、科学上和一般人的思想里已经成为常识了。”心与物的对立在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是实体与非實体的存在，到了近代费希特则是以自我意识设立自身，以自我设立非我，笛卡尔强调有两种实体：一种是没有广延的实体，即物质；另一种是思想的实体，即心灵。两者谁也决定不了谁。主客体的对立始终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基本前提，设定了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
西方哲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批判的关系，它的眼光与其说是盯着实实在在的大地，不如说是投向无限轩邈的天空和宇宙。我们说中国哲学在思想观念上有一定的超脱性，也许这正是我们没有像西方人那种“学以致知”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求知态度的原因所在。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看，我们中国哲学由始至终都追求实用性，而没有西方人那种刨根问底的学习精神。而且很明显地中国哲学和政治有着太密切的关系了。不可否认西方人比我们中国人更适合搞学术，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适合搞政治。
（三）价值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对立
二元对立的思想，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西方人认为个人是自由独立的，有鲜明个性的。社会契约论者则以自主平等的契约关系来表明社会是个人契约的结果，正是人与社会妥协的结果。斯宾诺莎说：“要使人人彼此和平相处且能互相扶助起见，则人人必须放弃他们的自然权利。”马林诺夫斯基讲：“合作是牺牲个人而服从一个共同目的，于是发生了社会的强制。”从这种意义上讲，社会共同利益的原则对个人个性原则毫无疑问是一种限定、制约、压制。而个体性的个性、创造精神原本是反抗这种束缚的。
西方文化不仅关注社会群体与个人的对立，也看到每个个体之间存在利益的冲突。每个人是平等的，但又是竞争的，霍布斯说，在这样一个充满利益矛盾的社会“人与人是狼”，萨特讲“地狱就是他人”。人们为了一时的利益经常妥协、携手，但又经常分裂，“没有不变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阶级集团间、经济组织间、社团间、政党间更无常态的合作，而有永恒的对立；民族间、种族间、国家间亦无常态的和平，却有难以消弭的偏见、敌对和无休止的战争。
（四）自我的对立：灵与肉
最后，二元的对立还表现为人自身的分裂。人自身也有理性与感性，心与物或灵与肉的二元对立。在希腊文化中，人的动物性与理性的并存表现为酒神狄奥尼索斯激情的创造精神与太阳神阿波罗和谐的理性精神并存。柏拉图则将人分为三种象征意义的层次：黄金、白银、铁，直截了当地赋予价值评判。中世纪灵与肉的分裂达到绝对的程度，上帝因亚当夏娃背叛了自己，认识到肉身的区别而摈弃了他们。宗教徒把人生当作皈依上帝的旅程，将肉体与灵魂、此岸与彼岸、天堂与地狱作绝对的分割，否定任何现世的快乐与享受。资本主义时期将灵与肉的二分变成了情与理、欲与德、本我与意志的对立。我们从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中，从拉思科里尼可夫良心对罪恶的谴责中，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都能看到自我的撕裂。
“物我对立”导致了一个分裂的宇宙，西方人由此建立起无数对立的哲学范畴。西方文化正是认定事物内部的矛盾冲突促成了事物的发展，所以社会才如此充满生机活力；也正是承认事物的差异，才有了个体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人的尊重及平等的观念。然而，人在这个对立分裂的世界中饱尝了孤独、分裂之苦。他必须面对一切挑战——来自生存的竞争、本质的保存、灵魂的超越，去孤军奋斗。同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模式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容易将事物对立的性质绝对化、简单化，因而在20世纪后期开始遭到西方思想界的质疑，流行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二元分裂，倾向东方式有机整体思维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这种哲学受到古老中国思维方式的启发，它向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主张多元价值并存。中西哲学在深入对话中互相启迪、融合、更新、发展。
（作者单位：苏州高博软件技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