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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里弄既有文本形象，也有现实情况，有关里弄记忆与现实的反差形成巨大的张力，构成了里弄保护和更新中持久的争论。文本中的里弄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且兼容并包，文本的记录和居民的记忆互相影响，一定程度上建构了里弄的文化形象，成了里弄保护的载体。但现实的里弄是黄金地段的低矮住宅，居住拥挤的移民社区，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并存。里弄的未来需要在记忆与现实中和解，在多元和共享的方式下实现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
关键词：上海 里弄记忆 保护 更新 文化功能
上海里弄的保护和更新已经产生了新天地、田子坊、步高里、建业里等多种模式。但在如何保护里弄，如何更新里弄方面，还存在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里弄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如何理解里弄的空间和文化价值。上海的里弄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居住形式，但随着上海的发展，里弄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尤其是经过近30年的城市开发，上海的弄堂数量已经降低到1 000多条。与此同时，新建的商品住宅在上海住宅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里弄不断减少、商品住宅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既能听见对里弄的怀旧和思念，也能听见对新住宅的向往和赞美。
保护里弄的理由是，里弄需承担起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化、改善居住条件等多重功能。而居于里弄中的居民却有不同的感受，认为他们生活在21世纪的上海，居住条件却是上个世纪的，急切盼望里弄的拆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重于泰山，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里弄的现状令人困扰，本文将分析里弄的文化形象和现实状况，探讨里弄通过多元和共享方式从居住功能转化为文化功能，实现记忆与现实的和解，走向未来的可能途径。
一、里弄的记忆——文本之中的里弄
在上海，一提里弄，往往涉及到家、邻里，直指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里弄承载着儿时的欢笑、父母的守望、邻里的温馨。里弄曾经是上海居民最主要的栖身之所，到1990年代，仍然有近一半以上的上海市民居住在里弄里，[1]随着住房商品化和上海城市的扩张，目前住在里弄里的居民占比已经不足10%。对于不少上海市民而言，里弄生活已成为过去，但对于里弄的记忆、描绘、想象却在不断生产。有关里弄的叙述在文学、电影、媒介传播中不胜枚举，除了里弄的物质空间环境，里弄的经典形象至少有三种，即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
（一）邻里和睦
里弄是上海探索城市居住形式方面的创造。上海开埠后，初期到上海的地主、富商较多，他们保留有传统乡村生活的习惯，以四合院的模式为基础，吸收西方联排建筑的形式，形成了早期的石库门里弄，既能够满足传统大家庭生活，又能够利用庭院接近自然，也适应了城市密集建造的要求。随着涌入上海的人口逐渐增加，里弄房子的设计也从单开间到了多开间，里弄的规模也有所扩大。[2]里弄居住条件的拥挤使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难以明确区分，在公共空间的交流和共享，增加了居民的互助。传统乡村邻里的熟悉和互助是今天城市居住所欠缺和向往的，而里弄邻里的温情和互助被认为是传承了传统邻里关系的经典。里弄的拆迁，常常引发怀旧，其中不少是对传统邻里关系的追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一条石库门里弄住宅久兴里巷子里拍了一部蜚声全国的大型纪录片《邻里情》，记录了居民的相互体谅、和睦相处。2002年2月12日春节之后，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弄堂要拆迁了，《文汇报》在当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以《永远的年夜饭》为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里弄的邻里情。[3]
（二）市井文化繁荣
里弄不仅有居住功能，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铺小摊，比如生煎馒头摊、老虎灶、小五金店、理发店、裁缝店、针线杂货店等也应有尽有，大的弄堂里还可能有弄堂工厂，市民在逼仄的空间里经营着每天的生活。“很怀念上海的老弄堂独有的那种特别气场，想来会引起不少上海人的童年回忆。总也离不开弄堂口烟纸店那抹蜜黄的灯光。这里很难用‘好’或‘不好’来作简单评述，但可以用一个亦正亦邪的字——‘市井’来形容”。[4]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作品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弄居民精于算计、苦撑门面的拮据。[5]即使困苦，也有欢娱的时候，吃弄堂饭在里弄里很普遍，就是把饭桌放在里弄里吃，但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不放，也是有讲究的：“我见识过一家人家，平时喜欢吃弄堂饭，但他们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比如菜肴很差，基本上就在屋里了结；菜肴还摆得上台面的，就一定要到弄堂里吃的；菜肴格外丰富，那就不是简单地在弄堂吃饭的问题，非要弄到整条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此地吃饭。其时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每一个走到饭桌前对他们说一声‘小菜介好啊’的人吃饭，有些老邻居也不怕人家说他脸皮厚，喝上一口人家倒好的啤酒，坐下来，和主人家边吃边聊，甚至一连来了五六个人，大家挤在一块儿欢声笑语”。[6]这样的描述很好地回应了程乃珊用“市井”来形容里弄，“这种市民文化由于居民文化素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处一个空间，以及相互作用，既难以涣散、堕落，也难以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这样，弄堂文化自然成为一种世俗的然而却又和谐的市民文化，构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方面”。[7]
（三）兼容并包
里弄建筑的特点是“不中不西、半中半西、又中又西”，里弄生活则融合了传统和西方，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多是出于实用的角度考虑。里弄的居民既有各类社会精英，也有各种小商贩；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侨民。《七十二家房客》呈现了上海里弄底层居民的生活。亭子间是里弄房屋中条件较差的房间，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上海文人和作家的栖身之所，亭子间成了上海文学生活的附属物，以至于后来成了作家的形容词，比如“亭子间文人”、“来自亭子间的作家”。巴金、周立波、郁达夫、梁实秋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曾经都在亭子间生活和创作。[8]
富人在建设大公馆时，为了自我保护，不是堂而皇之地建设在大街上，而是沿马路一带建个弄堂，用以出租，自己的公馆则建在弄堂末端，隐蔽起来。公馆的规模不小，内部考究，但外观上与周边的弄堂房子差不多。[9]上海的里弄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居住，长期的比邻而居，关系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上海基本上没有爆发过特别重大的针对西方人的排外抗争事件，至少部分可以从外国侨民和上海居民在里弄里的和平共处，相互了解和熟悉来解释。[10] 里弄建筑的中西合璧，里弄居民的华洋杂处，里弄居住、商业和产业功能的混合，作家、金融家、职员、小商贩、妓女等各种人在里弄里的出入，显示了里弄巨大的包容能力。
里弄的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不仅留存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也留存在市民的记忆里，在记忆和文学作品互相影响和强化的过程中，里弄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愈发彰显。记忆和文本中的里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里弄保护的载体。
二、里弄的现实——作为文本的里弄
在上海的城市中心区，从高楼大厦、高架桥和轻轨上向下望去，仍然能够看见一片一片的低矮里弄，与周边的高大现代建筑相比，其更显得矮小和老旧。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商品房层出不穷的情势下，里弄的居住环境仿佛一下把人带回到另一个时代。各家各户在弄堂内搭出了水池、灶台、杂物间，不宽的弄堂显得更加拥挤。抬头望去，各种晾衣杆上挂着衣服、裤子、被子等，连内衣裤等隐私的个人物品也公开地晾晒着，且在弄堂口、石库门前，多是老人的身影。里弄曾经是上海市民主要的栖居地、上海文化的象征，在上海飞速的发展脚步下，里弄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部分里弄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黄金地段的低矮住宅
上海目前保留的里弄多处于城市的黄金地段，里弄周边往往是高楼大厦，与窗明几净、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相比，里弄愈发显得低矮。周边的高层密集建筑，显示了黄金地段寸土寸金的价值。仅以居住功能来衡量的话，里弄的低矮无疑是低效的，要是同样低容积率的别墅建设在市中心，其价格一定是天价。由于历史的原因，里弄大多是使用权房，居民租住在里面，仅支付极低的租金。虽然是租住在里面，但居民很多从出生就居住于此，政府已经默认了他们长期居住的权利，居民考虑到拆迁补偿等因素，没有谁会主动退出承租的权利。黄金地段的低矮里弄就长期承担了居住功能，如若政府要有所变更，需拿出高昂的补偿方案。在政府经过评估和考量后，无法完成补偿，低矮的里弄就只有维持现状，靠分散的市场力量去自然更新。周边的黄金地段投入了更多的资本，显得越发干净、整洁、舒适、现代，而地处黄金地段的里弄积淀了岁月的痕迹，又欠缺功能和资本的注入，两者的反差愈发明显，有时达到戏剧化和震撼的效果。
（二）居住拥挤的移民社区
当笔者在上海众多里弄调研时，不时有居民围过来，急切地问：“要拆迁了吗？什么时候拆迁？”“你们的调查对帮助我们拆迁有没有用？”“能不能帮我们向上面反映下，尽快动迁？”“快来看看我们居住的条件，一家几口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阁楼里，连腰都不能伸直。”“解放都快70年了，我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解放前。”“不要看我们是上海人，你们在外地看见过这么差的居住条件了吗？”
看了这些里弄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急切搬离里弄的心情：房屋老旧，一家几口蜗居在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通风、采光条件差，没有卫浴设施，没有抽水马桶，或者加装过马桶但位置很憋屈，再就是狭窄、陡峭的楼梯，昏暗的过道，堆满杂物的公用厨房。由于里弄居住功能与现代生活的脱节，有能力有条件的居民多数搬离了里弄，将空出的房间出租出去，租客多是各地到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有拖家带口来的，有一对夫妇来的，也有公司集体租房的。外来移民在老家基本都有宽敞的住房，到上海来打工，更看重的是收入，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外来移民之所以选择里弄，是看中了里弄的区位、交通方便和租金便宜。在一些里弄，移民要占到居民总数一半以上。外来移民为了节省租金，租房面积能省则省，房东为了能够将房屋出租出去，将房间一再分割，常见的情况是一个门洞里有好几户，十几位居民。毋庸畏言，里弄是上海目前人均居住面积小、居住拥挤、外来移民人口多的居住地块。
（三）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
留存的上海里弄大多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不论当时多么辉煌、优秀和先进，100年足以在里弄房子与当代商品房间产生距离，表现在设施欠缺、房屋老旧、过度使用后的不堪重负。虽然上海市政府对里弄进行了若干次的维修和改建，但并没有消灭所有里弄的马桶，一些里弄的居民还要靠倒马桶过日子。为了解决在家里洗澡的问题，居民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各个可能开发的空间中找机会。但能够在里弄房子里洗澡，对大多数弄堂居民来说，还是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厨房和马桶经过加装和改造后，比改造前的居住条件肯定算提高了，但先天不足导致空间狭小，使用不便仍然困扰着居民。由于房屋老旧，过密使用引发的白蚁、老鼠、蟑螂、屋顶落灰、地面返潮、楼梯楼板响声大、房间不隔音等，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新商品房生活方式的示范下，里弄生活的不便与落伍也就更加凸显，也加深了里弄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期盼。
里弄里留下的老龄人口颇多。部分老年人一辈子都住在里弄，都住在同一个里弄。他们与里弄一起在变老，里弄的种种不便，在他们那里已经习以为常。由于熟悉，由于习惯，由于怕改变后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他们愿意留在里弄，留在熟悉的生活圈。这部分老年人的特点多是年纪较大，居住条件在里弄里算中上的。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从年轻时住进里弄就盼望拆迁，从年轻盼望到老，“如果你们讲这个里弄不拆迁了，好多老年人活不长了，拆迁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我妈妈从年轻嫁给我父亲来到这个里弄，就一直盼望拆迁改变居住条件，但一直活到90多岁去世，也没有盼来拆迁。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了一辈子，造孽哦”。
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相伴，最大的隐患就是安全问题。老里弄房子人口密集，杂物，易燃物多，老年人忘记关煤气炉、忘记拔下电插头、从楼梯摔下来的事时有发生。
现实的里弄也有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但里弄的现实问题压倒了居民的文化需求，无法来体味其中的美好。相反，并不居于里弄的市民，尤其是文化精英，对里弄的保护呼声很高，因为透过记忆、文本和想象，里弄有太多的文化价值。希望保护里弄的人并没有住于其中，真正住在里弄里的人并没有把保护当一回事。这就是里弄保护的现实。 三、里弄的未来——文化、多元与共享
城市的文化需要传承，城市的功能同样需要更新。曾经的里弄有众多的层次，有建筑质量高、文化历史价值高的里弄，也有建筑质量一般、历史价值不大的二级以下旧里。对于不同类型的里弄，应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拆除、更新和保护。
加快进度，加大力度，拆除一批历史文化价值低、居住条件不尽人意的里弄。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但一些里弄的现实困境也是明显的，以文化保护之名让居民居住在居住环境极其不佳的地方，对这部分居民不公平。虽然任何一个有历史的建筑和街区拆迁，总会给部分人带来留恋和不舍，但拆迁对长期盼拆迁的里弄居民来说，可谓心心念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不适应城市发展，不适宜居民居住的片区进行拆迁改造，为城市新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为里弄居民改善居住创造了条件。当然，对这些里弄的拆除，有利益平衡、实施方式、档案记录、社会舆论等问题，所以政府应以更大的责任、更多的担当，破除种种障碍，稳步推进拆除应拆里弄的工作。里弄的物质空间可以拆迁，但里弄的档案、记忆和文化还可以传承和保护，对于拆迁的里弄，应通过口述、影像、档案等多种方式把里弄的历史和文化记录、传承下来。
对于保留下的里弄如何保护，通过多元与共享的方式实现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为什么要实现功能的转化？里弄是为居住而设计的，有关里弄的记忆也与居住、家、邻里等相关，但留下的里弄若再以满足居住需求为主的话，将无法担当城市新发展阶段里弄应肩负的使命。留下来的保护里弄在区位、建筑特色、文化价值方面都是稀缺资源，若经过修整，房屋的质量提高，将可以注入若干与城市现阶段发展相适应的新功能，比如文化创意产业、历史文化展示、特色餐饮、表演等。这些功能是城市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在老里弄承续，可以取得双赢效应。里弄物质空间包容新功能后可产生新的城市记忆，里弄的形象更丰富，并可传承下去。而文化创意产业以里弄为依托，将会更有特色，具有地域性、不可复制性等特点。新天地、田子坊之所以成功，就是实现了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虽然有评论认为新天地里弄的外形还保留，但功能完全更改，由于其特殊性和投资巨大，不能成为其他里弄保护的借鉴。田子坊虽保留了居住功能，但保留的居住品质不高，受商业影响大。若以里弄居住功能保留来看，这两个案例无疑会受到批判，但从探索里弄功能变迁上，这两个都是成功案例。在今天的上海，里弄承担的居住功能已不再那么重要，但如何挖掘里弄的文化价值更重要。里弄在历史上就是以市井文化繁荣、兼容并包为特点，今天里弄的更新应有多元、开放、共享的胸襟。
里弄更新的模式应是多元和共享的。里弄功能的转化可以比喻为文化再创造，文化是有地域特色的，上海里弄形式众多，其更新和保护的模式也应多样。比如现在流行的“空中食宿”，激发了对上海特色里弄的短期租住需求，如原上海法租界区域的上海里弄房子，因为有特色，成为了热门房源。如果将来形成比较成片的租房区域，里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居住功能。但这样的居住，更多的是一种样板展示，一种文化传播，与原有里弄的居住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一些保护较好的弄堂存在绅士化现象，这些里弄将来仍然有可能是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居住者的身份、居住的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氛围都有所改变，将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
共享就是里弄功能的变迁必然受到记忆和现实的双重影响，同时受制于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里弄的更新是在新旧交替中变化，在保护物质环境与保护社会关系间寻求平衡点。在里弄文化价值的发掘和创造中，应该为参与者共享、共赢里弄功能变迁的利益留下空间。
参考文献：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4.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5-145.
张锡昌.弄堂怀旧[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85-186.
程乃珊.上海FASHION[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01.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60-70.
管继平.上海老辰光——一段难忘的弄堂情节[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6-127.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142-143.
李欧梵.上海摩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8.39-43.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4.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4-285.
责任编辑：王 缙
关键词：上海 里弄记忆 保护 更新 文化功能
上海里弄的保护和更新已经产生了新天地、田子坊、步高里、建业里等多种模式。但在如何保护里弄，如何更新里弄方面，还存在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里弄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如何理解里弄的空间和文化价值。上海的里弄是中国城市化、现代化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居住形式，但随着上海的发展，里弄的数量在不断减少，尤其是经过近30年的城市开发，上海的弄堂数量已经降低到1 000多条。与此同时，新建的商品住宅在上海住宅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在里弄不断减少、商品住宅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既能听见对里弄的怀旧和思念，也能听见对新住宅的向往和赞美。
保护里弄的理由是，里弄需承担起保留城市记忆、传承城市文化、改善居住条件等多重功能。而居于里弄中的居民却有不同的感受，认为他们生活在21世纪的上海，居住条件却是上个世纪的，急切盼望里弄的拆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重于泰山，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里弄的现状令人困扰，本文将分析里弄的文化形象和现实状况，探讨里弄通过多元和共享方式从居住功能转化为文化功能，实现记忆与现实的和解，走向未来的可能途径。
一、里弄的记忆——文本之中的里弄
在上海，一提里弄，往往涉及到家、邻里，直指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里弄承载着儿时的欢笑、父母的守望、邻里的温馨。里弄曾经是上海居民最主要的栖身之所，到1990年代，仍然有近一半以上的上海市民居住在里弄里，[1]随着住房商品化和上海城市的扩张，目前住在里弄里的居民占比已经不足10%。对于不少上海市民而言，里弄生活已成为过去，但对于里弄的记忆、描绘、想象却在不断生产。有关里弄的叙述在文学、电影、媒介传播中不胜枚举，除了里弄的物质空间环境，里弄的经典形象至少有三种，即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
（一）邻里和睦
里弄是上海探索城市居住形式方面的创造。上海开埠后，初期到上海的地主、富商较多，他们保留有传统乡村生活的习惯，以四合院的模式为基础，吸收西方联排建筑的形式，形成了早期的石库门里弄，既能够满足传统大家庭生活，又能够利用庭院接近自然，也适应了城市密集建造的要求。随着涌入上海的人口逐渐增加，里弄房子的设计也从单开间到了多开间，里弄的规模也有所扩大。[2]里弄居住条件的拥挤使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难以明确区分，在公共空间的交流和共享，增加了居民的互助。传统乡村邻里的熟悉和互助是今天城市居住所欠缺和向往的，而里弄邻里的温情和互助被认为是传承了传统邻里关系的经典。里弄的拆迁，常常引发怀旧，其中不少是对传统邻里关系的追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曾在上海滩上颇有名气的一条石库门里弄住宅久兴里巷子里拍了一部蜚声全国的大型纪录片《邻里情》，记录了居民的相互体谅、和睦相处。2002年2月12日春节之后，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弄堂要拆迁了，《文汇报》在当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以《永远的年夜饭》为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此里弄的邻里情。[3]
（二）市井文化繁荣
里弄不仅有居住功能，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铺小摊，比如生煎馒头摊、老虎灶、小五金店、理发店、裁缝店、针线杂货店等也应有尽有，大的弄堂里还可能有弄堂工厂，市民在逼仄的空间里经营着每天的生活。“很怀念上海的老弄堂独有的那种特别气场，想来会引起不少上海人的童年回忆。总也离不开弄堂口烟纸店那抹蜜黄的灯光。这里很难用‘好’或‘不好’来作简单评述，但可以用一个亦正亦邪的字——‘市井’来形容”。[4]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作品反映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弄居民精于算计、苦撑门面的拮据。[5]即使困苦，也有欢娱的时候，吃弄堂饭在里弄里很普遍，就是把饭桌放在里弄里吃，但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不放，也是有讲究的：“我见识过一家人家，平时喜欢吃弄堂饭，但他们的分寸感掌握得很好：比如菜肴很差，基本上就在屋里了结；菜肴还摆得上台面的，就一定要到弄堂里吃的；菜肴格外丰富，那就不是简单地在弄堂吃饭的问题，非要弄到整条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此时此刻在此地吃饭。其时他们会热情地邀请每一个走到饭桌前对他们说一声‘小菜介好啊’的人吃饭，有些老邻居也不怕人家说他脸皮厚，喝上一口人家倒好的啤酒，坐下来，和主人家边吃边聊，甚至一连来了五六个人，大家挤在一块儿欢声笑语”。[6]这样的描述很好地回应了程乃珊用“市井”来形容里弄，“这种市民文化由于居民文化素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同处一个空间，以及相互作用，既难以涣散、堕落，也难以形成高雅的文化氛围，这样，弄堂文化自然成为一种世俗的然而却又和谐的市民文化，构成了上海市民文化的主要方面”。[7]
（三）兼容并包
里弄建筑的特点是“不中不西、半中半西、又中又西”，里弄生活则融合了传统和西方，究竟采用哪种方式，多是出于实用的角度考虑。里弄的居民既有各类社会精英，也有各种小商贩；既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侨民。《七十二家房客》呈现了上海里弄底层居民的生活。亭子间是里弄房屋中条件较差的房间，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却是上海文人和作家的栖身之所，亭子间成了上海文学生活的附属物，以至于后来成了作家的形容词，比如“亭子间文人”、“来自亭子间的作家”。巴金、周立波、郁达夫、梁实秋等大名鼎鼎的作家，曾经都在亭子间生活和创作。[8]
富人在建设大公馆时，为了自我保护，不是堂而皇之地建设在大街上，而是沿马路一带建个弄堂，用以出租，自己的公馆则建在弄堂末端，隐蔽起来。公馆的规模不小，内部考究，但外观上与周边的弄堂房子差不多。[9]上海的里弄一直有不少外国侨民居住，长期的比邻而居，关系就调节得十分自然。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上海基本上没有爆发过特别重大的针对西方人的排外抗争事件，至少部分可以从外国侨民和上海居民在里弄里的和平共处，相互了解和熟悉来解释。[10] 里弄建筑的中西合璧，里弄居民的华洋杂处，里弄居住、商业和产业功能的混合，作家、金融家、职员、小商贩、妓女等各种人在里弄里的出入，显示了里弄巨大的包容能力。
里弄的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不仅留存在各类文学作品中，也留存在市民的记忆里，在记忆和文学作品互相影响和强化的过程中，里弄的文化精神和价值愈发彰显。记忆和文本中的里弄，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里弄保护的载体。
二、里弄的现实——作为文本的里弄
在上海的城市中心区，从高楼大厦、高架桥和轻轨上向下望去，仍然能够看见一片一片的低矮里弄，与周边的高大现代建筑相比，其更显得矮小和老旧。在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商品房层出不穷的情势下，里弄的居住环境仿佛一下把人带回到另一个时代。各家各户在弄堂内搭出了水池、灶台、杂物间，不宽的弄堂显得更加拥挤。抬头望去，各种晾衣杆上挂着衣服、裤子、被子等，连内衣裤等隐私的个人物品也公开地晾晒着，且在弄堂口、石库门前，多是老人的身影。里弄曾经是上海市民主要的栖居地、上海文化的象征，在上海飞速的发展脚步下，里弄已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部分里弄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黄金地段的低矮住宅
上海目前保留的里弄多处于城市的黄金地段，里弄周边往往是高楼大厦，与窗明几净、高耸入云的现代建筑相比，里弄愈发显得低矮。周边的高层密集建筑，显示了黄金地段寸土寸金的价值。仅以居住功能来衡量的话，里弄的低矮无疑是低效的，要是同样低容积率的别墅建设在市中心，其价格一定是天价。由于历史的原因，里弄大多是使用权房，居民租住在里面，仅支付极低的租金。虽然是租住在里面，但居民很多从出生就居住于此，政府已经默认了他们长期居住的权利，居民考虑到拆迁补偿等因素，没有谁会主动退出承租的权利。黄金地段的低矮里弄就长期承担了居住功能，如若政府要有所变更，需拿出高昂的补偿方案。在政府经过评估和考量后，无法完成补偿，低矮的里弄就只有维持现状，靠分散的市场力量去自然更新。周边的黄金地段投入了更多的资本，显得越发干净、整洁、舒适、现代，而地处黄金地段的里弄积淀了岁月的痕迹，又欠缺功能和资本的注入，两者的反差愈发明显，有时达到戏剧化和震撼的效果。
（二）居住拥挤的移民社区
当笔者在上海众多里弄调研时，不时有居民围过来，急切地问：“要拆迁了吗？什么时候拆迁？”“你们的调查对帮助我们拆迁有没有用？”“能不能帮我们向上面反映下，尽快动迁？”“快来看看我们居住的条件，一家几口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阁楼里，连腰都不能伸直。”“解放都快70年了，我们的居住条件还停留在解放前。”“不要看我们是上海人，你们在外地看见过这么差的居住条件了吗？”
看了这些里弄居民的实际居住情况，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急切搬离里弄的心情：房屋老旧，一家几口蜗居在几平米的狭小空间里，通风、采光条件差，没有卫浴设施，没有抽水马桶，或者加装过马桶但位置很憋屈，再就是狭窄、陡峭的楼梯，昏暗的过道，堆满杂物的公用厨房。由于里弄居住功能与现代生活的脱节，有能力有条件的居民多数搬离了里弄，将空出的房间出租出去，租客多是各地到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有拖家带口来的，有一对夫妇来的，也有公司集体租房的。外来移民在老家基本都有宽敞的住房，到上海来打工，更看重的是收入，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外来移民之所以选择里弄，是看中了里弄的区位、交通方便和租金便宜。在一些里弄，移民要占到居民总数一半以上。外来移民为了节省租金，租房面积能省则省，房东为了能够将房屋出租出去，将房间一再分割，常见的情况是一个门洞里有好几户，十几位居民。毋庸畏言，里弄是上海目前人均居住面积小、居住拥挤、外来移民人口多的居住地块。
（三）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
留存的上海里弄大多有100年左右的历史。不论当时多么辉煌、优秀和先进，100年足以在里弄房子与当代商品房间产生距离，表现在设施欠缺、房屋老旧、过度使用后的不堪重负。虽然上海市政府对里弄进行了若干次的维修和改建，但并没有消灭所有里弄的马桶，一些里弄的居民还要靠倒马桶过日子。为了解决在家里洗澡的问题，居民们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各个可能开发的空间中找机会。但能够在里弄房子里洗澡，对大多数弄堂居民来说，还是件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厨房和马桶经过加装和改造后，比改造前的居住条件肯定算提高了，但先天不足导致空间狭小，使用不便仍然困扰着居民。由于房屋老旧，过密使用引发的白蚁、老鼠、蟑螂、屋顶落灰、地面返潮、楼梯楼板响声大、房间不隔音等，成为居民日常生活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新商品房生活方式的示范下，里弄生活的不便与落伍也就更加凸显，也加深了里弄居民对改善居住环境的期盼。
里弄里留下的老龄人口颇多。部分老年人一辈子都住在里弄，都住在同一个里弄。他们与里弄一起在变老，里弄的种种不便，在他们那里已经习以为常。由于熟悉，由于习惯，由于怕改变后对新生活的不适应，他们愿意留在里弄，留在熟悉的生活圈。这部分老年人的特点多是年纪较大，居住条件在里弄里算中上的。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从年轻时住进里弄就盼望拆迁，从年轻盼望到老，“如果你们讲这个里弄不拆迁了，好多老年人活不长了，拆迁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我妈妈从年轻嫁给我父亲来到这个里弄，就一直盼望拆迁改变居住条件，但一直活到90多岁去世，也没有盼来拆迁。在这样的环境生活了一辈子，造孽哦”。
老旧住宅和老龄人口相伴，最大的隐患就是安全问题。老里弄房子人口密集，杂物，易燃物多，老年人忘记关煤气炉、忘记拔下电插头、从楼梯摔下来的事时有发生。
现实的里弄也有邻里和睦、市井文化繁荣和兼容并包，但里弄的现实问题压倒了居民的文化需求，无法来体味其中的美好。相反，并不居于里弄的市民，尤其是文化精英，对里弄的保护呼声很高，因为透过记忆、文本和想象，里弄有太多的文化价值。希望保护里弄的人并没有住于其中，真正住在里弄里的人并没有把保护当一回事。这就是里弄保护的现实。 三、里弄的未来——文化、多元与共享
城市的文化需要传承，城市的功能同样需要更新。曾经的里弄有众多的层次，有建筑质量高、文化历史价值高的里弄，也有建筑质量一般、历史价值不大的二级以下旧里。对于不同类型的里弄，应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拆除、更新和保护。
加快进度，加大力度，拆除一批历史文化价值低、居住条件不尽人意的里弄。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但一些里弄的现实困境也是明显的，以文化保护之名让居民居住在居住环境极其不佳的地方，对这部分居民不公平。虽然任何一个有历史的建筑和街区拆迁，总会给部分人带来留恋和不舍，但拆迁对长期盼拆迁的里弄居民来说，可谓心心念念。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对不适应城市发展，不适宜居民居住的片区进行拆迁改造，为城市新的发展赢得了空间，为里弄居民改善居住创造了条件。当然，对这些里弄的拆除，有利益平衡、实施方式、档案记录、社会舆论等问题，所以政府应以更大的责任、更多的担当，破除种种障碍，稳步推进拆除应拆里弄的工作。里弄的物质空间可以拆迁，但里弄的档案、记忆和文化还可以传承和保护，对于拆迁的里弄，应通过口述、影像、档案等多种方式把里弄的历史和文化记录、传承下来。
对于保留下的里弄如何保护，通过多元与共享的方式实现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为什么要实现功能的转化？里弄是为居住而设计的，有关里弄的记忆也与居住、家、邻里等相关，但留下的里弄若再以满足居住需求为主的话，将无法担当城市新发展阶段里弄应肩负的使命。留下来的保护里弄在区位、建筑特色、文化价值方面都是稀缺资源，若经过修整，房屋的质量提高，将可以注入若干与城市现阶段发展相适应的新功能，比如文化创意产业、历史文化展示、特色餐饮、表演等。这些功能是城市新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在老里弄承续，可以取得双赢效应。里弄物质空间包容新功能后可产生新的城市记忆，里弄的形象更丰富，并可传承下去。而文化创意产业以里弄为依托，将会更有特色，具有地域性、不可复制性等特点。新天地、田子坊之所以成功，就是实现了从居住功能到文化功能的转化，虽然有评论认为新天地里弄的外形还保留，但功能完全更改，由于其特殊性和投资巨大，不能成为其他里弄保护的借鉴。田子坊虽保留了居住功能，但保留的居住品质不高，受商业影响大。若以里弄居住功能保留来看，这两个案例无疑会受到批判，但从探索里弄功能变迁上，这两个都是成功案例。在今天的上海，里弄承担的居住功能已不再那么重要，但如何挖掘里弄的文化价值更重要。里弄在历史上就是以市井文化繁荣、兼容并包为特点，今天里弄的更新应有多元、开放、共享的胸襟。
里弄更新的模式应是多元和共享的。里弄功能的转化可以比喻为文化再创造，文化是有地域特色的，上海里弄形式众多，其更新和保护的模式也应多样。比如现在流行的“空中食宿”，激发了对上海特色里弄的短期租住需求，如原上海法租界区域的上海里弄房子，因为有特色，成为了热门房源。如果将来形成比较成片的租房区域，里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居住功能。但这样的居住，更多的是一种样板展示，一种文化传播，与原有里弄的居住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一些保护较好的弄堂存在绅士化现象，这些里弄将来仍然有可能是以居住功能为主，但居住者的身份、居住的环境、社会关系、文化氛围都有所改变，将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
共享就是里弄功能的变迁必然受到记忆和现实的双重影响，同时受制于空间环境和社会关系，里弄的更新是在新旧交替中变化，在保护物质环境与保护社会关系间寻求平衡点。在里弄文化价值的发掘和创造中，应该为参与者共享、共赢里弄功能变迁的利益留下空间。
参考文献：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4.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35-145.
张锡昌.弄堂怀旧[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85-186.
程乃珊.上海FASHION[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01.
罗苏文.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M].北京：中华书局，2006.60-70.
管继平.上海老辰光——一段难忘的弄堂情节[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126-127.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142-143.
李欧梵.上海摩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2008.39-43.
罗小未，伍江.上海弄堂[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4.
卢汉超.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4-285.
责任编辑：王 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