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公路小说”，是吴玄在评论赵挺《南方，慢速公路》时提出的概念。小说几乎具备了美国“公路小说”的一切元素：北京有朋友“老柴”在等待“我”，“我”有一辆车，并准备去北方。但整个小说里，“我”一直动不了身。从车子卡壳开始，到没有钱，再到“我”發现，女朋友背着“我”与一个“我”瞧不上的既得利益者的儿子谈恋爱……于是，一个个晚上下定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在公路上了；第二天阳光照进车子里时，还是在原地没有动。另一个具有隐喻意味的细节是，准备去北方，路径却先要往南，绕到南边的高速公路，才能往北。我想起赵挺说的，要用赚钱来保持纯粹这样的话云云……
　　这些不能出发的理由，看似是可以克服的：没有钱，凯鲁亚克《在路上》的主人公带着50美元就上路了；其他的问题似乎也都可以克服，但“我”一直在延宕，连与女朋友交流一下、说自己并未动身去北方也没有。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我”与此地的一个朋友张老头每天打电话交流，告诉他，我今天到了哪哪哪，但其实无论他说到了上海，还是济南，都是通过百度搜到城市信息后，在电话里读给张老头听的。这样，两个从来没有去过外地的人，在电话里进行着“在路上”的交流。
　　这不由让人感觉到，主人公处于“在此处”与“在路上”的中间地带，也许可以概括为“在车里”。
　　“此时我的同龄人正坐在惨白无趣的教室里，姿势刻板思想统一地为了理想而苦读。”为了不要“姿势刻板思想统一”，为了“改变世界，获得自由”，于是不能溶于“此处”，必须逃跑。而熟悉赵挺小说的人都知道，虽然“逃跑”、“在路上”是赵挺一直写着的主题，但小说里没有一次逃跑能成功。赵挺曾开玩笑说，凯鲁亚克要是在宁波，连鄞州区都出不了。这里各种限制：外地牌照限行，会遇到一堆碰瓷的，而且，连那同在路上的“三五好友”也找不到……
　　既不能“在路上”，更不能“在此处”，主人公只能悬浮于“在路上”与“在此处”的中间地带，永远停留在这个中间地带。所以小说体现的年轻人的状态，或者是似乎在努力克服不能上路的一个个障碍，或者是要和女朋友告个别再走、而女朋友玩失踪一直找不到，其实是主人公哪里也走不了，只能在车里，保持着与世界的距离、不与世界妥协的尊严。这便是中国版的“公路小说”。
　　赵挺在构思《青年旅馆》时说，主人公偷来的那辆二手丰田就是他的旅馆，没有其他的旅馆了。“旅馆”这个概念也是一个不能安住的地方，同样是一个中间地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挺说：“他和二手丰田就像在某个午后笔直地行驶在一条公路上，身边的一切都只是掠过，且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也许油开光就算结束。”
　　这不是赵挺一个人的状态，这几乎可以被概括为“80后”一代人的状态。“8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也是独生子女政策开始施行后的一代人，自我意识，在“80后”这代人中可能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人说“80后”晚熟，那是因为“80后”不愿像传统的方式那样成熟。他们与美国“垮掉的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像“垮掉的一代”几乎反对所有的现存秩序和理想，还是有一些相信的东西，譬如赵挺小说里解构了一切也不会解构爱情。譬如无论在《夔死南方》，还是《南方，慢速公路》里，引动主人公忧愤、忧伤情绪的，是城乡的不平等，是既得利益者对一无所有者的巧取豪夺，而“我”却无能为力。这些最能体现出赵挺对世事人生的态度的地方，在美国的“公路小说”里，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绪。
　　“80后”希望能改变世界，但是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在“油开光”前，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青年旅馆》里，“我”遇到了“大哥”。大哥看似与“我”蛮投契，而无论夜排档还是买烟酒时都蛮有丢下“我”抵账的意图，这与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朋友迪安·莫里亚蒂的区别甚大。还有反光镜被电动车大叔撞得往前一翻，反而被质问一句“想怎样？”时，“我”只能问道：“烤鸡哪里买的？”——“态度比我好的都不好意思不让，态度比我差的也不敢不让”，主人公只能继续开着车，孤独地晃荡。
　　《青年旅馆》中有这样一段话：
　　收音机里放着帕格尼尼的音乐和普希金的诗歌，午夜有时候就是这么没有意义。帕格尼尼和普希金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们两个会被放在一起，且在中国的沿海南方小城里有个年轻人对他们作品的感受是，无聊和烂俗。
　　这种无聊和烂俗大概从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开始，具体的时间，也许是从我爸拿着大哥大别着BP机去一个咖啡厅喝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开始，也有可能是从我舅舅拿着诺基亚涂着啫喱膏去一个西餐厅点了七分熟的黑椒牛排开始。
　　对帕格尼尼和普希金的评价，让我想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那个小男孩对海明威的评价：假模假式。并非帕格尼尼与普希金的作品没有意义，是八九十年代之后，他们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可能切肤感到的疼痛；是八九十年代之后，他们作为不触及痛痒的某种符号被传播得尽人皆知，令“我”感到烂俗。这就像九十年代的大哥大、黑咖啡、啫喱膏、七分熟的黑椒牛排……这些物质符号和精神符号一样，与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无关。主人公在精神上感觉到与大环境的不能融入，也同样无能为力。
　　于是主人公给在香港的“二流子”丁麦哥哥发信息，这某种意义上是在向精神前辈寻求慰藉，而一样是得不到回答。主人公于是把车停在“原来的地方”，回到了修车铺。《逃跑公路》里，“我”与老枪只走到了郊区。老枪的被车撞也是一种象征和隐喻，他们走不了。
　　赵挺说，他喜欢黑色幽默，痛苦和绝望的事情要用幽默的方式说出来。于是《逃跑公路》里老枪和“我”一段段煞有介事的对话，《青年旅馆》里“我”遇到种种荒诞不合理的事情，在幽默地说出来的时候，读者能感觉到背后的忧伤无奈。
　　不到二十岁的时候，赵挺自己作决定不念大学了，脱离了这个社会大部分人亦步亦趋的人生道路。他为文化公司写东西赚钱，被坑。他去越南缅甸一带旅行，夜晚坐安全保障低的大巴穿越国境，这趟大巴后来遭遇枪击。他玩滑板，夜间路上结识的一起玩滑板的朋友后来死了。他谈恋爱，也写作……
　　十多年过去了，2017年赵挺写的《逃跑公路》里，我看到这么一段：“不专业的老流氓都是干一票就逃走的，这就像我想要寻找自由就爬个墙从学校里出来了。这说明我和老枪都是不专业的人，专业的人都是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获得自由的。”赵挺用十多年的时间努力寻找逃跑的道路，用十余篇小说把他亲身尝试的结果告诉我们：哪里都跑不了。赵挺会不会带点讽刺意味地想，如果起初不“爬个墙从学校出来”，有没有人能通过另一条途径获得自由呢？我想说，读书自然是能想明白很多事情，但没有逃跑和反抗意识的“苦读”，获得的不会是自由，只可能是另外的枷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车里”的中间状态还是比较自由的。这就更显出悲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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