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旦国庆十周年观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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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郭铁旦当上了山西省潞安县(当时长治县和潞城县合并,称潞安县)六家村“建丰”农业社的主任。他这人爱琢磨,常常一个人蹲在地头想。这一带是半丘陵地区,以种植玉米、谷子为主。按传统的种植方法,种玉茭的行距竟达到2尺多甚至3尺宽,有“玉茭地里卧下牛”的说法。一亩地的玉茭好年景才收100多斤,一个小的手推车就装完了。郭铁旦觉得这太浪费地,于是他同时在好几块地里做试验,最后终于摸索出一套“密植”的办法。他把玉茭的行距改成1.8尺,行距密了,株距也相应地密,根据不同的地质确定株数,一亩地最多2400株,最少1200株。再在行距间套种上白菜、地瓜等蔬菜,高低作物搭配,这样就充分发挥了土、肥、水、光的作用。秋天下来,一亩地打了372斤,比原来多出200多斤。附近的村子看到这样种能增产,也都来学习。郭铁旦从小给人放羊,认不得几个字。他见一畦畦的玉茭呈带状分布,就像过年时小孩子放的鞭炮一样,就起名叫“一挂鞭”。
  1956年春天,国家农业部一位姓陈的局长来到六家村。陈局长戴着眼镜,是个书生,却对种地很在行。他去地里看了“一挂鞭”,又坐下来讨论怎样才能多打粮。郭铁旦就把自己多年积累下来的种植经验对他说了。陈局长住了半个月才走。
  郭铁旦没有想到的是,这年的8月2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组织的“玉米参观团”(包括东北、华北、西北等九个省和北京市的54名代表)来到了六家村,团长就是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他们在县里座谈后,就由县委书记范任卿和张安定副县长陪同来到了南呈乡六家村,学习玉米种植丰产经验。为了迎接中央“参观团”,六家村冒雨修通了汽路,清除了街上的垃圾,还搭起彩门,挂上红旗,请来“八音会”,成群结队夹道欢迎。
  正是果实累累、庄禾飘香的季节,郭铁旦领着“参观团”在地里边看边介绍。那年农业社种了902亩“金皇后”玉茭,因为施肥多,活土层厚,又实行了宽垄密植,通风向阳,玉茭地里黑绿绿的一片。有的是“一对蜡”(一窝双株),有的是“梅花開”(一窝三株),还有的是“四炷香”(一窝四株)。代表们看了人人称奇,个个叫好。这年秋后,“建丰”农业社的玉茭平均亩产553斤,有的地块还达到700斤。新华社记者张瑞华就来到六家村,拍摄了农业丰产的照片,在全国宣传。这是后话。
  当来到村北边时,廖鲁言见这里地平如镜,垄道纵横,玉茭长得又粗又高,杆上挂着一尺多长的大穗子,就脱口而出:“这是天下第一田啊!”并题字留念。从此,六家村“天下第一田”的说法就叫开了。“参观团”还去了长治县的琚寨、荫城村,两个村子黑夜搭起台子唱戏,欢迎客人们。20世纪90年代,长治县人民政府在当年郭铁旦的试验田边竖起一块标志,详细地介绍了这次玉米观摩活动和“天下第一田”的来历。
  1959年9月下旬的一天,晋东南专区派人送来个红皮本。郭铁旦打开一看,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请柬,上面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亲笔签名。原来国家要庆祝建国十周年,特请他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郭铁旦第二天就起身了,社里派了辆马车送他。那时专区在长治县城里,大红马走了一上午才走到。一位工作人员把他引进一间屋子里,屋子里已坐着几个人。一位瘦高个的汉子给他让座。他问那人是哪的?那人答是平顺的,叫李顺达。郭铁旦这才认得,他就是闻名全国的李顺达。李顺达还指着旁边一个女的说,我俩是一个村的,她叫申纪兰。申纪兰瘦瘦的,还梳着两根大辫子。
  晋东南专区赴京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的代表总共10个人,他们是:李顺达、申纪兰(女)、李天柱、徐顺孩、韩和尚、宋丑儿(女)、张芳义、郭铁旦、杨效忠、王东果(女)。其中李顺达组织贫苦农民成立起全国第一个互助组,毛主席亲笔给他题写了“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的奖状;申纪兰带领西沟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是中国妇女中要求实现男女社员同工同酬的第一人;徐顺孩是壶关常行村人,1944年他当武委会主任时,带领全村人钻进一个煤窑洞里,与日本兵周旋了四天四夜,是著名的“窑洞保卫战”的英雄;李天柱是壶关县川底生产队的作业组长,他起早搭黑,勤劳苦干,一个人顶干二个人的活;王东果是沁县郭村上游公社的社员,一年360天,她就上了502个劳动日。这些人都是晋东南各行各业中的模范。大家从家里出来时,都穿着平时的衣服,顶多是洗了洗。专区领导说要把咱们晋东南翻身农民的精神面貌表现出来,就给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还有帽子和皮鞋。郭铁旦那年43岁了,还是第一次穿皮鞋,觉得穿上就是神气。
  10个人从长治出发,坐汽车到了太原。山西省国庆观礼代表团总共107人,团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池必卿讲了这次活动的意义,又特别强调了一下安全,然后就坐火车去北京。到了北京已是26日,大家被安排进京郊大旅舍。上级让抓紧时间休息。
  28日这天刚吃罢午饭,郭铁旦就和同志们一起坐上大轿车去人民大会堂,这天下午要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坐在车上看见北京城红旗飘飘,彩球飞扬,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广场的两侧写着许多大字标语,其中“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两句话,多少年后郭铁旦还记得很清楚。那时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柱子上的油漆味还很浓。进入大会堂,头顶上一颗大五角星光芒四射,周围有许多小灯盏在闪烁,就像夜里天上的星星。参加庆祝大会的有一万多人,还有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外国贵宾。郭铁旦还没见过这样大的场面,就目不转睛地看。就在他四处张望的时候,一阵响雷般的掌声响起来。毛主席、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领导陪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元首如胡志明、金日成等走上了主席台。郭铁旦所坐的位子距主席台很远,只是模模糊糊看见个身影。他拿起桌子上的望远镜看,见毛主席胖乎乎的,红光满面,手里燃着香烟。毛主席旁边坐着个女的,雍容华贵,光彩照人。郭铁旦还没见过这样漂亮的女性,一问才知道那就是宋庆龄。李顺达和申纪兰也坐在主席台上。李顺达是作为劳动模范代表坐在台子上,申纪兰是作为军烈属代表坐在台子上。刘少奇主持会议,他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并致开幕词,还作了关于建国以来的总结报告。刘少奇讲了大概有三个小时的话。郭铁旦拿起望远镜看,见刘主席比毛主席瘦,脸色发黄。   庆祝大会开了两天,29日下午继续举行。好多外国人也在会上致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最后刘少奇作闭幕词,他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我们还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依靠我们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我们全世界人民的伟大团结,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达到我们伟大的目标。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郭铁旦记住了这几句话,几年后刘少奇被打成了“叛徒、特务、内奸、工贼”,他就想,特务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村里演电影,当看到《新闻简报》上毛主席红光满面地坐在主席台上时,他又想起了国庆十周年时两个主席坐在台子上有说有笑的情景。
  10月1日是国庆节,八点多钟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登上天安门。从底下看天安门不大,上来了才知道这上头很宽敞,能容纳好多人。当时国家领导人站在城楼上,两边是观礼台,东观礼台上是外国人,西观礼台上是来自全国的代表。郭铁旦在西七台。他从天安门上往下看,北京城喜气洋洋,一面面红旗迎风展,气球上挂着的大标语和大红宫灯在广场上空飘扬。这时候他一下子想起老家的鲍店镇来。年轻时他曾给长治县西坡村的一家地主放羊,一起放羊的老汉就好跟他提长子县的鲍店镇,说那是個好地方,热闹红火,见天有耍“西洋景”哩!当地还流传一句话,说“放羊孩的住鲍店——登上大码头了”。那时候郭铁旦想,要是能去鲍店住上几天,这辈子也就行了。而现在他竟然坐在天安门上了,和北京城相比,鲍店镇算个甚?要不是毛主席和刘主席,他能坐到这上头?想到这里,郭铁旦就不由自主地朝城楼上看。这时候毛主席和其他首长已经来了,有个人正在那里跟毛主席说话。他问问旁边的人,才知道那人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专程从苏联赶来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
  十点钟,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开始。彭真讲话时,郭铁旦听见山西代表团有个人悄声说彭真是侯马人,还说彭真的老母亲现还在村里劳动,不愿意跟儿子来北京。彭真讲了几句话,接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发布国防部命令。林彪穿着元帅服,表情严肃,说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对我们的污蔑和破坏,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林彪讲罢后,又举行了阅兵仪式和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当部队从天安门广场上走过时,观礼台上的人都站起来了,解放军的队伍齐齐整整,直得就像用尺子裁过一样。
  过罢国庆节,中央安排各省观礼团进行参观。山西省代表团参观了故宫、颐和园、十三陵等古迹,还参观了刚竣工的北京市十大建筑。十三陵那时候刚发掘出来,上上下下还没有台阶。申纪兰穿着高跟鞋,下陵时扭了脚,蹲在地上皱眉头,共参观了十多天。郭铁旦和徐顺孩,还有沁源的张芳义住在一个房间。每天参观回来,徐顺孩就关住门抽烟。郭铁旦不抽烟,嫌呛人,就说:“壶关家,你去外头抽个吧!”徐顺孩不,他说北京人都抽纸烟,怕他们看见了笑话。
  代表团在北京总共住了26天。国庆观礼活动结束后,中央就用飞机把晋东南专区的同志们送回了长治。一下飞机,十几名少先队员就迎上来,欢迎他们从毛主席身边回来。专区领导要安排他们在长治城里歇两天,但他们都惦记着村里的秋收,就急急忙忙都回家了。
  据郭铁旦的老伴儿说,那天老汉从北京回来了,戴的帽子穿的大氅蹬的皮鞋,一进门就说“肚饥”。她做了酸菜臊子手擀面,老汉圪蹴在地上吃了三碗才站起来,说:“北京的饭就吃不饱,还是咱家里的饭实在。”
  刘少奇亲笔签名的那份“请柬”,郭铁旦锁进箱子里,保存了好几年。“文革”始,六家村乱。另一派要“打到郭铁旦”。郭铁旦怕引火烧身,就把这份“请柬”扔进火炉子里烧了。
  1959年晋东南专区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10个人,今天大部分已不在人世了。李顺达死于1983年,徐顺孩死于1997年,郭铁旦也于1998年谢世,只有申纪兰还健在。他们都是普通的农民,但胸怀家国,在开国之初,联合起周围的农户,走互助合作的集体化道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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