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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画家,年纪轻轻,就已经连续参加了第七、八、九、十届全国美展,参加的可是五年一届连续二十年具有最高权威、人称“国展”的美展!况且,此人居然在大学四年级时不仅参加第七届全国美展,还在这届国展上拿了铜奖!这在全国学美术的大学生中(1977、1978届特殊学生除外)无疑也是罕见之才!这以后,这位年轻画家又在第九届全国美展上再拿银奖,而在第十届全国美展上,他又以壁画和插图两种美术样式双双入选该展。在全国美展上,他一共获得一银四铜堪称辉煌的骄人成绩!当然,如算上包括一些重要的全国性单项展如“第二届全国中国画展”“首届、第二届全国中国画线描展”“首届全国青年中国画年展”“第十二届全军美展”及陕西省美展在内,他参加展览并获奖的就有十余次之多。此人即是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副教授、青年画家吕书峰。
吕书峰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的是国画专业,他今天的美术创作也主要是人物画。他有坚实的美术创作基础,且创作面极宽。吕书峰中国画创作的一种类型是线描作品。因为一方面长期坚持临习传统艺术,临习古代线描作品,一方面又坚持在生活中以速写记录感受,吕书峰有一种一般画家不具备的本事,即在现场用毛笔以传统钉头鼠尾描的线型直接在宣纸上写生勾勒人物群像。在这种现场写生中,吕书峰可从画面任一点开始其人物勾勒,而在上下左右的随意安排中完成画面人物众多而又复杂完整的结构。有时这种现场写生的画面人物形象可达十余人之多,而人物穿插、节奏处理、虚实布白、疏密安排,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既有线条的笔味,又有人物造型的生动,当然更有一种不可复制的现场感受的真切、质朴、热情与灵动。当画家是需要才气的,吕书峰这种本事就是才气!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线描形象,使他的线描创作既有着极鲜明的个性特色,又保证了他的水墨人物画创作在意趣、素材、造型、结构上的资源亦可取之不尽。纵观当下水墨人物画界众多的画家,甚至名家,大多数只能在笔墨上玩点小情小趣,人物一两个,笔墨多疏简,尺寸仅斗方,文人业余墨戏小品而已。真要在生活中体味出点感人的东西、表现出真切画面的画家及作品实在太少太少。
另一类作品是古典人物题材,吕书峰自称“新古典”类型。这类作品是玩味笔情墨趣之作,取材于古代著名故事,如《关羽走单骑山野遇周仓》《刘关张风雪夜三顾茅庐》《小乔初嫁了》等等。这类作品人物不多,笔墨精到,或偏于用线,或偏于用墨,或笔墨兼之。“新古典”类作品造型自由,笔墨轻松,随意天然,尽管有古典故事情节的制约,但更多体现在笔墨趣味的表达上。这类“新古典”类型或笔走龙蛇极尽飞舞跌宕之能事,或泼墨淋漓玩够墨水纸材之特质。笔墨处理中墨之浓淡泼破,笔之提按顿挫平留圆重诸般讲究均在其中,但仍画得随意自然。就是一些人物多达十人的大场面,如《桃花坞中桃花仙》,其淡墨轻线,大虚大白,使本来复杂满塞的场面也变得轻松活泼灵动天然。或许正因为这种轻松灵动、极富个性的古典题材的全新处理,或意味上的现代诠释,使吕书峰名之曰“新古典”。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诸如《弘一大师》《高粱地》等。
许多中国画人物画家画到吕书峰的“新古典”一类,就已经可以成名成家了。但对吕书峰来说,则还未进入他的人物画主业。吕书峰的人物画成就在一些更厚重更深沉的领域。这就是他的以“都市空间”“矿工”、藏区题材为代表的现实社会生活题材和以《“西办”记事·奔赴延安》为代表的历史主题性题材两大类。只有在这种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历史主题,构图庞大,结构复杂,造型多样,笔墨处理难度极大的大型创作中,这位积淀深厚才气横溢的画家才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大型主题性中国水墨人物画一向是中国画的弱项。这种倾向因历史上中国画以文人墨戏为主流,故以小品随笔居多,偌大一个中国,竟找不出几个能画大型主题性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家。或许我们真的只能举出如梁鼎铭、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李伯安、冯远等不多的几位。大型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因造型的复杂多样、人物间的顾盼呼应、大型结构中的黑白疏密关系安排、笔墨间对立应变的辩证处理,都较斗方小品复杂而难度更大,也比工笔人物群像技法的相对单纯更为复杂。此乃张大千所谓的要讲究技艺才气“能画大画”的“画家之画”,绝非文人墨戏小品画家所能。故此种大型主题性水墨画恰恰成为才气横溢的吕书峰挑战自我的尝试。
此种主题性绘画的特点首先是尺寸大。
《如歌纳木错》是246cm×370cm、《“西办”记事·奔赴延安》246cm×128cm、《矿工·煤尘似雾》180cm×197cm、《都市空间·青鱼》180cm×196cm、《晒佛节》180cm×196cm、《正月的郎木寺》180cm×196cm……尺寸大,人物多,十数人的组合构图对水墨人物画来说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水墨画不仅要解决人物造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得解决笔墨问题,而笔墨又不仅要解决造型问题,还得解决自身的线型处理与墨象关系,笔墨与结构的关系等种种问题……此种问题在斗方小品中因关系单纯尚好处理,尺幅一大,人物一多,场面复杂,处理起来的难度就很大了。用严格的标准看,水墨人物画一些经典如《流民图》亦有人物组合板滞、笔墨缺乏呼应的问题,吕书峰挑战这种类型自有其造型结构能力上的优势。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组合,场面结构,乃至与现实人物的酷似,吕书峰均驾轻就熟。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处理,也使他的创作形成鲜明特色。这在其《矿工》系列如《矿工·夜班》《矿工·零点班》中都有优秀的表现。在笔墨处理上吕书峰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对此他说道:“我近年来的水墨画探索在继承中发展,从生活的体验中整合笔墨和图式因素,即把生活中的零星题材,通过重新构建,把具象和抽象的符号根据画面的节奏排列组合,形成跌宕起伏,符合当代审美意味的综合样式。”具体来看,在《矿工》系列中,他用粗线条及浓重墨块以符号排列组合方式形成浓黑沉重的人物造型,也构成重拙的笔墨和满密有力的结构,不仅在“矿工”主题的表现上形成力度与气势强悍的形式感,同时这种粗重浓黑满密的画法也形成了吕书峰水墨人物画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再如在《都市空间》系列、藏区题材及《“西办”记事·奔赴延安》一类大型水墨人物创作中,吕书峰则以坚挺的线条加浓浓淡淡的大小墨块组合去构成画面,其技法的独特和风格的突出,与《矿工》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在风格个性突出的同时,符号与墨块在整个画面作满密符号排列组合时,亦易带来整体感不够之嫌。这无疑也是吕书峰在挑战大型主题性水墨人物画这个高难度类型上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显然,对这位有着坚实绘画实力、已获可喜成就的画家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探索上是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今天的吕书峰正行进在他自己设定的更高目标的路程中。十年后,二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今天这批作品,它们肯定将更加可贵。
吕书峰在西安美术学院学习的是国画专业,他今天的美术创作也主要是人物画。他有坚实的美术创作基础,且创作面极宽。吕书峰中国画创作的一种类型是线描作品。因为一方面长期坚持临习传统艺术,临习古代线描作品,一方面又坚持在生活中以速写记录感受,吕书峰有一种一般画家不具备的本事,即在现场用毛笔以传统钉头鼠尾描的线型直接在宣纸上写生勾勒人物群像。在这种现场写生中,吕书峰可从画面任一点开始其人物勾勒,而在上下左右的随意安排中完成画面人物众多而又复杂完整的结构。有时这种现场写生的画面人物形象可达十余人之多,而人物穿插、节奏处理、虚实布白、疏密安排,可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既有线条的笔味,又有人物造型的生动,当然更有一种不可复制的现场感受的真切、质朴、热情与灵动。当画家是需要才气的,吕书峰这种本事就是才气!这种在现实生活中随手一抓一大把的线描形象,使他的线描创作既有着极鲜明的个性特色,又保证了他的水墨人物画创作在意趣、素材、造型、结构上的资源亦可取之不尽。纵观当下水墨人物画界众多的画家,甚至名家,大多数只能在笔墨上玩点小情小趣,人物一两个,笔墨多疏简,尺寸仅斗方,文人业余墨戏小品而已。真要在生活中体味出点感人的东西、表现出真切画面的画家及作品实在太少太少。
另一类作品是古典人物题材,吕书峰自称“新古典”类型。这类作品是玩味笔情墨趣之作,取材于古代著名故事,如《关羽走单骑山野遇周仓》《刘关张风雪夜三顾茅庐》《小乔初嫁了》等等。这类作品人物不多,笔墨精到,或偏于用线,或偏于用墨,或笔墨兼之。“新古典”类作品造型自由,笔墨轻松,随意天然,尽管有古典故事情节的制约,但更多体现在笔墨趣味的表达上。这类“新古典”类型或笔走龙蛇极尽飞舞跌宕之能事,或泼墨淋漓玩够墨水纸材之特质。笔墨处理中墨之浓淡泼破,笔之提按顿挫平留圆重诸般讲究均在其中,但仍画得随意自然。就是一些人物多达十人的大场面,如《桃花坞中桃花仙》,其淡墨轻线,大虚大白,使本来复杂满塞的场面也变得轻松活泼灵动天然。或许正因为这种轻松灵动、极富个性的古典题材的全新处理,或意味上的现代诠释,使吕书峰名之曰“新古典”。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诸如《弘一大师》《高粱地》等。
许多中国画人物画家画到吕书峰的“新古典”一类,就已经可以成名成家了。但对吕书峰来说,则还未进入他的人物画主业。吕书峰的人物画成就在一些更厚重更深沉的领域。这就是他的以“都市空间”“矿工”、藏区题材为代表的现实社会生活题材和以《“西办”记事·奔赴延安》为代表的历史主题性题材两大类。只有在这种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历史主题,构图庞大,结构复杂,造型多样,笔墨处理难度极大的大型创作中,这位积淀深厚才气横溢的画家才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大型主题性中国水墨人物画一向是中国画的弱项。这种倾向因历史上中国画以文人墨戏为主流,故以小品随笔居多,偌大一个中国,竟找不出几个能画大型主题性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家。或许我们真的只能举出如梁鼎铭、蒋兆和、黄胄、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李伯安、冯远等不多的几位。大型主题性水墨人物画因造型的复杂多样、人物间的顾盼呼应、大型结构中的黑白疏密关系安排、笔墨间对立应变的辩证处理,都较斗方小品复杂而难度更大,也比工笔人物群像技法的相对单纯更为复杂。此乃张大千所谓的要讲究技艺才气“能画大画”的“画家之画”,绝非文人墨戏小品画家所能。故此种大型主题性水墨画恰恰成为才气横溢的吕书峰挑战自我的尝试。
此种主题性绘画的特点首先是尺寸大。
《如歌纳木错》是246cm×370cm、《“西办”记事·奔赴延安》246cm×128cm、《矿工·煤尘似雾》180cm×197cm、《都市空间·青鱼》180cm×196cm、《晒佛节》180cm×196cm、《正月的郎木寺》180cm×196cm……尺寸大,人物多,十数人的组合构图对水墨人物画来说是十分不易的。因为水墨画不仅要解决人物造型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还得解决笔墨问题,而笔墨又不仅要解决造型问题,还得解决自身的线型处理与墨象关系,笔墨与结构的关系等种种问题……此种问题在斗方小品中因关系单纯尚好处理,尺幅一大,人物一多,场面复杂,处理起来的难度就很大了。用严格的标准看,水墨人物画一些经典如《流民图》亦有人物组合板滞、笔墨缺乏呼应的问题,吕书峰挑战这种类型自有其造型结构能力上的优势。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组合,场面结构,乃至与现实人物的酷似,吕书峰均驾轻就熟。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处理,也使他的创作形成鲜明特色。这在其《矿工》系列如《矿工·夜班》《矿工·零点班》中都有优秀的表现。在笔墨处理上吕书峰亦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对此他说道:“我近年来的水墨画探索在继承中发展,从生活的体验中整合笔墨和图式因素,即把生活中的零星题材,通过重新构建,把具象和抽象的符号根据画面的节奏排列组合,形成跌宕起伏,符合当代审美意味的综合样式。”具体来看,在《矿工》系列中,他用粗线条及浓重墨块以符号排列组合方式形成浓黑沉重的人物造型,也构成重拙的笔墨和满密有力的结构,不仅在“矿工”主题的表现上形成力度与气势强悍的形式感,同时这种粗重浓黑满密的画法也形成了吕书峰水墨人物画鲜明的创作个性与风格。再如在《都市空间》系列、藏区题材及《“西办”记事·奔赴延安》一类大型水墨人物创作中,吕书峰则以坚挺的线条加浓浓淡淡的大小墨块组合去构成画面,其技法的独特和风格的突出,与《矿工》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在风格个性突出的同时,符号与墨块在整个画面作满密符号排列组合时,亦易带来整体感不够之嫌。这无疑也是吕书峰在挑战大型主题性水墨人物画这个高难度类型上必然要遇到的问题。显然,对这位有着坚实绘画实力、已获可喜成就的画家在中国水墨人物画探索上是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今天的吕书峰正行进在他自己设定的更高目标的路程中。十年后,二十年后,再回头来看今天这批作品,它们肯定将更加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