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就本意而言指的是民族文化自身独特的与他人不同的特征”，它“关涉到‘我是谁’、‘我走向何方’、‘我有什么认同’等重要理论问题”。邓楠先生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是“民族文学建构的核心问题”。他的新著《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比较研究》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比较研究的。
　　有理论家说过：“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人们总是面临着双重的困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随着国门的缓缓打开，面对着精彩的外面世界，过惯了闭关自守日子的作家们痛切地感受到本民族经济的贫穷与文化的落后，而“在西方虚构出来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又屡屡被误读。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世界文化的认同中，作家们的确面临着自我身份需要准确阐释的双重焦虑”。促使自己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建立同世界主流文化话语平等交流的对话模式，既是作家们美丽的梦想，也是他们最迫切的工作。但同时他们又担心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自己的民族会失去自我规定}生。现代主义思潮的汹涌而入和随之而来的国内现代主义文学的日益泛滥，无疑加重了他们这方面的心理忧虑。“中国文学必须确认‘自我镜象’，否则民族文学建构就是子虚乌有。”同时，民族文坛长期以来存在的文学对象时事化与文学功能政治化的倾向，也使众多的作家本能地感到厌倦乃至反感，当反思文学已成强弩之末，改革文学步入了死胡同的时候，整个文坛也亟须变化和纠偏。而汪曾祺等人在文化小说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也给了作家们以生动的启示和很大的鼓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就在这时进入到了中国。同样是作为第三世界地区，同样经历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浩劫，但拉美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文学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马尔克斯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震撼了中国文坛。作家们沉醉在马尔克斯等人那具有浓郁拉美风情的艺术世界中，回味着“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这句名言，感觉终于找到了榜样，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走拉美人的道路，建构具有浓郁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成了他们为自我所选定的历史职责。韩少功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郑万隆表示，我们的根就是东方，东方有东方的文化。他宣布，要不断开凿自己脚下的文化岩层。而李杭育则坚持认为，“中国的文学总该有点民族意识在里边”，否则我们跑到世界上去，人家问起来，我们算什么人呢?我们的作品算是个什么东西呢?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心态，促使了寻根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寻根文学的兴盛却只持续了短短几年时间，当历史告别198(1年代时，它也从整体上告别了中国读者。后来连作为它旗手之一的韩少功也反过来对它持否定态度。对此，在阅读完邓楠先生的著作时，我们不难看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作家们寻根的选择由于是被逼迫、被挤压出来的，所以带有仓促应战色彩，准备严重不足。
　　第一，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对于寻根普遍都缺乏心理上的准备。面临着无法逆转的全球化趋势和突如其来的各国文艺思潮，习惯了封闭自守的知识分子很难保持住平常心。他们既感到陌生和新奇，也感到自卑和焦虑。在强烈民族情绪的驱动下，他们总要着意表现自我与其他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的疏离。因而他们所展示的民族性往往也就成了刻意为之的东西。这就像是一个突然被置于陌生城市的乡下孩子，不仅要对可能存在的种种威胁时时警觉，而且还会寻找并且放大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并本能地选择一种自以为正确的行为方式去模仿，从而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纯真的自我。
　　第二，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对于寻根普遍也缺乏理论上的准备。他们无一例外都生长在一个文化传统被极度弱化的时代，而且都是从下放知识青年走过来的。下放期间，狭仄的地域，封闭的文化落后的经济方式，缺失的现代文明，窒息了他们成长时期的精神。即使后来他们有的进入到了大学学习，但有限的时间与变动的年代也使得他们所得非常有限。所以，他们既缺乏对民族文化深刻的理解与研究，也不熟悉世界文化尤其是拉美文化，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以为马尔克斯是拉美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因此，他们的寻根活动并不是出于严密的逻辑分析和深刻的理论思考，而仅仅是基于一种民族热情，且只是停留在直觉的层面上。今天学术界对于寻根文学所寻的究竟是文学的根还是文化的根仍然争论不休。事实上，这种争辩并没有多少必要，因为寻根者自己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二者竟然会存在很大的不同。
　　第三，肩上历史使命的重大与艰难也远远超出了寻根文学倡导者的想象。由于对民族文化的落后感到焦灼不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感到痛心疾首，他们完全忘记了自身的贫乏，无意识地扮演起了民族文化的先知与拯救者的角色，来不及掂量一下重量，就勇敢地将“重铸民族文化”、“再造东方文化”这样的历史使命揽到了自己的肩上。事实证明，这副重担他们是很难胜任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逃避过于直接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的同时，却又陷入到了同样直接强烈的文化功利性之中，从而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淡化了审美追求，偏离了艺术规律。
　　作家们的寻根并不是出于一种健康的心态和理性的思考，而是缘于对民族文化落后的焦灼和急于赶超世界最先进文化的浮躁。他们的努力虽然有利于当代文学走出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但是，却不得不承受文化贫血和精神失重的双重痛苦，从而引发诸多弊端。
　　对于寻根文学走向衰败的原因，邓楠先生的新著同样没有直接进行揭示，但是他的论述却能给人以很好的启发。他认为：“对民族文化特征的理解与把握是本土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区分文化身份的标志。”但是，寻根文学对这一关键问题的把握却值得商榷。邓楠先生分别从宗教哲理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以及历史意识文化这三个方面入手，比较了魔幻现实主义和寻根文学对民族文化身份认同中“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他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寻根文学中虽然寄托了作家们对宗教生活的痴迷与省悟，对传统道德的困惑与解构，对民族历史的审视与反思，但是由于作家们对此在的厌倦和对魔幻现实主义异国情调的酷爱，所以，他们总是极力避开伤痕累累的现实，选择“别处”，选择“老”、“边”、“异”来实现自己的精神归依和人生价值，因而，在处理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时存在不少偏差。韩少功在鸡头寨、王安忆在小鲍庄、郑万隆在深山老林、莫言在高粱地、贾平凹在秦汉商州中，都以“审丑”的名义有意凸显和放大了民间原生文化中野蛮、蒙昧、暴力以及血腥的一面。对于这样的民族文化，就连寻根者自己也感到触目惊心，困顿惶然。李杭育说：“有时我真痛恨我们的传统……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阿城也说：“一方面，很清楚地知道我所承受的民族意识多么糟糕，一方面又不得不顽固地捍卫它，生怕除此而外我就什么也没有了。”他们的目的本来是在于“寻找我们民族的思维优势和审美优势”，但是他们所挖掘出来的却是文化中已经枯萎、腐烂的部分，甚至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景观。因而，他们完全违背了最初的信念，而且越是努力，就越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邓楠先生还提出：“民族文化身份的区分，没有艺术形式这个尺度是万万不能的。”为此，他分别从“隐喻与象征的大量运用”、“叙述方式的大胆变革”以及“叙述话语的多样融合”三个方面比较了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在民族艺术形式选择上的异同。通过比较，他既肯定了寻根文学在创新与发展民族形式上的巨大贡献，也不得不承认，寻根文学无一不在形式上借鉴与摹仿了魔幻现实主义，而且它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与发展，几乎都是通过摹仿来实现的。这就告诉我们，寻根文学虽然极力倡导文学形式的民族性，认为不能通过“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但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由于被魔幻现实主义的那新奇的艺术手法所吸引、所陶醉，他们情不自禁地都进行了借鉴与摹仿。因而，他们的创作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富有拉美的色彩，越来越呈现出民族内容与洋化形式的分裂，越来越走向弘扬民族形式这一初衷的反面。 综上所述，通过阅读邓楠先生的新著，我们不难发现一条制约寻根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它越发展就越是走向自我的反面。因而，它的匆匆结束，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邓楠先生在著作中对于在全球化语境中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学发展进行了非常独到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留给读者的启示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这正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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