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大学毕业后分到安福县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批判”，受到“冲击”。1968年9月，我被下放到枫田公社枫田大队粟园生产队当农民。在下放的一年多时间里，自己砍柴，自己种菜，自己烧饭，早上露水浇、中午汗水漂、晚上冷水澡，磨了一手老茧，练了一副铁肩，确实是受到了许多教育和锻炼。时间虽然过去了近40年，但我仍常常回想起那难以忘怀的日子。
　　记得下放那天，我们背着行李，扛着锄头，来到枫田大队，受到贫下中农敲锣打鼓的迎接。当天下午，我就和男社员一道去铲棉花田坎。队长张福田拿过我的锄头，关切地说：“你这把锄头又笨又重，手上会磨起血泡的，还是换我这把轻便的用吧。”我说：“不要紧，我到农村来就是要吃苦干活。”干了一阵子，我浑身流着汗，手上火辣辣，一看两手都磨起了血泡。这时，有好几个社员要我换他们的锄头用，我还是没有同意。但第二天清早，队长还是给我送来了一把崭新的锄头。用这种较轻便的锄头干棉田活，就轻松多了。我顿时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因为这是贫下中农送给下放干部的一片深情啊。我下定决心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努力把这里建设好。
　　枫田大队是一个一下大雨就一片汪洋的地方，生产条件差，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年冬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武生带着我和水电局的技术员，走遍了全大队的山冲和田垅，研究治水的办法。我们按照制定的方案，和全体社员群众一道，花了半个月时间，在鹅沽塘筑起了一座水库，在垅田里开出了5条排水渠，修起了4条机耕路，使枫田垅1200多亩田实现了园田化、灌溉自流化，消除了水旱灾害的危害，为夺取农业丰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69年春，为了推行科学种田，大队党支部建立了科技指导组，生产队建立科学试验小组，由我这个学农的副大队长负责技术指导。我们利用大队和生产队的各种会议，以及召开田头现场会、开办技术夜校等途径，向社员群众讲解农业科学知识，推广选用良种、培育壮秧、适当密植、合理施肥、干湿灌溉、防病灭虫等技术。由于全面推行科学种田，加上水利条件大大改善，当年全大队早稻获大丰收，每亩比上年增产88斤，社员群众喜笑颜开。
　　在1969年的夏收夏种中，我挑谷挑肿了肩膀，插秧插烂了手指，几天后我的大腿内侧又起了湿疹，一走路就会像针刺一样痛。社员群众都很关心我，劝我安心休息，不仅给我送饭送水，还给我请来了赤脚医生。那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我还积极组织下放知青和青年社员成立文艺宣传队和通讯报道组，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农村的好人好事。1969年春节，我没有回家，留在村里同贫下中农一起过新年。我们宣传队赶排了16个歌舞、小演唱节目。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六，轮流到各生产队演出，受到社员群众的欢迎和称赞。
　　1969年10月，我接到调令回县机关工作。我对依依不舍的社员群众说：“枫田是我第二故乡。我会常常想念你们，我会常来看望你们。”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