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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三里屯一间不足100平方米的工作室内，一名文身师身穿围裙、戴着口罩和手套，正专心致志地在一名顾客的小臂上绘制一只老鹰。他举着一台与牙钻相似的电动文身机，电磁振动器驱动固体针上下移动，针头每次刺入皮肤时会注入一滴墨水。文身机时不时发出嗞嗞的声音，几乎要淹没了店里正在播放的Metallica乐队的那首《Nothing Else Matters》。
文身，一度是水手、摩托车族、监狱囚犯的专属，如今却正变得主流。“我的顾客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律师、警察、大学讲师、银行职员和销售员，”文身师杨卓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文身过去所蕴含的身份象征，几乎不复存在了。”他是这间工作室的老板。如今，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城市，要找到这样的一间文身店并非难事。
无论是用于宗教用途、个人装饰，还是作为社会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文身（俗称刺青），都是一门存在数千年的古老艺术。19世纪早期，文身由波利尼西亚传入欧洲，成为男性海员的专属。美国内战期间，文身在士兵和水兵中迅速流行起来。1892年电动文身机的发明使文身变得更容易获得，反叛分子、罪犯、1960年代的摩托车族开始接受文身。在现代黑社会帮派中，文身曾是入会考验之一，也由此和黑道联系起来。
现在文身变成了一个流行元素，成为年轻人彰显个性的装饰。
年轻人对待文身的态度使得这门生意逐渐变得大众起来。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每10人中有4个人拥有文身（而且大部分人不止一个），而30岁至45岁的人群里，有32%的人拥有文身。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过去敢于文身的，是勇敢的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文身，只是为了好看。文身成了一种装饰。”杨卓还注意到，女性群体的增长尤为迅速，“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要—这就跟什么牌子流行也想买是一个道 理。”
28岁的陈逸宁在一家传媒公司就职，她身上有两处文身，一个三角形图案和一只鲸鱼，分别文在小臂内侧和大臂外侧。“之前大家对文身有误解，认为只有黑社会、流氓才文身，目的是为了威慑别人，但现在文身越来越小清新了，”她说，“蛮多人说好看，路上还被拦下来拍照。”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文身产业在迅速增长。
文身师陈洁的预约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她坚持一星期只休息一天，一天工作5小时。现在她开出的价格是2400元/时，明年她打算涨到3000元，毕竟她已经是从业12年的老手—为什么不呢？每小时开价1万元的文身师也不是没有。
通常来说，文身的价格按小时计算。在欧美，文身师收费标准相对固定，美国的平均价格是一小时150美元，而在欧洲，最出名的文身师的开价也不过300欧 元。
调研公司IBISWorld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文身已经是价值10亿美元的市场，2016年注册的文身店将近4万家，这个数字在2011年到2016年这5年间增长了13%。《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文身已成为美国第六大快速增长的零售产业。法国文身艺术家全国总工会（SNAT）在2017年发布调查数据显示，发现目前有700万法国人（相当于成年人人数的14%）有文身，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女性消费者从2010年的9%增长到16%。
杨卓在2003年踏入这行时，文身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真正肯花钱文身的人不多。”他说。尽管第一个文身（龙的图腾）就花了他3000元，但那是在沈阳标价最高的一家文身店文的。杨卓说自己接触文身是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刚开始对文身的好坏还不懂，认定贵的就是好的。2005年，他去参加了伦敦国际文身展—这样的展会在国外很常见—并作为第一位在国际文身展上露面的中国文身师受到关注。此后他就去全球各地的文身店工作，在一个地方只待一个月—这在业内被称为“驻店”，被邀请驻店的通常是业内拥有一定名望的文身师，直到2013年，他回国开设了自己的工作 室。
陈洁在三里屯开newtattoo工作室的时间是2005年。“但那会儿生意太惨了。”她说，当时主要文汉字，店开在酒吧区，顾客多是在附近出没的外国人，“一个活儿收500元，还交不起房租—15平方米的地方一年租金要六七万元。”
早几年前，她还是一名房产销售。在杂志上看到安吉丽娜·朱莉胳膊上的文身时，她就觉得有文身很酷。因为父母在798艺术区上班，她碰巧看到一家文身店，第二天就跑去文了一串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但那个时候你在公众场合还得捂着，生怕别人觉得有文身的不是好人。”不过当她决定把结婚收到的20万元份子钱拿来开店时，父母气得差点和她断绝关系—“有多少人会文啊？你這是想入非非！”
在音乐公司工作的李木子在24岁生日那天拥有了第一个文身（她今年27岁），图案是66号公路照片的水彩画版，侧面是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诗句，其中一句出自《24 years》，正好跟24岁呼应。
“我希望图案是有意义的。”她说，“我想在身上留下只属于自己的印记。文身让你有机会表达自己—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什么是你所珍视或认为有趣的东 西。” 当文身与生活事件相关时，它可以作为特定记忆及故事的一部分—这是另一部分人获得文身的理由。“我不会特意去结交有文身的朋友，但如果遇见了不能接受文身、认为有文身的是坏人的人，我会直接判定我们不是一类人，敬而远之。”李木子说。
英国文身杂志《Total Tatto》的主编詹姆斯·桑德科克（James Sandercock）这样解释年轻人不排斥甚至追捧文身的理由，“这代人从小就在电视、网站和博客上看到文身。文身已经从一种小众行为，发展为青少年潮流的一部分。有如此多人文身，成长于这种潮流中的几代人都对文身司空见惯。”
没错，大众媒体推动了文身的主流化，比如2005年第一个关于文身的电视节目《迈阿密文身师》（Miami Ink）的播出（该节目后来又衍生出了《伦敦文身师》（London Ink）、《纽约文身师》（NY Ink）和《洛杉矶文身师》（LA Ink））—这让一些文身师跻身名流，而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文身工作室的内部什么样。随后，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中出现文身，比如电影《龙文身的女孩》。社会潮流的形成，还有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名人。蕾哈娜、贝克汉姆、安吉丽娜·朱莉这些文身的追随者们，并不介意在公开场合展露他们身上的文身。对木子来说，在文身这件事上影响她的就是偶像约翰尼·德普。
敏锐的营销人员也觉察到了文身对于年轻族群的吸引力，将其运用于平面广告和电视广告。
关于文身如何被商业化，Michael Atkinson曾在《Tattooed：The Sociogenesis of a Body Art》一书中举例说明—1996年，一家北美汽车公司在推广它的新车型时使用了这样一则广告语：“微妙如文身”（As subtle as a tattoo）；一家手机厂商在它1998年的一则广告中使用的形象是一位身体多处被文身覆盖、被解开手铐的罪犯，广告语是：“当你手握许多空闲时间，再多几分钟意义重大”（Extra minutes can mean a lot，when you have a lot of free time on your hands）。
至于时尚界—设计师们早就懂得怎样从边缘文化中汲取灵感。与监狱和帮派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面部文身出现在时尚走秀上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比如在香奈儿2013年的秀上，模特的外眼角下方就被画上了双C。而潮牌们更是对其趋之若鹜，Supreme请来了Lady Gaga，并在广告中刻意让她露出了手臂上的文身。
就这样，文身从旧有的语境中偏离，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的代名词不再是“危险”“恐惧”与“反叛”，而是“力量”“自由”和“性感”。
如今尽管已经成为一门不错的生意，但文身市场还是相对分散，要找到合适的文身师，一般只能通过朋友介绍和口碑。陈洁会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留下工作室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个人描述那一栏，她填的是“CEO”。顾客上门需要提前预约，并且交500元定金，她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周或两周才会出图。图案由顾客和文身师一起确定，或者从店内展示的设计图案中挑选一种。
一般来说，文身风格主要有几个大的门类：传统风格，细分又包括中国传统风格（图案包括龙、老虎、关公、弥勒佛等）和日本传统风格（以浮世绘为主）；老派风格（old school），内容多取材于海报、画报，图案包括燕子、水手、锚、骷髅等，采用的是中规中矩的大面积纯色平涂的手法，切线毫无韵律变化；新派风格（new school）在延续老派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动漫、游戏、街头涂鸦等题材，同时线条开始拥有粗细变化，色彩搭配采用纯色、渐变色、近似色、互补色多种手段；以及图腾，主要以黑灰色不规则线条构成图案。
文身领域风格的这种多元化，要归功于那些活跃于Instagram上的年轻、富于创新的文身师们。老牌文身师在这些平台上已经拥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粉丝，一些刚入行的新人也可以因为独特的设计风格很快被其他用户识别。
比如这几年兴起的小清新风格—内容多是几何图案、猫咪、花朵这些，通常图案较小。这种风格在韩国的年轻女孩中很受欢迎。“当图案可以变得如此美丽、别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女生能接受文身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陈洁说，她的客人70%都是女性。
陈洁店里的生意慢慢变好，也是在她有意识地专攻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以之后。原先流行的血、死鹰这类阴暗元素（更多受国外影响），中国大部分人是没法接受的，所以文身的受众只可能是少数人群，她说，“我应该做点不一样的风格。”
现在她在Instagram上有21万粉丝—她微博开得更早，但粉丝才8万多。她承认社交媒体，尤其是Instagram对生意的影响很大。她是3年前从一位外国客人口中知道Instagram的，“有点大开眼界”，她说自己关注了400多位文身师。
就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行业涌进了很多人。如今一位入门级文身师很可能是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在还没赚足名声之前，他们会选择在有名气的文身店名下工作，收入基本靠提成，每单抽取50%。杨卓的店里就有17位这样的文身师。
Seven是哈尔滨人，高中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2011年开满针人文身工作室之前，他办过个展，也做过商业插画师。“每年美院毕业那么多学生，现在艺术市场又不好，画卖不出去。”Seven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学生，开始把文身作为谋生手段。
当然也有人不是真的热爱，也从来没有学过绘画，他们选择去做文身师只是因为“这个行当很赚钱”。因为中国的文身店开价更高，一些国外的文身师也开始来中国淘金。
“的确，这个行业的门槛不高。”杨卓说，他刚入行的时候，所谓门槛在于你没有能力买几千元到上万元的进口文身器材，“年轻人没这钱的。现在器材泛滥了，国产文身器材很便宜，花1000元能把整套设备配齐。而且总有顾客不需要文复杂的艺术品，只想把男朋友的名字刻在胳膊上，总有只想花200元做个文身的顾客。”
而且并非所有文身師都像杨卓、陈洁和Seven这样有自己的创作，但图案依然可以通过转印纸绘制到顾客皮肤上—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没有太多美术功底和艺术审美的人，也能干这一行。
不过几乎每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文身师都会告诉你，不是所有绘画能力强的人都可以成为好的文身师。“文身有文身的语言。”Seven说，文身师更像手工艺人，技术成熟需要长期的练习，“最起码，你手不能抖。”而好的文身师，绘画创作能力当然得不断提高，否则，即便把一个图案文得再干净、平整，也只是纯手工匠人，不能被称为艺术家。
“你可以当生意去做，很多文身店像发廊一样，这已经是事实，”杨卓说。“办展、培训、卖器材的才是真正的生意人，”陈洁说，国外办展会的目的是交流，但中国办文身展更多是因为做这件事能挣钱。至于培训，钱就更好挣了，她介绍，“一周的基础培训课程收费是5000元，一个月的进修班要2万元，一间能容纳40人的教室能全坐满。”
“这行业很乱。”Seven说。收费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技术也参差不齐，要找到靠谱的文身师并不容易。“我的鲸鱼是在杭州一家工作室做的，一个半小时1000元，我很满意；另一个图案，是我自己设计的，才文了20分钟，就花了2000元，因为收费是1500元/小时，2000元起价，效果还不满意。”陈逸文抱怨。
但对于有追求的文身师来说，从事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可以带来一种艺术成就感。
“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生意人，等到我拿不动枪的时候。”陈洁说，但那是无法获得现在这种把你创作的东西呈现到皮肤上的成就感的。
Seven曾有一段时间在研究如何从长命锁这种几乎消失的古代物件中汲取灵感。“我觉得它跟文身的语言很像。给一个快要消失的东西，找到新的、年轻人喜爱并且觉得酷的形式重新呈现出来，这比我当艺术家、每年画些画被大款买走放家里收藏的意义要大多了。”
文身，一度是水手、摩托车族、监狱囚犯的专属，如今却正变得主流。“我的顾客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律师、警察、大学讲师、银行职员和销售员，”文身师杨卓对《第一财经周刊》说，“文身过去所蕴含的身份象征，几乎不复存在了。”他是这间工作室的老板。如今，在北京、上海、成都、杭州等城市，要找到这样的一间文身店并非难事。
无论是用于宗教用途、个人装饰，还是作为社会阶级与地位的象征，文身（俗称刺青），都是一门存在数千年的古老艺术。19世纪早期，文身由波利尼西亚传入欧洲，成为男性海员的专属。美国内战期间，文身在士兵和水兵中迅速流行起来。1892年电动文身机的发明使文身变得更容易获得，反叛分子、罪犯、1960年代的摩托车族开始接受文身。在现代黑社会帮派中，文身曾是入会考验之一，也由此和黑道联系起来。
现在文身变成了一个流行元素，成为年轻人彰显个性的装饰。
年轻人对待文身的态度使得这门生意逐渐变得大众起来。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2010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千禧一代每10人中有4个人拥有文身（而且大部分人不止一个），而30岁至45岁的人群里，有32%的人拥有文身。这一趋势还在继续。
“过去敢于文身的，是勇敢的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文身，只是为了好看。文身成了一种装饰。”杨卓还注意到，女性群体的增长尤为迅速，“看到别人有，自己也想要—这就跟什么牌子流行也想买是一个道 理。”
28岁的陈逸宁在一家传媒公司就职，她身上有两处文身，一个三角形图案和一只鲸鱼，分别文在小臂内侧和大臂外侧。“之前大家对文身有误解，认为只有黑社会、流氓才文身，目的是为了威慑别人，但现在文身越来越小清新了，”她说，“蛮多人说好看，路上还被拦下来拍照。”
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的文身产业在迅速增长。
文身师陈洁的预约已经排到了明年3月。她坚持一星期只休息一天，一天工作5小时。现在她开出的价格是2400元/时，明年她打算涨到3000元，毕竟她已经是从业12年的老手—为什么不呢？每小时开价1万元的文身师也不是没有。
通常来说，文身的价格按小时计算。在欧美，文身师收费标准相对固定，美国的平均价格是一小时150美元，而在欧洲，最出名的文身师的开价也不过300欧 元。
调研公司IBISWorld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文身已经是价值10亿美元的市场，2016年注册的文身店将近4万家，这个数字在2011年到2016年这5年间增长了13%。《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文身已成为美国第六大快速增长的零售产业。法国文身艺术家全国总工会（SNAT）在2017年发布调查数据显示，发现目前有700万法国人（相当于成年人人数的14%）有文身，创下历史新高，同时女性消费者从2010年的9%增长到16%。
杨卓在2003年踏入这行时，文身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真正肯花钱文身的人不多。”他说。尽管第一个文身（龙的图腾）就花了他3000元，但那是在沈阳标价最高的一家文身店文的。杨卓说自己接触文身是受到摇滚乐的影响，刚开始对文身的好坏还不懂，认定贵的就是好的。2005年，他去参加了伦敦国际文身展—这样的展会在国外很常见—并作为第一位在国际文身展上露面的中国文身师受到关注。此后他就去全球各地的文身店工作，在一个地方只待一个月—这在业内被称为“驻店”，被邀请驻店的通常是业内拥有一定名望的文身师，直到2013年，他回国开设了自己的工作 室。
陈洁在三里屯开newtattoo工作室的时间是2005年。“但那会儿生意太惨了。”她说，当时主要文汉字，店开在酒吧区，顾客多是在附近出没的外国人，“一个活儿收500元，还交不起房租—15平方米的地方一年租金要六七万元。”
早几年前，她还是一名房产销售。在杂志上看到安吉丽娜·朱莉胳膊上的文身时，她就觉得有文身很酷。因为父母在798艺术区上班，她碰巧看到一家文身店，第二天就跑去文了一串六字箴言“唵嘛呢叭咪吽”。“但那个时候你在公众场合还得捂着，生怕别人觉得有文身的不是好人。”不过当她决定把结婚收到的20万元份子钱拿来开店时，父母气得差点和她断绝关系—“有多少人会文啊？你這是想入非非！”
在音乐公司工作的李木子在24岁生日那天拥有了第一个文身（她今年27岁），图案是66号公路照片的水彩画版，侧面是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的诗句，其中一句出自《24 years》，正好跟24岁呼应。
“我希望图案是有意义的。”她说，“我想在身上留下只属于自己的印记。文身让你有机会表达自己—你是谁，你相信什么，什么是你所珍视或认为有趣的东 西。” 当文身与生活事件相关时，它可以作为特定记忆及故事的一部分—这是另一部分人获得文身的理由。“我不会特意去结交有文身的朋友，但如果遇见了不能接受文身、认为有文身的是坏人的人，我会直接判定我们不是一类人，敬而远之。”李木子说。
英国文身杂志《Total Tatto》的主编詹姆斯·桑德科克（James Sandercock）这样解释年轻人不排斥甚至追捧文身的理由，“这代人从小就在电视、网站和博客上看到文身。文身已经从一种小众行为，发展为青少年潮流的一部分。有如此多人文身，成长于这种潮流中的几代人都对文身司空见惯。”
没错，大众媒体推动了文身的主流化，比如2005年第一个关于文身的电视节目《迈阿密文身师》（Miami Ink）的播出（该节目后来又衍生出了《伦敦文身师》（London Ink）、《纽约文身师》（NY Ink）和《洛杉矶文身师》（LA Ink））—这让一些文身师跻身名流，而在此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文身工作室的内部什么样。随后，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中出现文身，比如电影《龙文身的女孩》。社会潮流的形成，还有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名人。蕾哈娜、贝克汉姆、安吉丽娜·朱莉这些文身的追随者们，并不介意在公开场合展露他们身上的文身。对木子来说，在文身这件事上影响她的就是偶像约翰尼·德普。
敏锐的营销人员也觉察到了文身对于年轻族群的吸引力，将其运用于平面广告和电视广告。
关于文身如何被商业化，Michael Atkinson曾在《Tattooed：The Sociogenesis of a Body Art》一书中举例说明—1996年，一家北美汽车公司在推广它的新车型时使用了这样一则广告语：“微妙如文身”（As subtle as a tattoo）；一家手机厂商在它1998年的一则广告中使用的形象是一位身体多处被文身覆盖、被解开手铐的罪犯，广告语是：“当你手握许多空闲时间，再多几分钟意义重大”（Extra minutes can mean a lot，when you have a lot of free time on your hands）。
至于时尚界—设计师们早就懂得怎样从边缘文化中汲取灵感。与监狱和帮派文化联系在一起的面部文身出现在时尚走秀上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比如在香奈儿2013年的秀上，模特的外眼角下方就被画上了双C。而潮牌们更是对其趋之若鹜，Supreme请来了Lady Gaga，并在广告中刻意让她露出了手臂上的文身。
就这样，文身从旧有的语境中偏离，被赋予新的意义。它的代名词不再是“危险”“恐惧”与“反叛”，而是“力量”“自由”和“性感”。
如今尽管已经成为一门不错的生意，但文身市场还是相对分散，要找到合适的文身师，一般只能通过朋友介绍和口碑。陈洁会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上留下工作室的地址和联系方式，个人描述那一栏，她填的是“CEO”。顾客上门需要提前预约，并且交500元定金，她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周或两周才会出图。图案由顾客和文身师一起确定，或者从店内展示的设计图案中挑选一种。
一般来说，文身风格主要有几个大的门类：传统风格，细分又包括中国传统风格（图案包括龙、老虎、关公、弥勒佛等）和日本传统风格（以浮世绘为主）；老派风格（old school），内容多取材于海报、画报，图案包括燕子、水手、锚、骷髅等，采用的是中规中矩的大面积纯色平涂的手法，切线毫无韵律变化；新派风格（new school）在延续老派风格的基础上，加入了动漫、游戏、街头涂鸦等题材，同时线条开始拥有粗细变化，色彩搭配采用纯色、渐变色、近似色、互补色多种手段；以及图腾，主要以黑灰色不规则线条构成图案。
文身领域风格的这种多元化，要归功于那些活跃于Instagram上的年轻、富于创新的文身师们。老牌文身师在这些平台上已经拥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粉丝，一些刚入行的新人也可以因为独特的设计风格很快被其他用户识别。
比如这几年兴起的小清新风格—内容多是几何图案、猫咪、花朵这些，通常图案较小。这种风格在韩国的年轻女孩中很受欢迎。“当图案可以变得如此美丽、别致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女生能接受文身就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了。”陈洁说，她的客人70%都是女性。
陈洁店里的生意慢慢变好，也是在她有意识地专攻中国传统水墨画风格以之后。原先流行的血、死鹰这类阴暗元素（更多受国外影响），中国大部分人是没法接受的，所以文身的受众只可能是少数人群，她说，“我应该做点不一样的风格。”
现在她在Instagram上有21万粉丝—她微博开得更早，但粉丝才8万多。她承认社交媒体，尤其是Instagram对生意的影响很大。她是3年前从一位外国客人口中知道Instagram的，“有点大开眼界”，她说自己关注了400多位文身师。
就像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这个行业涌进了很多人。如今一位入门级文身师很可能是美术专业的毕业生。在还没赚足名声之前，他们会选择在有名气的文身店名下工作，收入基本靠提成，每单抽取50%。杨卓的店里就有17位这样的文身师。
Seven是哈尔滨人，高中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2011年开满针人文身工作室之前，他办过个展，也做过商业插画师。“每年美院毕业那么多学生，现在艺术市场又不好，画卖不出去。”Seven说，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美术专业毕业的学生，开始把文身作为谋生手段。
当然也有人不是真的热爱，也从来没有学过绘画，他们选择去做文身师只是因为“这个行当很赚钱”。因为中国的文身店开价更高，一些国外的文身师也开始来中国淘金。
“的确，这个行业的门槛不高。”杨卓说，他刚入行的时候，所谓门槛在于你没有能力买几千元到上万元的进口文身器材，“年轻人没这钱的。现在器材泛滥了，国产文身器材很便宜，花1000元能把整套设备配齐。而且总有顾客不需要文复杂的艺术品，只想把男朋友的名字刻在胳膊上，总有只想花200元做个文身的顾客。”
而且并非所有文身師都像杨卓、陈洁和Seven这样有自己的创作，但图案依然可以通过转印纸绘制到顾客皮肤上—这就意味着，即便是没有太多美术功底和艺术审美的人，也能干这一行。
不过几乎每个对自己有要求的文身师都会告诉你，不是所有绘画能力强的人都可以成为好的文身师。“文身有文身的语言。”Seven说，文身师更像手工艺人，技术成熟需要长期的练习，“最起码，你手不能抖。”而好的文身师，绘画创作能力当然得不断提高，否则，即便把一个图案文得再干净、平整，也只是纯手工匠人，不能被称为艺术家。
“你可以当生意去做，很多文身店像发廊一样，这已经是事实，”杨卓说。“办展、培训、卖器材的才是真正的生意人，”陈洁说，国外办展会的目的是交流，但中国办文身展更多是因为做这件事能挣钱。至于培训，钱就更好挣了，她介绍，“一周的基础培训课程收费是5000元，一个月的进修班要2万元，一间能容纳40人的教室能全坐满。”
“这行业很乱。”Seven说。收费没有相对统一的标准，技术也参差不齐，要找到靠谱的文身师并不容易。“我的鲸鱼是在杭州一家工作室做的，一个半小时1000元，我很满意；另一个图案，是我自己设计的，才文了20分钟，就花了2000元，因为收费是1500元/小时，2000元起价，效果还不满意。”陈逸文抱怨。
但对于有追求的文身师来说，从事这个职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还可以带来一种艺术成就感。
“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生意人，等到我拿不动枪的时候。”陈洁说，但那是无法获得现在这种把你创作的东西呈现到皮肤上的成就感的。
Seven曾有一段时间在研究如何从长命锁这种几乎消失的古代物件中汲取灵感。“我觉得它跟文身的语言很像。给一个快要消失的东西，找到新的、年轻人喜爱并且觉得酷的形式重新呈现出来，这比我当艺术家、每年画些画被大款买走放家里收藏的意义要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