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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先生活了88岁。
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钱钟书夫人杨绛，原名杨季康）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3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50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18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20多年来，相距200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人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正要跨步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就打断了思路。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甚至北京城寺庙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3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吧！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编者按：这是一位80岁可爱老头写的书，一本让读者哭着笑着看的书。大艺术家黄永玉先生用凤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在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摘自《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
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钱钟书夫人杨绛，原名杨季康）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3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
50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字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18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荫。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20多年来，相距200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人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正要跨步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就打断了思路。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我很忙，我不去。”
钱先生没有出门。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
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我去了一趟该市，向市长征求意见，如果我画一张以“凤凰涅槃”寓意的大幅国画，是不是合适？市长懂得凤凰火里再生的意思，表示欢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这幅作品。
我工作的地点在玉泉山林彪住过的那幢房子。画在大厅画，原来的摆设一点没动：晚上睡在林彪的那张大床上。有人问我晚上怕不怕，年轻时候我跟真的死人都睡过四五天，没影的事有何可怕？
眼看代表团就要出发了。团长是王震老人。他关照我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以便到时候派用场。我说这事情简单，回家就办。
没想到一动手问题出来了，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也没有。《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甚至北京城寺庙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没有！ 这就严重了。
3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可真是有点茶饭不进的意思。晚上，忽然想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救星钱先生，连忙挂了个电话：
“钱先生，平时绝不敢打扰你，这一番我顾不得礼貌了，只好搬师傅下山。‘凤凰涅槃’我查遍问遍北京城，原以为容易的事，这一趟难倒了我，一点根据也查不出……”
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1921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我马上找到了，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有一回，不知道怎么说到一位也写理论文章的杂文家：
“……他骂从文，也骂我，以前捧周扬，后来对周扬又不怎么样。看起来，我们要更加努力工作了，他们才有新材料好骂，我们不为他设想，以后他怎么过日子……”
跟钱先生的交往不多，我珍惜这些点滴。他的逝世我想得开，再高级的人物总是要死的，不过，我以为钱先生这位人物真不平常，读那么多书都记得住，作了大发挥，认认真真地不虚度时光地劳作，像这样的人剩下的不多了。
祖国的文化像森林，钱先生是林中巨树。人要懂得爱护森林，它能清新空气，调节水土。摧残森林、图一时之快的教训太严峻了。我写了首诗悼念钱先生，并问候季康夫人。
哭吧！森林！
该哭的时候才哭！
不过，你已经没有眼泪。
只剩下根的树不再活，
所以，今天的黄土是森林的过去：
毁了森林再夏禹治水何用？
更遥远的过去还有恐龙啊！
今天，给未来的孩子只留下灰烬吗？
孩子终有一天
不知道树是什么，
他们呼吸干风！
树，未来的传说。
那一天，
如果还有一种生命叫做孩子的话……
编者按：这是一位80岁可爱老头写的书，一本让读者哭着笑着看的书。大艺术家黄永玉先生用凤趣且另类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在这些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中，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
（摘自《比我老的老头》，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