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孝武帝时，王国宝位极人臣，却心胸狭窄。他见不得别人好，是个典型的“恨人有，笑人无”式人物。
　　 《世说新语》载，有人向晋孝武帝举荐能臣王珣，帝“令唤珣。垂至，已闻卒传声”，此时，“国宝自知才出珣下，恐倾夺要宠”，需要一个立即阻止晋孝武帝与王珣见面的理由。这个理由，无非以正义的化身出现，逼对方放手。一般情况下，所找寻的理由，要有满满的正能量。最好，能站在家国、民族大义高度，置对方于崇高与不义二选一境地。
　　 王国宝阻止晋孝武帝，用的是“欲抑先扬”套路。打着尊重人才的幌子，使套中人觉得既不突兀，又合乎情理。王国宝跟晋孝武帝说“王珣当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见之，自可别诏也”。最终结果，自然是“帝然其言，心以为忠，遂不见珣”。
　　 明眼人一看，即识破这种“恨人有，笑人无”桥段，是在搬演历史脚本。尽管，王国宝也算本色演出，既无突兀抢戏，也无漏戏穿帮。但从刻意制造的“理由”中，亦能窥其色厉内荏的夸张。甚至，一眼便看见“李斯”不容“韩非”于秦的影子。
　　 然而，王国宝焉能与李斯相比？李斯做事，讲究“行云流水”。即使做坏事，也要做成传奇。比如，李斯杀韩非，就很有艺术性。若单说李斯因“恨人有，笑人无”，便动杀人歹心，似并不足以服人。况且，就两人的才华来讲，李斯并不输韩非。这一点，从李斯相秦，统一六国的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
　　 那么，李斯为何要置韩非于死地呢？《史记》载，韩非《孤愤》《五蠹》传到秦国，秦王读之，竟仰天长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能面见该书作者，死而无憾！秦始皇可不是晋孝武帝，其雄才大略，亦非王国宝之流所能比。
　　 恰在此时，韩国都城在秦国军队的围攻中，已岌岌可危。韩国君王为保住王位，“乃遣非使秦”。秦始皇特高兴，终于能见到韩非了！李斯从国家利益出发，排除同窗之谊，跟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历史地看，作为政治家李斯杀韩非，绝对是职业行为。若说与“恨人有，笑人无”毫无关联，也不现实。至于，李斯杀韩非之后，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则纯属司马迁臆断。凭秦始皇、李斯这一黄金搭档，行事风格绝对“说了算，定了干”，此种语境下，李斯内心“恨人有，笑人无”能占几分，只有他自己知道。
　　 与李斯截然相反，庞涓陷害孙膑，纯粹的小人做派，符合“恨人有，笑人无”人设！《史记》载，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召孙膑。“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
　　 庞涓死于马陵道，算是历史给孙膑脸上涂的一抹亮色。然而，這并不能说明，孙膑、韩非、王珣们，就能够冲破“恨人有，笑人无”羁绊。更多的时候，君子斗不过小人。原因在于，君子之“恨”，在“恨”自己;小人之“恨”，在“恨”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