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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朝鲜语依旧语系未定。但是朝鲜语与维吾尔语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近同现象”，二者间仅仅因为缺少“同源词”而无法归入同一语系。本文从“民族起源地相邻”、“蒙古征服下的一元化时代”两个方面出发，对两种语言间存在的诸多近同之处的可能性原因给出相关的人文历史方面的解释。
关键词：维吾尔语 朝鲜语 阿尔泰语系 民族起源 元朝
目前，大量资料文献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对比都显示了维吾尔语与朝鲜语在字母发音、元音和谐规律、黏着语类型、外来语借词、主干性语法等五个方面所存在的大量“共性”。这种“共性”深刻的渗透于朝鲜语、维吾尔语各自的文法、构词规则、语态等不同方面之中，既各有特点，又彼此藕断丝连。当然，这种“共性”的形成绝不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或是“神作”。其必然是通过长达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人文环境与历史因素共同影响、调和而成的。
（一）民族起源地相邻
民族起源地可以被简单的阐释为一个民族的“故乡”或者“根”。人离开了“故乡”，亦或是植物、生灵离开了“根”都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起源地对于研究一个民族而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特性的形成，而民族语言又是民族特性上重要的一环。
1.朝鲜民族起源地
关于朝鲜民族起源地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有三种：“中亚起源说”、“中国商族起源说”、“蒙古高原起源说”。其中中国学者较多支持“中国商族起源说”，即认为朝鲜族起源于商朝末年事件“箕子入朝鲜”。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因封国在箕，所以称箕子。后为商纣王囚禁起来，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周朝建立后，“箕公率众自商地远行鸡林，周室封其郡地为朝鲜。”日本部分专家也支持这种说法，当然他们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并肯定箕子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然而，蒙古国及以朝鲜族为人口主体的朝鲜和韩国的主要学者均认为朝鲜族先民起源于蒙古高原中东部邻近兴安岭的地区。韩国学者周采赫于1995年8月2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蒙韩千年纪年学术会议”上发表《兴安岭地区的室韦和貊》一文，并认为蒙古族和韩（朝鲜）民族在族源上具有一致性[2]。此外，韩国政府官方网站也在韩国历史专栏里给出了类似的官方观点：“青铜时代在蒙古和韩国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满洲（中国东北）辽宁地区和韩国的西北部开始出现一系列近缘部落，最后这些部落均统一于朝鲜古代首领檀君，并建立起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箕子入朝鲜”只能代表其在今日朝鲜民族聚居地建立了第一个有制度性或有文字可考的王朝，不代表其故乡就是朝鲜民族先民的起源地，并且朝鲜半岛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文明遗迹均早于“箕子入朝鲜”的时间。那么这就可以表明，至少在箕子及其部众前往朝鲜半岛之前，朝鲜半岛及其周遭地区是有人类居住活动的。而箕子的故乡在中原，距离朝鲜半岛远达数千公里。反观蒙古高原距离朝鲜半岛不过几百公里。在交通不便捷的上古时代，从概率上研判，也应当是蒙古高原的可能性更大。
其二，朝鲜族古代先民有很明显的“萨满烙印”，其古老的信仰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民间长期流行巫教。但在华夏族的上古时代是不存在萨满教和大部分万物有灵信仰的。而蒙古高原，邻近朝鲜半岛的区域内分布着数个笃信萨满的古老民族，如：鲜卑、乌桓、夫余等。史载鲜卑信仰同于乌桓，也笃信巫术，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
因此，无论从地理交通因素还是人文宗教领域的角度进行考量，都应当以蒙古高原靠近中国东北地的中东部区域作为朝鲜民族的起源地为宜。
2.维吾尔族起源地
与朝鲜族不同， 维吾尔族的起源地似乎一直都很明确，大部分学者都持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唐代的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回鹘、元明两代的“畏吾”（畏兀儿）都是“维吾尔”的同音异写。天山以南是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通常称为“回疆”或“南疆”。同时，维吾尔族是个多元混合体，从回鹘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各民族聚合、混杂、同化以至融合逐步发展而来的。追溯其族源，它渊源于丁零，发轫于高车，成长于铁勒，壮大于回纥，发展于回鹘。
由此可知，维吾尔族的起源地与丁零、高车、铁勒、回纥、回鹘息息相关。尤其是后三者，是为维吾尔族民族族源明确形成的关键时期。铁勒是起源并活跃于漠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上承高车，下启突厥。其源流起于肯特山之东，牧牛羊于斡难河与色楞格河之间。后铁勒作为突厥系统最重要的属部，即着力打造以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政治中心的突厥汗国。这其中关于铁勒族源的五处地理性坐标：“漠北”，“色楞格河”、“斡难河”、“杭爱山”、“肯特山”全部指向了蒙古高原的东部。再来看回纥，其乃九姓铁勒之一，驻牧于薛延陀之北的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而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流域恰好在今蒙古国东北部，从大地理形态上而言就是蒙古高原东部，邻近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至于回鹘，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回纥“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故回鹘就是回纥的单纯继承者，族源与其一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在内忧外患中崩溃，部众纷纷外迁。回鹘人主要分三支西迁：“其相岋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维吾尔族的聚居地远离了其起源地，即聚居于新疆天山南北，却起源于蒙古高原的现实性状况。
由铁勒、回纥、回鹘的族源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维吾尔族先祖的三支重要部落或民族都无一例外的均发源于同朝鲜族起源地相重合的蒙古高原东缘，中国东北与兴安岭以西的区域。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语言的近同或类似与二者共同起源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是密不可分的。很难说一样的民族起源地就会有一样的语言形式，但是相近的语言类型一定会是以邻近或相仿的民族起源地为基础的。 （二）蒙古征服下的一元化时代
在朝鲜民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语言交流史上，蒙古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影响力并不直接来源于其本身，而是得益于其武力军功所开创的一元化时代。第一次将处于东北亚的朝鲜族和居于西域的维吾尔族统一在一个政权的框架之中。同时，四通八达的官立驿站以及回回语的兴起、蒙古文的提振都为这种交流和互通有无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至1218年，蒙古铁骑攻占西辽全境，意味着维吾尔族从此加入了蒙古族所主持的国家秩序中。而在东方，公元1225年，高丽对蒙古正式称臣纳贡，此事件标志着朝鲜族也被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疆域内，首次同维吾尔族一起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一元化进程显然为朝鲜和维吾尔两族之间的语言交流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并主要通过驿路、回回国子学的设立与蒙古语的推广这两条路径得以实现。
1. 官立驿路联结新疆与朝鲜半岛
忽必烈统治时，开始重视并加强中原与新疆的交通，特别注意建立联系中原与新疆的驿站。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政府建立了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的新站三十。太和岭在山西北部，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今北京）的站道。这样，就有效地把全国政治中心和西域边疆紧紧连接了起来。至元二十二年，又在别失八里置立站赤。并成功开辟了由河西走廊，出哈喇火州，经昆仑山北麓，至葱岭的“南道”。与此同时，元朝设立了“海陆双线”以连通大都与朝鲜半岛。“海线”自朝鲜半岛西部经黄海直达胶东，转陆路至大都。亦或是“陆线”，自高丽开城向北，抵达辽东半岛后向西南经由长城关口抵达大都。由此，元朝京城大都作为枢纽，顺畅的联结起了通往新疆与朝鲜半岛的驿路。这是朝鲜族与维吾尔族的祖先自蒙古高原东部分离之后首次完成了空间上的彼此通达。大大增进了双方的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易。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相距数千公里的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之间的直接面对面。为二者之间迸发出更多近同之处开创了历史性局面。
2. 回回国子学的设立与蒙古语的推广
元朝初期，版图广大，国中通行蒙古文、回回文、汉文三种文字，在某些场合，填写表册，还要“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立回回国子学。同时，随着蒙古语被提升至了与汉语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维吾尔语与朝鲜语之间的转译不再仅仅依靠汉语，回回文与蒙古文成为了新的媒介。回回文与蒙古文通过各自对维吾尔语和朝鲜语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促使维吾尔语及朝鲜语分别出现了回回文与蒙古语的“影子”。从而使得二者依照等量代换的模式无可避免的产生了语言学上诸领域内的共鸣。可以说，维吾尔语与朝鲜语的大量共通点是在元朝时出现“井喷”的，回回文的通行与蒙古文的复兴功不可没。
关键词：维吾尔语 朝鲜语 阿尔泰语系 民族起源 元朝
目前，大量资料文献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对比都显示了维吾尔语与朝鲜语在字母发音、元音和谐规律、黏着语类型、外来语借词、主干性语法等五个方面所存在的大量“共性”。这种“共性”深刻的渗透于朝鲜语、维吾尔语各自的文法、构词规则、语态等不同方面之中，既各有特点，又彼此藕断丝连。当然，这种“共性”的形成绝不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或是“神作”。其必然是通过长达数千年甚至数万年的人文环境与历史因素共同影响、调和而成的。
（一）民族起源地相邻
民族起源地可以被简单的阐释为一个民族的“故乡”或者“根”。人离开了“故乡”，亦或是植物、生灵离开了“根”都会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因此，起源地对于研究一个民族而言，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极大地影响着民族特性的形成，而民族语言又是民族特性上重要的一环。
1.朝鲜民族起源地
关于朝鲜民族起源地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有三种：“中亚起源说”、“中国商族起源说”、“蒙古高原起源说”。其中中国学者较多支持“中国商族起源说”，即认为朝鲜族起源于商朝末年事件“箕子入朝鲜”。箕子是中国商朝末年纣王的叔父，名胥余，因封国在箕，所以称箕子。后为商纣王囚禁起来，周武王灭商后，将其释放。周朝建立后，“箕公率众自商地远行鸡林，周室封其郡地为朝鲜。”日本部分专家也支持这种说法，当然他们的依据主要来源于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并肯定箕子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然而，蒙古国及以朝鲜族为人口主体的朝鲜和韩国的主要学者均认为朝鲜族先民起源于蒙古高原中东部邻近兴安岭的地区。韩国学者周采赫于1995年8月2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的“蒙韩千年纪年学术会议”上发表《兴安岭地区的室韦和貊》一文，并认为蒙古族和韩（朝鲜）民族在族源上具有一致性[2]。此外，韩国政府官方网站也在韩国历史专栏里给出了类似的官方观点：“青铜时代在蒙古和韩国始于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在满洲（中国东北）辽宁地区和韩国的西北部开始出现一系列近缘部落，最后这些部落均统一于朝鲜古代首领檀君，并建立起古朝鲜（公元前2333年）。”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箕子入朝鲜”只能代表其在今日朝鲜民族聚居地建立了第一个有制度性或有文字可考的王朝，不代表其故乡就是朝鲜民族先民的起源地，并且朝鲜半岛及其周围地区出土的文明遗迹均早于“箕子入朝鲜”的时间。那么这就可以表明，至少在箕子及其部众前往朝鲜半岛之前，朝鲜半岛及其周遭地区是有人类居住活动的。而箕子的故乡在中原，距离朝鲜半岛远达数千公里。反观蒙古高原距离朝鲜半岛不过几百公里。在交通不便捷的上古时代，从概率上研判，也应当是蒙古高原的可能性更大。
其二，朝鲜族古代先民有很明显的“萨满烙印”，其古老的信仰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民间长期流行巫教。但在华夏族的上古时代是不存在萨满教和大部分万物有灵信仰的。而蒙古高原，邻近朝鲜半岛的区域内分布着数个笃信萨满的古老民族，如：鲜卑、乌桓、夫余等。史载鲜卑信仰同于乌桓，也笃信巫术，祭祀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等。
因此，无论从地理交通因素还是人文宗教领域的角度进行考量，都应当以蒙古高原靠近中国东北地的中东部区域作为朝鲜民族的起源地为宜。
2.维吾尔族起源地
与朝鲜族不同， 维吾尔族的起源地似乎一直都很明确，大部分学者都持有较为一致的观点。唐代的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回鹘、元明两代的“畏吾”（畏兀儿）都是“维吾尔”的同音异写。天山以南是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区，通常称为“回疆”或“南疆”。同时，维吾尔族是个多元混合体，从回鹘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各民族聚合、混杂、同化以至融合逐步发展而来的。追溯其族源，它渊源于丁零，发轫于高车，成长于铁勒，壮大于回纥，发展于回鹘。
由此可知，维吾尔族的起源地与丁零、高车、铁勒、回纥、回鹘息息相关。尤其是后三者，是为维吾尔族民族族源明确形成的关键时期。铁勒是起源并活跃于漠北地区的古老民族，上承高车，下启突厥。其源流起于肯特山之东，牧牛羊于斡难河与色楞格河之间。后铁勒作为突厥系统最重要的属部，即着力打造以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为政治中心的突厥汗国。这其中关于铁勒族源的五处地理性坐标：“漠北”，“色楞格河”、“斡难河”、“杭爱山”、“肯特山”全部指向了蒙古高原的东部。再来看回纥，其乃九姓铁勒之一，驻牧于薛延陀之北的仙娥河（今色楞格河）和温昆河（今鄂尔浑河）流域。而色楞格河与鄂尔浑河流域恰好在今蒙古国东北部，从大地理形态上而言就是蒙古高原东部，邻近中国东北的广大地区。至于回鹘，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回纥“可汗遣使改为回鹘，义取回旋轻捷如鹘也”。故回鹘就是回纥的单纯继承者，族源与其一致。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在内忧外患中崩溃，部众纷纷外迁。回鹘人主要分三支西迁：“其相岋职与庞特勤十五部奔葛逻禄，残众入吐蕃、安西。”这一事件最终导致了维吾尔族的聚居地远离了其起源地，即聚居于新疆天山南北，却起源于蒙古高原的现实性状况。
由铁勒、回纥、回鹘的族源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作为维吾尔族先祖的三支重要部落或民族都无一例外的均发源于同朝鲜族起源地相重合的蒙古高原东缘，中国东北与兴安岭以西的区域。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语言的近同或类似与二者共同起源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是密不可分的。很难说一样的民族起源地就会有一样的语言形式，但是相近的语言类型一定会是以邻近或相仿的民族起源地为基础的。 （二）蒙古征服下的一元化时代
在朝鲜民族和维吾尔族的文化、语言交流史上，蒙古族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影响力并不直接来源于其本身，而是得益于其武力军功所开创的一元化时代。第一次将处于东北亚的朝鲜族和居于西域的维吾尔族统一在一个政权的框架之中。同时，四通八达的官立驿站以及回回语的兴起、蒙古文的提振都为这种交流和互通有无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优越环境。至1218年，蒙古铁骑攻占西辽全境，意味着维吾尔族从此加入了蒙古族所主持的国家秩序中。而在东方，公元1225年，高丽对蒙古正式称臣纳贡，此事件标志着朝鲜族也被纳入了蒙古帝国的疆域内，首次同维吾尔族一起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一元化进程显然为朝鲜和维吾尔两族之间的语言交流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并主要通过驿路、回回国子学的设立与蒙古语的推广这两条路径得以实现。
1. 官立驿路联结新疆与朝鲜半岛
忽必烈统治时，开始重视并加强中原与新疆的交通，特别注意建立联系中原与新疆的驿站。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政府建立了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的新站三十。太和岭在山西北部，雁门附近，有直通大都（今北京）的站道。这样，就有效地把全国政治中心和西域边疆紧紧连接了起来。至元二十二年，又在别失八里置立站赤。并成功开辟了由河西走廊，出哈喇火州，经昆仑山北麓，至葱岭的“南道”。与此同时，元朝设立了“海陆双线”以连通大都与朝鲜半岛。“海线”自朝鲜半岛西部经黄海直达胶东，转陆路至大都。亦或是“陆线”，自高丽开城向北，抵达辽东半岛后向西南经由长城关口抵达大都。由此，元朝京城大都作为枢纽，顺畅的联结起了通往新疆与朝鲜半岛的驿路。这是朝鲜族与维吾尔族的祖先自蒙古高原东部分离之后首次完成了空间上的彼此通达。大大增进了双方的人员往来和商贸交易。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相距数千公里的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之间的直接面对面。为二者之间迸发出更多近同之处开创了历史性局面。
2. 回回国子学的设立与蒙古语的推广
元朝初期，版图广大，国中通行蒙古文、回回文、汉文三种文字，在某些场合，填写表册，还要“造蒙古、回回、汉字文册”。又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设立回回国子学。同时，随着蒙古语被提升至了与汉语同等的官方语言地位。维吾尔语与朝鲜语之间的转译不再仅仅依靠汉语，回回文与蒙古文成为了新的媒介。回回文与蒙古文通过各自对维吾尔语和朝鲜语的影响，不同程度地促使维吾尔语及朝鲜语分别出现了回回文与蒙古语的“影子”。从而使得二者依照等量代换的模式无可避免的产生了语言学上诸领域内的共鸣。可以说，维吾尔语与朝鲜语的大量共通点是在元朝时出现“井喷”的，回回文的通行与蒙古文的复兴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