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中的明代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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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是我国茶业继宋代之后的又一个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2年),“太祖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并照会各地可采芽茶以进。朝廷明令禁止团蔡入贡,“故茶至明代,不复碾屑和香药制团饼”(明·周高起《阳羡若壶系》),为散茶、叶茶、芽茶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据明人《事物绀珠》一书记载,有明一代,各地茶品已从宋代“日铸、双井、顾诸”等少数品种急剧增加至包括“苏州虎丘、宜兴阳羡、霍山六安、雅州雷鸣等”96种,产地遍及全国15个省区。
  明代茶业的发展,除了品种、产量的增加,还表现在制茶技艺的创新和发展。此时各地的名茶制作,已从原先蒸青改为炒青,这直接导致了国人饮茶方式的彻底改变。早先加工、烹点饼茶的一切繁琐程序不见了,人们“投茶于壶煎煮之”或直接将芽茶放在茶瓯中沏喝:“杭俗烹茶,用细茗置茶瓯,以沸汤点之,名为撮泡……(明·陈师生《茶考》)。”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因“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明·文震亨《长物志》)此时,一套为适应更加儒雅、便捷的蔡饮方式的精巧的茶具组合应运而生。
  明代,人们已将采、制茶器具排除在茶具之外。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著名学者高濂《遵生八笺》一书记载的茶具(器)有16种,另有总贮茶器具7种。多种茶具与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中的相应茶具功能大同小异,只是名称不同而已。这些茶具多数为辅助器具,平时多列置于“茶寮”(明代士人家中专为茗事开辟的场所)之中以备用。而最常用的茶具是围绕饮用散茶的烹、煮、泡、点的几种器具而己,如明·文征明《品茶图》、《惠山茶会图》及唐寅《事茗图》等画卷中所见。
  
  茶炉(别称苦节君)
  
  明人烹茶煮水的用具称茶炉,也称“苦节君”(寓“逆境守节”之意,相传为明人朱权所制)。炉身外以藤包扎,后盛行以竹包扎,有火口(可置汤铫)、炉门等设置。另有铜铸饕餮兽面火炉或素面的烧炭小火炉均可使用。茶炉的燃料多用木炭。“火必以坚木炭为上。先烧令红,去其烟焰”。明人烹茶对炭火十分重视,所谓“茶滋于水、水籍乎器、汤成于火,四者相须,缺一则废。”(明·许次纾《茶疏》)
  
  汤瓶(或称汤铫、注子,烹煮茶汤用具)
  
  煮水的壶称汤瓶,有人认为其材质当以金、锡最佳,因为“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成涩,作铫最良”。文震亨则认为:汤瓶铅者为上,锡者次之,铜者亦可用,特别是形如竹筒的那种,既不漏火,又易点注,最好用。煮水一般不用瓷瓶,既不雅观也不适用。传世明人王问(公元1497年~公元1576年)的一幅《煮茶图》(故宫博物院藏),图中使用的烹茶具竹炉(亦称苦节君),是一个竹编筐式(内置有小炭炉)的火炉,炉上支一把壶门式提梁的汤铫,一中年汉子席地而坐,用铜火箸(称降火)伸入炉门拨火,其身后置水瓮、水缸各一。此壶材质更似砂陶制作,说明砂壶也同样可以充作汤铫之用。
  
  茶洗
  
  烹茶前,除了涤具还要先以滚汤洗茶。洗茶不仅可除茶叶中的尘垢,而且盛在碗中,“俟冷点茶,则香自发”。洗茶的茶具称“茶洗”,一般以沙陶制作,其状如碗,分上下二层,上层底穿数孔,用其洗茶,沙垢皆从孔中流出。
  
  茶壶(又称茶注)
  
  饮芽茶最重要的茶具。茶壶名称的大量出现在明代之后,为适应泡饮芽茶的需要,茶壶遂渐成为“撮泡”(投散茶于内,直接以沸水冲泡)的专用茶具,与煮水的汤瓶彻底分家。
  
  阳羡砂壶
  明代人认为。茶壶的材质“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在造型方面,“茶注宜小不宜甚大。小则香气氤氲,大则易于散漫。大约及半升,足为适可”。最实用的茶壶当是砂壶中“受水半升。而形制古洁者”。阳羡(宜兴)烧制的砂壶成为首选的茶壶。
  明清以来,阳羡(宜兴)以盛产紫砂茶壶闻名于世。考古发现证实,宜兴茶壶早在700多年前就已创烧。17世纪以来,宜兴紫砂茶具以其优越的内质与外形、实用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独领茶具风骚,而寸柄之壶、盈握之杯,往往被人珍同拱壁,更得文人墨客之钟爱。
  明代阳羡名匠辈出,“往时龚春茶壶,近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明·许次纾《茶疏》)龚春之后制壶名手辈出,著名的有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陈用卿、陈仲美等人。
  有关考古材料反映,迄今有明确纪年的明代紫砂名壶。前后仅出土4件。1966年南京中华门外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司礼太监吴经墓出土的紫砂提梁壶。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明代最早一件紫砂壶。这件赤褐色、质近缸胎的壶门式提梁砂壶,高17.7厘米,口径7.7厘米,最大身围达19厘米,通器颜色斑驳,壶身上残留不少油滴、梭眼和接痕,反映早期紫砂壶具不事雕琢、端庄、古朴的工艺特征。此壶与明人王问《煮茶图》中,搁置在苦节君(竹炉)上的壶门式提梁砂壶造型十分相似。
  有明确纪年的时大彬名款的紫砂壶迄今为止仅出土3件,1968年江苏江都县丁沟出土了一件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曹姓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六方壶:1984年江苏无锡甘露乡肖塘坝出土的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华涵义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三足壶;1987年福建漳浦盘陀乡出土的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卢维桢夫妇合葬墓随葬的时大彬款紫砂三鼎足盖壶。3件之中以漳浦出土的紫砂壶时间最早且规制古朴、工艺细腻,最能反映时大彬制壶的时代和工艺特色。
  
  景德镇青花茶壶
  明代。景德镇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制瓷中心,也是最重要的贡瓷产地。明,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公元1436年)。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茶壶,胎质细腻、釉色艳丽、造型雅致、纹饰饱满。为明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其中的青花龙纹执壶。高22.8厘米,1969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隆庆太监墓,此壶造型类似元代景德窑青花牡丹纹执壶。区别之处为扁圆腹,器身一侧以龙头吐舌为细长流,另侧则以一条卷尾拱背龙为把,器腹对称开光,中绘腾龙驾雾纹,留白处则辅以“祥云、神器、火球”等纹饰。通器造型新颖别致、匠心独运,釉色兰中泛紫,极富神韵。
  另一珍品是青花缠枝花纹茶壶,高15.3厘米、口径4.8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造型更接近代茶壶,只是在颈流间按-S形连片,器流书青花双栏款“大明宣德年制”,通器以缠枝莲花纹为主题纹饰,造型端庄、纹饰亮丽,此壶不仅反映了明代宣德一朝景德镇窑青花瓷工艺水平。亦可窥见宋元时代执壶向近代茶壶的演变过程,是弥足珍贵的茶具文物。
  
  茶碗、茶杯、茶瓯、茶盏(饮茶具)
  
  唐宋人饮茶喜欢用碗,明初此风依旧,但到了明代中期以后随着融诗、书、画、雕刻于一身的朴素典雅、小巧玲珑的宜兴紫砂壶(阳羡茗壶)的风行,茶碗也逐渐被更加精美、雅致的茶瓯、茶盏、茶杯所代替。此间,因普遍饮用散茶、芽茶,当初专为末茶法而烧制的黑釉茶盏(如建盏)已不宜用。代之而起的是可供“撮泡”, 且让客人随意啜饮的茶瓯(茶盏)、茶杯等饮具。
  明代南、北方各地窑口多有烧制饮茶器具,如碗、杯、盏等,其中以景德镇窑和德化窑烧制的饮茶具最为珍贵。
  明代青花瓷器已成为景德镇窑主流产品,各时期青花瓷争奇斗艳、千姿百态。其中更以浓郁幽雅、情趣横生、妙造自然的永乐、宣德时期青花瓷为巅峰之作,被后人视为青花之冠,珍同拱璧。
  明代景德镇窑烧造茶杯的款式有压手杯、把杯、鸡心杯、高足杯、劝杯、转杯等。其中被视为珍宝、备受推崇的是明永乐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压手杯。压手杯因其胎体厚实、中心下坠、口沿微外撇、造型暗合于手形、便于把握而得名。据明人《博物要览》记载:“永乐年造压手杯,坦口折腰,沙足滑底,中心画有双狮滚球,球内篆书‘永乐年制’4字,细若粒米,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其次也。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传用可久,价亦甚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5年),青花压手杯3件,其中双狮戏球纹压手杯,杯体状如小碗,口微撇,直壁、丰底、圈足,外绘青花缠枝纹饰,杯心绘双狮戏球,其青花色调深翠,造型、纹饰可与上述记载相印证。永乐年间制造的压手杯为皇家烧造。因此传世极为稀少。据称明·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公元1620年)坊间已出现“规制蠢厚、殊无可观”的仿制品。除此,永乐年间景德镇窑烧造的青花卷草莲瓣纹鸡心碗,亦属出类拔萃的青花饮具。
  茶盏,以宣德年间景德镇窑烧制的最为著名。其时有一款尖足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洁白如玉,可试茶色”,被誉为“盏中第一”。另有一款细白茶盏,“瓮肚、釜底、线足,光莹如玉,内有绝细龙凤暗花,底有‘大明宣德年制’暗款,隐隐桔皮纹起……”被誉为“一代绝品”。宣德青花茶盏不仅款式端正、色泽细润,更将仕女人物画作为装饰题材,明人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一书载,“余见御用一茶盏。乃画‘轻罗小扇扑流萤’,其人物毫发俱备,俨然一幅李思训画也。”
  国外一些著名博物馆收藏永、宣时期青花珍品,其中不乏造型别致、釉色青翠的茶具,反映永、宣青花茶具已成为世人宝爱的中华茶文化远播海外的历史信物。
  明朝时期。景德镇窑烧制不少富含时代、地域、民族特征的饮茶具,如宣德青花云龙五彩鸳鸯莲花藏文碗、成化斗彩高士杯、成化斗彩三秋杯、永乐甜白釉暗花云龙纹碗、宣德釉里红三多高足杯……为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茶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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