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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学，回到阔别已经很久的家
陈伟华（以下简称“陈”）：我没记错的话，你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岁前后在《上海青年报》发表第一个小散文，在《长白山》文学杂志头条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那还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紧接着，你的短篇小说《你不要烦我》和《小城有家羊肉铺》，分获《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三等奖和二等奖，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长命乐》，获湘赣两省征文赛一等奖。但不过十年，你就转身离去，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回到文学创作。当初为什么决然离去？时隔二十年，却又为什么欣然重返？
吴刘维（以下简称“吴刘”）：离去是一种无奈。重返是一种庆幸。当初离开，属于身非得已。也许是迫于生计，娶妻生女后，身上添了副家庭的重担，肩着这个担子，从小镇到县城，再到市里，再到省城，一路奔波，身心俱疲，无暇顾及文学；也许是基于文学环境的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这以后，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式微，离开文学是大势所趋，也是随波逐流；也许缘于自身的文学力量不够，不足以坚挺下去，纵然获过几个小奖，发过二、三十万字的作品，远没有成名成家，走的依然是一条羊肠小道，中途放弃，也就在所难免。现在回来，则属于情非得已。是情感和心理上的一种现实需求。毕竟浸染世俗多年，心灵荒芜，长满野草，想藉文学来抚慰自心；毕竟积聚了许多的人生感受和感悟，基于性格内向爱独处的原因，只能是借助写作来一一呈现；毕竟内心热爱文学。
陈：我注意到，你回来后，不单小说的题材、结构和叙述方式完全变了，连名字也变了，从前你叫刘维，现在你叫吴刘维，附在作品后的作者简介中，你强调吴刘是复姓，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复姓，大都误以为你是随父母双姓。
吴刘：不是。据族谱记载，我们家族本姓刘，明朝时，有个本族人在皇宫当差役，有次皇帝叫他，把他的姓记错了，叫成了吴，此后家族里的人，便将刘姓改作吴刘姓，一直延续了下来，到我们这辈，有的人的户口本上，去掉了吴，只留下刘，不过，现在又都恢复了吴刘姓。
陈：我猜，你恢复吴刘姓，除了顺乎家族的愿望，应该还有一个用意：告别从前世俗生涯中的刘维，做个纯净的文学中的吴刘维。
吴刘：哈。也对。不过，世俗浩荡，凡人终究难以免俗。所以我两个标签都在：世俗中的刘维，和文学中的吴刘维。
陈：像你这样时隔多年回归文学创作的作家，其实在湖南乃至全国，为数并不少，已经形成一种“回归派”文学现象，只是至今未能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罢了。在全国，像当年的先锋文学代表人物马原，这几年高调回归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一个接一个，中篇也是频频出手；像从花城出版社社长位置退下来的湖南籍作家肖建国，这几年低调回归小说创作，中短篇也是一个接一个。在湖南本土，除了你，从前以散文爆得大名的廖静仁，近年也回来了，不止写散文，还写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写了多年影视剧本的王青伟，近年也回到写小说，连出了两部长篇小说，记得2011年，在你的《绝望游戏》、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和谭纯武（他也是回归派）的《瑶红》等三部长篇小说同期出版后，《长沙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以醒目的标题《长沙冒出三个文学怒放哥》，给予了重点报道；还有株洲的曾海民、袁泰林、田章夫、宋才逢等纷纷重新出山。他们的回归，也许各有各的理由，但令我想起，你发表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10期上的创作谈《做小说的乐趣》，里面有两句话印象深刻：“文学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出口。”“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网吧，文学是让我们沉重的人生缓过一口气来的氧吧。”
吴刘：的确。文学是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即便我们因故离开，乃至离开很久，但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
残忍中的温情
陈：回来的这几年间，单从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数量来看，你不算是一个丰产的作家。
吴刘：对。我写作的速度慢，产量不高。六、七年时间，总拢写了两个长篇、十个中篇、三个短篇，加起来不足八十万字，平均每年也就十来万字。已经发表和出版出来的，就更少，只一个长篇和五个中短篇，不足总量的一半，且都是在湖南本土的文学刊物《文学界》《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上发表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有家羊肉铺》，收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创作的作品。
陈：你这真正叫慢工出细活。虽然数量算少，但作品的影响力并不小。据我所知，你回来后的第一部长篇《绝望游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作为“原创之春”重点书目推出来后，连续数月进入《晨报周刊》“长沙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后来又进入“京东商城书店小说排行榜”，并在《长沙晚报》连载；回来后的第一个中篇《天堂无窑》在《文学界》头条发表后，即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三家选刊转载，之后发表的中篇《我岳父就这样老了》被《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无处可逃》《送雪回家》《然后呢》三个中短篇也相继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发一个，转一个，且有的被转载多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吴刘：毕竟我作品太少，能都被转载和多转载，也算是种安慰，是不？呵呵。我其实一直对湖南本土的文学刊物，心怀感激，当初要没有它们的关心和奖掖，我不一定会步入文学之路，而今要没有它们的继续扶助，我重回文学，也不会这么顺畅。对选刊，我也满怀感激，毕竟二次转发，让我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
陈：看你的小說，每一篇都会有新鲜感。要是不看作者名字，不会感觉是同一个人写的。
吴刘：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叫《小说理应比生活更精彩》，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2期上，我在文中说：“把每个小说做得都不一样，让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追求。我力求做一个非典（非典型性）作家，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域、人物乃至结构、语言，将每个小说打造成一处崭新的风景。除了电子时代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每次写作因此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新奇的冒险和智慧的挑战，既充满着刺激与神奇，也充满着前途未卜的忐忑，过程也许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乐。” 陈：但你小说里，似乎都存在一种宿命感，其中也可见底层人的智慧和底层人对贫穷困窘的抗争。因此你的小说，写的是悲剧，透出的是苍凉感，却又让人看到生存的希望。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认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吴刘：你的感觉和看法，显然是对的。我所创作的每个小说，虽然在选材、结构、语言表述等方面追求差异化，但几乎都在表现这样两个东西：现实中的残忍；人性中的温情。《绝望游戏》中，吴谷生在一年时间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和痛苦，但文中始终弥漫着浓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天堂无窑》中，二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三十五万元赔偿金，对子女的爱意却是感人至深；《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中，我岳父因为要用老年证免费坐公交，刻意让自己变老，但他对妻子的爱始终不“老”；《无处可逃》中，小巷里的那几个老人被滚滚红尘挟裹，却一直捍卫着本性中的良善；《送雪回家》中，那一对从没看过雪的老人，用一生的清苦，抵抗世俗的欲望，守护纯净的爱情；《然后呢》中，在“魔鬼来临”面前，一家三口抱团取暖。那些躺在电脑里还没有出版和发表的小说，也都在表现同样的主题。也许我是个悲观厌世者，只看到现实生活中残忍和不公的一面。但残忍和不公的事情，的确每天都在我们生活中上演。曾经在团省委工作的一位同事，当年他从团省委转业后，下去做副县长，后来调任市城管局一把手，现在是市委的一名副巡视员，去年八月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我至今保留：“一个作家只会说好听的，这个社会还会好吗？”就让好话留给媒体去说吧。好的作家，理应是社会的良心。或者说，社会的医生。但他只负责看病，不负责治病。
低空飞行者，抑或旁观者
陈：2014年末和2015年初，《文学界》杂志和《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杂志，分别做过你的个人专辑，你发在这两个专辑里的创作谈，都强调自己要做一名“低空飞行者”。
吴刘：我在这个创作谈里说过：“当下生活，足够精彩与荒唐，作为写作者，唯有把小说做得比当下生活更为精彩和荒唐，才会拥有读者。换而言之，在这个比我们的想象走得更远的时代，不缺精彩的小说素材，缺的是，把故事讲得比现实生活更为精彩的小说家。”
陈：所以你选择飞行？且低空飞行？
吴刘：是的。在这个创作谈里，我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下流行的小说创作模式中，有两种较为突出。一种是，传统作家的‘贴地爬行’，它以写实取胜，真实地还原生活，再现生活的精彩，烟火味极浓，市井气十足，让读者看着亲切，容易产生共鸣；一种是，网络写手的‘高空飞翔’，它以想象取胜，用文字构建一个跟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满神奇和梦幻的色彩，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与体验。但前者，一来因交通堵塞，行走缓慢，作者难以快捷地到达目的地，二来因生活本身足够精彩和荒唐，作品容易让人产生疲乏感；后者则离地面太远，不近人间烟火，过于虚幻。而我所实践的‘低空飞行’，介于两者之间，它既关注现实生活，又强调想象能力，我将它定位为：百分之八十的当下生活，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想象。”
陈：做到了吗？
吴刘：（一笑）也有没能做到的。像《然后呢》，没飞，贴地爬行。
陈：你不觉得，低空飞行在技术层面上更具难度吗？
吴刘：的确是这样。其实小说家，理当具备两种能力，一是飞行能力，一是落地能力。飞行能力就是想象能力，落地能力就是写实能力。我一直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散文是情感的艺术，而小说是想象的艺术。小说家，贵在想象。想象得好，小说的构思就新颖独特，小说就成功了一半。到具体写的时候，就是落地的问题了，如何让叙述更为真实可信，让语言更为贴切精致，让内在逻辑更为严密。除了这两种能力，小说家还应做到两点。一是始终跟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谓旁观者清；一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怀有慈悲心肠。
陈：看你的工作简历，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在家乡小镇上的一家县办中学教语文；之后被贬到偏远的乡村中学任教，报到后并没上课，而是停薪留职回到小镇，炸鱼，开书店，办婚姻介绍所；后来调到县文化馆任文学专干；再后来借调到株洲日报社广告策划公司上班；后来又调入湖南团省委编辑团刊；之后调湖南省作协编辑《湖南文学》；再后来又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任企业家天地杂志社主编；两年前杂志停办，又到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去年你辞去副所长职务，借调到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上班。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哪些帮助和影响？
吴刘：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在任何一个单位，我都是做个局外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从不刻意去巴结谁讨好谁。始终不站队，不入圈子。属于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那种。在每个单位，跟门卫的关系，好过跟一把手的關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我们省社科院里，唯一不申报职称的专业人员，省社科院管着全省副研究员和研究员职称的审批工作，我想评个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不算一件难事，但我没兴趣。我要这劳什子干嘛？我住在社科院宿舍楼，五楼，主卧的窗户正对着烈士公园，满眼翠绿，窗户边摆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两端，各摆放一台电脑，一台大，一台小，小的上午用来写小说，大的晚上用来看电影，下午就半躺在窗台上，看书。每天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个小面积内活动。有一种今夕是何年的奇妙感觉。尤其半躺在窗台上，窗台是伸出去的，有如一块飘荡在空中的飞毯，感觉更为梦幻。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
陈伟华（以下简称“陈”）：我没记错的话，你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岁前后在《上海青年报》发表第一个小散文，在《长白山》文学杂志头条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那还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紧接着，你的短篇小说《你不要烦我》和《小城有家羊肉铺》，分获《湖南文学》新秀选拔赛三等奖和二等奖，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长命乐》，获湘赣两省征文赛一等奖。但不过十年，你就转身离去，直到最近几年，才重新回到文学创作。当初为什么决然离去？时隔二十年，却又为什么欣然重返？
吴刘维（以下简称“吴刘”）：离去是一种无奈。重返是一种庆幸。当初离开，属于身非得已。也许是迫于生计，娶妻生女后，身上添了副家庭的重担，肩着这个担子，从小镇到县城，再到市里，再到省城，一路奔波，身心俱疲，无暇顾及文学；也许是基于文学环境的改变，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这以后，文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式微，离开文学是大势所趋，也是随波逐流；也许缘于自身的文学力量不够，不足以坚挺下去，纵然获过几个小奖，发过二、三十万字的作品，远没有成名成家，走的依然是一条羊肠小道，中途放弃，也就在所难免。现在回来，则属于情非得已。是情感和心理上的一种现实需求。毕竟浸染世俗多年，心灵荒芜，长满野草，想藉文学来抚慰自心；毕竟积聚了许多的人生感受和感悟，基于性格内向爱独处的原因，只能是借助写作来一一呈现；毕竟内心热爱文学。
陈：我注意到，你回来后，不单小说的题材、结构和叙述方式完全变了，连名字也变了，从前你叫刘维，现在你叫吴刘维，附在作品后的作者简介中，你强调吴刘是复姓，但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复姓，大都误以为你是随父母双姓。
吴刘：不是。据族谱记载，我们家族本姓刘，明朝时，有个本族人在皇宫当差役，有次皇帝叫他，把他的姓记错了，叫成了吴，此后家族里的人，便将刘姓改作吴刘姓，一直延续了下来，到我们这辈，有的人的户口本上，去掉了吴，只留下刘，不过，现在又都恢复了吴刘姓。
陈：我猜，你恢复吴刘姓，除了顺乎家族的愿望，应该还有一个用意：告别从前世俗生涯中的刘维，做个纯净的文学中的吴刘维。
吴刘：哈。也对。不过，世俗浩荡，凡人终究难以免俗。所以我两个标签都在：世俗中的刘维，和文学中的吴刘维。
陈：像你这样时隔多年回归文学创作的作家，其实在湖南乃至全国，为数并不少，已经形成一种“回归派”文学现象，只是至今未能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罢了。在全国，像当年的先锋文学代表人物马原，这几年高调回归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一个接一个，中篇也是频频出手；像从花城出版社社长位置退下来的湖南籍作家肖建国，这几年低调回归小说创作，中短篇也是一个接一个。在湖南本土，除了你，从前以散文爆得大名的廖静仁，近年也回来了，不止写散文，还写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写了多年影视剧本的王青伟，近年也回到写小说，连出了两部长篇小说，记得2011年，在你的《绝望游戏》、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和谭纯武（他也是回归派）的《瑶红》等三部长篇小说同期出版后，《长沙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以醒目的标题《长沙冒出三个文学怒放哥》，给予了重点报道；还有株洲的曾海民、袁泰林、田章夫、宋才逢等纷纷重新出山。他们的回归，也许各有各的理由，但令我想起，你发表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1年10期上的创作谈《做小说的乐趣》，里面有两句话印象深刻：“文学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出口。”“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网吧，文学是让我们沉重的人生缓过一口气来的氧吧。”
吴刘：的确。文学是我们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即便我们因故离开，乃至离开很久，但终究有一天，我们会再回来。
残忍中的温情
陈：回来的这几年间，单从作品发表和出版的数量来看，你不算是一个丰产的作家。
吴刘：对。我写作的速度慢，产量不高。六、七年时间，总拢写了两个长篇、十个中篇、三个短篇，加起来不足八十万字，平均每年也就十来万字。已经发表和出版出来的，就更少，只一个长篇和五个中短篇，不足总量的一半，且都是在湖南本土的文学刊物《文学界》《创作与评论》《湖南文学》上发表和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今年在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小城有家羊肉铺》，收集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创作的作品。
陈：你这真正叫慢工出细活。虽然数量算少，但作品的影响力并不小。据我所知，你回来后的第一部长篇《绝望游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作为“原创之春”重点书目推出来后，连续数月进入《晨报周刊》“长沙地区畅销书排行榜”，后来又进入“京东商城书店小说排行榜”，并在《长沙晚报》连载；回来后的第一个中篇《天堂无窑》在《文学界》头条发表后，即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三家选刊转载，之后发表的中篇《我岳父就这样老了》被《中华文学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无处可逃》《送雪回家》《然后呢》三个中短篇也相继被《中华文学选刊》转载。发一个，转一个，且有的被转载多次，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吴刘：毕竟我作品太少，能都被转载和多转载，也算是种安慰，是不？呵呵。我其实一直对湖南本土的文学刊物，心怀感激，当初要没有它们的关心和奖掖，我不一定会步入文学之路，而今要没有它们的继续扶助，我重回文学，也不会这么顺畅。对选刊，我也满怀感激，毕竟二次转发，让我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
陈：看你的小說，每一篇都会有新鲜感。要是不看作者名字，不会感觉是同一个人写的。
吴刘：我曾经写过一篇创作谈，题目叫《小说理应比生活更精彩》，发在《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13年2期上，我在文中说：“把每个小说做得都不一样，让它们彼此之间存在差异性，是我写小说的一个追求。我力求做一个非典（非典型性）作家，没有归属于自己创作上的典型题材、地域、人物乃至结构、语言，将每个小说打造成一处崭新的风景。除了电子时代足以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所不知的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每次写作因此对我来说，都是一场新奇的冒险和智慧的挑战，既充满着刺激与神奇，也充满着前途未卜的忐忑，过程也许很痛苦，但这种痛苦很快乐。” 陈：但你小说里，似乎都存在一种宿命感，其中也可见底层人的智慧和底层人对贫穷困窘的抗争。因此你的小说，写的是悲剧，透出的是苍凉感，却又让人看到生存的希望。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认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
吴刘：你的感觉和看法，显然是对的。我所创作的每个小说，虽然在选材、结构、语言表述等方面追求差异化，但几乎都在表现这样两个东西：现实中的残忍；人性中的温情。《绝望游戏》中，吴谷生在一年时间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和痛苦，但文中始终弥漫着浓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天堂无窑》中，二叔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三十五万元赔偿金，对子女的爱意却是感人至深；《我岳父就这样老了》中，我岳父因为要用老年证免费坐公交，刻意让自己变老，但他对妻子的爱始终不“老”；《无处可逃》中，小巷里的那几个老人被滚滚红尘挟裹，却一直捍卫着本性中的良善；《送雪回家》中，那一对从没看过雪的老人，用一生的清苦，抵抗世俗的欲望，守护纯净的爱情；《然后呢》中，在“魔鬼来临”面前，一家三口抱团取暖。那些躺在电脑里还没有出版和发表的小说，也都在表现同样的主题。也许我是个悲观厌世者，只看到现实生活中残忍和不公的一面。但残忍和不公的事情，的确每天都在我们生活中上演。曾经在团省委工作的一位同事，当年他从团省委转业后，下去做副县长，后来调任市城管局一把手，现在是市委的一名副巡视员，去年八月他给我发过一条短信，我至今保留：“一个作家只会说好听的，这个社会还会好吗？”就让好话留给媒体去说吧。好的作家，理应是社会的良心。或者说，社会的医生。但他只负责看病，不负责治病。
低空飞行者，抑或旁观者
陈：2014年末和2015年初，《文学界》杂志和《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杂志，分别做过你的个人专辑，你发在这两个专辑里的创作谈，都强调自己要做一名“低空飞行者”。
吴刘：我在这个创作谈里说过：“当下生活，足够精彩与荒唐，作为写作者，唯有把小说做得比当下生活更为精彩和荒唐，才会拥有读者。换而言之，在这个比我们的想象走得更远的时代，不缺精彩的小说素材，缺的是，把故事讲得比现实生活更为精彩的小说家。”
陈：所以你选择飞行？且低空飞行？
吴刘：是的。在这个创作谈里，我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当下流行的小说创作模式中，有两种较为突出。一种是，传统作家的‘贴地爬行’，它以写实取胜，真实地还原生活，再现生活的精彩，烟火味极浓，市井气十足，让读者看着亲切，容易产生共鸣；一种是，网络写手的‘高空飞翔’，它以想象取胜，用文字构建一个跟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充满神奇和梦幻的色彩，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与体验。但前者，一来因交通堵塞，行走缓慢，作者难以快捷地到达目的地，二来因生活本身足够精彩和荒唐，作品容易让人产生疲乏感；后者则离地面太远，不近人间烟火，过于虚幻。而我所实践的‘低空飞行’，介于两者之间，它既关注现实生活，又强调想象能力，我将它定位为：百分之八十的当下生活，加上百分之二十的想象。”
陈：做到了吗？
吴刘：（一笑）也有没能做到的。像《然后呢》，没飞，贴地爬行。
陈：你不觉得，低空飞行在技术层面上更具难度吗？
吴刘：的确是这样。其实小说家，理当具备两种能力，一是飞行能力，一是落地能力。飞行能力就是想象能力，落地能力就是写实能力。我一直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散文是情感的艺术，而小说是想象的艺术。小说家，贵在想象。想象得好，小说的构思就新颖独特，小说就成功了一半。到具体写的时候，就是落地的问题了，如何让叙述更为真实可信，让语言更为贴切精致，让内在逻辑更为严密。除了这两种能力，小说家还应做到两点。一是始终跟现实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所谓旁观者清；一是对世间万事万物，怀有慈悲心肠。
陈：看你的工作简历，大学毕业后，先是分在家乡小镇上的一家县办中学教语文；之后被贬到偏远的乡村中学任教，报到后并没上课，而是停薪留职回到小镇，炸鱼，开书店，办婚姻介绍所；后来调到县文化馆任文学专干；再后来借调到株洲日报社广告策划公司上班；后来又调入湖南团省委编辑团刊；之后调湖南省作协编辑《湖南文学》；再后来又调入湖南省社科院任企业家天地杂志社主编；两年前杂志停办，又到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去年你辞去副所长职务，借调到湖南省雷锋精神研究会上班。如此丰富的人生经历对你的小说创作，带来了哪些帮助和影响？
吴刘：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在任何一个单位，我都是做个局外人。除了搞好本职工作，从不刻意去巴结谁讨好谁。始终不站队，不入圈子。属于只顾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那种。在每个单位，跟门卫的关系，好过跟一把手的關系。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是我们省社科院里，唯一不申报职称的专业人员，省社科院管着全省副研究员和研究员职称的审批工作，我想评个副研究员和研究员，不算一件难事，但我没兴趣。我要这劳什子干嘛？我住在社科院宿舍楼，五楼，主卧的窗户正对着烈士公园，满眼翠绿，窗户边摆着一张长条桌，桌子两端，各摆放一台电脑，一台大，一台小，小的上午用来写小说，大的晚上用来看电影，下午就半躺在窗台上，看书。每天的大部分时光，就在这个小面积内活动。有一种今夕是何年的奇妙感觉。尤其半躺在窗台上，窗台是伸出去的，有如一块飘荡在空中的飞毯，感觉更为梦幻。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