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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是最难估分的，许多考生因为估分不准，导致误填志愿，甚至落榜。从“0”分到“60”分，同一篇文章，分数差距咋就这么大——
1990 年7 月8 日，早上七点不到，黄玉峰就走出位于江湾的家门，赶往华东师范大学高考语文阅卷处。
在黄玉峰心中，阅卷官神圣无比。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阅卷官的级别都很高。唐时乡试，主考由学政担任，负责会试的须侍郎一级，至于殿试，由龙目御览，更令人生畏。当他还在读小学时，最敬畏的就是阅卷官，认为他们最有学问，且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料30年后，他自己竟也做了阅卷官。这个提着午饭上“战场”的老师，没想到从此把他对阅卷的敬畏感打得荡然无存。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年都有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 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1992 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0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0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 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 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谁扼杀了他们的个性？
1995年，上海市中考作文是《母爱》，一时母亲早逝的文章比比皆是；高考大作文是《责任》，于是，大唱高调的《责任》没完没了。黄玉峰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阅卷情况：面对着令人心烦气闷的八股腔，阅卷官们笔底踌躇忧心忡忡：板着面孔的说教，随意编造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片断，从三闾大夫写到周总理，从孔繁森写到王宝森，百篇类似，千人一面，偶见一篇清纯的，便拍案大呼：难得，难得。休息时，教师们大叹苦经。一位白发长者忽出惊人之语：我有一诗，可解诸位之忧。诗云：啥个叫责任，唱唱孔繁森，谈谈钱学森，骂骂王宝森，联系中学生，稳得基准分。语未毕，一片无奈笑声。笑声过后，忽然一片寂静，阅卷官们陷入沉思，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
与1995年作文的千人一面相比，1996 的作文《我的财富》却忽如杂花生树。黄玉峰看好这个题目：“具有人文精神，可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情操、理想乃至爱好，选材范围广，出题无偏题离题之虞，又限以‘我的’，可避免套话、老话、大话、空话。这对于语文教学中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做法，无异于敲了一记警钟。”
这个强调个性的题目，却给阅卷带来了难度。考生之见解，千姿百态：金钱、书籍、草坪、阁楼是财富；青春、健康、毅力、自信是财富；知识、经历、挫折、失败是财富；传统、音乐、微笑是财富。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统一评分标准？阅卷进入第二天，进度仍无法加快。
阅卷老师为此展开了争论。黄玉峰积极地为个性作文鼓吹：有同学写道：没有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促使我努力进取，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文章，能说他跑题吗？有同学写道：邓小平是我的财富。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但如果他看过邓小平著作，把小平精神引入生活，你能说他离题吗？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朗朗乾坤，本无废物，各人有各人的财富，各人有各人的财富观，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真有体会，皆无不可。
不怕读书苦，就怕白辛苦？
黄玉峰一向认为，“高考作文的主题，不外乎学习和做人。”而教育无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97年的大作文《我看课外读物》，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个题目激发出学生的倾诉欲望，在阅卷中，黄玉峰被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有必要把学生的心声告诉全社会。利用休息时间，他和一些老师摘录了闪烁在作文中的思想火花，整理后发表在《文汇报》上：——高三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怕高考一分之差。
—— 教改教改，叫了这么多年，但还是光叫不改。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原因到底在哪里？
—— 读书是件苦事，我们不怕苦，怕的是白辛苦。—— 读课外辅导书，真是让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黄玉峰和《文汇报》都收到很多来信，他们认为，学子的心声反映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出给大人的试卷。
如何答好这份试卷？黄玉峰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不读书”，在于对语文支离破碎的分析，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到语言的海洋中，自己去体会人文精神，去学习运用语言的规律。于是，他探索素质教育的一切可行方式，让学生听讲座、泡书馆、看展览、赏文物、编刊物、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游天下……
偶然性下的悲剧
在阅卷中，每当修正了一个阅卷标准，替一份卷子改了分数，黄玉峰就会很开心：也许这个学生没那几分，就要落榜了。有时对妻讲起此事，妻会说：吆，你又救了一个人啊！黄玉峰就会很感慨：哎，这世界的很多事情不可预测，偶然到你不知道每一刻，有人在帮你，有人在害你。
在应试教育的影子下，偶然性似乎更多地意味着悲剧。阅卷多年，黄玉峰看多了悲剧，他帮不了所有的人，甚至最喜爱的学生。1997年7月，一个沈姓女生哭着打来电话，说考砸了，黄玉峰听了很是心酸。这个学生，语文是班上最好的，其作文一向是范文。但那年高考，她的作文得分不及格。之后几年，又一个好学生黄修毅，也遭此厄运。这个自信的学生，复习迎考时还在看《万象》、《读书》。高考时，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但是得分很差。后来，黄修毅凭记忆把作文重抄一份。在黄玉峰眼里，这篇作文写得深刻，能得60分，最起码50分，但算下来只有20多分。已不阅卷的黄玉峰把作文寄给阅卷组领导，对方只能表示遗憾：这篇作文太深刻了，也许阅卷老师看不懂……
黄玉峰常说：“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而爱徒的遭遇，似乎是高考给他的素质教育开了个玩笑。
这些年，黄玉峰的教学改革广受赞誉，也屡遭非议。他把老庄佛理、西方经典、时文佳作引入课堂，抛开了烦琐的讲解，代之以学生背诵、阅读、交流，辅以适当点拨。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对于爱徒的遭遇，黄玉峰说：分数无法改变，但他们的命运迟早是可以挽回的，他们受过的素质教育，在将来的社会上，终会显出优势。
（利棠摘自《南都周刊》）
1990 年7 月8 日，早上七点不到，黄玉峰就走出位于江湾的家门，赶往华东师范大学高考语文阅卷处。
在黄玉峰心中，阅卷官神圣无比。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阅卷官的级别都很高。唐时乡试，主考由学政担任，负责会试的须侍郎一级，至于殿试，由龙目御览，更令人生畏。当他还在读小学时，最敬畏的就是阅卷官，认为他们最有学问，且有生杀予夺之权。不料30年后，他自己竟也做了阅卷官。这个提着午饭上“战场”的老师，没想到从此把他对阅卷的敬畏感打得荡然无存。
标准答案：训练被奴化的人？
阅卷给黄玉峰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每年都有的冲突。
这个后来被传媒和教育界称为“语文教学叛徒”的特级教师，1990 年时43岁，却依然有着青年人的纯真、率直，视人格独立与个体尊严为生命，以民主与科学为教育理念，眼里容不下沙子。在他心目中，作文就是要引导学生如何做人，那种让学生完全按照标准答案去迎合出题意图的教育，不过是训练被奴化的人。
1992 年，上海高考的大作文是《遥望星空》：夏夜的星空，人们往往由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感慨而产生种种思索，请以此为题写篇短文。这一天，黄玉峰在休息时，翻到一份卷子。一看，内容不错，考生遥望星空时想起已逝的老师，决心继承老师未竟的事业。再一看分数，怎么是22分？黄玉峰拿起卷子就去找阅卷中心组组长。据说该文偏题，没点明“宇宙无穷，人生有限”的要求。黄玉峰急了：这怎么能算偏题呢？作文点明老师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也表达了那层意思。最后该文被定为43分。
还有更极端的例子。有一次，黄玉峰在批阅大作文时，一抬头，发现卷子上头的小作文打了0分。据说该作文文不对题。10多年后，黄玉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衡量一篇作文有很多标准：主题、审题、结构、语言，即使偏题了，也不能打0分！
分歧并非偶然。在黄玉峰的印象里，每次阅卷都会因标准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人和阅卷人吵，和出卷人吵。按规定，阅卷中心组成员要在批改前先把卷子做一遍，其中有大学教授，有优秀中学教师，经常是5 人答案各不同，还有几次5 人的答案都一致，结果一看标准答案，全错。连老师都摸不准的题目，让学生怎么答？
谁扼杀了他们的个性？
1995年，上海市中考作文是《母爱》，一时母亲早逝的文章比比皆是；高考大作文是《责任》，于是，大唱高调的《责任》没完没了。黄玉峰在一篇文章里描述当时的阅卷情况：面对着令人心烦气闷的八股腔，阅卷官们笔底踌躇忧心忡忡：板着面孔的说教，随意编造的故事，似曾相识的片断，从三闾大夫写到周总理，从孔繁森写到王宝森，百篇类似，千人一面，偶见一篇清纯的，便拍案大呼：难得，难得。休息时，教师们大叹苦经。一位白发长者忽出惊人之语：我有一诗，可解诸位之忧。诗云：啥个叫责任，唱唱孔繁森，谈谈钱学森，骂骂王宝森，联系中学生，稳得基准分。语未毕，一片无奈笑声。笑声过后，忽然一片寂静，阅卷官们陷入沉思，是什么扼杀了学生的个性？
与1995年作文的千人一面相比，1996 的作文《我的财富》却忽如杂花生树。黄玉峰看好这个题目：“具有人文精神，可反映考生的思想水平、情操、理想乃至爱好，选材范围广，出题无偏题离题之虞，又限以‘我的’，可避免套话、老话、大话、空话。这对于语文教学中局限于课本知识的做法，无异于敲了一记警钟。”
这个强调个性的题目，却给阅卷带来了难度。考生之见解，千姿百态：金钱、书籍、草坪、阁楼是财富；青春、健康、毅力、自信是财富；知识、经历、挫折、失败是财富；传统、音乐、微笑是财富。到底什么是财富？如何统一评分标准？阅卷进入第二天，进度仍无法加快。
阅卷老师为此展开了争论。黄玉峰积极地为个性作文鼓吹：有同学写道：没有财富就是我的财富，因为没有财富，就促使我努力进取，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功。对于这样的文章，能说他跑题吗？有同学写道：邓小平是我的财富。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是国家的财富，民族的财富，但如果他看过邓小平著作，把小平精神引入生活，你能说他离题吗？最后争论的结果是：朗朗乾坤，本无废物，各人有各人的财富，各人有各人的财富观，只要自圆其说，言之成理，真有体会，皆无不可。
不怕读书苦，就怕白辛苦？
黄玉峰一向认为，“高考作文的主题，不外乎学习和做人。”而教育无非“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1997年的大作文《我看课外读物》，似乎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个题目激发出学生的倾诉欲望，在阅卷中，黄玉峰被深深打动了，他觉得有必要把学生的心声告诉全社会。利用休息时间，他和一些老师摘录了闪烁在作文中的思想火花，整理后发表在《文汇报》上：——高三并没有什么可怕，就怕高考一分之差。
—— 教改教改，叫了这么多年，但还是光叫不改。应试教育越演越烈，原因到底在哪里？
—— 读书是件苦事，我们不怕苦，怕的是白辛苦。—— 读课外辅导书，真是让自己才出狼窝，又入虎穴。
文章发表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黄玉峰和《文汇报》都收到很多来信，他们认为，学子的心声反映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乃至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是孩子们出给大人的试卷。
如何答好这份试卷？黄玉峰认为语文教学的根本失误在于“不读书”，在于对语文支离破碎的分析，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学生到语言的海洋中，自己去体会人文精神，去学习运用语言的规律。于是，他探索素质教育的一切可行方式，让学生听讲座、泡书馆、看展览、赏文物、编刊物、练书法、学篆刻、看戏剧、演小品、游天下……
偶然性下的悲剧
在阅卷中，每当修正了一个阅卷标准，替一份卷子改了分数，黄玉峰就会很开心：也许这个学生没那几分，就要落榜了。有时对妻讲起此事，妻会说：吆，你又救了一个人啊！黄玉峰就会很感慨：哎，这世界的很多事情不可预测，偶然到你不知道每一刻，有人在帮你，有人在害你。
在应试教育的影子下，偶然性似乎更多地意味着悲剧。阅卷多年，黄玉峰看多了悲剧，他帮不了所有的人，甚至最喜爱的学生。1997年7月，一个沈姓女生哭着打来电话，说考砸了，黄玉峰听了很是心酸。这个学生，语文是班上最好的，其作文一向是范文。但那年高考，她的作文得分不及格。之后几年，又一个好学生黄修毅，也遭此厄运。这个自信的学生，复习迎考时还在看《万象》、《读书》。高考时，他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但是得分很差。后来，黄修毅凭记忆把作文重抄一份。在黄玉峰眼里，这篇作文写得深刻，能得60分，最起码50分，但算下来只有20多分。已不阅卷的黄玉峰把作文寄给阅卷组领导，对方只能表示遗憾：这篇作文太深刻了，也许阅卷老师看不懂……
黄玉峰常说：“不以应试教育对应试，而以素质教育对应试。只要学生的素质真正提高了，他们对付考试的能力也不会差。”而爱徒的遭遇，似乎是高考给他的素质教育开了个玩笑。
这些年，黄玉峰的教学改革广受赞誉，也屡遭非议。他把老庄佛理、西方经典、时文佳作引入课堂，抛开了烦琐的讲解，代之以学生背诵、阅读、交流，辅以适当点拨。有人批评他的教学如“放羊”。他说“放羊”有何不好？如果是放到水泥地上，那羊只能饿死；但如果领到水草丰茂处，羊自会吃得肥肥的。
对于爱徒的遭遇，黄玉峰说：分数无法改变，但他们的命运迟早是可以挽回的，他们受过的素质教育，在将来的社会上，终会显出优势。
（利棠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