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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汉语是主题显著型语言，英语是主语显著型语言。这两大差异造就了汉英各自不同的语言特征。译者在汉英翻译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这两大因素。这对两种语言的顺利转换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意合；形合；主题；主语
中图分类号：F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5-0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在此过程中，汉英翻译为中外交流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汉英翻译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外交流的效果。而译界对于政治外宣翻译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研究分析。本文将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从语内范畴两大方面——意合与形合以及主题与主语来分析汉英翻译的语内影响因素，以期有助于政宣翻译质量的提高。
一、意合与形合
美国当代翻译学家尤金·奈达［1］在其著作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提到“汉语和英语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意合与形合的差异”。《韦氏新国际综合英语字典》［2］(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意合（parataxis）定义为“independent arrangement of clauses， phrases， etc.without connectives”，而形合（hypotaxis）则被定义为“subordinate or dependent arrangement of clauses, phrases, etc. with connectives”。换言之，意合是不依赖关联词语，仅靠语义的逻辑联系而建立起的句内和句际衔接。与之相反的是，形合则是需要依靠具体关联词语来建立句内和句际关系的衔接方式。连淑能［3］也曾在其著作《英汉对比研究》中提到，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的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意合则指“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含义表达”。归纳说来，在重意合的语言中（如汉语）较少出现明显的逻辑关系联结词，因此句法结构精炼、简单;而重形合的语言（如英语）却常使用连词、介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来表达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句子结构则相对复杂。正如邵志洪［4］所描述，“英语重形合，具有实在意义的形合连接成分一般不能省略，句群组合讲求环环相扣，严密紧凑；汉语重意合，连接成分尽在不言中，句群组合讲求流洒铺排，疏放迭进”。
究其根源，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则隶属于汉藏语系。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造就了各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欧美民族文化沿袭中，尊重个体、尊重理性固化为其思维特征的一部分。而这种思维特征也相应影响了英语语言特点。由此，英语重形合、重形式、讲究结构严谨的特点得以形成。相比之下，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地处封闭，整体观念较强。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语言上便是汉语的意合特征，即语段本身被视为一个整体。句子内部以及句子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已然隐含在文段中。由此，则形成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不同语言特征。鉴于此差异的存在，译者则必须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将汉语的意合转化成英语的形合特征。这就要求译者在译前需理清包含在原文中的逻辑语义关系，然后通过添加符合语境的英语逻辑关系词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
例1：
原文：
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节选自《2011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
We steadfastly followed a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dop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consumer spending; and increased urban and rural incomes, particularly for low-income people. As a result, consumer spending grew steadily and its structure constantly improved. (摘自中央编译局译本)
以上实例同样来自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原文中，各小分句间由逗号分隔且无逻辑连接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分句间是单一的并列逻辑关系。汉语的意合使其语言及语法关系呈现隐含性和模糊性。换句话说，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需要通过明显的语义形态标记来传递，而是隐含在句意当中。相对而言，英语在内在逻辑关系表达上则呈现出显性特征。逻辑连结词贯穿上下文更显文章结构严密。鉴于该差异的存在，译者在汉译英的实践中应首先根据句意以及语境判断出分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然后再通过添加相应的关系词来完成从重意合向重形合的转化过程。例1中，“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实际上均为政府所实施的具体措施。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它们与“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在语义上属于因果关系。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则需将分句间的关系显性化。译文除添加了“and”来表示前三个分句间的并列关系外，还通过增译“as a result”将后两个小分句在语义上的作用明晰化。
二、主题与主语
主题与主语之争在语言学界由来已久。主题（亦为话题）“是语境中已知的信息，是句子其他部分的陈述对象。如果听话者可以推测出说话者说这个句子的意图是象他进一步提供关于某已知实体的信息,那么这一实体便是这个句子的话题”［5］ 而章振邦［6］则在其著作《新编英语语法》中定义主语为“交际双方已经知道的信息,即已知信息,它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因此主语通常是由一些带有事物性质或实体性的词语来表示的;这类词语通常是名词或名词词组或相当与名词词组的语法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7］认为：“汉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topic)和述题(comment),而不是动作者(actor)和动作(action).”也就是说，汉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并不一定存在“施事”和“受事”的关系而是一种“话题—评论”的概念。乔姆斯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英文句子定义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的结合，即S=NP+VP(S代表句子，NP为名词短语，VP为动词短语)。换句话说，主语和谓语是典型的英语句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李纳（C.N.Li）和汤普森（S.A.Thompson）［8］则更为详尽地将语言分为四类：主语显著型，如英语；主题显著型，如汉语；主语显著兼主题显著型，如日语；非主语显著亦非主题显著型，如菲律宾语。从此说来，汉语和英语在句法结构及表达上差异较大。那么，汉译英的过程则变成了主题显著型语言向主语显著型语言转化的过程。
例2：
原文：
“十一五”前期，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以及结构性、输入性物价上涨等问题，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节选自《2011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adopted correc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overheated investment growth, the excessive trade surplus, excess liquidity, and structural and imported inflation; effectively prevented emerging problems from evolving into trends; and prevented problems in any one area from becoming general problems. (摘自中央编译局译本)
作为主题显著的语言，汉语中的“主谓关系并不总是能很容易识别的，句子的基本结构主要体现为主题与述题的关系，而不是主语与谓语的关系。”［9］原文中，“‘十一五’前期”位于句首但在语法功能上并不是动作的实施者，因而也不能称之为“主语”。对于全句而言，“‘十一五’前期”是叙述或者说是评论的对象，是该句的主题。在汉译英的过程中，译者应该保留原文中主题的语用功能，即将原句主题转化成具有同等语用功能的英语句子成分。“‘十一五’前期”限定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属于时间主题。在英译文中，该短语相对应地被译为“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从语法功能的角度来说，该介词短语充当的是时间状语成分。这样，译者成功地实现了主题显著型向主语显著型语言的话题成分转换。再者，原句省略了行为的施动者，是汉语中较常见的无主句。而“英语句子有着严谨的主谓结构,主语不可或缺,谓语动词是句子的中心,两者协调一致(S-V concord)。”因此，机械地将汉语无主句英译成没有主语的句子是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原文中隐藏的施动者在主语显著型的语言中应该有所体现。英译文中，译者增添了“we”来指示动作的执行者，不仅使译句符合英语的句法特征也使译文读者对于句意一目了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在句法结构上，汉语属于“主题-评述”型，而英语却是“主语-谓语”型的语言。因此，译者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两大语言差异对翻译效果的影响。通过对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译句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增译以及转化不失为弥补这两大差异所带来影响的较好策略。
参考文献：
\[1\]Eugene A.N. Translating Meaning\[M\].San Dimas: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16.
\[2\]Read et al.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Trident Press International,1996:623,916.
\[3\]\[10\]连淑能.英汉对比翻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7.
\[5\]Trask,R.L.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Z\].London:Ratledge,1999:279.
\[6\]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7.
\[7\]Chao,Y.R.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s Angeles,1968:69.
\[8\]李纳&Tompso.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J\].国外语言学,1984，(2).
\[9\]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16-217.
关键词：意合；形合；主题；主语
中图分类号：F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5-02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在此过程中，汉英翻译为中外交流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汉英翻译质量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外交流的效果。而译界对于政治外宣翻译的影响因素缺乏系统研究分析。本文将以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个案从语内范畴两大方面——意合与形合以及主题与主语来分析汉英翻译的语内影响因素，以期有助于政宣翻译质量的提高。
一、意合与形合
美国当代翻译学家尤金·奈达［1］在其著作Translating Meaning一书中提到“汉语和英语间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意合与形合的差异”。《韦氏新国际综合英语字典》［2］(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将意合（parataxis）定义为“independent arrangement of clauses， phrases， etc.without connectives”，而形合（hypotaxis）则被定义为“subordinate or dependent arrangement of clauses, phrases, etc. with connectives”。换言之，意合是不依赖关联词语，仅靠语义的逻辑联系而建立起的句内和句际衔接。与之相反的是，形合则是需要依靠具体关联词语来建立句内和句际关系的衔接方式。连淑能［3］也曾在其著作《英汉对比研究》中提到，形合指的是“句中的词语的分句之间，用语言形式手段（如关联词）连接起来，表达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意合则指“词语或分句之间不用语言形式手段连接，句中的语法意义和逻辑关系通过词语或分句含义表达”。归纳说来，在重意合的语言中（如汉语）较少出现明显的逻辑关系联结词，因此句法结构精炼、简单;而重形合的语言（如英语）却常使用连词、介词、关系代词、关系副词等来表达上下文的逻辑语义关系，句子结构则相对复杂。正如邵志洪［4］所描述，“英语重形合，具有实在意义的形合连接成分一般不能省略，句群组合讲求环环相扣，严密紧凑；汉语重意合，连接成分尽在不言中，句群组合讲求流洒铺排，疏放迭进”。
究其根源，英语隶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则隶属于汉藏语系。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造就了各自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欧美民族文化沿袭中，尊重个体、尊重理性固化为其思维特征的一部分。而这种思维特征也相应影响了英语语言特点。由此，英语重形合、重形式、讲究结构严谨的特点得以形成。相比之下，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地处封闭，整体观念较强。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语言上便是汉语的意合特征，即语段本身被视为一个整体。句子内部以及句子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已然隐含在文段中。由此，则形成了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不同语言特征。鉴于此差异的存在，译者则必须在汉英翻译的过程中将汉语的意合转化成英语的形合特征。这就要求译者在译前需理清包含在原文中的逻辑语义关系，然后通过添加符合语境的英语逻辑关系词来确保译文的可读性。
例1：
原文：
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节选自《2011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
We steadfastly followed a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dopted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encourage consumer spending; and increased urban and rural incomes, particularly for low-income people. As a result, consumer spending grew steadily and its structure constantly improved. (摘自中央编译局译本)
以上实例同样来自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原文中，各小分句间由逗号分隔且无逻辑连接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各分句间是单一的并列逻辑关系。汉语的意合使其语言及语法关系呈现隐含性和模糊性。换句话说，分句间的逻辑关系并不需要通过明显的语义形态标记来传递，而是隐含在句意当中。相对而言，英语在内在逻辑关系表达上则呈现出显性特征。逻辑连结词贯穿上下文更显文章结构严密。鉴于该差异的存在，译者在汉译英的实践中应首先根据句意以及语境判断出分句间的逻辑语义关系，然后再通过添加相应的关系词来完成从重意合向重形合的转化过程。例1中，“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方针”、“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实际上均为政府所实施的具体措施。经过分析可以得出，它们与“消费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不断升级”在语义上属于因果关系。在汉英翻译中，译者则需将分句间的关系显性化。译文除添加了“and”来表示前三个分句间的并列关系外，还通过增译“as a result”将后两个小分句在语义上的作用明晰化。
二、主题与主语
主题与主语之争在语言学界由来已久。主题（亦为话题）“是语境中已知的信息，是句子其他部分的陈述对象。如果听话者可以推测出说话者说这个句子的意图是象他进一步提供关于某已知实体的信息,那么这一实体便是这个句子的话题”［5］ 而章振邦［6］则在其著作《新编英语语法》中定义主语为“交际双方已经知道的信息,即已知信息,它是信息传递的出发点,因此主语通常是由一些带有事物性质或实体性的词语来表示的;这类词语通常是名词或名词词组或相当与名词词组的语法结构”。
语言学家赵元任［7］认为：“汉语句子中主语和谓语的语法意义是主题(topic)和述题(comment),而不是动作者(actor)和动作(action).”也就是说，汉语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并不一定存在“施事”和“受事”的关系而是一种“话题—评论”的概念。乔姆斯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将英文句子定义为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的结合，即S=NP+VP(S代表句子，NP为名词短语，VP为动词短语)。换句话说，主语和谓语是典型的英语句子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家李纳（C.N.Li）和汤普森（S.A.Thompson）［8］则更为详尽地将语言分为四类：主语显著型，如英语；主题显著型，如汉语；主语显著兼主题显著型，如日语；非主语显著亦非主题显著型，如菲律宾语。从此说来，汉语和英语在句法结构及表达上差异较大。那么，汉译英的过程则变成了主题显著型语言向主语显著型语言转化的过程。
例2：
原文：
“十一五”前期，针对投资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以及结构性、输入性物价上涨等问题，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有效防止了苗头性问题演变成趋势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节选自《2011政府工作报告》)
译文：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e adopted correct policie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overheated investment growth, the excessive trade surplus, excess liquidity, and structural and imported inflation; effectively prevented emerging problems from evolving into trends; and prevented problems in any one area from becoming general problems. (摘自中央编译局译本)
作为主题显著的语言，汉语中的“主谓关系并不总是能很容易识别的，句子的基本结构主要体现为主题与述题的关系，而不是主语与谓语的关系。”［9］原文中，“‘十一五’前期”位于句首但在语法功能上并不是动作的实施者，因而也不能称之为“主语”。对于全句而言，“‘十一五’前期”是叙述或者说是评论的对象，是该句的主题。在汉译英的过程中，译者应该保留原文中主题的语用功能，即将原句主题转化成具有同等语用功能的英语句子成分。“‘十一五’前期”限定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属于时间主题。在英译文中，该短语相对应地被译为“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从语法功能的角度来说，该介词短语充当的是时间状语成分。这样，译者成功地实现了主题显著型向主语显著型语言的话题成分转换。再者，原句省略了行为的施动者，是汉语中较常见的无主句。而“英语句子有着严谨的主谓结构,主语不可或缺,谓语动词是句子的中心,两者协调一致(S-V concord)。”因此，机械地将汉语无主句英译成没有主语的句子是不符合英语语法规范的。原文中隐藏的施动者在主语显著型的语言中应该有所体现。英译文中，译者增添了“we”来指示动作的执行者，不仅使译句符合英语的句法特征也使译文读者对于句意一目了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重意合，英语重形合。在句法结构上，汉语属于“主题-评述”型，而英语却是“主语-谓语”型的语言。因此，译者在汉译英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两大语言差异对翻译效果的影响。通过对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译句分析可以初步得出：增译以及转化不失为弥补这两大差异所带来影响的较好策略。
参考文献：
\[1\]Eugene A.N. Translating Meaning\[M\].San Dimas: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16.
\[2\]Read et al.The New International Webster’s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Trident Press International,1996:623,916.
\[3\]\[10\]连淑能.英汉对比翻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邵志洪.汉英对比翻译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17.
\[5\]Trask,R.L.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Z\].London:Ratledge,1999:279.
\[6\]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7.
\[7\]Chao,Y.R.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Los Angeles,1968:69.
\[8\]李纳&Tompso.主语与主题,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学\[J\].国外语言学,1984，(2).
\[9\]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1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