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是比较寻常的花，在成都平原很容易见到。每年2月底到3月上旬次第开花，至寒露而落叶，桃树、梨树则在清明节前后开花萌芽，故民间有“桃花开、杏花败，李子花儿才开开”的农谚。也许当地人更看重桃树的经济利益，龙泉山著名的蟠桃树漫山遍野，硬枝盘空，撑开一蓬红花，一座山都似乎变轻了，俨然成了春天的风标。杏花在成都平原则不那么显眼，它们往往小规模地存活着，在那些万年青、蔷薇围合起来的花圃里，透过篱笆，可以见到杏花的演变术。花开时像梅花，每朵五瓣，枝上无叶。含苞之际是红色，开放以后逐渐变淡，最后变成白色。这方面，诗人杨万里的描述无疑是最具实证主义色彩的：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在靡丽的色泽之上，只有那十几茎花蕊，像血红的倒刺，述说着从某个搏杀的梦境历险脱危的故事，而满树繁花俱为故事吸引，开得丰满而静谧，一团团妖冶的火焰把整个枝条都包起来，为了得到进一步凸显，杏花竟然不需要一片叶子的衬托。所以，杏花的枝条总让我奇怪地联想到梅花，有关老枝开花的奇异现实，就立在我眼前。
　　《太平广记》“董仙”条，引用《神仙传》记载，三国时吴董奉隐居匡山。为人治病分文不取，但叫病愈者植杏五株，积久成林，达十余万株，这就是杏林的出典。但杏林吹拂的仁者之风，在唐代以后，就遭遇到了“妖风”的渗透与侵袭。同样在《太平广记》里，转录了《会昌解颐录》中《刘立》一条，刘立见一杏园，花盛发，中有妇女十数人。立驻马观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窥。这就出现了一个动人的画面：男人伸长脖子往杏园里张望美色，而一个美女也正在近垣中窥着男人。围墙，成为了一个吹气如兰的道具。这种欲近故远的修辞策略，在古典文学里本是家常便饭，但我们一当读到此，还是忍不住心旷神怡。这就让我觉得，所谓杏园、杏花，与女色的纠葛本就是浑然天成的。因此，围墙就绝对不是皇帝的新衣。
　　宋朝诗人吴文英在《思佳客》里咏叹：
　　“钗燕拢云睡起时。隔墙折得杏花枝。青春半面妆如画，细雨三更花又飞。轻爱别，旧相知。断肠青冢几斜晖。断红一任风吹起，结习空时不点衣。”
　　这隔墙折得杏花枝肯定是美妙的，其肢体美学的造型，主要是得力于隔墙，尤其是宽而厚的江南庭院里的白墙。因为没有白墙的衬托，杏花似乎就容易成为无根之木，成为寒风的妹妹。再仔细一点，那些蜿蜒而绵亘的女墙，俨然成为了传统文化为杏花铸造起的一道美学屏风，不然的话，杏花就难以笑立春风。在难以记述的有关杏花的诗词里，容易让我们发现，装饰主义的围墙，反而是以实用主义的骨架出现的，它不但与杏花互为彰显，以半遮半蔽的朦胧，进一步激发了雨雾里的古典氛围，也为攀枝折花的登徒子们，搭建了情欲的阶梯，成为了斜刺里插入伦理的传帮带模范。
　　很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白朴的杂剧《墙头马上》。它的源头是《井底引银瓶》的素材，早就受到民间艺人的重视。元陶宗仪《辍耕录》载金院本有《鸳鸯简》及《墙头马（上）》各一本，《南词叙录》载南戏有《裴少难墙头马上》。而宋话本《西山一窟鬼》中更有如捻青梅窥小（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的插词。在此基础上，白朴的剧本也大大丰富了原诗的内容。更重要的是，白朴虽然以传统故事为围墙框架，他却把人物置身于圍墙之内，围墙由爱情的道具，再变为情欲的保护者，直到红杏与伦理的围墙彻底合璧。红杏李千金竟然在裴少爷家后院躲藏了长达七年，生了一男一女，这种伟大的“淫奔”，这种现在看来老掉牙的藏娇故事，为什么一再获得民间情怀的咏叹？说明了杏树的风化，在进一步撑开一树风月的同时，也得到了民间文化的认可。
　　堆积在杏树沃土里的文化养料如此丰厚，就难免让人对杏树产生一些拟人化联想。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卷二也说：“圊人于元旦日初出时，反斧斑驳锤枣树数下，祝曰：汝若不实，我必伐汝，名曰嫁枣。”果木居然开嫁，李树亦然，后更有嫁杏、嫁桔之说。具体证据就是，宋代李冠卿在扬州所居的堂前，有杏树一株，花多而不实，好看而不实用。媒婆就说了：来春与你嫁了此杏！冬日，忽携酒一樽来，说是婚家“撞门酒”，乃索处女红裙一条系在杏上，然后奠酒辞祝再三，春果结子无数。（见宋庞元英《文昌杂录》）而从杏花围墙突围到女性的春情漫溢，从杏子的外观到女性的眼睛以及性器的隐喻，与其说是杏的天性，不如说是男权主义的文化欲求，将杏树培植成了自己性情的偶像。
　　奇怪的是，风流成性的才子李渔在《闲情偶记·种植部》里颇为横蛮地评论道：“种杏不实者，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树上，便结累累。予初不信，而试之果然。是树性喜淫者，莫过于杏，予尝名为风流树。噫，树木何取于人，人何亲于树木，而契爱若此，动乎情也？情能动物，况于人乎！必宜于处子之裙者，以情贵乎专;已字人者，情有所分而不聚也。予谓此法既验于杏，亦可推而广之。凡树木之不实者，皆当系以美女之裳;即男子之不能诞育者，亦当衣以佳人之裤。盖世间慕女色而爱处子，可以情感而使之动者，岂止一杏而已哉！”
　　说这话都不想想，成年把石榴裙当作卧榻的李渔，怎么如此痛恨起杏花来了呢？莫不是有人勾引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转而对着树木歇斯底里？哲学家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而对动植物进行阶级、道德成分的分析，看来并不是后来者的发明，李渔早就是实践者了。
　　宋祁的词今仅存几首，以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就足以傲视千古。为什么说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对此，李渔在《窥词管见》里再次横蛮地评论道：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显然，李渔并不认为闹有何高明。红杏之闹，是否只跟叫春近之呢？过于拘泥于现实之象，李渔自然容易为现实所累了。相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盛赞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我的看法是，很显然，李渔的确是受到了红杏的深度刺激所致，显得过于孟浪了。
　　在唐时吴融的《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的开启之下，墙头红杏频频激发骚人墨客的灵感。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叶绍翁 《游园不值》。此诗应该是脱胎于陆游的《马上作》：“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叶绍翁写园的一角，宛如窥视女性之一点也。在出墙来的前面加上了提示性的关不住，突出了春意的奔涌，自然让我们联想起那些从宫阙流水里飘出的红叶题诗之类。
　　中国古人历来有将“花”与“鸟”并称的审美倾向，与杏花、海棠密切相关的鸟，往往是白鹇。白鹇自古就是名贵的观赏鸟，唐代诗人李白曾写下“请以双白璧，买君双白鹇。白鹇白如锦，白雪耻容颜”的名句，在我看来，白鹇之色与杏花的红艳，构成了一种隐喻的转折，而“鹇”之“闲”，又昭示了古人的隐逸、孤洁向度。清朝文官的官服上，五品官的图样便是白鹇。
　　在平民生活中，庭院一般不种杏树，因而又有杏树不兴人的民俗。乡村种植杏树多在村外，杏耐贫瘠干旱，收获早，在五月的大麦成熟时，杏子也成熟了。杏子因为软，与女人的脸面近之，农人将谷草铺在树下，摇动树干，杏子就不会跌烂。其实，古时民间是广泛种植杏树的，因为杏也是染料。这主要是指杏树根和杏树皮。杏树的寿命约20年，树老干枯，人们将根和皮取下，捣碎煮烂，再晾干，就成为了杏黄的膏子。
　　《本草纲目》载，杏仁甘苦温冷，有小毒。两仁者杀人，可以毒狗。可见，具有情欲燃素的东西，有毒，不过是其威力的一种体现罢了。
　　每到春末，杏花、桃花、梨花都凋谢了，疯狂的油菜花犹如经历起义似的消耗之后，萎顿下来，也渐渐为葱绿的叶片所淹没，绿色主宰了大地。我行至那些篱笆墙边，那不再逸出墙头的杏花，使得篱笆墙空空如也，近乎稻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