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广西籍作家凤子从女性视角留下了国统区大后方的乱世生活剪影，特别是表现出了一个女作家对大后方女性在这一特定时期所显示出的新变动的高度自觉和敏感。她对大后方女性身上新变动的书写正是对新文学女性书写的呼应、延续和对接。如果以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鲁迅创作的关于女性的小说作参照，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新文学链的衔接，由此把握凤子小说对大后方女性书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图景的填补。
　　关键词：凤子 大后方 女性 文学图景
　　广西籍女作家凤子{1}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可谓一个独特的存在，因艺名盖过文名，较之20世纪30年代就引人注目的话剧明星角色，她的文学创作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在目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鲜有提及。但是，如果整体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女性文学史，凤子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她的小说是不应忽略的一环。凤子的小说创作始于1943年前后，作品多成于20世纪40年代。此期凤子辗转于大后方的桂林、昆明、重庆等地，但正如她本人所言，“在奇山异峰的桂林，在四季如春的昆明，和常年笼罩在雾中的山城重庆，面对如画的景色，我失去欣赏的心情和兴致”，而是试图“剪影一般留下一幅幅乱世生活的侧记和画像”，写下被她称之为“片断的故事”的短篇小说。{2}正是这些大后方乱世生活的“片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凤子小说创作在新文学史坐标中的定位。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战时国家分裂而形成特定社会背景下的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就此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而言，如果说丁玲从女性视角为我们留下了解放区的明朗色调，张爱玲从女性视角为我们留下了沦陷区“孤岛”上海大都市的浮世悲欢，那么凤子则从女性视角为我们留下了国统区大后方的乱世生活剪影，特别是表现出了一个女作家对大后方女性，在这一特定时期所显示出的新变动的高度自觉和敏感。凤子对大后方女性身上新变动的书写正是对新文学女性书写的呼应、延续和对接，如果以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鲁迅创作的关于女性的小说作参照，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新文学链的衔接，由此把握凤子小说对大后方女性书写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图景的填补。
　　一、从祥林嫂到银妞
　　人的觉醒和解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女性问题在新文学起始就引起作家的深切关注。鲁迅以其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将目光聚焦于饱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的妇女身上，试图揭示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社会动因，以引起广泛的关注，达到疗救的目的，祥林嫂便是浓缩当时现实中国下层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悲苦命运于小说的文学典型。我们可以从《祝福》描述的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意识来审视祥林嫂的命运。从社会环境而言，祥林嫂生活在鲁四老爷、四婶、婆婆、卫老婆子、柳妈等人中间，她被婆婆绑回卖嫁，生活在她周围的人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由此我们看到封建礼教对社会人心的渗透和强大的集体无意识力量，以及祥林嫂悲剧命运的必然性。从自身意识而言，支配祥林嫂抗嫁的精神动力是一女不嫁二夫的封建节烈思想，她对自我生命救赎的唯一办法是向土地庙捐门槛，当捐完门槛后仍不允许摸祭品时，“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她的精神世界轰然崩溃，无论是现实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在鲁迅的带动下，此期作家特别关注祥林嫂式的农村劳动妇女的不幸遭遇，王鲁彦的《在屋顶下》、许杰的《改嫁》《赌徒》、许钦文的《疯妇》《鼻涕阿二》、台静农的《烛焰》、彭家煌的《喜期》、叶绍钧的《遗腹子》等作品，集中展示了20世纪20年代女性在封建礼教重重挤压下命运的悲惨和精神的扭曲：有的被逼走，有的被卖掉，有的被逼疯，有的未成婚就成了寡妇，有的被典出去为别人生子。在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左右下层劳动妇女命运的巨大社会惯性和自身被重重挤压下的麻木。
　　当新文学发展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凤子为我们记录的关于大后方女性的“片断的故事”又有什么新的变动呢？我们不妨比较一下鲁迅的《祝福》和凤子的《银妞》中描述的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身意识，以及两篇小说主人公祥林嫂和银妞命运的同与异。主宰祥林嫂和银妞命运的重要人物是二人的婆婆，二人的婆婆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把自己的儿媳妇当作赚钱的工具，当自己的儿子不在时（一个死去，一个抓了壮丁），她们都将自己的儿媳妇卖嫁。不同的是银妞的婆婆在卖嫁前给银妞多了一点选择，“桃根媳妇，你自己做个打算吧，桃根已经当了壮丁了。也不晓得哪年才回得来。你愿意守呢，我也不多你一个吃饭，你愿意走呢，我也不留你，你自己拿个主意吧。”当银妞的婆婆到城里银妞家要人的时候，和祥林嫂周围的人不同的是，“亲戚邻居有的知道这件事，便都同情银妞，帮忙吴大娘（银妞妈），骂走了冉大娘（银妞婆婆）”。银妞和祥林嫂同为勤劳能干的下层劳动妇女，但她们都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思想，只是银妞没有祥林嫂那么执拗。更为不同的是，小说开篇就写到银妞上重庆城打了三年工，里里外外都变了个人似的，这无疑为她以后的人生取向做了精神上的铺垫，在婆婆死后她执意回到冉家村其目的就是“我愿意用我的力气换饭”，要“去做人”。祥林嫂去做工只能到鲁四老爷家这样的地方，不可能像银妞那样能够接受新的思想，更不可能像银妞一样多了一点人身自由和容纳她的社会环境，自然不会像银妞那样心中有了“人”的最初觉醒。
　　“女性的命运如何，更容易看出这个时代的特征和性质。”{3}透过祥林嫂和银妞的命运，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20世纪40年代较之20年代的民众精神意识和女性命运的变动轨迹。凤子小说对大后方银妞式女性的书写，恰是对鲁迅笔下祥林嫂式女性书写的对接。
　　二、从爱姑到小芳
　　与祥林嫂相比，鲁迅《离婚》中爱姑的性格大胆泼辣，丈夫要离弃她，她整整闹了三年，似乎很有反抗性。但是，爱姑的反抗凭借的是娘家的一点势力，并不是旧的婚姻制度。她所生活的社会依然是强势的男性话语，当她的对头由娘家势力可以抵抗一阵的丈夫换成封建制度的时候，她遭遇到了无形的精神压力。这时，连七大人的玩“屁塞”，吸鼻烟，爱姑都感到高深莫测，一旦精神上转为劣势，反抗性也就化为泡沫。面对七大人代表的男权制度的威势，爱姑只能怯怯地表白：“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爱姑和祥林嫂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正如祥林嫂不可能实现自我精神救赎一样，爱姑也不可能实现婚姻上的自主选择，因为她们遭遇的是强大的社会制度和强势的男性权力话语，当她们连自己都认为是“第二性”的时候，自我意识早已被无情地碾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