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台商”创业创新与“市外台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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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是一座新兴的组合式滨海城市,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东濒大海、南毗温州、西接丽(水)金(华)、北邻绍(兴)宁(波)。台州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就诞生了下汤人类文明,以现名为地方名的历史已愈1380多年。新中国成立后至1994年上半年,台州一直为地区行政公署建制。2003年,台州成为“长三角15+1”城市。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撤地设市以来,台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2007年,户籍人口近570万的台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23亿元(人民币,下同),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财政总收入21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0942元和8331元,三次产业比例为6.7:53.9:39.4。
  台州原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地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头30多年里,国家仅在台州的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作过7.5亿元左右的投资。由于摆脱贫困的冲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导致政府管理社会经常出现的真空”,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台州一些有胆识之士开始了外出谋生和兴办农村工业。经过近40年的演变,台州市目前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浙江省的中上位置(且已多年),并进入了工业化的“发展—成熟期”。同时,“在外创业的台州人已经将近有120万人,创办的企业达3万多家,个体工商户有25万户,年销售额达2500多亿元,接近台州市本埠的GDP。从经济总量的角度讲,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无形的台州’”。
  为加深对台州人在市外发展的认识,本文着重探讨“新台商”在“市外台州”创业创新的主要历程,适当描述新台州建设与市外台州建设的关系,力图用已有的理论加以阐释。
  
  一、创业创新和“市外台州”的含义
  
  创业,指人们在社会上“创立基业”,通常被引申至我们平时所说的“立业”。包含二层意思:一是创业的行为过程;二是创业的阶段性结果,即泛指某人在某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事业有所成就。本文所指的创业,侧重于当代台州人在经济领域的创业活动及其取得的创业业绩。
  本文的创新内涵,主要体现熊彼特(1937)的创新理论。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总结的创新包括下列五种方式: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来源,5、实现企业新的组织方式;他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并把“以实现新组合为职能的人称为‘企业家’”。
  “市外台州”是一个相对特指的概念。一般可以认为,自中国“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70年代后期的“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继而的“准强制性变迁”以来,当代台州人(现称之为现代台州商人,简称“新台商”)在台州以外地区创业创新发展所形成的经济实力、社会贡献、人脉关系、社会声誉(地位)、整体形象和正社会效应等综合成就的总称。也是在外地台州人和台州在外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的一种象征。同时,又使台州经济增加了一份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内涵。
  “市外台州”建设也是一个特指而又相对宽泛一些的概念。内容一般可以包括市外台州企业发展、市外新台商群体建设、市外台州商会建设、市外台州商会和企业的党的组织建设、市外台州商会和新台商参与当地和谐社会建设以及本地党委政府和工商联组织等在上述建设中的引领与指导等,涉及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建设各个方面。但其他各项建设的状况,取决于市外“新台商”企业发展壮大的程度和其对当地经济建设所作的贡献。
  综上所述,创业创新和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创业,是创新和经济增长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创业的基础或创业的行动,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创新也便无载体。创新,不仅为企业和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同样也让新的创业——建立新的企业更有效率。从这一意义讲,创业本身就是创新的具体体现,创新与创业同存,且互为因果。创业创新行动的组织实施者,就是企业家。而“新台商”在台州以外地区的创业创新,便是台州企业家群体对“市外台州”的发展。
  
  
  二、“新台商”市外创业创新的历程
  
  除丰富的人力资源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台州是一个物质资源禀赋极其匮乏的地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台州的快速和持续发展同样受经济资源短缺的约束。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两个时期,“新台商”要谋求经济收益最大化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必然要在台州以外的地方进行创业创新。
  1、台州农民早年游走市外的背景
  台州是一个民间具有从工经商传统的地区,千百年来,许多有一技之长的男性农民利用闲暇时间或从事作坊劳作或外出做手艺或行贩商贾,而心灵手巧的农妇们日常在家从事绣花、编织、纺织土布。但这一传统在“政社合一”时期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被强制取消。而新中国实施经济建设方面的“大跃进”政策,“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和“浮夸风”,给刚成为土地主人不久的台州农民兄弟带来的严重灾难,当时“不少人都患上了浮肿病,有些地方还饿死了人”;几乎接踵而至的农村“社教”和“四清”运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干群正常的工作关系;具有动乱性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也导致政府在管制社会上的经常失控。在计划经济年代,台州农民一直处于贫困的境地(下表的数据足以说明),1978年的人均纯收入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57-1980年台州农民人均分配收入(元,当年价)
  
  为改变贫穷现状的主观动机和社会管控因“派性”作祟经常产生松动的客观环境,让一些有经济头脑、有一技之长、有胆有识、更有吃苦耐劳品格的台州青年农民得以游走他乡在非农领域谋生。虽然这些农民有时要“冒经济与政治双重风险”,也没有外出挣大钱的宏伟目标,但至少因他们长年在外而为家庭省下口粮由此使家人的生计得以改善。从现今看,正是这些农民当年“闯荡江湖”的经历,才为他们成为一代“新台商”,并在“市外台州”建设中创业创新、大展宏图打下了基础。
  
  2、台州人市外创业创新的过程
  当代台州人较大规模的外出务工经商活动,主要发生在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以后,有三个基本特点。
  (1)党政推动。20世纪80年代初,台州全面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消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民脱贫致富步伐,地委行署首先提出“开发山海资源,发展种养加,大办建运服,搞劳务输出”的发展思路;继而于1984年8月召开四级千人干部大会,决定“依靠多轮驱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些发展地方经济的举措,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台州人外出开展非农活动。一是鼓励建筑工程队带动农民外出;二是运输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产生从业人员的跨区域流动;三是农产品的销售,特别是乡镇企业生产原料和产品的供销,需要大量的农民供销员从计划经济的隙缝中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实现;四是与乡镇企业同生共长的各类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专业市场(主要经营废旧原材料和二手设备),须得从全国各大中城市组织货源,由此壮大了收旧利废队伍;五是台州党委政府关爱民生而务实的意识形态和鼓励非农化经营的政策,让广大群众消除了“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忧,放心大胆地选择外出流动。这些有组织依靠或目标比较明确的外出务工经商的途径和方式,既有效降低了外出者的风险,也使他们在减少学习成本和少受挫折中砺炼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增长才干的台州人,其中一部分成了今日“市外台州”建设的主力军。
  (2)邻里效应。以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台州经济,具有很明显的集群(块状)经济特征,其经济优势在于知识和技术外溢的正外部性强和上下游产品的配套能力强。有研究表明,集群经济的发展,还与地方知识传承与扩散高度相关。集群经济的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台州人外出行为的选择上。比如,供销员帮助企业推销产品是件既“遭白眼”又“吃香”的事情,其成功背后是优厚的经济回报(通常让亲戚、邻居和同村人从他们的说话口气,穿、戴、用等方面感到他们“发了财”),不但激励其他人去尝试,同时也常常将受托请的亲朋好友携带其后或教给这些亲友一些业务门路;又如,在外游商从贾有所作为者,不时会有他们业有所成的信息在当时传递,令其他怀着外面生意好做、能赚钱憧憬的人们,奔赴他乡或跟随他们外出;再如,游走于各地的各行手艺人在活计忙碌时往往相对固定于一个地域,并从家乡叫上学徒或助手;也如,为减少求职的时间和不确定性,首次外出务工的农民们主要通过同乡、同学或亲戚朋友介绍获得第一份工作;还如,为扩大规模或提高安全感,外出者主动寻求家乡的合作伙伴或带领老乡到市外共同发展,等等。由此,台州人在市外的创业创新形成了具有效仿性质、传帮带性质和“马太效应”性质的邻里效应或同乡效应。
  (3)自觉必然。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主要手段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而企业家则是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行家里手。随着中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更早具有市场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新台商”,在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充分利用市场机会和“不断强化的区域发展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博弈)”的有利条件,在环境、资源和市场优势的比较中,更加自觉地投入“市外台州”建设。他们围绕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科学整合,凭借自身素质与经济实力,既求助“市长”,更依靠市场,至少通过三类方式实现“市外台州”的创业创新。一类是利用当地兴起和发展的商贸业,进入各类专业市场,扩大经营范围,拓展销售领域;另一类是选择合符当地产业导向的项目,获得产业扶持政策,新建生产工厂,抢占商品市场;再一类是依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创新融资方式,整合资源存量,参与城市建设。在实践中通过自学习和交互学习,他们的知识不断积累;在“试错”中通过吸取与总结教训,他们的经验不断丰富;在事业成功和壮大的过程中,他们的才干不断增长。随着“新台商”财富、声望和社会贡献的日益增进,他们在“市外台州”建设中的能量愈来愈大,配置经济资源的效率效益愈来愈高,经营成就也愈来愈巨。总之,通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新台商”在破解资源约束、实现资源配置、实施创业创新方面已从“自由王国”进入了“自觉必然”的境界。
  长期以来,台州市委市政府一直关心“市外台州”建设中的“新台商”群体,指导帮助他们建立商会组织,自1994年至今异地商会已发展到60余个;市领导经常到各地亲切看望“新台商”,听取意见和建议;2005年,市里召开以“联谊、发展”为主题,规模宏大的首届台州商人大会;2006年市有关部门在上海召开异地商会联谊会,构筑“青藤经济”联盟;2007年和2008年,市委市政府分别在武汉、沈阳举办发展“市外台州”研讨会和“市外台州”建设推进会,以此引导、激励“新台商”在“市外台州”建设和实施“回归工程”中更好地创新创业。
  三、“新台商”市外创业创新的理论分析
  结合上文对当代台州人市外创业创新发展主要历程的回顾,下面应用有关理论展开讨论,并进行学理解释。
  1、摆脱土地束缚是台州人早期创业创新的惟一选择
  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宪法秩序下,被限定在土地上的具有经济人理性、经商意识和工匠技能且“不安份”的年青台州农民,只能通过“有限退出农业”的方式实现增加劳动收益的追求。他们游走他乡在非农领域的创业创新活动,既是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的写照,也符合“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地”的一般经济发展规律。这是(基于农民集体劳作收入极低情况之上的)单位农地劳动力拥挤,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降低所致,与西方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中青年人的作用有几分类似。
  2、台州人的工匠技能是专业化和工业化基础与准备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经济是严重短缺的经济,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可靠的消费市场,这给习得工匠技能的台州农民为他人(市场)进行的专业化生产提供了机会。因此,工匠们常常成为早期的制造者。正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匠生产了种类不断增加的消费品,全面发展的工业化不久将从这些起点辐射开来。而政府通过消除经济增长的障碍和更直接地采取激励工业化的措施促进了工业化。通过对台州农民非农化活动过程的历史观察,我们认为,以上是台州人“市外建设”和台州农村工业化的逻辑起点和基本路径。
   3、从事商贸业是“新台商”低门槛创业创新的途径
  只要是为市场需要进行的生产,就需要为买而卖的商人和推销产品的经纪人(供销员)从事商贸活动。由于商贸业的投资可以免去制造业必须的固定资本,且可以通过控制经营规模与自身的筹资能力和风险偏好相匹配,而为“块状”工业行销产品往往只需要一些盘缠,因此,低门槛进入商贸业是“新台商”早期(至今)创业创新的普遍选择。这类方式的贸易使地区专业化成为可能,反过来,地区专业化又促进了贸易。在商贸业与制造业互为增进的过程中,“新台商”逐步完成了资本积累并为下一轮的创业创新和发展“市外台州”奠定了基石。
  4、如何选择经营方式取决于“新台商”的综合素质
  综观“新台商”的事业发展,其经营方式不外乎二类。一为从单业经营向纵向一体化演变,如办工厂、设分厂再到原材料—制造—销售的一体经营,或从租(购)摊位店铺、开连锁商店再到既兴办经营市场,又从事商品买卖;二为跨行业的多元经营,不少人已涉足制造业、商贸业、地产业、旅游业、物流业、采矿业和文化等产业的多个行业。无论是推行一体化决策还是实施多元化战略,目的都是要获得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利润”,但成功程度如何却通常受制于“新台商”实行生产要素新组合的能力和分权化经营的管理控制能力。
  5、市场竞争是“新台商”实施创新的外部制约条件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将会被选择。虽然新古典理论与现代企业理论的假设有很大差异,但盈利性都是检验企业组织效率的重要指标。由于创新具有可仿效性和可迁移性,企业需要不断实现新组合,以确保经营剩余。同时,创新需要支付成本和承担风险,实现新组合往往意味着通过竞争对旧组合加以消灭。成功实现正利润的企业可以扩张,而出现负利润的企业则被迫萎缩。熊彼特完整意义的创新包含技术、市场和组织(管理、制度)创新,而“新台商”的成长发展表明,他们依据竞争水平和风险偏好进行的各类创新是自觉和理性的,并且,更多的是依靠创新而非价格作为竞争的主要手段。
  6、市外发展与实施回归都是“新台商”的本质追求
  在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策略思想指导、推动下,区域间党政组织围绕加快发展的竞争日趋激烈。基于民营部门业已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事实,各地政府和各类经济组织愈来愈形成了在发展地方经济与加快企业自身发展(合作博弈)的“特定环境下共同持有的稳定信念以及参与人在该信念下的策略互动”。同时,政府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使得“经济行为根源于更广泛的政治体制,而政治上的决策又常常产生于经济事务”的现象更为显现,反映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市场机制与一个有代表性的非市场机制(即政治机制)”在并肩发挥作用。“新台商”建设“市外台州”和回归台州创业的行动,既说明“分析资源稀缺和配置的经济学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大量的政治现象”,也表明他们在最大化资源利用价值上的谈判力与日俱增。
  7、意识形态务实是“新台商”创业创新的强大驱力
  台州人不惧艰辛、百折不挠的传统人文精神和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伦理激励着“新台商”不断创业创新,并在市场经济进程中提升为兢兢业业、坚定执着、诚实信用、乐于奉献的现代商人品格。在为台州又好又快发展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新台商”在台州以外地区的创业创新中大显身手,为“市外台州”建设和提升台州的知名度、美誉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台州的区域文化和当地政府宽容并鼓励“新台商”创业创新的务实的意识形态,也伴随社会发展与时俱进。由“台州近40年的发展史,也是民间群众与各级党委政府在创业创新方面的互动史”这一点足以说明,“思想真解放,实事真求是;创业又创新、同谋大发展”的意识形态在台州业已成为党政组织与民间各界的“共有稳定信念”。它必将在“新台商”今后的创业创新实践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和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在“全民创业、全面创新”的环境里,依靠自身的发奋有为和政府的有效服务,“新台商”在今后的新台州和“市外台州”建设中,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系浙江省台州市打击走私与海防口岸管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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