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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元25年，东入关中的赤眉军进入长安，击溃了更始帝刘玄。在一派离乱的气氛中，二十三岁的班彪沿着当年秦始皇西巡的路线，越过六盘山，逃到了凉州安定郡的高平（宁夏固原）。他在逃亡的羁旅中写下了著名的《北征赋》。
刚经历了新莽的崩溃和赤眉军对长安的蹂躏，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并没有把对社会崩析的反思建立在对新朝施政的简单批判上；年轻的班彪用犀利的语言表达了他朴素的观察，将匈奴猾夏这一外部因素视作新莽速朽的关键。的确，当以节俭和孝道上台的王莽试图用“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汉因控制大陆人口迁移而陷入的支出泥淖时，他已经跨入了和前者相同的一条河流。
彼时彼刻，班彪的心中已经有了一杆天平。站在远离都城的固原，南眺新莽的焦土，班彪清楚无误地表达了他对汉文帝的欣赏：“从圣文之克让兮。”在他眼中，正是因为文帝所奉行的“不劳师而币加”政策，让汉朝收获了“岂曩秦之所图”的成就。
幸运的是，随着刘秀入主中原后，班彪也获得了司徒掾的职位。他一方面编纂《史记》之后的史事，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影响着东汉的命运。
“不劳师而币加”，这七字的字面含义深契东汉的经济状况。经历了王莽的穷追匈奴，“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随后连锁发生的绿林、赤眉、铜马叛乱，又如影随形地蹂躏了东亚大陆主要农产区的腹心区域。初定稍安的东汉实在无法拿出更多的剩余产品，来支持另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但作为一个控制大陆主要生产区的人群共同体，他们实际上还继承着来自前辈的任务—推动东亚大陆人群的迁移。
作为王莽时代留下的另一部分政治遗产，匈奴与汉朝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提到了刘秀的“破冰”对策，他在公元30年时，“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早在刘邦与匈奴和亲之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已成为农业帝国策略库中的固定选项之一，但刘秀“赂遗金币”的策略—以物质财富作为沟通的纽带—无疑更多带上了班彪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色彩。
“旧好”并不那么容易修复。东汉初年与匈奴的几次冲突，很快就让东汉出现了“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的状况，这为班彪策略的实践和之后的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班彪曾在新莽军阀混战时期短暂服务过陇西军阀隗嚣和窦融；隗嚣在割据之初，即已“招怀其（羌）酋豪，遂得为用”，而窦融的部队更是“五郡精兵，羌胡毕集”。一言以蔽之，面临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汉时期，那些悠游于农业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群，事实上成为割据各方争夺的焦点。河西诸郡的羌部，虽因新莽末期西域都护没于龟兹，暂时减少了在物资供给和军事义务方面之苦，但这些人群并没有远离农业帝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即将构成“不劳师而币加”的先决条件。
在班彪的建议下，光武帝形式上恢复了西汉时的护羌校尉，希望通过“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这一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匈奴。此外，刘秀还通过和亲、封侯等“币加”的方式，节约军事支出的成本，比如，“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对氐人则“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由此可見，“羌胡毕集”对于初兴待定的东汉而言，既是补充军事实力的有生力量，又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不劳师”的效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业社会普通生产者的流失。
经历了新莽之后的骚动，东亚大陆的社会格局又开始在重建中逐渐恢复秩序。窘于有限人力资源之困和外部的压力，用度不足的农业帝国也将更多农牧混合人群引入了迁移的通道。人类迁移的齿轮从不停歇，正如羌胡兵士早在西汉时便不惮于因频繁征发起而抗争，久受“絮缯酒米食物”的匈奴，对于“赂遗金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颇有免疫力了。好的消息是，“金币”总能找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人群。
二
匈奴对于东汉仍是头等大事。公元44年到46年，匈奴深入“地理漏斗”位置，“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另有两则文献提供了对此事略有差异的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细微的差别在于，前一条中是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联合后的强盛，而后一条当中，则暗示了“匈奴强盛”，携鲜卑和乌桓从属追随其后。但是，《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对匈奴当时情况的描述却与此截然相反：当时，“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以至于单于甚至害怕汉朝攻击，而主动求和亲。这种不幸甚至加剧了匈奴的分裂（两年后的十二月，“匈奴始分为南北单于”）。同书《乌桓鲜卑列传》关于公元46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的描述，进一步加剧了此事的扑朔迷离。
一边说匈奴强盛，另一边又说其“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与其他人群方才结盟，转眼国乱。有关匈奴的记录似乎首尾不符，那么只能将解开谜团的希望寄于另外两个主角的记载。随着匈奴北迁的推动下，“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的乌桓，在大兴安岭南部朝着燕山—太行一线越来越近，并因此在匈奴和汉朝之间依附不定。而鲜卑则位于乌桓更北面的大兴安岭腹地，因为有乌桓阻隔，起初与汉朝保持了距离。
综上来看，匈奴的这两个伙伴在南部帝国的视域中一旧一新，沿着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地理漏斗”的东壁—一字排开，在匈奴围绕高原顺时针运动的作用下，循循南进。如果说乌桓向南迁移的趋势，来自西汉击匈奴自东南向西、北移动的延续，那么鲜卑在东亚大陆的登场，则反映了某种更大的趋势。
回到匈奴这边，且不论“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背后所折射的生计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仍保持“杀略钞掠甚众”的旺盛势头，固然呈现了匈奴本身对补充生计物资的急迫需求，也反映出他们在“死耗太半”的同时，及时得到了足够的人口补充。那么鲜卑的出现则对这种亦弱亦强的状态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东汉观察者眼中的“匈奴强盛”和“死耗太半”，都只反映了局部事实，并不矛盾。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实力与社会生产水平锐减的匈奴又需补充生计物资（只能借以对农业定居人群的“钞掠”），同时又匮于人口不足，除了从高原东部的乌桓那里觅得援助外，唯有从蒙古高原以北（偏东）的北亚森林地带，引入外援。 因此，文献中所谓“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的描述，恰好呈现了事实的反面—匈奴不强，但凭外援。从“人畜饥疫，死耗太半”来看，不但人力不足，而且连可供乘骑的役畜也有匮乏之虞。从乌桓历史上“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观之，这种物质关系可能在双方间造成了某种紧张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与匈奴南北分裂的外在联系。虽然匈奴引来了新、旧援手，但这都无法改变东亚大陆地理构造对其命运施加的烙印。来自农业帝国的观察者也很快注意到了匈奴的“新援”。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在叙述“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后，还有一句，“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按照《后汉书》的叙述逻辑，匈奴北迁在前，刘秀“以币帛赂乌桓”在后，但“币帛”与出击是否还具有另一层关系，可以参照鲜卑的案例。
公元45年时，“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这是汉文文献首次提到东汉与鲜卑的直接遭遇，这次正值“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背景下的鲜卑南进，对东亚大陆的人类史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汉朝方面，也立即意识到这些匈奴新援的重要性，除了担心“三虏连和，卒为边害”，更是从中窥到了新的契机。东汉辽东太守祭肜“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册封鲜卑首领为“大都护”，并促使北方人群络绎款塞。
农业定居人群的单方面视角，往往将自己放在朝贡的中心位置，但围绕汉朝与鲜卑、乌桓这些农牧混合经济体展开的物质交换，清晰地展现了来自农业帝国一方“以币帛赂乌桓”“招呼鲜卑，示以财利”的起源。东汉给予鲜卑财利的同时，明确无误地表示：“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而乌桓方面得到头衔和各种优厚待遇的交换条件，就是“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很明显，东汉实际上是用币帛购买了鲜卑、乌桓的军事服务。
刘秀在班彪的建议下，继公元33年复设护羌校尉后，又重新设置了护乌桓校尉，进一步完善对鲜卑、乌桓的管理。得到财利和册封的鲜卑积极给予回应，在首领偏何的率领下随即攻击了北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此后更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在汉朝赏赐的激励下，鲜卑从匈奴的盟军转变为对手，“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农业社会剩余产品不但让汉帝国享受了不用武力而有斩获的胜利，西汉文帝时所谓“不劳师而币加”，已经完全转变为班彪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且开启了一种无法逆转的机制：这些剩余产品通过物质再分配脉络，对鲜卑产生了层层吸引。
受雇出兵获得的物质回馈，促使“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虽然我们不知道之前“币帛赂乌桓”、以财利招鲜卑以及“赂偏何击歆志贲”涉及多少金额，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准确地告诉我们，公元58年后归附的鲜卑大人们，他们得到的赏赐是“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这条重要的信息，不但透露了支付给鲜卑的金额，而且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这些资金的来源地—青州和徐州—不仅如此，这些钱款（以及折合成相应的“絮缯酒米”），其实是年复一年的固定支出。
班彪的政治哲学，在东汉初年得到了最出色的實践，用农业社会剩余产品为帝国的重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时，西羌引发的叛乱尚不严重，南匈奴、乌桓和鲜卑方才款塞内属，而且在汉帝国的带领下，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北匈奴。此外，每年二亿七千万钱的赏赐也还及时，足堪敷用。公元58年，汉明帝把年号都改成了“永平”，而再造东亚大陆农业帝国的幕后理论家班彪，已经于四年前去世了。
（选自《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中华书局）
公元25年，东入关中的赤眉军进入长安，击溃了更始帝刘玄。在一派离乱的气氛中，二十三岁的班彪沿着当年秦始皇西巡的路线，越过六盘山，逃到了凉州安定郡的高平（宁夏固原）。他在逃亡的羁旅中写下了著名的《北征赋》。
刚经历了新莽的崩溃和赤眉军对长安的蹂躏，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并没有把对社会崩析的反思建立在对新朝施政的简单批判上；年轻的班彪用犀利的语言表达了他朴素的观察，将匈奴猾夏这一外部因素视作新莽速朽的关键。的确，当以节俭和孝道上台的王莽试图用“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汉因控制大陆人口迁移而陷入的支出泥淖时，他已经跨入了和前者相同的一条河流。
彼时彼刻，班彪的心中已经有了一杆天平。站在远离都城的固原，南眺新莽的焦土，班彪清楚无误地表达了他对汉文帝的欣赏：“从圣文之克让兮。”在他眼中，正是因为文帝所奉行的“不劳师而币加”政策，让汉朝收获了“岂曩秦之所图”的成就。
幸运的是，随着刘秀入主中原后，班彪也获得了司徒掾的职位。他一方面编纂《史记》之后的史事，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影响着东汉的命运。
“不劳师而币加”，这七字的字面含义深契东汉的经济状况。经历了王莽的穷追匈奴，“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随后连锁发生的绿林、赤眉、铜马叛乱，又如影随形地蹂躏了东亚大陆主要农产区的腹心区域。初定稍安的东汉实在无法拿出更多的剩余产品，来支持另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但作为一个控制大陆主要生产区的人群共同体，他们实际上还继承着来自前辈的任务—推动东亚大陆人群的迁移。
作为王莽时代留下的另一部分政治遗产，匈奴与汉朝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提到了刘秀的“破冰”对策，他在公元30年时，“令中郎将韩统报命，赂遗金币，以通旧好”。早在刘邦与匈奴和亲之时，“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已成为农业帝国策略库中的固定选项之一，但刘秀“赂遗金币”的策略—以物质财富作为沟通的纽带—无疑更多带上了班彪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色彩。
“旧好”并不那么容易修复。东汉初年与匈奴的几次冲突，很快就让东汉出现了“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的状况，这为班彪策略的实践和之后的连锁反应创造了条件。班彪曾在新莽军阀混战时期短暂服务过陇西军阀隗嚣和窦融；隗嚣在割据之初，即已“招怀其（羌）酋豪，遂得为用”，而窦融的部队更是“五郡精兵，羌胡毕集”。一言以蔽之，面临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的“后”汉时期，那些悠游于农业定居文化之外的人群，事实上成为割据各方争夺的焦点。河西诸郡的羌部，虽因新莽末期西域都护没于龟兹，暂时减少了在物资供给和军事义务方面之苦，但这些人群并没有远离农业帝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即将构成“不劳师而币加”的先决条件。
在班彪的建议下，光武帝形式上恢复了西汉时的护羌校尉，希望通过“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这一措施所针对的对象，便是匈奴。此外，刘秀还通过和亲、封侯等“币加”的方式，节约军事支出的成本，比如，“遣羌豪杨封譬说塞外羌，皆来和亲”，对氐人则“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由此可見，“羌胡毕集”对于初兴待定的东汉而言，既是补充军事实力的有生力量，又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不劳师”的效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业社会普通生产者的流失。
经历了新莽之后的骚动，东亚大陆的社会格局又开始在重建中逐渐恢复秩序。窘于有限人力资源之困和外部的压力，用度不足的农业帝国也将更多农牧混合人群引入了迁移的通道。人类迁移的齿轮从不停歇，正如羌胡兵士早在西汉时便不惮于因频繁征发起而抗争，久受“絮缯酒米食物”的匈奴，对于“赂遗金币”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颇有免疫力了。好的消息是，“金币”总能找到乐于接受它们的人群。
二
匈奴对于东汉仍是头等大事。公元44年到46年，匈奴深入“地理漏斗”位置，“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另有两则文献提供了对此事略有差异的记载，“当是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光武初，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
细微的差别在于，前一条中是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联合后的强盛，而后一条当中，则暗示了“匈奴强盛”，携鲜卑和乌桓从属追随其后。但是，《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对匈奴当时情况的描述却与此截然相反：当时，“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以至于单于甚至害怕汉朝攻击，而主动求和亲。这种不幸甚至加剧了匈奴的分裂（两年后的十二月，“匈奴始分为南北单于”）。同书《乌桓鲜卑列传》关于公元46年“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的描述，进一步加剧了此事的扑朔迷离。
一边说匈奴强盛，另一边又说其“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匈奴与其他人群方才结盟，转眼国乱。有关匈奴的记录似乎首尾不符，那么只能将解开谜团的希望寄于另外两个主角的记载。随着匈奴北迁的推动下，“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的乌桓，在大兴安岭南部朝着燕山—太行一线越来越近，并因此在匈奴和汉朝之间依附不定。而鲜卑则位于乌桓更北面的大兴安岭腹地，因为有乌桓阻隔，起初与汉朝保持了距离。
综上来看，匈奴的这两个伙伴在南部帝国的视域中一旧一新，沿着南北走向的大兴安岭—“地理漏斗”的东壁—一字排开，在匈奴围绕高原顺时针运动的作用下，循循南进。如果说乌桓向南迁移的趋势，来自西汉击匈奴自东南向西、北移动的延续，那么鲜卑在东亚大陆的登场，则反映了某种更大的趋势。
回到匈奴这边，且不论“连年旱蝗，……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背后所折射的生计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仍保持“杀略钞掠甚众”的旺盛势头，固然呈现了匈奴本身对补充生计物资的急迫需求，也反映出他们在“死耗太半”的同时，及时得到了足够的人口补充。那么鲜卑的出现则对这种亦弱亦强的状态给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东汉观察者眼中的“匈奴强盛”和“死耗太半”，都只反映了局部事实，并不矛盾。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实力与社会生产水平锐减的匈奴又需补充生计物资（只能借以对农业定居人群的“钞掠”），同时又匮于人口不足，除了从高原东部的乌桓那里觅得援助外，唯有从蒙古高原以北（偏东）的北亚森林地带，引入外援。 因此，文献中所谓“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的描述，恰好呈现了事实的反面—匈奴不强，但凭外援。从“人畜饥疫，死耗太半”来看，不但人力不足，而且连可供乘骑的役畜也有匮乏之虞。从乌桓历史上“常臣伏匈奴，岁输牛马羊皮”观之，这种物质关系可能在双方间造成了某种紧张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匈奴国乱，乌桓乘弱击破之”与匈奴南北分裂的外在联系。虽然匈奴引来了新、旧援手，但这都无法改变东亚大陆地理构造对其命运施加的烙印。来自农业帝国的观察者也很快注意到了匈奴的“新援”。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在叙述“乌桓乘弱击破之（匈奴）”后，还有一句，“匈奴转北徙数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币帛赂乌桓”。按照《后汉书》的叙述逻辑，匈奴北迁在前，刘秀“以币帛赂乌桓”在后，但“币帛”与出击是否还具有另一层关系，可以参照鲜卑的案例。
公元45年时，“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这是汉文文献首次提到东汉与鲜卑的直接遭遇，这次正值“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背景下的鲜卑南进，对东亚大陆的人类史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汉朝方面，也立即意识到这些匈奴新援的重要性，除了担心“三虏连和，卒为边害”，更是从中窥到了新的契机。东汉辽东太守祭肜“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册封鲜卑首领为“大都护”，并促使北方人群络绎款塞。
农业定居人群的单方面视角，往往将自己放在朝贡的中心位置，但围绕汉朝与鲜卑、乌桓这些农牧混合经济体展开的物质交换，清晰地展现了来自农业帝国一方“以币帛赂乌桓”“招呼鲜卑，示以财利”的起源。东汉给予鲜卑财利的同时，明确无误地表示：“审欲立功，当归击匈奴，斩送头首乃信耳。”而乌桓方面得到头衔和各种优厚待遇的交换条件，就是“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很明显，东汉实际上是用币帛购买了鲜卑、乌桓的军事服务。
刘秀在班彪的建议下，继公元33年复设护羌校尉后，又重新设置了护乌桓校尉，进一步完善对鲜卑、乌桓的管理。得到财利和册封的鲜卑积极给予回应，在首领偏何的率领下随即攻击了北匈奴，“斩首二千余级，持头诣郡”，此后更是“岁岁相攻，辄送首级受赏赐”。在汉朝赏赐的激励下，鲜卑从匈奴的盟军转变为对手，“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农业社会剩余产品不但让汉帝国享受了不用武力而有斩获的胜利，西汉文帝时所谓“不劳师而币加”，已经完全转变为班彪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且开启了一种无法逆转的机制：这些剩余产品通过物质再分配脉络，对鲜卑产生了层层吸引。
受雇出兵获得的物质回馈，促使“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虽然我们不知道之前“币帛赂乌桓”、以财利招鲜卑以及“赂偏何击歆志贲”涉及多少金额，但《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准确地告诉我们，公元58年后归附的鲜卑大人们，他们得到的赏赐是“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这条重要的信息，不但透露了支付给鲜卑的金额，而且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这些资金的来源地—青州和徐州—不仅如此，这些钱款（以及折合成相应的“絮缯酒米”），其实是年复一年的固定支出。
班彪的政治哲学，在东汉初年得到了最出色的實践，用农业社会剩余产品为帝国的重建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此时，西羌引发的叛乱尚不严重，南匈奴、乌桓和鲜卑方才款塞内属，而且在汉帝国的带领下，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北匈奴。此外，每年二亿七千万钱的赏赐也还及时，足堪敷用。公元58年，汉明帝把年号都改成了“永平”，而再造东亚大陆农业帝国的幕后理论家班彪，已经于四年前去世了。
（选自《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