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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民佛教与“皇帝即如来”思想
北魏早期屡次进行大规模的徙民活动，组建北魏政权与建设国都平城就是这种徙民政策的成果。同样，北魏佛教也是因为徙民政策而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北魏建国以前是几乎与佛教无缘的鲜卑族拓跋部，建设平城后不久就迅速开展佛教活动，甚至第三代太武帝因佛教过于盛行还发布了废佛令。作为北魏佛教盛况的背景，徙民这种强行文化移植策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北魏早期的佛教，那就是“徙民佛教”。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也从建国初期开始实施保护佛教的政策，向在泰山隐居的竺僧朗派出使者，施舍衣钵等。同时，他又把河北赵郡的沙门法果请到平城，任命为道人统，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的佛教体制。法果称赞太祖为“明叡好道”，奉其为“当今如来”，主张沙门都应该尽礼。法果这种将皇帝放在国家佛教体制的最高位置上的思想，迎合了北魏胡族皇帝崇拜的特性。特别是经历了446年的废佛之后，这个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在宣布复佛的新主文成帝和沙门统师贤以及昙曜的时期，不断地出现皇帝崇拜的造像。
太武帝废佛与文成帝复佛
440年，北魏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意思是带来太平盛世君王，是救世主思想的一种。太武帝的亲信，汉族出身的崔浩与道士寇谦之勾结，以建设汉族的理想社会为目标，把太武帝推崇为“北方太平真君”。原本对佛教表示理解的太武帝迅速向道教倾斜。神麚四年（431年）太武帝修建用来与上界神仙沟通的高层建筑静轮宫，太延四年（438年）下令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后来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发动了中国佛教史上首次大规模镇压佛教的事件，烧毁所有佛塔、佛像和佛教经典，僧人全部活埋。今天在西安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都是5世纪后半世纪以来的作品，没有可追溯到废佛以前的作品。废佛实行了6年9个月之久。其间，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去世，十一年（450年）崔浩因祸被诛，正平元年（451年）和次年，皇太子拓跋晃和太武帝分别被暗杀。
从文成帝复佛至孝文帝时期，佛教发展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的平城，由国家来控制佛教集团。北魏时期，由国家任命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佛教行政机构（昭玄曹）的长官（沙门统）和次官（都维那或维那），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北魏皇帝居于最高位置。中央政府把握各州郡佛寺的数量以及僧尼的人数，僧尼像国家地方官或民生官一样地教化、引导国民。此时的皇帝崇拜已经超出理念上的“皇帝即如来”观念，而是出现了实体的“皇帝即如来像”。在文成帝、献文帝两代，集中营造国家级的纪念性大寺、大像亦绝非偶然，如452年的“如帝身石像”，454年的“为太祖以下五帝的释迦像”，460年由昙曜奏请的武州塞大像窟，467年的因皇太子诞生而营造的永宁寺和天宫寺的金铜大佛等。“皇帝即如来”思想，成为复佛后造像实践的动力，产生出皇帝崇拜到达极致的实物体现—巨大佛像群。
沙门统昙曜和云冈石窟
沙门统昙曜在北魏文成帝统治下促成了平城佛教鼎盛期的到来，也极力推进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据《魏书·释老志》载，来到平城的昙曜是以有操尚闻名于世，并且为恭宗（皇太子拓跋晃，景穆帝）所知礼。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师贤去世，由昙曜代之，道人统更名为沙门统。昙曜奏请文成帝在京城之西武州塞开凿五座石窟。同时，设置僧祗户和佛图户，把奴隶和罪人也编入到国家佛教机构末端，这样就整备了确保食物和劳动力的制度。并且，他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一起译出新佛经14部。据《续高僧传》记载，昙曜居住在恒安石窟通乐寺（云冈石窟），召集诸僧译经，他虽然担任沙门统的要职，但仍在石窟寺从事译经活动，同时，还在现场直接监督石窟的造像工程。 《续高僧传·昙曜传》没有记录昙曜去世的时间。据文献记述推测，冯太后集团成为政界的新兴实力派之后，感到难以驾驭统领佛教界的昙曜，于是迫使昙曜下台。昙曜下台的影响当然波及武州山石窟寺。在云冈石窟第11至13窟中，小规模的佛龛，即所谓“公寓式小龛”已出现以不规整的方式分布在壁面的倾向。这些小龛将教化僧或胡服供养人像表现于台座部位，是民间的个人或邑义开凿的小规模造像。此时，民间邑义组织已经可以在云冈石窟中自由地开凿属于自己的佛龛了。同时，自开窟以来统制武州山石窟寺的昙曜及其教团的力量逐渐衰弱，无法管理石窟。同样的状况亦涉及昙曜五窟，例如第17窟明窗的太和十三年（489年）铭比丘尼惠定龛，在昙曜为皇帝而修建的初期大佛窟里，一个尼姑开凿了自己的佛龛，这说明第17窟已经丧失了作为皇帝窟所应该受到的重视。《魏书》记载的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年）五月以后断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约10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皇帝行幸的记录。这意味着因为受昙曜下台的影响，武州山石窟寺和皇室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昙曜下台时间应该在太和七年（483年）左右。
北魏平城时代，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的结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比如，第一代道武帝和沙门法果，第三代太武帝和道士寇谦之，第四代文成帝和沙门昙曜等的组合，造就了“佛教—道教—佛教”的北魏平城时代的洪流。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北魏王朝第一明君的第六代孝文帝，没有找到能够携手并肩的宗教家。第七代宣武帝以后，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似乎都不出现了。因此，5世纪末以后的中央造像事业中几乎见不到僧侣的参与，取而代之的是宦官与皇帝深度结合以至于影响到造像，龙门石窟宾阳洞，就是很好的例子。
北魏早期屡次进行大规模的徙民活动，组建北魏政权与建设国都平城就是这种徙民政策的成果。同样，北魏佛教也是因为徙民政策而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北魏建国以前是几乎与佛教无缘的鲜卑族拓跋部，建设平城后不久就迅速开展佛教活动，甚至第三代太武帝因佛教过于盛行还发布了废佛令。作为北魏佛教盛况的背景，徙民这种强行文化移植策略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北魏早期的佛教，那就是“徙民佛教”。
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也从建国初期开始实施保护佛教的政策，向在泰山隐居的竺僧朗派出使者，施舍衣钵等。同时，他又把河北赵郡的沙门法果请到平城，任命为道人统，建立了由国家主导的佛教体制。法果称赞太祖为“明叡好道”，奉其为“当今如来”，主张沙门都应该尽礼。法果这种将皇帝放在国家佛教体制的最高位置上的思想，迎合了北魏胡族皇帝崇拜的特性。特别是经历了446年的废佛之后，这个体制进一步得到强化，在宣布复佛的新主文成帝和沙门统师贤以及昙曜的时期，不断地出现皇帝崇拜的造像。
太武帝废佛与文成帝复佛
440年，北魏太武帝改年号为“太平真君”，意思是带来太平盛世君王，是救世主思想的一种。太武帝的亲信，汉族出身的崔浩与道士寇谦之勾结，以建设汉族的理想社会为目标，把太武帝推崇为“北方太平真君”。原本对佛教表示理解的太武帝迅速向道教倾斜。神麚四年（431年）太武帝修建用来与上界神仙沟通的高层建筑静轮宫，太延四年（438年）下令50岁以下的沙门还俗，后来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三月，发动了中国佛教史上首次大规模镇压佛教的事件，烧毁所有佛塔、佛像和佛教经典，僧人全部活埋。今天在西安地区发现的佛教造像都是5世纪后半世纪以来的作品，没有可追溯到废佛以前的作品。废佛实行了6年9个月之久。其间，太平真君九年（448年）寇谦之去世，十一年（450年）崔浩因祸被诛，正平元年（451年）和次年，皇太子拓跋晃和太武帝分别被暗杀。
从文成帝复佛至孝文帝时期，佛教发展蒸蒸日上。这一时期的平城，由国家来控制佛教集团。北魏时期，由国家任命直属于中央政府的佛教行政机构（昭玄曹）的长官（沙门统）和次官（都维那或维那），作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北魏皇帝居于最高位置。中央政府把握各州郡佛寺的数量以及僧尼的人数，僧尼像国家地方官或民生官一样地教化、引导国民。此时的皇帝崇拜已经超出理念上的“皇帝即如来”观念，而是出现了实体的“皇帝即如来像”。在文成帝、献文帝两代，集中营造国家级的纪念性大寺、大像亦绝非偶然，如452年的“如帝身石像”，454年的“为太祖以下五帝的释迦像”，460年由昙曜奏请的武州塞大像窟，467年的因皇太子诞生而营造的永宁寺和天宫寺的金铜大佛等。“皇帝即如来”思想，成为复佛后造像实践的动力，产生出皇帝崇拜到达极致的实物体现—巨大佛像群。
沙门统昙曜和云冈石窟
沙门统昙曜在北魏文成帝统治下促成了平城佛教鼎盛期的到来，也极力推进了云冈石窟的开凿。据《魏书·释老志》载，来到平城的昙曜是以有操尚闻名于世，并且为恭宗（皇太子拓跋晃，景穆帝）所知礼。和平初年（460年）道人统师贤去世，由昙曜代之，道人统更名为沙门统。昙曜奏请文成帝在京城之西武州塞开凿五座石窟。同时，设置僧祗户和佛图户，把奴隶和罪人也编入到国家佛教机构末端，这样就整备了确保食物和劳动力的制度。并且，他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一起译出新佛经14部。据《续高僧传》记载，昙曜居住在恒安石窟通乐寺（云冈石窟），召集诸僧译经，他虽然担任沙门统的要职，但仍在石窟寺从事译经活动，同时，还在现场直接监督石窟的造像工程。 《续高僧传·昙曜传》没有记录昙曜去世的时间。据文献记述推测，冯太后集团成为政界的新兴实力派之后，感到难以驾驭统领佛教界的昙曜，于是迫使昙曜下台。昙曜下台的影响当然波及武州山石窟寺。在云冈石窟第11至13窟中，小规模的佛龛，即所谓“公寓式小龛”已出现以不规整的方式分布在壁面的倾向。这些小龛将教化僧或胡服供养人像表现于台座部位，是民间的个人或邑义开凿的小规模造像。此时，民间邑义组织已经可以在云冈石窟中自由地开凿属于自己的佛龛了。同时，自开窟以来统制武州山石窟寺的昙曜及其教团的力量逐渐衰弱，无法管理石窟。同样的状况亦涉及昙曜五窟，例如第17窟明窗的太和十三年（489年）铭比丘尼惠定龛，在昙曜为皇帝而修建的初期大佛窟里，一个尼姑开凿了自己的佛龛，这说明第17窟已经丧失了作为皇帝窟所应该受到的重视。《魏书》记载的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的记录，在太和七年（483年）五月以后断绝，自此至迁都洛阳的约10年时间里，一次都没有皇帝行幸的记录。这意味着因为受昙曜下台的影响，武州山石窟寺和皇室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昙曜下台时间应该在太和七年（483年）左右。
北魏平城时代，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的结合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比如，第一代道武帝和沙门法果，第三代太武帝和道士寇谦之，第四代文成帝和沙门昙曜等的组合，造就了“佛教—道教—佛教”的北魏平城时代的洪流。在这个意义上，被认为北魏王朝第一明君的第六代孝文帝，没有找到能够携手并肩的宗教家。第七代宣武帝以后，英雄皇帝和杰出宗教家似乎都不出现了。因此，5世纪末以后的中央造像事业中几乎见不到僧侣的参与，取而代之的是宦官与皇帝深度结合以至于影响到造像，龙门石窟宾阳洞，就是很好的例子。